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历史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关系论文,经济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理论认为：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但是，经济与政治之间决不是简单的线性作用关系，而是复杂的互动关系，它们之间表现为一种动态的关系与过程。
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理论演绎
早在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第一次把政治同一定的生产活动方式联系起来。此后，他们在《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中一再强调，一切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从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由此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一方面，“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①（第32页），经济是基础，是政治存在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政治是经济的反映，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具体来说：（1 ）政治是从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上层建筑”，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着社会政治关系。阶级社会中，经济领域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反映为政治上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2 ）社会经济的性质决定着社会政治的性质，政治的性质是由经济的性质说明的。（3）政治的变动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社会经济的发展决定着社会政治的发展。另一方面，政治又相对独立于经济，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它对经济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反作用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此，恩格斯表述为：“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②（第701 页）“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②（第696 页）在实际的社会进程中，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是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的，其反作用的结果可能有三种情况：“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②（第701页）
此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论及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时严格区分了两种情况：一是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二是就某一具体的历史时期而言，就不能用“主要原理”来代替各种“相互作用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②（第698页）；“说经济因素是惟一决定性的因素， 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②（第696 页）恩格斯强调，他和马克思从来没有说经济是决定社会政治现象的唯一因素，社会政治现象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在这众多制约因素中，经济因素具有决定性意义。
因此，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观应包含两个层面：其一，就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的、终极的动因而言，从宏观的历史抽象来看，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并反作用于经济；其二，从特定的历史时段来看，二者之间在现实生活中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不仅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在一定条件下政治能够对经济产生决定性的反作用，而且政治作为一个独立系统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
时间维度下的政治与经济
政治与经济是一对历史范畴，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这两大领域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与相互依存，它们的范围、具体内容与含义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扩大与延伸的。纵观人类已经历的社会形态，政治与经济间的演进历程可概括为合→分→合的辩证发展的趋势。
史前社会是否存在政治，目前尚有争议。一般认为政治现象是阶级出现、政治国家产生之后出现的，当然这是指较成熟的、完备意义上的政治。但是，政治也同一切事物一样，有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因此，我们姑且将原始社会氏族制度下的社会公共生活称为政治的原初形态。人，作为一种社会的存在，要求得生存与发展，不仅需要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而且需要有社会公共权威性的组织对其重大利益关系进行协调与控制。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运用前人对史前史的最新成果，对原始社会氏族制度下的社会公共生活及其各种协调机制、功能和特征作了考察。他们指出，当时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单个人力量太小，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共同劳动，在劳动中形成原始的互助合作关系。又因为劳动成果很少，所以消费品只能实行平均分配。集体生产的成果为集体所有，形成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与这种生产关系相对应，原始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是氏族。它既是社会的基层单位，也是社会的生产组织，氏族内部实行原始民主制，不存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有权者与无权者之分，氏族成员中的一切男女都有权参加氏族会议，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因此，在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下，由于各种社会功能分化的程度很低，社会的结构与功能十分单一，生产与家庭密切结合，人类社会的原初形态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融合在一起。