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道主义到社会主义——论“五四”劳工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道主义论文,劳工论文,文学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五四”劳工文学是中国工业文学的初澜。从人道主义到劳工神圣，到平民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五四”时期劳工文学思潮发展的脉络；从普泛的人，到劳工，到底层工人，再到作为阶级的工人，是这一时期劳工形象的变迁线索。初始期的锐气与多元思潮的复合并存构成了“五四”劳工文学的总体风貌。
关 键 词 “五四”劳工文学 人道主义 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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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进入“五四”时期， 中国工业文学以“劳工文学”开始了它的初澜。它不同近代劳工文学那种基于改良主义思想对于劳工血泪生活的表现，而是在新的现代思潮之下的具有现代思想意识的文学形式的产物。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是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苏俄十月革命的激荡下提出“劳工神圣”这个口号的。但开始时它的含义还比较宽泛，是一个被孕于“人”的文学主体思潮中的繁杂的复合统一体。“人”的观念的确立，是民主、科学思潮在“五四”文学中的具体化。由于“五四”文学思潮并不是一个隔于整体社会思潮之外的独立体、人道主义自一开始便与建立民主政治的社会理想融为一体。因此，“五四”先驱者大都将对“人”的认识，进入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总体看法之中。在当时那个贫富悬殊、民众啼饥号寒的时代，人道主义思潮渐次集中到对民众的关注之中，“劳工神圣”的口号开始在知识界风行。应当注意的是，这一口号在一开始，还有较宽泛的人道色彩，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劳苦大众的关注上。蔡元培在庆祝协约国战争胜利的集会上说：“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运动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 ”〔1〕。
由于“劳工神圣”这一口号的宽泛而不确定性，使知识界开始意识到应当寻找到一个更确定地表达对贫苦下层人民同情关注的口号。李大钊《庶民的胜利》一文，使“劳工神圣”带上了平民色彩，后来又较早提出“平民主义”。但在文学中给这一意识定名的则是周作人。他在《平民文学》中强调，所谓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的区别，在于精神上的“普遍与真挚”，因此“我们不必记载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虽然他仍然以人性去阐释平民文学的含义，但毕竟打破了帝王将相的文学旧套，使文学更切近普通人生。茅盾正是在这一起点上，把平民主义与“为人生”的文学主张糅在一起。在主持《小说月报》之后，他明确提出：“新思想要求他们注意社会问题，同情于‘被损害与被侮辱者’”。〔2〕周作人、 茅盾等人在文学理论上的努力，再加上鲁迅、叶圣陶、王统照等人在创作上的实践，“平民主义”实际上成为与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与贫苦人民生活问题紧密相关的，着重表现“被损害与被侮辱”的底层人民的文学思潮，并成为“五四”时期劳工文学的主潮。
