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人学”及对它的经济学解读——“纪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发表65 周年学术研讨会”述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手稿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经济学论文,人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日， 江苏省哲学学会和南京大学哲学系在南京联合召开了纪念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公开发表65周年专题学术研讨会。省内知名学者孙伯
、陆剑杰、李华钰、刘林元、张一兵、侯惠勤、王灿、刘若雷、陈天庆、何怀远、杜志新等近20人，及南京大学哲学系的部分博士、硕士研究生和南京政治学院哲学系的部分硕士研究生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学者以新发表的文本群为依托，对《手稿》的形成、《手稿》的内在逻辑结构及理论意蕴、《手稿》与“人学”及“类哲学”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一、新发表的文本群及其对《手稿》研究的重要价值
所谓《手稿》，是指马克思约于1844年6月至8月底创作的三册笔记本，它是马克思试图把经济学研究加以总结并从而论证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第一个理论成果。1927年，前苏联的梁赞诺夫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中以《〈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为标题，用俄文第一次发表了《手稿》中现在所谓《第三手稿》的大部分。193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旧版（MEGA1 ）第一部分第三卷首次用原文发表了《手稿》。197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新版（MEGA2 ）第一部分第二卷以两种不同的编排方式重新发表了《手稿》。1957年，国内有了《手稿》的第一个中译本。197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版第42卷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版对《手稿》进行了修订，这也就是国内研究目前所使用的通常版本。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国际研究界普遍认为，《手稿》是马克思在完成了七册（MECA1原误以为是九册，其中有两册是《 布鲁塞尔笔记》）《巴黎笔记》的经济学摘要后创作的一部特别的“著作”：从形式上看，它是片断、未完成的，而从内容上看，它是一个同质的整体。因此，学界往往将《手稿》同马克思当时的经济研究割裂开来，主要参照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和当时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来理解《手稿》的理论价值及其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史中的地位。但是，随着新文献的不断涌现和研究的深入，前苏东的一些学者逐渐意识到，《手稿》是马克思在经济学摘要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将《手稿》从同体创作完成的《巴黎笔记》中割裂出来，只会使《手稿》研究陷入迷途。正是在这种思路的引导下，70、80年代以来，尤其是MEGA2 第四部分开始出版以来，前苏东学界的《手稿》和《巴黎笔记》贯穿起来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大批极有价值的成果。——第四部分收集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全部提纲、摘录、笔记以及他们在阅读过的书籍上所作的批注标记，这些是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未公开开发表的手稿及公开发表的著作所由以产生的实际基础，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必须依靠的客观基础和取之不尽的源泉。第四部分是MEGA2最庞大的部分， 其总数预计将超过50卷。
《巴黎笔记》总共七册，1932年MEGA1首次将其部分公开发表。 不过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除了科尔纽、卢森贝等个别学者外，它们基本上没有得到实际的使用和足够的重视。1960年以后，前苏东对这部分文献的研究得到加强。经过以拉宾、巴加图利亚、陶贝尔特和鲁勉策瓦等为代表的前苏东学者的精心研究和悉心准备，MEGA2于1981 年在第四部分第二卷中发表了《巴黎笔记》七册全部内容，同时附有详细的导言和说明。