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当代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中国古代论文,范畴论文,当代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1)04-0133-07
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范畴居于核心地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举凡古代文学理论中的所有重要问题，都是借助于范畴加以言说的。范畴构筑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形态，凸显了本民族文学理论的特色。然而，在当下，中国文化渐趋西化，古代文学理论的范畴离我们已很遥远。在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中，几乎寻觅不到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踪迹，范畴、术语基本是西方的，更无从论及对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继承，使得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民族性缺失。真正属于中国的当代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并没有建立。究其原因，就是抛弃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抛弃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范畴。然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是否真的失去学术意义？在当代还有没有价值？在学界呼吁建立我们民族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今天，这是我们不能不关注的问题。
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范畴文学理论
综观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范畴文学理论，所有重要的问题都是借助于范畴进行言说的。
范畴是一个哲学的概念。作为一个西来的术语，范畴具有西方意义上的科学含义，注重逻辑层次的严整性和内涵的相对恒定。任何一个民族的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范畴。在这一民族的这一学科成为范畴的概念术语在另一民族的相同学科并不一定能够成为范畴，即使有幸成为学科的范畴，其内涵的差别必然很大，必定具有不可通约性。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和西方文学理论范畴具有天然的不可通约性。这在学界并没有形成共识。有人喜欢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范畴硬套西方的文学理论范畴，或将西方的文学理论范畴硬套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范畴，如神思之于想象、应感之于灵感，等等，这种做法其实大谬。神思与想象，应感与灵感，尽管都是文学创作的范畴，但是，由于它们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的思维方式不一样，内涵差异很大。这种不可通约性虽然无法弥纶，但是，也并不意味中西文学理论就失去对话的可能性。
实际上，当我们将这个西来的“范畴”术语用以言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时，其内涵本身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中国文化的特质决定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范畴虽然秉承了普遍本质的言述，但是，又基本上失去了西方意义上的逻辑层次的严整和内涵的恒定。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范畴大都是经验性的、感悟的、直观的。范畴的内涵由窄至宽，表现得相对灵活、宽泛。基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这种情状，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美学)是“建范畴立理论”，“意谓美学体系仅需范畴的勾勒就足以完成，范畴就是理论的筋骨”。①这种见解抓住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美学)的特征，可谓一语中的。我们也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范畴文学理论，离开范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便无从说起。所有想依凭西方理论体系构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努力必定会陷入难以自拔的僵局，必定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蔑视与歪曲。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所有重要问题都是借助范畴进行阐释的，范畴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理论筋骨。