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同盟：面向21世纪的全面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日论文,同盟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九一一事件后，以反恐战争为契机，美日对双边同盟关系进行了新的调整和重新定义。通过公布“共同战略目标”并就驻日美军整编最终报告达成协议，美日同盟进入“新阶段”。美日同盟的调整及其未来走向对日本的安全政策走向、东亚地区安全环境和东亚地区合作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九一一事件后美日同盟的调整及其特点
美日同盟是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政策的产物。美日于1951年签订安保条约，经过1960年的修订和1978年制定“美日防务合作指针”，其双边同盟的框架与合作方式基本确立。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经过短暂的“漂流”之后，双方于1996年对同盟关系进行新的定义。特别是九一一事件后，美日对同盟进行了新的面向21世纪的全面调整。为应对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威胁，美国开始调整全球军事部署，强化已有的同盟并建立新的非正式同盟，以维护全球霸权。日本以此为契机，通过强化“世界中的日美同盟”，搭乘反恐战车，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目标。这次调整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
（一）提高同盟的效率
同盟的效率和可靠性决定着同盟的存亡。面对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新型威胁， 美日于 2002 年年底决定执行“防务政策评估计划”（ Defense Policy Review Initiative,DPRI），探讨如何使美日同盟转型，以适应21世纪的地区和全球安全环境①。该计划已经成为双边同盟走向全球的跳板②。2005年10月双方确定在新的安全环境下为应对多样化的威胁，采取以下关键措施加强双边安全与防务合作：（1）紧密和持续的政策与行为协调；（2）促进双边紧急措施计划；（3）提高信息分享与情报合作；（4）提高相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5）扩展在美国和日本的训练机会；（6）美军与自卫队共用设施；（7）弹道导弹防御合作③。美国学者科萨认为，九一一事件以来美日“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是史无前例的，大大超出美国的期望”④。
根据驻日美军整编最终报告：2008年9月前， 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陆军第一军司令部将改编成“综合作战司令部”， 迁至位于日本神奈川县的美军座间基地；2012年前，在座间基地新设日本陆上自卫队核心部队中央快速反应部队的司令部；至2010年，日本航空自卫队航空总队司令部将转移至位于东京都郊外的美军横田基地，基地内将新设“日美联合运用协调中心”⑤。美日还决定加快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建立导弹防御系统本身使得更大的美日战略和行动一体化成为必需。美日军事一体化的程度和同盟的效率将在未来十年随着双边军事部署的整合而日益增强。
（二）扩大安全合作范围，由日本“周边事态”扩展到全球
1996年美日同盟的重新定义中，美日双边合作的范围界定在亚太地区，即日本的“周边事态”。2005年2月出台的美日防务磋商“2＋2”会议声明， 明确界定美日合作范围在全球，并公布了同盟的全球和地区战略目标⑥。2005年10月29日公布的《美日同盟：面向未来的转型和整编》中，美日重新审议了同盟的作用、使命和能力⑦，确定双方的主要合作领域包括：（1 ）保卫日本和对日本的周边事态做出反应；（2）努力改善国际安全环境，例如参与国际和平合作活动⑧。 双方同意进一步提升双边安全防务合作水平，其合作的范围较1996年相比有较大拓展。双方决定重点提高以下领域的合作：空中防御；导弹防御；防扩散合作；反恐合作；扫雷、海上拦截和维护海上安全的其他合作；搜寻与救援活动；情报、监视和侦察活动；人道主义救援；重建支持行动；维和行动及与之相关的对其他国家的能力建设；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袭击；相互后勤支持；等等⑨。《美日同盟：面向未来的转型和整编》为未来美日防务合作的调整提供了一个框架，后续的相关协定和指针将使这一框架更具体化并落到实处。目前，修订新《防务合作指针》也已提上日程。
日本还是布什政府“防扩散安全倡议”（PSI）的坚定支持者。 布什总统于2003年5月提出该倡议，日本参加2003年6 月在马德里举行的第一次会议。 日本于2004年10月 26～28日首次承办PSI训练，在训练中，日本出动了9艘舰船和6架飞机⑩。通过实际行动，日本进一步向美国表明其使用海军设施在全球范围内反恐的决心和承诺。
（三）同盟的进攻性和日本对外军事行为能力日益增强，美日谋求共同主导亚太安全