根据这些新发表的文献，我们知道，与《手稿》创作直接相关的《巴黎笔记》共有五册，其中：第一册摘录了萨伊《论政治经济学》、斯卡尔培克《社会财富的理论》和萨伊《实用政治经济学教程》；第二册摘录了斯密《国富论》；第三册摘录了勒瓦瑟尔《前国民议会议员“回忆录”》和《国富论》；第四册摘录了色诺芬《雅典的色诺芬著作集》、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和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五册摘录了麦克库洛赫《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特拉西《意识形态原理》、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和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这些新发表的文献对《手稿》的深度研究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在这些笔记摘录中，我们可以直接读到马克思对一些学术观点的特定意向性、最初的随机性评论和由此产生的原初性写作计划和构想，其中，我们可能找到《手稿》各种创造性思想最初形成的理论激活点和原发性线索。相反，如果我们脱离对《手稿》本真语境的解读， 就会失去准确理解《手稿》的客观基础，造成诸多无意义的学术纷争。遗憾的是，国内对这一文本群的研究是很不够的。这固然和它们至今尚无中译本有关，更重要的是，学界普遍对这一文本群的研究价值缺乏应有的理论自觉。
二、青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手稿》的形成
国内的《手稿》研究在长期封冻之后，随着80年代初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讨论而进入一次高潮。当时，学界绝大多数研究者都主要忙于对《手稿》中异化问题、主体性问题的争论及其现代阐发，很少有人自觉地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去研究《手稿》自身形成的内在机制和具体过程。南京大学孙伯教授在当时独树一帜，在许多文献还没有被介译到国内来的情况下，便发现《手稿》不是一个完整自洽的著作，其中存在人本主义异化逻辑和现实主义科学逻辑的隐性对立，而正是这里的科学逻辑成长发育成了历史唯物主义。但是，在《手稿》中，科学逻辑的客观载体是什么呢？由于文献的缘故，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合理的解答。90年代以来，南京大学哲学系以张一兵教授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学者，继承和发扬了孙伯教授开创的历史主义文本分析方法，并将它运用到对《巴黎笔记》的研究中去，力求证明马克思当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就是《手稿》中科学逻辑的客观载体；在前苏东学者最新研究的成果的基础上，对《手稿》的形成史及其内在逻辑结构和理论意蕴等问题做出了极具方法论价值和颠覆性的解答。
这些学者认为，国内对《手稿》的现有研究，其理论视角都存在着较大偏差。哲学界把《手稿》作为哲学文本，主要参考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思想来理解它的理论内涵，确定它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而忽视了马克思当时的经济学研究，没能发现经济学研究对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决定性影响；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正确地看到了《手稿》中经济学思想的不成熟性、异化劳动理论对整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价值批判和否定的非科学性，并因此否定了整个《手稿》的理论价值，而没能发现马克思当时尚不科学的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历史观价值及对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重大影响。针对现有研究的理论缺陷，这些学者指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三大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是一个有机整体，任何单科研究必然会失掉一些最重要的东西；并且，在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性最高也是最后体现的古典经济学中，资产阶级的自我批判性获得了最完整的表现，同时，这种自我批判性在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中获得了再生和延续。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来源是经济学；而在现阶段，学界也就应当更多的是在以前被忽视了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去求索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问题，国内鲜有人注意过，即使有人（如国内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吴易风先生）看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由于把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诊断混淆为哲学论断而没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实际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自觉地将经验论唯物主义引入经济学研究中，把“看得见的事实”即经济关系作为自己研究的主要对象，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社会唯物主义”。并且在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中，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主要术语和学说都大致形成了。可是在研究经济学的最初时期里，马克思虽然已经通过费尔巴哈完成了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但面对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受到了费尔巴哈以感性直观的个人为观察点的思维方式隐性制约的马克思，却又因不能理解经济学对社会经济事实进行合理抽象的科学性而反对政治经济学。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当时的主导思路，即哲学人本主义，是一种隐性唯心史观。