如言志、缘情、文道之于文学的本质，神思、比兴、妙悟、应感、虚静、物化之于艺术思维，知音、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之于文学鉴赏与审美接受，风骨、意境之于文学的美学品格，文气、文德之于作家批评，意象、言意、形神之于文学形象的塑造，势、法之于文学的创作方法，等等。我们随意拈起一个古代文学理论的问题，如果抛开范畴，简直无可置喙。范畴成为阐释理论的必要工具，对范畴的阐释其实就是对理论的阐释。理论是以范畴的形式出现的，并且随范畴的演进不断完善，如，从“诗言志”到“诗缘情”，从“象”到“象外之象”，等等。这说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并不是僵化的，它们是随着文学创作的发展而发展的，在发展的过程中显示其旺盛的生命活力。
我们先以“言志”说之。“言志”作为文学本质的典型言述，其所起的理论筋骨作用堪称楷模，它丰富的理论内涵无愧于“开山纲领”的评价。不管将“志”理解为记忆、记录还是理想、抱负，都不游离其作为诗的本质的意义。②在这一古老的诗歌理论范畴中，蕴涵着极为丰富的文化观念，透露诗歌作为远古政治、历史之一部分的文学形式在当时特有的文化地位和文化价值，使人回味无穷。“志”无论作为记忆、记录还是作为理想、抱负都强调以人为中心，诗是人灵魂心理的艺术折射。“志”是包含情感的，有着极为宽泛的内涵。作为儒家的文学范畴，“志”又有非常特别的涵意。“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白居易《与元九书》)志、礼与兼济、独善联系在一起，意谓借助于这一文学形式表达政治理想抱负，宣扬伦理道德。“志”成为政治、伦理、道德的同义语。由此可见，作为古老的文学理论范畴，言志所涵盖的理论内容极为广泛，它有使诗成为非诗的因素，这是远古模糊的文学观念使然。更为重要的是，它又重视作为诗之主导的诗人内在心灵的流露，重视诗歌表达意志、反映现实的特质。正因为“志”之内涵厚重，才赋予诗如此重大的使命。言志范畴对文学本质的阐释可谓周详，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起着筋骨作用。
我们再以“风骨”说之。“风骨”是魏晋南北朝定型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它意指一种刚劲雄迈的美学风范，是对一种典型文学风貌的概括，后来被广泛运用。刘勰赋予“风骨”以实在的含义：“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文心雕龙·风骨》)联系刘勰对文学发展历史的认识，便可获取风骨范畴的直观感受。如他评建安文学：“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由此可知，李白所言“蓬莱文章建安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是为了张扬一种美学风范。风骨实指慷慨悲凉的美学风貌。这种风貌能振作人们的精神，鼓舞人们的斗志，使文学作品弥漫英雄主义的壮怀激烈。刘勰是从文学价值的角度来认识文学之美的，只不过，他摆脱了儒家教条化的说教，将之上升至美学的高度加以言述，意蕴深厚。钟嵘以“建安风力”评价建安文学，“风力”当属风骨的同义语，同样是为了褒扬建安文学所具有的力之美。到了唐代的陈子昂重提汉魏风骨，强调“兴寄”，是对风骨范畴的进一步深化。此后，凡涉及壮怀激烈、慷慨悲凉者均以风骨冠之，足见古人对这一美学风貌的赞赏与嘉许。清沈德潜云：“北朝词人，时流清响，庾子山才华富有，悲感之篇，常见风骨。”(《说诗晬语》卷上)刘熙载云：“太白长于风，少陵长于骨，昌黎长于质，东坡长于趣。”(《艺概·诗概》)“风骨”范畴凸显了众多美学风貌的一种典型品格，它的筋骨作用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美学品格研究中依然鲜明。
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准体系特征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林立。起初，范畴多以单个汉字为主，如气、道、意、象、神、韵、文、质等，尔后才逐渐向两个汉字或多个汉字的复合范畴演进，如文气、意境、兴象、神思、神韵、文质等。在范畴演进的过程中形成范畴的序列或集群，范畴的内涵也由粗疏趋于精密，逻辑层次井然有序。
我们以“意”为例陈述之。在中国古代，“意”是一个哲学的范畴。在《周易》中，“意”指思想、意义，与“言”、“象”相伴存在。“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系辞上》)思想或意义是难以言述的，这里的“意”指思想或意义的精微与玄秘。要实现“尽意”，单靠语言的努力不成，还要靠“立象”，即采用直观的图像以曲尽其妙。对“意”的追求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来解“意”，与文学相差太远。因之，作为原初范畴的“意”不免有粗疏之感。然而，进入复合范畴后，“意”便充满活力了，不仅含义异常丰富，而且意指极为明确，如意境、意象、意趣、会意、写意等。这个范畴的序列或集群不仅内涵精密，而且逻辑层次谨严，涉及文学艺术的创造、审美及美学品格等诸多问题。我们以“会意”范畴说之。这是陆机《文赋》所提出的范畴。陆机云：“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会意乃合意，是指文学创作的构思精巧，立意高妙。这是对文学创作的一种美学的要求。所谓立意的高妙应兼顾文本的能指和所指，力求使其包含最精致、最大量的信息，给人们以极高的审美享受。因此，“会意”的过程可以说是赋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对作家修养的许多要求，一个“巧”字就包蕴了这种要求。