在那个时代，亲缘关系、宗教观念、首领人物对人类共同体的作用远远超过后来的时代，从而非经济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实际上是超过经济因素的，尽管物质生产方式提供了发展的最后限界③（第69页）。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对立的出现，整个原始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氏族制度被国家制度所取代。此时，用简单分工的办法建立的用来保护共同利益的一些机关成为维护特殊利益的工具，公共管理机构的人员成了阶级社会出现后的第一批官吏。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随着城市的出现，必然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必然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从而也就必然要有一般政治。”④（第104 页）政治成为阶级社会中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政治一旦产生，便同经济一样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领域，出现了政治与经济二元分化的雏形。尽管就历史发展的趋势而言，经济决定政治，经济是基础，它的产生也较政治早，但政治出现以后，尤其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下，经济却成了政治的附庸，经济领域甚至一切社会领域都处在政治的控制之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因为越是人类历史早期，生产力水平、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低下，人们的经济交往关系越狭窄，人类的社会生活越分散和缺乏组织，以强力为后盾的政治上层建筑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就越重要。一方面经济交往关系的不发达给政治活动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另一方面，分散的、无组织的个人或家庭在以有组织的暴力为后盾的国家权力面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马克思曾指出：“在古代国家中，政治国家就是国家的内容，其他的领域都不包含在内，而现代国家则是政治国家和非政治国家的相互适应。”⑤（第283 页）政治与经济的二元化过程在整个古代社会和中世纪时期并未完成，马克思认为，欧洲中世纪的一切社会领域，如财产、商业、社会团体和每一个人都具有政治性质，即封建等级政治对社会经济实行超经济强制。封建庄园作为社会的基本组织，不仅是一个经济实体，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实体。政治对经济的强制，不仅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限制了政治的发展。中国古代社会也是如此，表现出“政治泛化”的特点，即“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扩张，对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冲击力和渗透力。”⑥（第6页）
针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上述特点，马克思认为，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所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是完成了“政治生活同市民社会分离的过程”⑤（第344页），即完成了政治与经济的二元化过程。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使市民社会从国家政治的严格统治中摆脱出来的强烈愿望。市场经济之内在要求，使私人的经济生活必须从国家政治的全面控制中分离出来，成为自主的社会活动。这与封建社会的全能政治发生了冲突。资产阶级通过斗争，首先完成了对财产和资本的占有，然后又完成了对权力与地位的占有。于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得以确立，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法律等形式对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各自行为价值、准则及活动范围作了合乎程序的界定与规范。伴随着对政治上、法律上人人平等的宣布以及经济上自由竞争的进行，政治对经济的干涉减少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所完成的政治与经济的二元化，创造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充分发展的历史条件。当然，资本主义所完成的政治与经济的二元化，并未使国家放弃对社会经济的干预作用，但这种作用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超经济强制相比已有质的区别，且有一定的范围与限度。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者不允许国家干预他们的私人利益，资产者赋予国家权力的多少只限于为保证他们自身的安全和维持竞争所必需的范围内。”⑦（第412页）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垄断阶段，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有所发展，并且出现了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尤其是1929年至1933年爆发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受到挫折。随后罗斯福新政挽救了美国经济，二战后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大行其道，资本主义开始重视用“看得见的手”——政府来弥补“看不见的手”——市场的缺陷，普遍重视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本世纪50年代，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与经济不断向社会纵深和横向扩展，政治与经济之间日益相互渗透，政治成了经济性的政治，经济成了政治性的经济。政治社会逐步变成了市民社会，政治统治变成了经济统治，国家的政治功能转变为经济和生产功能。政治的范围与含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不断扩大，经济领域越来越成为政治活动和政治发展的中心。政治经济化与经济政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所谓政治经济化，是指社会的政治利益、政治结构、运行机制及手段在许多情况下以经济的形式和作用表现出来，最主要的是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越来越深。经济政治化则表现为经济问题越来越具有政治涵义⑧（第235页）。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就提出了“经济方面的政治”，他认为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之后，应把斗争的重心逐渐转向经济方面，从事国家建设方面的政治，并且告诫人们，在新的形势下如果用旧观点来理解政治， 就可能犯很大的严重的错误⑨（第308页）。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时曾感慨地说：“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⑩（第141 页）他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11)（第163页）， 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从而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政治价值取向。