在各种思潮的复合交响中，社会主义思潮也悄然涌动。由于苏俄革命的启示，早期激进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大力介绍俄、德、奥等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中指出，德国战败“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一年后，他又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认定“劳工神圣”思潮是“新的经济组织上必然发生的构造”，而新的经济，则“促起劳工阶级的自觉”。 〔3〕实际上，李大钊已朦胧地把劳工看作一种现代经济的产物，以及一种集团力量来认识了。在以工人为主力的“六三”运动前后，社会主义已成为大多数刊物讨论“社会改造”时公持的思想，一时成为时尚，尽管这些思潮庞杂而模糊。20年代初风起云涌的工潮使人们更认识到作为阶级集团的工人力量。早期共产党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中一些从事工运宣传的知识分子如邓中夏、瞿秋白、沈泽民、蒋光赤等人开始宣传“革命文学”，试图将早期立足于人道主义的劳工文学渐次过渡到具有社会主义革命色彩的工人阶级文学，尽管这一过渡还远未完成。可以说，从人道主义到劳工神圣，到平民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五四”时期劳工文学思潮发展的脉络，从人，到劳工，到底层工人，再到作为阶级的工人，便是这一时期劳工形象的变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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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劳工文学的发生发展， 基本上受到上述处于流动状态的各种思潮支配。虽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多元思潮复合并存的状态，但大体来说还是有较明晰的时间阶段性。笔者试图糅合横向复合与纵向渐进双重因素，对其进行内容上的分析。
其一，劳工的伟力与创造。
将劳工视为人类世界的创造者，是“劳工神圣”思潮在文学上的最初反映。这些作品大都带有广泛的平民主义意味，尤其是在那些稍晚于《新青年》的刊物如《星期评论》、《新潮》、《少年中国》的作者群中，更加明显。这些青年作者情感激荡而涉世未深，易受思潮影响而观察实感不足，这种空泛是可以想见的。他们更多的是从人类角度讴歌劳工伟力，似乎尚未触及中国劳工的具体生活，而体裁几乎不出诗歌范围。郭沫若在《三个泛神论者》中，把他所心仪的泛神论者看作是靠劳动吃饭的人；在《地球，我的母亲》中把“炭坑里的工人”看作“全人类的普罗美修士”。《星期评论》作者群中沈玄庐的《工人乐》、《起劲》、《劳动世界歌》、刘大白的《红色的新年》，《少年中国》作者群中邓中夏的《游工人之窟》，再加上《新青年》作者群中的寒星（刘半农）的《铁匠》、《敲冰》、胡适的《威权》、周作人的《两个扫雪的人》等，也大都礼赞劳工伟大的创造。这些诗作中的工人形象极为模糊，有的甚至没有形象。在对劳工身份的界定方面，这些作者的看法比较接近蔡元培，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在沈玄庐《起劲》一诗中出现多种劳工，有现代产业工人意义的建筑工人、纺织工人，还有马车夫、轿工，甚至还有教师；邓中夏《游工人之窟》中也有趣地把医院、学校也看作“工人之窟”。作者表达的其实只是“没有劳动，就没有世界”这一抽象思想。在创作手法上，这些诗作抒情与说理色彩甚浓。由于急于表述观念，往往忽视直观的生活写实。
其二，劳工的贫困生活。
劳工生活的贫困，是“五四”知识者切实接触社会后所获得的第一个真实认识。与讴歌劳工创造伟力的诗作比较而言，这一类作品在总体上显然高出一筹。首先是它建立于切实的劳工生活实感之中，有沉郁的写实之风；其次是劳工的身份有明显的确定性，如车夫、学徒、织布工、木匠、铁匠、苦役、轿夫等；三是这类作品在体裁上超越诗歌范围，开始出现在一些写实叙事的体式中，如小说、报告文学等。更重要的是，从社会思潮来看，它摆脱了“劳工神圣”观念的模糊与宽泛，而将关注点聚集于被损害与被侮辱的底层人民，具有了较高的“劳工文学”意义。