“会意”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创作论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范畴在演进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序列或集群，其意蕴并不一定处于同一的意义层面，它是不断繁衍生长的。虽枝蔓扶疏，但根干不倚。如上述由“意”繁衍的意境、意象、意趣、会意、写意等，意境、意象是兼具艺术创造与审美的范畴，意趣是审美鉴赏的范畴，会意、写意则是偏重艺术创造的范畴，并不处于同一的意义层面。这是因为“意”的意义复杂的缘故。这一事实的存在并不证明古人逻辑混乱，相反，却显现这些范畴序列或集群的逻辑层次之鲜明、有序。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范畴有其内在的逻辑结构。不仅序列或集群范畴有一种清晰的逻辑层次，即使一个范畴在言述某一理论问题时也有一定的逻辑层次。每一个范畴都是某一理论问题的准体系。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内在的逻辑结构首先表现在范畴与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有学者以“范畴的开放性和渗透性”予以阐释，以为范畴与范畴的关系表现在三个方面：(1)范畴可以通释；(2)范畴可以融合构成新范畴；(3)一个范畴否定超越并涵盖另一个范畴。③此论甚为精辟。但是，这三个方面的实现均须一个前提条件。范畴的通释是在内在的逻辑层次上进行的，范畴与范畴之间必须发生一定的逻辑关系，如言、象、意、境等，“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意境融彻”都是言述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只有在这种关系中才能通释，并不是随意拈出两个或几个范畴，它们之间就能实现通释，如道、境、势、兴等。可见，范畴与范畴之间通释的条件不能忽略。同样，范畴融合构成新的范畴也有一个前提条件，它也不是随意的。气、韵、神、象、意、境之所以能够相互组合，是因为它们之间在传统文化背景中结成紧密的逻辑关系，所以才会出现气韵、神韵、气象、意境、境象、意象等范畴。一个范畴超越并涵盖另一个范畴，一般情况是在范畴的序列或集群中进行的，离开范畴的序列或集群，这一理论也就失去了意义。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内在的逻辑结构是谨严的。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内在的逻辑结构还表现在元范畴的统领上。所谓元范畴，就是居于核心地位的范畴。汪涌豪曾指出：“元范畴是那种不以其他范畴作为自己的存在依据，不以其他范畴规定自己的性质和意义边界的最一般、抽象的名言。”④汪氏的意思是：元范畴是一种原创性的范畴。这种范畴起初可能不是用来言说文学的，意义比较模糊，后来却被用在文学艺术的言说中。既然元范畴“不以其他范畴作为自己”的存在依据，不以其他范畴规定自己的性质和意义边界，那么，元范畴是如何产生的呢？它的“最精微最深刻”的内容、“最广泛最普遍”的范围、“最强最持久”的活动和延展力是怎样得来的？⑤我们认为，元范畴一般都是从哲学中派生的，其意义虽然模糊，但是，由于它的原创性，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它应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各范畴序列或集群中最精微最深刻最广泛最普遍最有活力的范畴。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整体构架中，元范畴也确实在承担着独立阐释某一问题的重任，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如比兴、意境、风骨、趣味等。正是因为众多元范畴的存在，才能统领庞大的范畴序列或集群，并使其具有极强的内在逻辑结构。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每一个范畴都是某一理论问题的准体系，都对某一理论问题有比较全面的阐释。这往往不是一个文论家的功劳，而凝聚一大批文论家的心血。在一大批文论家的共同努力下，铸就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品格。
例如，文道范畴就蕴藏着准体系。作为一个文学理论范畴，它是对中国古典哲学范畴的借用，具有泛文学的特性。“文”指一切之文，其中包括文章等文字成品、图像成品和自然界的一切现象，亦即先贤所言天文、地文、人文。“道”的内涵就比较复杂了。人们喜欢按学派论道，如儒家之道、道家之道、佛家之道等。其实，儒、道、佛之道在不同之中亦有同的一面。“道”意指道德、道理、原理、规律等使此事物成为此事物的形而上的本质。从文学的角度来理解，文与道的内涵依然广泛。第一，它言述的是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指出了文学作品的二元结构，并涉及语言与意义的关系。第二，它言述文学与道德、道理、现实、情感、抱负之间的关系，涉及文学的本质问题。“文以明道”、“文以载道”、“文以贯道”是对这一关系的典型阐释，这并非一个单纯的对文学社会作用认识的问题，其中，包含着极为复杂的内容，值得深掘。第三，文道范畴是文学复古主义者用以标榜的旗帜，自然涉及古与今的话题，触及文学的继承与革新问题，等等。尽管文道范畴充满政治的意味，有很多非文学的因素，但是，在从先秦至清代的发展深化过程中依然形成一个准体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范畴无不如此！这正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活力之所在！