空间维度下的政治与经济
人类文明产生后，由于生产方式的限制，高山大海的阻隔，人类长期散居于世界各地，相对孤立地发展，他们的活动是按原始群、氏族、部落、民族、国家等不同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进行的。随着交往的频繁和活动的扩大，以及技术进步带来的交通的便利，不同的国家、地区、民族之间空间距离缩小了，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大大增强。与之相对应，政治与经济也随之在空间上广延与扩展。政治由国内政治扩展为国家间政治、国际政治乃至全球政治，经济也由国内经济、国家间经济扩展为世界经济、全球经济。
这一进程肇始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随着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一起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突破了农业经济时代的地方狭隘性，表现出一种外向的突破国界、洲界的限制，走向全球的趋势。正如150 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那样，由于“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然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④（第276 页）“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④（第241页）
在这一进程中，工业革命以及科技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使交通与通讯手段实现历史性突破，为市场经济向全球扩展、辐射、渗透提供了载体。回顾过去数百年，经济的世界化与世界经济的形成经历了三个不同性质的阶段。第一阶段始于工业革命以后，作为世界经济形成前期的世界经济是市场的一体化，它以贸易为联系的基本方式，以商品交换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世界经济形成的第二阶段是资本的一体化，时间大致始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阶段，资本输出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取得了统治地位，世界被纳入同一运动进程。第三阶段始于本世纪中期，以科技革命为基础，推动了生产的全球化和贸易的国际化，国际直接投资大量增加，投资流向从单向转向多向。与此同时，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瞬间完成资本流动提供了技术载体，使国际金融市场充满了空间的机遇与风险，墨西哥金融风暴与东南亚金融危机表现最为典型。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经济集团化和区域化加强，地区经济的一体化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世界经济一体化既加深了各国的经济联系，也增加了风险性，因为一国的危机会很快波及到邻国、整个地区乃至全球。
国际政治的形成始于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形成于帝国主义列强把世界瓜分完毕，它与世界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同步进行，但以世界经济为基础。国际政治形成的主要标志是国际分工的完成，世界市场的出现和殖民体系的建立。政治的国际化体现为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交往，进入全球化之后则表现为各种行为体间跨国界、跨地区的互动关系，国际行为主体大量增加，突破了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单一局面。冷战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等国际组织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政治干预能力增强即是有力的证明。随之而来的是政治行为的国际参与。以政治冲突为例，当前国内政治冲突已广泛渗入国际因素，冲突的动因呈多边化、复杂化趋势，冲突的影响常超出一国波及邻国，冲突的解决也非一国所能左右，常受大国及国际组织的干预与协调。
在国际社会里，政治与经济既紧密相连，密不可分，又相对独立，具有各自的内在规律。总的来说，世界经济是国际政治的基础，国际政治是世界经济的集中表现，两者不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而且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具体而言：一方面世界经济是国际政治的基础和根源，国际政治是随着经济的世界化过程出现的，国际政治是世界经济的集中反映，但这种反映并不完全同步，或直接或间接，或快或慢，一般表现为终极原因。另一方面，国际政治反作用于世界经济。国际政治以世界经济为基础，但它一经形成即具有相对独立性，国际政治对世界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主动的、积极的、富有创意的；甚至在特定条件下，尤其在战争与军备竞赛激烈之时，能够发挥决定性的反作用。此外，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国际政治、世界经济与国内政治、国内经济之间也是如此，世界各国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尤以冷战结束之后为甚。国际政治的重心从政治和军事领域向经济领域倾斜，世界经济的政治效用空间强化，国际政治日益以经济的形式表现出来，经济实力成为形成新的国际政治格局的主导因素。纵观以往的国际格局，维也纳体制、凡尔赛——华盛顿体制和雅尔塔体制均是经过激烈的军事角逐形成的，而冷战后国际政治格局的重构取决于各国际政治行为体在经济与科技竞争中的沉浮。科技在当代的进步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重大而积极的效应，它已成为综合国力较量中头等重要的因素，以经济竞争为主将取代传统的以战争手段为主的旧模式。经济因此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角逐的重要手段并直接导致了国际政治经济化、国际经济政治化的趋势，对外经济战略和经济政策日益政治化，如西方以经济手段对前苏联东欧进行政治渗透，美国前几年对我经常使用的“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现称“正常贸易待遇”）政策及WTO的准入等问题， 均为国际经济政治化与国际政治经济化的重要表现。另一方面，随着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经济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丰富了国际政治的内容，国际政治突破了传统的范围，生态、能源等已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目前，很多问题已很难界定是属于世界经济领域还是国际政治领域，它们既是世界经济问题又是国际政治问题，边界模糊且趋为一体，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同时使用经济与政治双重手段。
以上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原理为起点，通过纵向历史考察和横向空间剖析，比较初略地探讨和揭示了政治与经济间关系的演进特点。然而，不同社会形态的政治形式与经济形式和同一社会形态下的政治形式与经济形式以及不同社会形态下的不同政治形式与经济形式究竟如何作用，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体现出一些什么样的作用机制，表现出何种具体规律，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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