冷战时期，美日同盟的作用主要是保卫日本、抵御苏联的进攻和平衡苏联的影响。通过1996年的调整，美日同盟成为保卫日本、应对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等“周边事态”、平衡中国影响力的平台。而经过本次调整，美日明确将同盟作为主导亚太安全的基本框架，同盟的进攻性和干预性明显增强。在2005年 2月美日防务磋商“2＋2”会议上，确定了美日同盟的12项共同地区战略目标，包括：日本的安全、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朝核问题、台湾问题、中国军事透明化、俄日关系正常化、东南亚的和平与稳定、武器销售和军事技术的转让、海上交通安全等。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日本首次愿意公开把台湾问题纳入美日安保合作的范围。
反恐战争后，为给美国的海外军事行动提供紧密的支持，日本先后通过了《反恐特别措施法案》和“有事法制”等一系列法案，为日本向海外派兵扫清了障碍。日本派海上自卫队赴印度洋为美国提供后勤支援，并派陆上自卫队支援伊拉克重建。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首次在战时向海外派兵。自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开始加强自身军事力量建设。现在日本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军事强国。日本的防务开支居世界第二位，具有远远超过其邻国的进攻性和防御性制空和制海能力(11)。日本的空军能力仅次于美、英、法三国，居世界第四位；其海军能力仅次于美国(12)。如果日本突破宪法的束缚，更自由地发挥国际作用，美日同盟的干预性和进攻性将进一步增强。
美日深化同盟的战略意图
美日同盟的深化，既是对新威胁、新环境的一种调整和适应，也是美日双方地区战略和全球战略调整的结果。
（一）美国的战略意图
从美国方面看，其对美日同盟的调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战略意图：
1.使美日同盟全球化，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
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是冷战后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尽管其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在当今世界无可匹敌，但美国要称霸世界仍显得力不从心。美国希望根据新的威胁和国际形势重新定位和改造同盟，以分担负荷，为保持美国的霸权服务。2005年2月公布的“共同战略目标”明确界定美日同盟的全球性质， 其全球共同战略目标包括：促进人权、民主和法治等基本价值；加强美日伙伴关系以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消除恐怖主义；加强联合国的作用；稳定全球能源供应等(13)。
“结束暴政”、“促进民主”成为布什政府第二任期的重要战略目标。赖斯关于“转型外交”的思想认为，美国必须在整合安全、经济、民主等战略资源的基础上全面推进美国战略利益，同时要求外交更多地与经济重建、民主促进以及军事行动相结合(14)。美国希望日本在“促进民主”方面有所作为。2005年12月，美日在华盛顿正式宣布建立所谓“战略发展同盟”，公开表示他们对贫穷国家的财政援助将与这些国家的经济改革以及政府管理状况挂钩，与此相适应，美日同盟正超越双边，发展成全球盟友关系。
2.维护东亚地区稳定与繁荣。
维护东亚地区的稳定与繁荣一直是美国东亚政策的目标。九一一事件后，美国认为，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新威胁的出现以及朝核问题、台湾问题、南中国海和马六甲海峡的航行安全等问题的悬而未决，使东亚安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前所述，为维护东亚地区的稳定与繁荣，美日把涉及到朝核问题、台湾问题、海上运输安全、东南亚繁荣与稳定等12项内容列为地区共同战略目标，其安全合作从日本“周边事态”全面扩展到亚太安全事务的各个领域，美国作为区外大国，美日同盟是实现其东亚战略的支柱。2005年10月的美日防务磋商会议上双方认为，美日防务合作的深化将提高东亚的安全并确保同盟依然是地区稳定之锚。
3.防范中国，应对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挑战。
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其东亚领导地位面临的最大挑战。在2006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美国把中国视为最有潜力与美国展开军事竞争，并把破坏性军事技术投放战场，以抵消美国传统军事优势的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新兴大国。美国的目标是塑造新兴大国的战略选择，确保没有任何外国势力能够在地区或全球安全中成为主导性力量(15)。该报告还提出，应将美国海军目前60％的核潜艇部署到太平洋海域，并采取措施确保11艘航母中至少有6艘能随时在太平洋地区投入战斗。美军自2006年6月起在太平洋地区组织三次海上军事演习， 成为美国近十年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军演。美国拉盟国参加导弹防御系统、将战略重点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加强美日联合军事行动、推动美日台准军事同盟的发展等一系列举措，都包含着从军事上围堵和威慑中国，阻止中国成为地区主导性力量的意图。《华盛顿时报》的记者比尔·格茨更明确指出：美国正在亚洲全面集结兵力，以应对中国“威胁”(16)。