当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准体系价值并不一样，这要依据这一范畴在整个古代文学理论中的地位而定。一般的说，元范畴、重要范畴的准体系价值要高些，次要范畴的准体系价值要低些。这是符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发展规律的。
三、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经验性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最可宝贵之处是它的经验性。这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加以整合的结果，是对文学经验和审美经验的高度概括。这种经验性决定它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经验性具体表现为它是感悟式的，注重直观，具有极强的操作性。然而，没有思辨的范畴不足以成为合格的范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也有思辨，它那夹杂感悟式的思辨表现了中国传统思维的独特性。既注重思辨，更偏爱感悟，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特性。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思辨性首先表现在其与哲学理性相关联的学理层次上。由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与古典哲学有关，很多范畴是借用古典哲学的，这便赋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以哲性的品格。
如，《文心雕龙·夸饰》篇，刘勰这样讨论言意范畴：
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神道观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壮辞可得喻其真；才非短长，理自难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虽诗、书雅言，风格训世，事必宜广，文亦过焉。是以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舠，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孑遗，襄陵举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论，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且夫鸮音之丑，岂有泮林而变好；荼味之苦，宁以周原而成饴；并意深褒赞，故义成矫饰；大圣所录，以垂宪章。孟轲所云“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也。
刘勰辨析形而上之道和形而下之器，以为道之精微使“精言不能追其极”。而作为形而下之器的语言是形象生动的，可以运用各种修辞手段多方渲染，以达到表意的目的，从而最大限度地接近形而上之道。这种论述并不缺少思辨，而且思理清晰，气势如虹，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思辨的风采。学理和思辨是相辅相承的，离开学理，何谈思辨？反之，离开思辨，何谈学理？刘勰较好地处理了这一问题。
我们再以“文气”范畴为例论之。曹丕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典论·论文》)吕南公云：“盖才卑则气弱，气弱则辞蹇。为文而出于蹇弱，则理虽不失，人罕喜读。人不读矣，则谁复料其持论哉！”(《与王梦锡书》，《灌园集》卷十四)魏禧云：“气之静也，必资于理，理不实则气馁。其动也，挟才以行，才不大则气狭隘。然而才与理者，气之所冯，而不可以言气。才与气为尤近，能知乎才与气者之为异者，则知文矣。”(《论世堂文集序》，《魏叔子文集》卷八)这里辨析了文、气、才、理之间的关系，以为“气”是为文之本。而“气”是先天赋予和后天修养的综合，故曹丕云“不可力强而致”。“清浊”这一对概念是“气”衍生出来的，其本身就包含对立统一的意蕴。“气”又与人的才能关系甚密，“才卑则气弱，气弱则辞蹇”。才、气、辞三者是因果关系。可见，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文气范畴牵涉面很广，才、气、文、理一环套一环，整体的逻辑非常严谨，具有很强的思辨性。
当然，中国古代的逻辑思辨不可能等同西方的逻辑思辨，它们是两种文化孕育出来的两种思想体系。国内外不少理论研究者否认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逻辑思辨，均是以西方为参照。为此，有学者指出：“事实上，中国古代文论及其范畴除了因与文学创作和鉴赏实践联系密切因而可以说具有重视经验，尤其是感悟的特点之外，同时又有着自己的理论思维和逻辑特点，并不缺乏分析性和系统性，因此亦有自身的体承结构，只是在体性上不同于西方文论而已。但是，由于文化认同和知识谱系方面的原因，加之对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理论形态之文化隔膜，使得一些论者以西裁中，以为只有符合西方式的思辨、逻辑、分析才是思辨、逻辑、分析，异之者则非是也；只有同于西方式的理论形态、体系才算理论形态、体系，否则便不是，因而产生了种种对中国古代文论及其范畴和体系的偏颇之见和责难。”⑥这种思维的定式的确到了该纠正的时候了。只有改变这种偏见，才能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步入常轨。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思辨也是经验性的思辨，这种经验性的表现就是感悟。注重感性的直觉，注重语义的模糊与精微是感悟的思维特征。感悟虽然不是严格的思辨，但并不妨碍理论的传播与推广，在感悟之中，人们也没必要担心其精微之义的丧失。感悟、直觉的运用与一个民族的思维密切关联。对西方民族来说，它可能导致其精微思想的表达不畅，而对中华民族来说，无数精微的思想均在感悟、直觉中产生，感悟、直觉成为理论分析的武器。民族的思维方式并没有高与低的差别，关键应看能否运用这种思维方式解决问题，创造价值。