在这类作品中，“人力车夫”现象的确引人注目。其实，文学中表现人力车夫，也是伴随着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而来的，以致报刊上也多次引发热烈的讨论。〔4〕而且，除了诗歌之外， 还大量见于小说与戏剧〔5〕，说明了“五四”作家的共同意识热点。一时间， 人力车夫成为“五四”劳工文学中最早最重要的形象，并从1918年延续到1924年。其实，描写人力车夫，早可见于晚清留日诗人与民初上海文人的诗中，但那些诗作的视角是从物质文明发现科技的进步，而在“五四”作家那里，发现的却是劳工的贫困。这类诗作极喜用冬季作为特定背景，使人们加深了对车夫“饥寒交迫”的认识。胡适那首著名的《人力车夫》似一幕短剧，通过坐车人与车夫之间的对答，道出了16岁车夫“半日没生意”、“又寒又饥”的痛楚与知识者的心中“酸悲”与“惨凄”。沈尹默的同题诗作，也在坐车人与拉车人一冷一热的反向对比中，表现出车夫的辛劳：车上人袖手而坐，仍感寒气逼人；而车夫虽着单衣，却因奔跑而流汗。无独有偶，周恩来稍后的一首《死人的享福》也体现出同一构思。刘半农标明“拟车夫语”的《车毯》一诗中，车夫为招顾客而买来华丽毛毯，只能将其铺于车上，而无法为自己取暖。在这里，冷与暖，华丽与肮脏，正是上等人与下等车夫生活的对比。
诗歌方面，在表现劳工贫困方面着力最巨成绩最高者，当属刘半农。首先，进入其文学视野中的劳工形象较为广泛，这在当时是无人能比的。他描写车夫、学徒、木匠、织布工、铁匠、船工等，并大量运用底层人民的口语，诉说多难而贫困的生活遭际。作于巴黎的《织布》一诗，状写织布工人虽拼尽一天的力气，却仍然没有完成当日进度；《学徒苦》中的学徒“食则残羹不饱，夏则无衣，冬衣败絮！”更有《面包与盐》中北京工人以盐与大葱聊以充饥。其次，在关注劳工物质生活贫困的同时，刘半农也力图透进劳工内心，传达出劳工因贫困而致的精神创痛。《老木匠》中主人公的痛楚来自于丧子；《拟拟曲》中的车夫老九由于贫困，甚至也得不到妻子的理解，死后，只有小女想到为他办丧。其三，刘半农还触摸到了劳工心中的不平与对不良社会的愤怒之情。“面色如土”的学徒不堪奴隶般的生活，愤然自念：“生我者，亦父母！”另一首《拟拟曲》则在写车夫们对上层政治的疏离厌恶之时，也写出对自己命运不公的认识：不管是光绪爷在位，还是曹老三（曹锟）出任总统，“隶苦子的只是咱们几个老百姓”。愤怒之下，劳工们也发出了生命的呼喊：“咱们不要抢吃人家的！可是人家也不该抢吃咱们的”（《面包与盐》）。
在小说方面，着力表现劳工生活的是文学研究会作家。自然，这与其遵奉的“为人生”的文学意识有直接的关系。他们由一般地关注现实人生，逐渐向关注底层人民转移。早在1914年，叶圣陶以文言写就的《穷愁》，已与当时“盛行的艳情滑稽各派是合不拢来的”。〔6 〕作品描写上海丝厂工人阿松因失业而至赌场卖饼，被诬参赌入狱。其母以寿衣作资将儿赎出，被房东逐出，死于街头。这篇小说实际上已显示出作者日后努力的方向。日后《夏夜》等篇，可看作这个方向的继续。与此期的诗歌相似，文研会劳工题材小说也多用将劳工的贫困不幸与社会上层的浮华享乐相对比的手法，显示出作家对劳工贫困根源的某种认识。孙俍工《隔绝的世界》，题目就显示这一意味。困顿的车夫与公馆阔佬其实是隔绝的两个世界。时近除夕，富人们恣乐打牌，却不许包月的车夫回家看望病重的儿子。富人恣情享乐之日，正是车夫之子丧命之时。作者着力写出富人们欢宴的场面，以此映衬穷人死别的凄楚。王统照《生与死的一行列》也写出了贫富隔绝的世界。一面是贫贱一生的老工人魏老儿死去，穷人为他送葬的死的行列，一面是街头熙攘往来的欢乐男女的行列。虽同在街头，却绝不相通。
文研会“为人生”的主张引发了当时以小说表现劳工的兴趣，使《小说月报》成为较集中刊载劳工小说的阵地。有几位并非名手的作者，在描写劳工生活方面，颇有可道之处。如利民《三天劳工底自述》、勒生的《贼——不幸的人》、梦雷的《懵懂》、济明的《寻常的泪》、许志行的《师弟》等等。其中《三天劳工底自述》与《师弟》同写学徒生活，不仅描述学徒体力上的艰辛，而且还揭示了徒工精神上所受的压抑。