（二）日本的战略意图
1.依托日美同盟，成为政治军事大国。
成为政治军事大国，实现“普通国家化”，是21世纪初日本的重要战略目标。随着战后新生代的掌权和保守势力的得势，这一要求更加迫切。而日美同盟是实现其目标的依托和重要平台。日美同盟的强化至少在三方面有利于实现日本的目标：一是提高日本在同盟中的地位；二是提高日本的军事实力、军事行为能力和国际地位；三是缓解其他国家对日本走向政治、军事大国的疑虑和压力(17)。因此，日本选择依靠军事上超强的美国，在同盟的旗帜下，更活跃、广泛地参与地区和全球安全事务，一步步拓展自己的国际空间和军事实力。小泉强调进一步加强“世界中的美日同盟”，既迎合了美国的战略需求，也是为了服务于日本的战略目标。
2.塑造稳定的地区安全环境，保障日本“海上生命线”。
作为资源极度匮乏的经济大国，日本 90％以上的石油需要进口。 经波斯湾的西南航线成为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因此保障“海上生命线”的安全成为日本生死攸关的利益。鉴于亚洲邻国对日本军事发展动向非常敏感，日本采取与美国联合行动，维护海上安全，甚至争取在有争议的钓鱼岛、东海争端等问题上取得美国的支持。 2005 年日本制定了“西南岛屿有事对策”计划并形成了完整的作战方案。2006年初美日举行的“夺岛”两栖登陆作战演习就是以中国为假想敌，目的是加强在钓鱼岛等争端岛屿对中国的防卫力量。在2004年《防卫计划大纲》中，日本提出“一体化安全战略”，其战略目标不仅要“保卫日本”，还要主动“改善国际安全环境”(18)。为应对新的威胁，日本更加强调加强日美同盟来保障自身安全。
3.牵制中国，争取地区事务主导权。
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良好发展，日本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和警惕与日俱增。在2004年日本新的《防卫计划大纲》中，首次提到要关注中国的核武器、导弹、海空军现代化建设及海洋活动扩大等动向。日本在美国的推动下积极介入台海问题，就是为了加大在这一问题上对中国的牵制。日本积极与美国合作研发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主要是针对中国。
纵观东亚国际关系史，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日本明治维新后实力迅速扩展，取得优势地位。而目前中日两国同时处于上升时期，这在历史上从未有过。对中国的崛起，日本充满了焦虑和不安，为此，小泉政府强化美日同盟，加强与印度、澳大利亚、中亚各国等的外交，展开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极力争夺地区事务主导权。目前，日本正以军事实力和日美同盟为后盾，为在钓鱼岛问题、东海争端等一系列问题上与中国相抗衡做军事准备(19)。
影响美日同盟的因素
同盟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承诺相互提供军事支持以反对在特定情况下的外部行为者，它不同于集体安全、安全共同体等其他安全关系。同盟关系的演变，受国际、国内政治安全环境的影响。维系同盟的核心在于共同利益。如果共同利益的重要性下降或消失，同盟就面临危机。盟国之间还存在“卷入”和“抛弃”的担忧。美日同盟的未来也取决于双方的利益认同和分歧。尽管美日防务合作的深化程度前所未有，但是，同盟关系的发展依然存在着变数。
（一）维持同盟存续的因素
按照美国学者斯蒂芬·沃特对同盟的分析，同盟存续的原因主要在于：（1）霸权领导，霸权国通过诱导或威慑的方式，维持同盟的存在；（2 ）持续的可靠性（credibility）；（3）国内政治与精英的操纵；（4）机制化的影响；（5）意识形态的一致、共同的认同和“安全共同体”意识(20)。总之，当盟国间权力分配极大地不对称、分享共同的政治价值观、同盟关系高度机制化，同盟关系就更容易适应新的情况，并处理内部的利益分歧，从而更具生命力。
运用这五大因素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美日同盟存续并强化的原因。美日同盟虽然经过冷战后的发展逐步走向平等化，但同盟的结构依然不对称，美国的军事、经济、科技优势仍然突出，美国一直是同盟关系的主导者和塑造者；经过美国的施压和近年来的调整，同盟的可靠性和协调性正在增强；美日同盟在小泉时代达到历史最强水平，正是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和政治精英尤其是小泉操纵的结果；50多年同盟的历史，使得机制化建设达到较高水平；美日一直强调价值观的一致性。