在国内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们通常是将《手稿》从与之同体发生的关于经济学的《巴黎笔记》中孤立出来。因此，不仅没能看到，在马克思不断深入的经济学研究过程中，《手稿》在具体的观点上的变化，而且也就根本不能发现《手稿》的多重理论话语的意义及其重大飞跃。因此，这些学者在深入研究了马克思当时的经济学文本之后指出，当马克思在青年恩格斯、赫斯和蒲鲁东的影响下去批判地研究经济学的最初阶段，面对数量巨大的经济学文献，他基本上没有什么专业发言权，而主要是在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思想的指导下进行摘录，马克思力图和青年恩格斯等人一样，在经济学的立场上去反对经济学。随着经济学研究的逐步深入，马克思在经济学语境中的“失语”禁令得到解除。在《穆勒笔记》中，马克思的思想因“交换的媒介”而得到激活，他首先从交换开始，进一步意识到货币的媒介作用，再从货币到信用，否定性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运作过程中的拜物教本质；其次是将对拜物教的经济分析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深刻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的交换、货币实质上是人的类活动——真正的人的社会关系的颠倒；最后是从赫斯的交换异化论直接走到了以生产力为基础的劳动异化论，从而初步形成了自己独创的人本主义哲学——经济学批判逻辑。
三、德法社会主义对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影响
与会有同志提出，学界必须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运用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形成的具体历史过程中来，可操作性地同时也是历史地还原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真实进程；一旦人们除去了青年马克思头上的神圣光环，就会发现，青年马克思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他是站在德法社会主义诸多思想家已有的伟大思想基础之上的。
《莱茵报》时期，残酷的政治现实打破了马克思的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在对历史的具体研究之后，他自主地发现，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不过，马克思此时并不是像他后来回忆的那样，一下子就转入了经济学研究，而是首先将精力投入到了对法国国民公会史的研究之中，这主要是因为他是通过法国人的著作来理解市民社会的，而法国人又正是从政治层面来理解市民社会的。新的研究表明，马克思大约在《德法年鉴》之初就转向社会主义了，因为他此时已经象德国知识分子中第一个社会主义者赫斯那样用类的观点去批评法国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的片面性了。当时德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正是根据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马克思对卡贝、德萨米等人所鼓吹的共产主义和傅立叶、蒲鲁东等人所宣扬的社会主义的片面性进行了批评。马克思最后的结论是，法国理论并不能实际运用于德国，德国人必须首先从宗教和政治而不是经济出发来解决德国自身的问题。这也就是说，在马克思转向社会主义的最初时刻，他并没有实现人本主义和私有制批判理论在社会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统一，换句话说，还并没有解决德法社会主义不同的理论原则的联盟或联合。《德法年鉴》的中后期，主要是在赫斯的金钱异化思想的影响下，马克思方才逐步认识到，消除私有制正是实现社会主义、实现人的本质的全面解放的必由之路，从而达成了德法社会主义原则的联合与联盟，并将自己的研究兴趣的转向了经济学。
就《手稿》而言，德法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英国古典经济学已发展到了李嘉图阶段，但马克思最初的经济学摘录却是按照“萨伊——斯卡尔贝克——斯密”的顺序来进行的。马克思之所以如此摘录，正是因为受到了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影响。法国社会主义者是以在当时英国已显陈旧的斯密学说作为自己理论基础的，这一点无疑是和法国还没有进入大机器工业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也正是因此，他们无法理解处于大机器工业时代的李嘉图经济学说。马克思是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主要是蒲鲁东）的影响下进行经济学研究的，因此他十分合理地从斯密学说的庸俗化者萨伊开始了自己的摘录。马克思开始研究经济学的时候还是一个门外汉，在他最初的经济学摘录中，可以清晰地发现了青年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影响。虽然在不断的学习和“跟读”中，马克思逐步增强了自己的经济学修养，并很快就对青年恩格斯和薄鲁东的社会主义批判逻辑产生了不满，进而形成自己的人本主义异化批判逻辑，但就算如此，我们还看是应当看到，劳动异化理论实际上是对赫斯金钱异化学说的一种深化和提高，而决非青年马克思一时之偶得。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德法社会主义者已有的成就，就不会有《手稿》中马克思辉煌的理论再创作和升华。对于这一点，国内很多研究者总是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他们往往对《手稿》中马克思的思想做了不切实际的拔高，反而对马克思后来在真正科学的经济学研究之上做出的真正伟大的理论独创却视而不见了。