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诸多范畴中，气、象、韵、神、境、风、骨、味等单字范畴都是感悟式的，由这些单字范畴组合而成的复合范畴也都是感悟式的，如文气、意象、气韵、神思、境界、风骨、趣味、神韵、兴象、气象、精神等。韩愈云：“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这是比喻，以“气”隐喻文章才力与气势，而“言”正是“气”的外在表现形式。“气”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从语言中能够感悟，看似玄虚其实实在。中国古人就是要求在玄虚中领悟实在，能够根据各自的条件化用玄虚，从模糊走向精微。“气”的范畴能典型表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经验性感悟的特点。
感悟作为一个人的直觉，虽然具有极强的个体性，但是，也能够与整个民族的心灵相沟通。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与接受理论范畴多是直觉的表达。古代的理论家们往往将自己体验到的作家作品的妙处，用生动形象的范畴表达出来，有如禅家之偈语，模糊而精微，令人回味无穷。如，钟嵘评曹植“骨气奇高”(《诗品·魏陈思王植诗》)；张戒评韦苏州“韵高而气清”(《岁寒堂诗话》)；严羽评唐诗“惟在兴趣”(《沧浪诗话·诗评》)等等。这些评价的精准令后人叹服，而“骨气”、“韵高”、“气清”、“兴趣”等范畴无不是批评家的经验性感悟。
经验性感悟的典型表现是陆机对“应感”范畴的论述。《文赋》云：
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纷葳蕤以馺沓，唯毫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揽营魂以探赜，顿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是故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勠。故时扶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也。(《文赋》)
多么美妙的文字！志、理、思这些抽象的理念似有情有思，具有灵性。“应感”作为文艺创作的奇特现象是天人合一状态下感应呈现的过程。“应感”是什么，陆机不知道，我们今天仍说不清楚。它是一种心理和思维现象。它“来不可遏，去不可止”，有声有形，充满幻象。它能控制人的创造才力，挥洒人的创造激情，对文学艺术创造起着推动作用。陆机用充满经验性感悟的语言陈述了“应感”范畴的特点和作用，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经验性感悟的典型范例。
四、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当代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无论是从理论内涵还是从理论表述上说都有独特之处，它的准体系特征是与它采用感悟的经验性表达有着密切关联的，运用最为形象而精练的语言，表达最为丰富的思想。而这正是当今中国文学理论最为缺乏的。当今中国的文学理论，欧美话语是权力话语，无论体系还是具体的范畴，基本是欧美的，缺乏原创性，更缺少民族性。由于长期以来，用西方的理论模式和话语形式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导致对中国文学理论范畴的研究不够深入，很难准确认识它的理论意义和当代价值。因此，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全面、准确而有创造性的清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范畴，并将之切实运用到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之中，只有这样，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范畴才具有当代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当代价值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理论内涵与当下的文学理论能够形成对接，并直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学界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认识一直存在着这么一些误区：首先，是过时论。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理论内容已经过时，不能适应当今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发展实际，没有价值，应该抛弃。这是过时论的一种极端认识。还有一种观念认为，中国古代文论虽然已经过时，但是，可以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来研究，研究的目的是增强中国传统文化的涵养，不是为了用。其次，更有甚者，认为中国古代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文学理论。既然中国古代没有文学理论，而当代又需要，那么，只好到西方去寻找，因此，全面引进西方文学理论就成为必然。