具体而言，美日同盟在维护地区稳定、防范和牵制中国、打击恐怖主义、维护海上运输安全等方面具有共同利益。中国崛起是美日在东亚将面临的主要课题。目前美日同盟能够为各自的利益目标服务，这些利益的共同点将维系同盟的存在，而且现阶段也缺乏取代美日同盟的更好的战略性安排，因此，美日同盟将持续存在并进一步强化。促使日本强化日美同盟的其他因素还包括：朝核问题、与周边邻国的历史恩怨、增强海外作战能力、与美国联合研发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等方面(21)。对美国来说，日本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和50多年来同盟关系的经验积累，使日本依然是美国东亚战略的支撑点。
（二）促使同盟解体的因素及同盟的分歧
按照斯蒂芬·沃特的分析，同盟解体的原因主要在于：（1）对威胁的认同和威胁本质的变化；（2）国内政治影响，包括：人口和社会倾向；国内竞争； 机制的改变；意识形态的分歧。总之，促使同盟解体最重要的原因是威胁的本质或对威胁认同发生了改变。如果威胁下降或被更大的威胁所取代，同盟就会发生变化。如果盟国获得其他方式保护自己，或一国怀疑盟国履行其承诺的能力和意愿时，或者同盟关系成为国内政治筹码、意识形态不相容或威胁太小以至于不能抵御盟国间的分歧时，同盟就面临解体的危险(22)。
美日两国在反恐战争发生后不久，就重新考察了同盟的作用、使命和目标，探讨如何转型以适应新的环境和威胁。日本继续把日美同盟作为其外交的基轴和安全的保障，美国继续肯定日本的作用并强化了日本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因此，在新的威胁面前，同盟不是弱化了而是强化了，目前不存在促使同盟解体的因素。
但是，目前的美日同盟远未达到美英同盟的平等和紧密程度。作为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美日两国的利益并不总是完全一致。两国对对方都存在防范和戒备，而且在价值观、战略目标、对美日安全关系的看法和对中国的态度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其差异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1）在价值观上， 价值观的差异使得日本难以成为美国的像英国那样平等的亲密伙伴，日本更多地被看成借重的对象。表面上日本是西方民主世界的一员，但实际上日本的战略文化却强调等级秩序，与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不同(23)。对待历史问题和教科书问题，美日的态度也有所不同。
（2）在战略目标上，美国既关注全球也关注地区。 美国力图维持其全球霸主地位，希望日本为其全球战略提供广泛的经济和安全支持，在东亚追求优势战略，避免任何挑战其东亚领导地位的挑战者出现；日本更关注于地区战略，希望借日美同盟逐步突破和平宪法，成为具有全球政治影响力和海外作战能力的独立的政治军事大国。
（3）对美日安全关系的看法上，从50年的同盟关系史来看， 美国既希望借助日本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并避免挑战者的出现，又希望牢牢控制住日本，通过在日本本土驻扎军队，防止日本在军事上做大；而日本则希望依靠美国的压力和保护，实现同盟的平等化，成为独立自主的政治军事强国，日本并不甘心充当“小伙计”。美日两国对对方的看法和期待也存在差异。受日本在反恐战争中迅速和大力支持的鼓舞，美国对日本的期望越来越高。美国对日本在突破宪法束缚方面的缓慢进展表示不满，正失去耐心。有学者认为，美日应该以诚实、建设性的方法处理两者在观念和期待方面的差距，否则美日同盟将走向另一个“漂流”时期(24)。对日本的独立化倾向，有学者提出美国的对日战略其实也应该“两面下注”。日本国内对日本的安全政策取向和美日同盟的发展存在较大的分歧，主要的观点分为三种：第一种认为，应该全面强化美日同盟，配合美国的战略，避免被美国抛弃；第二种认为，应该谨慎地发展与美国合作，避免被其拖入战争中；第三种认为，日本应该奉行独立的安全政策。
（4）在对中国的态度上，美国认为中国非敌非友，对中国“两面下注”，既把中国融合进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又在军事上围堵和吓阻中国，既希望中国承担相应的责任，谋求与中国的合作，又防止中国成为现有秩序的挑战者；日本把中国的崛起看成威胁，借同盟牵制中国，争夺地区事务的主导权。
总之，九一一事件以来，美日同盟正在进行新一轮调整和重新定义，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起草工作已提上日程。预计未来10～20年， 美日同盟会继续存在并进一步强化。但他们利益的分歧和差异，使未来美日同盟的发展也面临挑战和矛盾。美日同盟过于强调军事合作，也给同盟的命运带来不确定性。斯蒂芬·沃特认为，“进攻性同盟比防御性同盟更加脆弱”(25)。
美日同盟强化的地区影响
美日同盟的存在客观上制约了战后日本走向军国主义道路，避免了中日因战略猜疑和竞争而走向冲突，因此，必须承认美日同盟的存在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随着美日同盟的再次调整，其负面影响日益突出。
首先，美日同盟的强化，推动了日本安全政策的重大调整。
2004年10月4日， 小泉首相的私人咨询机构“安全保障与防务力量恳谈会”出台了《面向未来的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构想》的报告，12月又出台了新的《防卫计划大纲》。这两份文件倡导更富灵活性和外向性的“一体化的安全战略”，标志着日本的防卫战略发生重大调整。
