民工短缺及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警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短缺论文,民工论文,社会经济发展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逐年递增。据统计，2003年全国外出务工农民9800万人，2004年外出务工农民保持平稳增长[1]。然而，福建沿海各地的众多中小民营企业却出现民工难招的所谓“民工荒”现象，劳动力市场出现“有人没工作、有工没人做”的尴尬局面。因此，透视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民工短缺这一矛盾背后的原因及影响具有现实意义。
一、局部地区特定人群和特定行业的民工短缺
毋庸置疑，目前就全国而言，劳动力市场仍然呈现供大于求。所以，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出现企业招工难的民工短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短缺，而是特定人员和特定行业的民工短缺。
1.特定人群短缺。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资料，严重短缺的工人主要是18～25岁的年轻女工，她们体力强、好管理、能够长时间加班而且生活负担轻，是发达地区电子、服装、食品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最愿意吸收的劳动力，这类农民工一般占到企业用工量的80％～90％。2004年广东第二季度劳动力市场监测数据也证实，在企业发出的用工需求信息当中，有78％的企业明确要求招收18～25岁的年轻女工[2]。
2.特定行业短缺。根据对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东南、浙东南等地区进行的重点调查表明，缺工严重的主要是从事“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又集中在产品竞争比较激烈的制鞋、玩具制造、电子装配、服装加工、塑料制品加工等行业，其中部分台资企业和中小型私营企业缺工更为严重[3]。缺工企业具有明显的行业分布特点，这些行业一般是技术含量低、利润空间小和劳动条件差的从事简单熟练工种的劳动密集型行业。
二、民工短缺的成因探析
民工短缺是特定背景下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从本质上讲，民工短缺是广大农民改善自身生存状态的临时选择，是由原来的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变为当前的从“差”的城市转移到相对“好”的城市、“差”的企业转移到相对“好”的企业，是农民无奈的又一次“自救”。
1.工资水平实质上“不涨反降”是局部地区民工短缺的根本原因
中国劳动力总体上供大于求，农村更是存在严重的隐性失业，导致劳动力价格长期持续走低，突出表现在农民工工资十几年来几乎没有增加。以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珠三角地区为例，在快速经济增长使社会整体收入水平不断上涨的情况下，民工的薪酬却一直徘徊不前。据有关研究表明，珠三角地区不少企业月工资在10年前就已达到600～1000元，但现在还是这个水平，12年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即使工资如此低微，许多工厂还常常拖欠，通常的做法是，每月只发生活费，年底只发年收入的一半，第二年不来就不发另一半，这无疑是对农民工工资的变相剥夺。
农民进城务工是有目的、有准备的理性流动，决定他进城的最主要因素是打工的净收入，即工资收入减去生活费用。而当前的现实是，工资水平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物价和消费水平却不断提高，尤其是2003年以来，中国的物价呈现恢复性上涨，CPI由过去的负增长转为目前的4％～6％，民工最基本生活资料粮食上涨得最为厉害。物价的上涨无疑导致了民工生活费用的大幅上升，所以，尽管名义工资维持不变或略有增加，但实际工资大大降低，农民工工资水平实质上是“不涨反降”，使他们很难维持和过去相当的生活水平，打工红利逐年降低。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月平均工资在700元（含加班费）以下的企业普遍招工较难，1000元以上的企业招工相对较为容易。由此可以看出，局部的“民工荒”并不能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都有了工作，是物价和生活费用的上升，使“打工不挣钱”以及其他一系列诸如工作条件差、工伤事故频繁、福利和社会保障待遇缺失、无形的心理成本等问题凸现出来，逼迫农民工不得不流向相对有利的企业和地区。
2.经济快速增长以及由此造成的对劳动力大量需求是民工短缺的直接原因
宏观经济的波动导致短期内民工供应增长赶不上需求增长。2004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7％，许多内地省份的增长也在两位数，广东、浙江、江苏的GDP的同比增长更是达到15％以上。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增长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北京、天津，深圳等使用农民工较多的26个城市2600多家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2004年企业雇佣的农民工人数比2003年增加13％[4]；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供应市场的增长却相对平缓。据有关调查数据显示，2004年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同比增长3.8％，与往年相比增长平稳。
对农村劳动力需求增长劲升而供应增长平稳，使得全国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有了轻微变化。2004年第二季度，全国113个城市中，求职者总数略大于职位数，分别为408万人和380万人，与上季度相比，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分别增长了19％和11.6％，需求人数的增长幅度高于求职人数[5]。
3.企业用工需求不合理是民工短缺的重要原因
许多企业强调招收18～25岁青年女工，这不但限制了企业招工范围，而且是对人力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加快了现有劳动力大军的“折旧率”，许多工人很快遭遇淘汰，不能充当廉价流动劳动力的后备军。若适当调整招工的年龄和性别比例，劳动力供应数量将成倍增加，将年龄放宽到18～40周岁，农民工数量会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3倍；将1∶10或1∶5的男女比例调整为1∶1，符合条件的民工供给数量会增加5倍[6]。
4.劳动力市场上信息沟通的时间、空间障碍是民工短缺的主要影响因素
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还不够成熟和规范，用工需求信息传递滞后，当宏观经济出现波动影响到劳动力需求的变化时，劳动力市场无法及时、准确地传递这种信息，造成劳动力供求在时间上不能紧密的对应。同时，由于缺乏诚信以及收费标准不合理等原因，劳动力中介市场并不能有效发挥用人单位和劳动力之间的纽带作用，劳动力市场上信息沟通存在空间障碍。农村劳动力获取用工信息更多的是依赖同乡之间的相互介绍，带有较强的地缘群体性，往往导致农民务工流向比较集中。
三、民工短缺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警示