如果说此时小说创作还是表现非产业工人（如车夫、学徒、轿工）的话，那么报告文学创作则把镜头摇向大工业的产业工人群落。由于报告文学体式上的特点，它大都表现重大事件中的劳工不幸与斗争，其中于皆平的《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与吴桢的《湖南煤矿水工惨状》，都是其中较优秀的作品，不仅揭示产业工人的生活惨状，而且还一定程度地表现了反抗斗争。另外，并不出名的作家梁绍文在1924中华书局出版的《南洋旅行漫记》是一部记录南洋一带社会现象的作品，作者用大量篇幅记录被称为“猪仔”的南洋华工的悲惨命运。在《卖猪仔的黑幕》、《活入阿鼻地狱的猪仔》和《终身无期徒刑的猪仔》等篇中，作者考察了猪仔苦工的历史起源与非人生活，揭示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应该说，在揭示劳工悲惨生活方面，报告文学更见出忧愤深广。但由于新文学之初，大多数文人作家大都无意创作与研读报告文学，更由于京沪文人对异地产业工人生活的隔膜，所以这类作品没有引起时人足够的关注。
其三，劳工的反抗与斗争。
社会主义思潮在“五四”劳工文学中的最初反映，便是歌颂劳工的反抗。在早期具有朦胧社会主义思想的作家笔下，已开始出现这类作品。如刘大白《红色的新年》、沈玄庐《起劲》、《劳动世界歌》等等，但这类作品不乏空想色彩。比如《红色的新年》设想—工—农置身于黑暗中，发出“不公，不公！”的呼号，倏而，望见从北极下来的赤潮从近东到远东，潮头上的锤儿锄儿“锄光了世间不平不公”，于是“这红色的年儿新换，世界新开！”此诗与其说是表明了劳工的反抗，不如说是象征性表述一种理想社会的前景，并未进入切实的表现。而客观反映劳工的反抗斗争，是在“二七”、“五卅”、安源等震动全国的工潮之后了。
20年代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潮，产生了一大批适合鼓动斗争需要的诗歌作品。这类作品大都短小，并具有明显的歌谣特征，可诵可唱。如发表于《新青年》署名“某工人”的《颈上血》，流传于安源煤矿的《劳工记》与五卅时期的《十二月革命歌》、《五卅小调》、《国民团结歌》等等。这一情形深刻影响了某些在上海从事工运的文人创作，如瞿秋白创作的歌词《赤潮曲》，注明“泗州调”的歌谣《大流血》与以一年十二月时令与花名起兴的《救国十二月花名》，再如彭湃的《劳动节歌》，都是带有民谣色彩的作品。
在记叙性文学作品中，表现工人运动的篇章也开始多了起来。《向导》第20期上发表报告文学《二七大屠杀的经过》，记叙了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全过程，特别描述了林祥谦就义时的情景。胡风发表于上海《民国日报》上的小说《两个分工会的代表》也以林祥谦为原型，展示了他从觉醒到牺牲的斗争过程。署名记者的报告文学《香港罢工风潮始末记》，不仅介绍了工人的加薪斗争，而且还在文末提出，应把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的高度：“罢工也是一种医治的方法，但不是一种根本的医治的方法，仿佛一个房屋快要倒塌，我们应该重新建造一个才是根本的方法。”
不同于“五四”时期表现劳工悲惨生活的作品，这类作品已开始出现较明朗的社会主义色彩。不仅“阶级”、“资本家”、“剥削”等词汇频繁出现，而且，开始把工人作为一种新的阶级集团与社会力量来看待，并试图用阶级斗争学说渗透文学创作。并且，这类作品日益引起新文学中心阵营的关注。由《颈上血》与《香港罢工风潮始末记》发表于《新青年》这样的刊物与瞿秋白的文人拟作歌谣便可以看出“五四”中心意识形态对此的认可。虽然这类作品在“五四”“人的文学”中尚不占主流，但在思想内容与体式技法上，都暗示了劳工文学在日后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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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五四”劳工文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我们仍得承认，此期的劳工文学还不能算作一个较成熟的完整、独立形态。（鉴于此，我们在文中使用“劳工文学”而弃用“工业文学”以称谓之。）细加剖析，有以下两点。