其一，日本的国家安全利益范围大大拓展。新《大纲》指出，日本安全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预防威胁抵达日本，一旦威胁发生，则击败它并将危害减到最小；第二目标是改善国际安全环境。日本强调从中东到东亚地区的稳定对日本至关重要，日本应长期、活跃地参与国际和平合作行动，以提高国际安全。
其二，其国防指导思想更加主动、积极，强调自身防卫力量建设。日本强调要动用一切可能的力量来预防威胁抵达日本。为应对新型威胁，日本要提高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自卫队、警察、海岸警备队和其他相关组织要密切配合，提高联合行动能力，为此，日本要发展“多功能、灵活、有效的”防卫力量。日本政府通过的2005～2009年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决定组建空中加油部队，加强航空自卫队的远程作战能力，进一步增强海空军能力。
在日本军事化的过程中，美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6)。2000年10月，《奈—阿米蒂奇报告》明确提出，“日本禁止集体自卫权的宪法条款是限制美日同盟合作的障碍，消除这一禁令将促进更有效更密切的安全合作。”(27) 在2005年10月的美日防务磋商会议上，美国对日本防务政策的调整给予了肯定，把日本军事能力的增强作为双边军事合作的基础(28)。而且，美国要求的显然比日本目前所做的还要多得多，这将进一步推动日本修宪和行使“集体自卫权”，使其防卫政策越来越具有外向性。
其次，对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和海上安全构成严峻挑战。
美日把台湾问题列为共同战略目标，并构建事实上的美日台军事同盟，这无疑加大了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日本首次明确表态令“台独”分子深受“鼓舞”，使其更加有恃无恐。最近，日美还决定加快制定针对台海冲突的作战计划，这将严重影响中国解决祖国统一问题。
九一一事件后，美日都加大了对海上安全的关注。2005年2月， 美日确定海上安全为地区共同战略目标。美日通过与东南亚国家举行的多种联合军事演习，一方面提高与盟国及相关国家的协同作战能力，另一方面提高威慑力，吓阻可能出现的挑战者(29)。日本利用反恐战争之机，不仅实现了海外派兵，也积极扩大在南中国海的影响。日本制定了“西南岛屿防御计划”，加强了针对中国的防卫态势。美日联合军演表现出规模越来越大、针对性越来越强的特点。2006年1 月美日联合举行“夺岛”两栖登陆作战演习，2月在钓鱼岛附近和东海海域开展联合演习， 均以中国为假想敌。《读卖新闻》认为，美日这两次军演的目的是向中国彰显日美在冲绳、西南诸岛的联合军事存在，以形成对中国的威慑力。虽然美国对于东海油气争端仅表示“高度关注”，并未明确支持日本，但是美日军事联合态势和对中国防范的增强，对台湾问题的解决和中国的海上安全已形成严峻挑战。
再次，可能加剧东亚安全环境的不稳定。
同盟通常是对预知和共同认识到的外部威胁的认知和监督(30)，并承诺以军事方式应对威胁。美日同盟在冷战后的再定义，体现了冷战思维在东亚的残留。通过调整，美日同盟成为平衡中国影响、干预地区冲突并走向全球的平台。美日同盟不断强化其军事功能，成为地区安全的不稳定因素，可能使地区安全格局两极化。如果形成以美日为一方，中国为另一方的对抗，可能加剧东亚的分裂，这从长远来看，将给东亚新的安全机制的建设和东亚区域合作蒙上阴影。美日加快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并实质上把中国台湾纳入这一体系，从而有可能引发东亚军备竞赛。
东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呼唤着新的安全观和安全机制的建立。但是，在东亚，中日缺乏和解，一直是东亚形成有意义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障碍。由于根深蒂固的战略不信任和敌意，再加上日本保守右翼势力的当权，日本近年来加强了在历史问题、领土争端问题上对邻国咄咄逼人的态势。小泉政府片面强调美日同盟，强调只要与美国搞好关系，就能搞好同中、韩等国的关系，显然只是一厢情愿。日美同盟的强化，使得日本就历史问题与中、韩、朝和解的动力下降，日本与邻国关系的紧张和矛盾尖锐化。中日关系的恶化可能成为地区潜在的最不稳定因素。
注释：
① “U.S.-Japan Alliance:Transformation and Realignment for the Future”，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Document,October 29,2005.http://www.jda.go.jp
② Yuki Tatsumi,“The Defense Policy Review Initiative:A Reflection”,http://www.stimson.org
③ “U.S.-Japan Alliance:Transformation and Realignment for the Future”.
④ Ralph A.Cossa and Bras Glosserman,“U.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Has Japan Become the Great Britain of Asia?”Issuses & Insights,Vol.5,No.3,March 2005.