诚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所讨论的一些内容都具有特定的历史性，同时，也具有具体的理论针对性，它们不可能一成不变，随着文学的发展，文学理论也会发生变化。然而，文学有它的真理性，文学的真理性并不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湮灭。它的真理性是永存的。如我们前面已经讨论的“言志”和“缘情”范畴，这是中国古代对文学本质的双重认识，在今天仍然具有意义。当今文坛，很多人就认为，文学不一定要表达情感，不一定要展现理想与抱负，文学的本质是娱乐。纯粹表达情感、展示理想抱负就成为可笑的做法。作家在这种娱乐思想的指导下开展文学创作，出现了许多问题。最为突出的是，文学语言的游戏化和文学内容的低俗化，在文学作品中充斥着大量无聊游戏的内容，从而，导致中国当代的文学创作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国外有学者断言，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虽然言辞过分，但却说明一个事实，中国当代文学成就不高，优秀作品不多。诗歌，作为中国传统的主要文学形式，今天已经面临绝境，人们已经失去了对诗歌的热情，尤其是现代诗歌。这其中最为直接的原因就是，中国现代诗歌抛弃了言志、抒情的传统，抛弃了文学的本质，从而，也抛弃了文学的责任，最终抛弃了作家的责任。早在20世纪90年代，著名新诗批评家孙绍振就曾经批评过后新诗潮的诗歌创作，将他们贬低为艺术的败家子，斥责他们抛弃了诗歌的本质，将会受到历史的嘲笑。⑦因此，重塑文学本质论，中国古代的言志、缘情范畴是我们不能不汲取的有价值的理论资源。
再就言意范畴来说。言意曾一度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然而，引发这一问题讨论的不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却是西方现象学和结构主义文学理论。随着对西方文学理论认识得深入，人们才猛然发现，现象学的言意理论却是受中国古代老庄思想的启发而总结出来的。中国古代从先秦时期的《周易》开始，就提出“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的问题，这一问题经过老庄等思想家的发展，对文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有“诗无达诂”、“滋味”、“象外之象”、“味外之味”、韵味等范畴，都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理论内涵，有许多理论内容是西方科学主义观念主导下的言意思想所不具备的。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核心观念的言意问题，完全可以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哲学观念中寻求理论的生长点，去深化对这一理论问题的研究。
第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经验性表述，具有极强的操作性，能够矫正现代文学理论过分抽象而不切实际的弊端，指导当下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
对中国当下的文学理论，人们有一个总体的印象：表述过于抽象、玄虚，不切实际。理论家们经常拿一些自己并没有完全理解、也不成熟的西方术语来论说问题，乃至离当下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实际很远，引起作家和读者的反感。理论虽然灰色，但是，不能无边无际。真正有价值的理论，应该解决具体问题，使人理解，给人启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提出都是针对具体的现象的，很少空泛地发表议论。因此，言辞简洁，点到为止。比如，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陆机的应感范畴，就是他创作体验的升华。大家知道，陆机是西晋初年著名的文学家，钟嵘称之为五言诗的“太康之英”。他的创作经验非常丰富，在创作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奇妙的现象。文思突然到来，或突然消逝，而且“来不可遏，去不可止”，人力无法控制。这种现象，陆机称之为“应感”。当应感到来的时候，作家文思非常敏捷，语言如泉水般涌出，创作很容易成功；而当应感消逝的时候，作家思维枯竭，言语阻塞，创作自然陷入困境。对这种现象，陆机百思不得其解，“未识夫开塞之所由”。然而，在困惑之中，陆机还是得出一些答案，他认为，这种现象与中国传统反复阐发的神秘的感应有关联，是人与自然、社会自由感发的现象。当今，这种现象依然存在，依然神秘，我们还不能完全揭开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所产生的人与自然、社会感应的奥秘，但是，我们却能够理解这种创造现象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今天的研究者，往往将陆机所说的应感与西方的灵感等同，也许，应感和灵感所描述的确实是同一种创作现象，但是，作为文学理论观念，它们之间的差别很大。主要表现在，西方的灵感说是在神学或科学观念指导下提出来的，先在神学的背景下解释它，将之认定为诗神凭附到诗人身上；后在科学的背景下解释它，认为它是人的心理的潜意识流露。而中国古代一直是在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指导下解释它，认为它是人与自然、社会现象的一种自然、自由的感应。感应是一种经验，是人与自然、社会长期接触过程中潜移默化形成的自然而然的情感交流。今天看来，正是因为应感范畴是一种经验性的范畴，说不清道不明，它的理论价值才不可低估。创作过程本身就是神秘的，是不能运用定量分析的科学手段就能够说清楚的，只能靠感悟。