一是“五四”劳工文学中的“工人”概念界定不明确，工人形象单薄而模糊，品性不甚完整。自然，这其中有客观的社会环境的限制。由于此时中国工业尚不发达，而建立于工业文明基础上的都市形态尚未达到30年代的那种繁荣与成熟，使新文化中心意识形态并未将工业作为认识近代社会的基点。加之新文化先驱大都寓居北京这样一个经济极不发达的都市，产业工人由于数量极少而无法引起知识界足够的重视，而学者教授这种在当时有尊贵社会地位与优渥经济地位的职业又局限了他们与产业工人的交往。就他们的日常生活来说，只能通过出门必坐人力车、家中必雇请女佣这过于狭窄的途径对劳工进行极有限的接触。进入他们视野的只能是一些从事传统行业的个体劳动者，如车夫、女佣、杂役、铁匠、木匠、学徒、轿夫等等。〔7 〕“五四”时期教授型作家大量创作以人力车夫、女佣为形象的作品即是例证。这种情形甚至在以后不短的时间内仍然普遍存在。如30年代，老舍与友人谈及包月车夫而作《骆驼祥子》；新月诸人聚餐叙讲家中女佣而有了凌叔华的《杨妈》等等。〔8 〕这情形并不如后来瞿秋白所訾讥的“站在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的地位来可怜洋车夫老妈子”的“洋车夫文学”与“老妈子文学”〔9 〕，而是如茅盾所言：
有人说，中国近来小说范围太狭。……谈人道只有黄包车夫给人打等等。实在这不是中国人没有能力做好些的。这实在是现在的作家的环境如此。作家要写下等社会的生活，而他不过见过黄包车夫给人打这类的事，他怎样写别的？〔10〕
而在上海，虽然其工业发展冠盖远东，但在“五四”时期还未成为文化中心。而且，由于工业区在远离市中心的浦东、沪西一带，大量工人相当集中地居住在这些区域的棚户区，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知识者对他们的观察。
与此相应，由于知识界与工人的交往认识有限，也导致劳工文学表现工人品性的极不完整。多数作家们似乎还没有注意到产业工人作为新型经济组织的主角，对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变迁。换言之，并未注意到工人作为阶级的集团力量，作为都市人的文化特征与作为“经济动物”的社会动力，而只注意到较容易被观察到的某些生活侧面，如贫困。所谓“工人”与宽泛的底层人民概念无异。因此，劳工题材与表现底层人民生活的总体形态区别不大。虽然也有少量作品涉及到劳工的道德与人格美，如鲁迅《一件小事》对工人品质的赞颂，刘半农诗中对工人“出力挣活”的健康人生观的描述，彭家煌《Dismerger》对德国工人单纯而善良自重品质的描写， 但毕竟，这声音太微弱，而被淹没于表现贫困的主声浪中。整体而言，“五四”劳工文学缺乏对工人生活各个侧面的记录。当然，这种局限，除作家自身的原因外，更是整体社会状况使然。要改变这一情况，恐怕只有等到30年代了。
第二，是广泛存在于劳工文学中的知识者视角，使其很难从总体的“知识者文学”中独立出来。在“五四”作家对劳工的深切悲悯中，包含了较明显的居高临下的态势。“低贱”的劳工作为人的尊严，其实是“崇高”的知识者的意识在作品中给予的。在知识者的强大自信面前，劳工自然处于被悲悯被解放的地位。知识者与劳工的关系，似乎还见不到第二种。即使是李大钊这样的共产党人，也深信不疑地说：“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者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11〕