四、《手稿》的内在逻辑结构和理论意蕴
针对“《手稿》是一个统一整体”的传统见解，有学者根据对新文献群的研究指出，《手稿》本身根本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其中存在三种不同的理论话语。第一种是作为批判对象的古典经济学及其从社会历史出发的社会唯物主义逻辑；第二种是青年恩格斯和蒲鲁东同源于英国李嘉图社会主义的立场，即站在既定经济学观点上反转资产阶级劳动价值论、根本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批判逻辑，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对第一种话语的直接颠倒；第三种就是马克思自己独创人文主义异化批判逻辑。在第一笔记本的第一部分里，马克思主要是按照国民经济学的方式来批判国民经济学，其参考系是蒲鲁东和青年恩格斯，但这并不是马克思自己的本真活语，而是他所提出来作为批判对象的一个理论预设，因为马克思已经认识到，这种并没有超出国民经济水平的社会主义批判首先没能解决劳动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其次不可能真正解决社会革命的目标问题。在第二部分中，马克思接着青年恩格斯和蒲鲁东的困境往下说，以劳动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解决了后两者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的哲学论证，这里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才是整个《手稿》的主导理论话语。按照马克思思路的发展逻辑，第二笔记本应当是整个《手稿》的主体部分，在这里，马克思很可能是想根据异化劳动理论来重新翻译经济学的“非人”学问，对政治经济学说史进行一番彻底的批判。 但是第二笔记本有着严重的缺失， 只余下XL—XLIII（40—43）页。不过残余部分也已经表明， 在经济学说史的实证研究中，马克思的思想无意识地受到了蕴涵在经济学中的社会唯物主义科学逻辑的影响。例如，在对英国政治经济学从斯密到李嘉图的发展问题的具体论述中，马克思已经不再简单地套用“人的本质及其异化的存在形式之间矛盾运动”这个思辨公式，而力图在私有财产和工业自身的历史运动中来把握和解答了。这标志在马克思的理论逻辑中出现了人本学逻辑和科学逻辑的潜在对立。正是在以后的经济学（主要是针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国李嘉图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著作的）研究过程中，马克思逐渐克服人本主义逻辑对他的深层制约，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与会其他同志一致认为，在青年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中探求《手稿》的本真意蕴并进而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本质，这是一条具有重大方法论价值的全新研究思路。但是，经济学研究在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有些同志认为这一问题尚须进一步的研究；并且，从这一条新思路出发去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是否会抹杀掉马克思哲学批判的革命的真精神，有些同志表示了严重的关注。
与会还有学者认为，“新自然本体论”思想是《手稿》中最有意义最具现代价值的理论内涵。所谓“新自然本体论”是就马克思的“彻底的自然主义”和“新唯物主义”而言的，它虽然也从自然感性出发，但内质却根本不同于以否定宗教中介为主要特征的自然主义。作为对象性关系存在的自然概念，是《手稿》中最具活泼生命力的范畴。正是在“对象性”这一崭新的立足点上，马克思首先实现了对传统本体论的突破，将自然这个客体对象存在范畴，理解转换成为对象性关系的存在范畴，从而彻底扫清传统本体论论证方法中形而上学的、同义反复和终结论证的诸多弊病。首先，非对象性的事物被排除在了存在范畴之外，这就与作为形而上学世界观全部构成的传统种种实体本体论区别开来。作为世界观，新自然本体论不关注世界“如何产生”这类形而上学的问题，其核心是对世界“如何存在”问题的回答，看不清这一点，乃是许多论者在理解马克思本体论过程中偏差的重要原因。其次，自然范畴不仅包括自然界，而且也穿透社会、人等一切对象性存在，它体现了对历史现实存在的最大普遍性的崭新本体论概括。再次，在对象性关系中，自然界作为主体的人的主观理解，解决了人与自然的本质直接辩证统一问题。由于马克思总是在主客观相结合的意义上理解这种统一，这样就获得了对自然与人的主客体对象性存在的辩证统一性及其本质差异性的全面理解，从而才能对存在与本质的关系问题做出正确的回答。新自然本体论并不追问所谓最高存在者，但它也要回答存在的必然性问题。它主要在主体、社会、实践这三个崭新的向度上，对存在与本质的关系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崭新解答。总的说来，新自然本体论是马克思早期哲学精神贯注并彻底清理其旧哲学出发点的产物。由此现实世界的一切关系被其得到有机的全面的本质的穿透。这种没有创造性实体本原的、不设终极存在目标的、把脱离人的自然视为“无”的、关于现实历史的自然界、人和社会存在与本质发展的活的本体论乃是其新唯物主义的根本所在，是其认识论、方法论和历史观的基础。