再如，古人对具体作家的评价，也多采用经验性的范畴，运用生动形象的比喻，准确评价作家的创作。如，敖陶孙对曹操诗的评价：“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诗评》)“气韵沉雄”一语，便把曹操个人的气质、风采和诗歌所表现思想情感与艺术特征准确表达出来，气韵，是气格、风韵，指曹操诗歌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征，沉雄是指精神风貌，这与刘勰等人慷慨悲凉的评价一脉相承。这一范畴所表现出来的内涵非常丰富，从不同的角度都可以进行有效的阐发。再如钟嵘对曹植诗的评价：“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诗品·魏陈思王植诗》)这里涉及的范畴就更多，骨气、雅怨、文质，一方面言述曹植继承了《诗经》风雅传统，感情真挚、悲雅，另一方面又指出他诗歌所表现出来的慷慨悲凉的美学风貌和奋发昂扬的气势，并且做到了文质彬彬。这里的评语形象、生动，涵盖了诗人个性和诗歌创作的多个方面，而且准确、公允。这种理论的言说方式和批评方式都是我们今天应该借鉴的。
第三，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创造性的运用，有利于弘扬中国的文化传统，从而建立起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
创造性地运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其前提是对这些范畴进行创造性的阐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非常复杂，同一范畴，在不同时代出现，其理论内涵差别很大。因此，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研究，应首先发掘其在不同时代的意义变化，揭示范畴意义演化的轨迹，然后，再考虑对其意义的取舍问题。我们今天对古代文学理论范畴意义的选取，不能够全部照搬，应该采取古为今用的立场，即选取那些至今仍有理论价值的部分意义，进行现代性的阐释，并且将之运用于当下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的研究。
例如，比兴就是一个意义极其丰厚而在当下又具有价值的范畴。在先秦时期，比兴的意义就比较复杂。先秦有“六诗”(风、赋、比、兴、雅、颂)之说，比、兴为其二，那么，“六诗”究竟是乐歌的种类还是教诗的方法，不得而知。到汉代，比兴被视为诗歌创作的两种手法。后来，一直沿着这一思路进行研究，直到清代。然而，即使将之作为创作的两种手法，不同时代的看法也不一致。有人认为比是比喻，兴是起兴；有人认为，比是“因物寓志”，兴是“言有尽而意有余”；还有人认为，兴是发兴、感兴，兴是“感发志意”，等等。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刘勰将比兴合在一起，探讨了比兴的意义，尽管在论述的过程中仍然是比兴分说，但是，毕竟传递出一种信息。比、兴的意义相近，它们可以组成一个范畴。当比兴成为一个范畴时，它就不是单纯的创作手法问题，实际已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所具有的想象、象征、隐喻等特征，完全能够融入当代的文学理论，在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对这一问题，笔者在拙著《比兴思维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中已经有相对深入的讨论。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家们经过长期思索、研究逐步提炼而成的。很多范畴所包孕的理论内涵虽然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在当今仍然具有价值。我们要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仅仅去从西方拿，不是上上之策。西方文学理论话语可以成为我们的参照，更重要的是，应发掘我们本民族的文学理论，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去寻找理论的生长点，改造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范畴，切实运用到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建设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建造起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大厦。
注释：
①程琦琳：《中国美学是范畴美学》，《学术月刊》1992年第3期。
②闻一多：《歌与诗》，《神话与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页。
③参见程琦琳《中国美学是范畴美学》，《学术月刊》1992年第3期。
④⑤汪涌豪：《范畴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0、420页。
⑥党圣元：《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
⑦孙绍振：《向艺术的败家子发出警告》，《星星》199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