由此，由知识者替代工人表述思想，成为极普遍的情形。换言之，大多数作品并未将工人作为客观描述的主体，以致只是作为知识者本人精神世界的一个补充说明，比如，歌颂劳工的伟力创造，基本上是以“人的发现”为基准提出的人类问题，还远不是对具体工人生活的描述。而对劳工贫困问题的关注也带有究诘人生诸种意义的问题小说色彩。庐隐的小说《灵魂可以卖吗？》描写上海女工由于资本家不许她们运用思想而感到自己成为会说话的机器，因而提出“灵魂可以卖吗？”这一类既带有知识者意识特点、而又带有知识者腔调的问话，足以见出这篇作品与真正工业文学的遥远距离。至于胡适《人力车夫》中客人虽然“心中凄惨”、“酸悲”，但仍然坐上车去“拉到内务部西”的著名情节与沈尹默等人的同题材诗作，也仍然只在表述知识者宽悯人间的人道主义情怀。即使是鲁迅《一件小事》这样杰出的作品，我们仍能读到一个“我”字：
而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应该说，作者表明的知识者人格追求与拔升，不比表现车夫更弱。知识者被榨出“小”，其实是人格的扩大。
郁达夫的名篇《春风沉醉的晚上》素来为人推重。这篇小说较早以产业工人为表现对象，而且在表现工人品性方面要比同时期作品高出许多。它较全面涉及到产业工人的工作起居、对资本家剥削的认识、对同类底层人的关切扶助等等，堪称此期最优秀的劳工文学作品。但全体看来，这篇作品也是作者“自叙传”系列中的一个部分：陈二妹贫困而尚可维持的境遇，对比说明了文人寒士的更加落魄；陈二妹单纯而美好的友情，是“我”最终“欲情净化”的动因。作品结尾仍表明了知识者的自我人格追求：“我觉得我的周围，忽而比前几秒钟更光明了。”即使如《薄奠》这样客观描述车夫惨状的作品，也旨在说明“这些苦楚，都不是他（指车夫）一个人的苦楚”。抒情主人公“我”并非只是观察劳动者的配角，而同样是主角——困厄的知识者。
在某些描写工人革命的作品中，人物其实充当了作者传声筒的作用，至多不过是表明了知识者走近工人的意愿，如叶圣陶的《苦菜》。对此，我们还可以印证于田汉早期的剧作。《午饭之前》是描写工人思想转向的。工人家庭中的大姊上午还是笃信基督的不抵抗者，而在听到二妹在厂里索薪斗争中牺牲后，于午饭之前彻底觉悟：
上帝！不，你这恶魔，滚到地狱里去吧！我要复仇！我要踏着他们的血前进！
真是掷地有声！但她果然能切实地进入工人运动中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无法想象这样的决定有多长的持久性。剧中让另一人物二姊匆匆去家中宣传，又匆匆赶到厂里斗争，乃至很快死去，只是为了安排大姊匆匆的人生转向。而大姊的转向，恰恰只是作者粗糙的思想意识的转述。我们丝毫不怀疑作者的真诚，但更认为，这正显示了知识者对客观真实的工人斗争的隔膜。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劳工文学在整个“五四”时期，是一个并不发达的门类。或依附于“为人生”的旨在表现底层人民的启蒙文学形态之中，或尚未脱离知识者文学范畴，缺少独立存在的可能性。因此，说它只是20世纪中国工业文学的初态，不为妄言。
收稿日期：1997—05—25
注释：
〔1〕见《新青年》15卷5号。
〔2〕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13卷7号。
〔3〕见《新青年》7卷2号。
〔4〕这类文章有李冰心等《人力车问题》、 疑始《人力车夫生命问题》、周海之《我对于改良人力车的意见》等。
〔5〕著名的小说如鲁迅《一件小事》、郁达夫《薄奠》、 孙俍工《隔绝的世界》，戏剧如陈绵《人力车夫》、陆家健《车夫的婚姻》等。
〔6〕顾颉刚：《〈隔膜〉序》
〔7〕以车夫为例。据称30年代北平车夫有8万之众，靠车夫养活的人至少有16万以上，占全市人口1／10。可见，车夫虽非产业工人， 但在北京这样的传统都市，仍构成工人之主体。那么，20年代北京车夫情况由此也可想见。参见吞吐《北平的洋车夫》，载《宇宙风》1936年第22期。
〔8〕见胡适为凌叔华《杨妈》所写题记。
〔9〕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 《瞿秋白文集》第2卷。
〔10〕茅盾：《文学与人生》，收入上海民智书局《新文艺评论》，1923年版。
〔11〕李大钊：《知识阶级的胜利》，载《新生活》1920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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