⑤ 《驻日美军整编方案敲定，日将成美在东亚战略据点》，载《京华时报》2006年5月3日。
⑥ U.S.-Japan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Joint Statement,Washington,D.C.February 19,2005.
⑦ “U.S.-Japan Alliance:Transformation and Realignment for the Future”.
⑧ Ibid.
⑨ Ibid.
⑩ Ralph A.Cossa and Bras Glosserman,“U.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Has Japan Become the Great Britain of Asia?”p.10.
(11) Jennifer M.Lind,“Pacifism or Passing the Buck? Testing Theories of Japanese Security Policy”,International Security,Summer 2004,p.96.
(12) Ibid.,pp.94—100.
(13) U.S.-Japan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Joint Statement,Washington,D.C.February 19,2005.
(14) 张继业、郭晓兵：《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评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4期，第58～59页。
(15)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February 6,2006,pp.29—30.
(16) Bill Gertz,“More Muscle,with Eye on China”,Washingtcn Times,April 20,2006.
(17) 徐万胜：《论日美同盟的转变：从“冷战后”到“9·11后”》，载《国际论坛》2005年第6期，第10页。
(18) National Defense Program Guidelines,FY2005,December 2004.http://www.jda.go.jp
(19) 刘江永：《日美同盟转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载《国际观察》2006年第1期，第13页。
(20) Stephen E.Walt,“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Survival,Vol.39,No.1,Spring 1997,pp.164—170.
(21) Williiam E.Rapp,“Past Its Prime? The Future of the US-Japan Alliance”,Paratemers,Summer 2004.
(22) Stephen E.Walt,“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pp.158—163.
(23) 参见卢国学：《日本的大国外交战略》，载李少军主编：《国际战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400页。
(24) Yuki Tatsumi,“The Defense Policy Review Initiative:A Reflection”.
(25) Stephen E.Walt,“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p.158
(26) Wu Xinbo,“The End of the Silver Lining:A Chinese View of US-Japan Alliance”,The Washington Quarterly,Winter 2005—06,p.121.
(27)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Advancing Toward a Mature Partnership”,INSS Special Report,October 11,2000.http://www.ndu.edu.
(28) See“U.S.-Japan Alliance:Transformation and Realignment for the Future”.
(29) 有关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态势及其影响，参见曹筱阳：《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及其影响》，载《当代亚太》2006年第3期，第23～30页。
(30) ［加拿大］阿米塔夫·阿查亚：《构建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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