五、《手稿》与“人学”及“类哲学”
8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内学界有人力图从《手稿》出发、去阐释和发展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形成了所谓的“人学”和“类哲学”。对于这两股学术思潮的理论价值，与会的许多学者表示的极大的怀疑并进行了深刻的批评。
对于“人学”，与会一些学者指出，马克思从来都是关心人、研究人的，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他的研究方式有所不同罢了。在以《手稿》为代表的前科学批判时期，由于他还没能对人的本质形成一个具体的认识，因此他只是从人本主义抽象的价值悬设出发，对非人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尽管马克思此时的批判还是非科学的，但它却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政治经济学虽然是实证的、非批判的，但它却已经对人的本质进行了相当深入具体的探讨。通过对经济学进一步的研究，马克思逐步认识到，人的本质并不是抽象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它在现实性上是一定历史时期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实践活动一方面创造一定的社会形式，另一方面又受这社会形式的制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的社会形式终究会从人们自主活动的形式蜕化为束缚人们活动的桎梏；只要改变束缚人的活动的社会形式，人就会在更高的形式上获得自由解放，人的本质也就会获得更加丰富的规定，从而最终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进入了自己的科学批判时期。在以《资本论》为代表的科学批判时期，马克思主要从哲学研究转向经济学研究、以社会经济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并不是由于对人的忽视，而恰恰是出于对人的真正关注。因为通过研究特定社会形式才能真正地、科学地、具体地理解人及其本质，只有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的本质才可能得到真正的科学确定，社会主义的实现才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过程中获得现实的根据，无产阶级的解放、异化的扬弃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抽象地标榜为“人学”，既不能达到对其哲学的科学理解，也无助于新时期物役现实的消解。
对于“类哲学”，有学者指出，类概念是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概念，它所固有的理论内涵的确曾经给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以深刻的影响。这一点在《手稿》中也有着明确的表现，因为类概念也是《手稿》的核心概念，并且马克思是在社会的意义上来使用类概念的。不过决没有理由因此而把费尔巴哈的类概念和马克思的类概念混同起来。因为费尔巴哈的“类”始终是一种一劳永逸地形成的、把许多个人联系起来的自然普遍性。对于马克思而言，虽然“类”就是社会，但他主要是在市民社会的层面上来理解“社会”的，他首先要求的是“社会”的也即经济的平等，而在费尔巴哈的多重类本质中，这种经济内涵是根本无法找到的。同样，也不能把《手稿》中的社会概念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概念混同起来。因为《手稿》中的“社会”仍然是一个从费尔巴哈的人类概念中推演出来的缺乏具体内容和结构形式的抽象哲学范畴；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概念，即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则是从现实历史发展中概括出来的具体的历史范畴。实际上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早就对此做了深刻的区划。换言之，对于马克思创立的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而言，“类”作为一个抽象的思辨概念已经被扬弃了，取而代之的是科学的社会概念。
与会还有学者认为，对《手稿》中的社会概念进行哲学理解是不可缺少的。它作为《手稿》前马克思较早确立的概念，在《手稿》中得到哲学和科学的深化。在本体论意义上，它楔入了自然、人（类）、劳动、生产、实践、历史等概念。《手稿》中的“社会”已不仅是供人们认识的客观对象，它和人的能动的实践相联系，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一个活动的主体性范畴。它表现人对象性活动的本质存在的直接性是马克思批判国民经济学的基础。因此，它在根本上不同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在费尔巴哈当时，社会概念使用很少且地位甚微），而在认识论和历史观上它取代了黑格尔的“国家”成为马克思新的辩证思维方法的核心中介范畴，它通过“社会化”的实践在本质上指向无产阶级的现实的历史解放，因而它贯穿在马克思以后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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