这次“民工荒”并不是意味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根本性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低工资—高竞争力”链条象征性的断裂[7]。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预见长期不平衡的劳资关系有了变化的趋势，劳资互动中可能出现一些新机制，由此必然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1.劳动力成本上升成为不可逆转的社会趋势
“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低工资—高竞争力”的模式维持了20多年的时间，在这种模式下，任何提高打工者工资、改善他们就业环境的呼吁都显得苍白无力。也正因为坐守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发展战略，使一些地区的发展陷入一个低技术水平的陷阱，进行的是低工资、低教育、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高劳工淘汰率的恶性循环，直接影响我国劳动生产力的提高[8]。
当前部分地区出现的用工荒，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过去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形成的几乎是绝对的“强资弱劳”格局，有可能转变为相对的“强资弱劳”格局。劳方开始获得有限的讨价还价能力，能够促使资方主动提高多年未涨的工薪待遇，劳方的恶劣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会出现有限的改善机会，因此，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不可逆转的社会趋势。
2.企业面临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梯度转移
长期以来，部分沿海地区主要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数量扩张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雇佣廉价劳动力，压低工资、减少改善劳动条件的必要投入实现低成本，以获得订单，进行低附加值的加工生产，赚取利润，这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主要的增长方式。然而，当前面临劳动力成本必然上升的趋势，这将使一直以廉价人力成本作为竞争工具的低附加值产业逐渐丧失成本优势，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严峻挑战，同时预示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契机：企业或提高技术含量以进行产业升级，或实行产业梯度转移。
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一个地域集中到一定程度后必须调整，必须要向高附加值方向发展。产业结构持续高级化是核心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在市场作为主导配置机制的条件下，保持一个地区在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占据产业链的高地是必需的，只有不断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经济结构，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和加强自己的地位[9]。东南沿海经济发展已经到达一定程度，中小民营企业长期依赖的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正在大大弱化，以中低档制造业为主的民营企业已不能再以廉价劳动力作为最主要竞争优势。
实际上，对廉价劳动力的过度依赖和榨取，往往会导致资本劣质化，而对劣质资本的过度依赖，即简单靠扩大生产规模来保持增长速度，虽然能支持地方经济的短期繁荣，但是缺乏长期发展的后劲和应对变化的能力。同时，从科学发展观来看，大量使用民工的设备简陋、工艺落后的小企业，往往劳动生产率低、能源和资源消耗大、污染严重，这显然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和要求。因此，产业升级是提高这部分先发展起来地区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对那些企业利润空间狭小、无力提高工资、面临严重缺工以至于无法生产的企业，生存压力大，只有向劳动力资源更为丰富、成本更为低廉的内陆地区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是只有在产业内移带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在经营化优势消失后才开始向外寻求生存发展空间，是争取企业的最大利润，同时也是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出路[10]。内地相对于沿海地区，其劳动力成本优势更为明显，所以，尽管沿海地区的成本在提高，但通过产业转移仍然能让一些企业长期保持低成本的竞争优势。
3.地方政府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需要转变
从发展模式来看，最近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已经提出新的发展思路，提出协调、全面、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是对我们传统发展模式的完善和发展。长期以来我们提倡经济增长优先，特别是GDP优先，而且GDP计算不统计外来人口为当地政府增加财富的数量，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常常在发展经济中，只把农民工简单地当作工具使用，而不为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存在“重企业发展、轻农民工权益保护”的错误观念，这已经严重损害了整个地方的形象。在市场主导作用下，人口迁移的流向分布反映出迁移人口总选择那些经济增长快、就业机会多、收入水平高、充满发展活力的地区[11]。因此，一个地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实行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政策，把“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落实到具体政策实施中。其中转变观念是第一位的，要牢固树立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农民工利益为代价的正确观念，平等对待而不是歧视外地民工，提升外来民工的地位，给打工者以市民待遇，做好这些基础性的工作，帮助其迅速融入城市社会，从而最终增强本地区的区域竞争力。
从治理模式来看，维护民工的合法权益是地方劳动保障部门的职责范围，然而，由于中国的劳资关系中，资方一直占有着绝对的优势，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的增长速度，常常屈服于资本强权，在维护民工合法权益方面，常常工作乏力甚至存在维权职能部门严重缺位。“民工荒”实质上意味着这个城市的打工环境已经到了底限，反映了民工对于当地企业劳动用工环境的失望，更是表明了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在民工心目中公信度的下降。为此，地方政府必须反思进而完善行政行为，监督企业依法办事，规范用工，切实保障民工的合法权益。首先要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农民工工资的保障机制，切实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其次加强劳动保障监察队伍建设，加大劳动监督力度，定期检查劳动保护措施实施情况，对涉及工人的侵权行为即时监察即时处理，使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