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水一样——历史的倒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倒影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3年8月的某一天，在一个歇山式屋顶、黑瓦红墙的乡镇汽车站里，我等到了前来接应的人。跟在两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后面，踩着嘎叽嘎叽直响的青石板路，来到了一座庙门前，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丹徒县大港中学”的行书体招牌。大门是木结构的，二层，楼上的窗户被一根木棍子撑着。进门，转弯，踩踏已经被摩擦得凹下去的木梯，木质的香味、灰尘的气息在午间的阳光下飘荡，我进了刚才看到的撑开了窗户的那一木屋。领我的人说，老师，你先住下来。
我，成为这所农村中学的老师了。
班主任：水随天去秋无际
这所学校的前身是东岳大帝庙，大殿的菩萨和神像早已不在了，殿前的四棵大银杏树依然神清气爽。学校仅有一栋上半年完工的楼房，黄土操场在学校围墙之外，标准的400米跑道是煤渣铺就的。
那年我20岁。自己淘米蒸饭，被值日的老教师指为犯规：你的饭盒不放在你们学生饭框里，却放到老师饭框里，哪个班的？我没有回答。他将它移进学生饭框，告诉我饭框编号。中午，我就去编号28的饭框找我的饭盒。我在饭堂的教师窗口打菜，食堂师傅说，你到学生那边排队。我坚持把盘子递进去，一言不发。就有人插话：他是老师，好像是教历史的。
上历史课可以讲讲故事，用上几幅挂图，让学生上黑板填填图表，大家鼓鼓掌，还一起做些小制作。没有学生溜号，教导处也没有人找我谈话，一节课又一节课的时光就打发了。但是做初中班主任就颇费脑筋，老教师、老班主任就会找我谈话，帮我管，帮我出主意。
那时的自习课比较多，课堂纪律就成问题。有两位男生，特别喜欢惹是生非，而且以串联起来和我斗为乐事。有一次，把他们带到办公室训话，相互较量之间，有一位说，你以为教训我的喉咙高就有用了？另一位说，你的喉咙可以再高些，再高些，高八度——他的话说得很轻。这是一句令我终生难忘的话，这是彻底扫荡了我的自尊的话，这也是终止我教训式、打压式教育的历史转折点。第二天，我的喉咙沙哑了。第三天午睡醒来，发现宿舍门口放了一篮子水果，深秋时节的苹果香非常诱人。我的“心腹”告诉我，是“肇事者”送的。
直到我做高三班主任，仍然有男生喜欢犯规违纪的同时，以逗班主任生气为乐。但是我不再单刀直入了，不再采取打压措施了。我会把他们犯的事当成别处听来的故事，剖析其危害，想象其发展下去可能的恶果，我再自我批评，然后出题目要每个学生无记名的自我反思或检举揭发，再分析危害。过几天再把犯事的学生找来聊天。我努力营造班级文化，组织生命、事业、价值和自由的学生讲堂，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我容忍学生看武侠小说、穿牛仔裤和喇叭裤、打牙祭喝点黄酒、甚至个别高三学生的轻度谈恋爱行为，只要他们和我通气。而他们和我通气不仅不会换来批评，还能换来一次思想沟通，对我来说，则能够和他们签订君子协定：限度、信度。我悄悄地监控他们，就像我写过的一篇教育散文《风筝》。于是他们非常争气，我的话成了圣旨，他们为在运动会上没有拿到分而来道歉，他们为在期中、期末考试期间未能门门争先而来发“毒誓”。
其实，在师生之间，在教育和被教育之间，总是存在杰里鼠和汤姆猫之间的游戏，没有这种游戏就没有师生的共同进步和教学相长。
初为班主任时，有一位女生，在晚自习回宿舍后，直喊肚子疼，生活委员来办公室喊我。我吓坏了，不知哪来的劲，背起她就朝镇卫生院跑，几个学生跟着跑，他们找值班医生、挂号、护理。在她感觉好转以后，我们轮换着走了三里地，把这位学生背着送到她家里，记得是敲了许久时间的门，家长开门了。
高三班主任任内，一位女生热衷看逃避自由、生命的虚无之类的著作，而且总是很郁闷。我还没有这个功力，去从心理学层面打开她的性灵之窗。就在星期天下午骑车进山(丘陵)，公路是石子路，坑坑洼洼，偶尔有卡车经过，粗劣的黄石路上就尘土满天，公路两旁是密密的山林，大概有十几里才可到达。我是去家访，是去寻找家长支持。返回时，天有些擦黑，自行车前轮碰上石块，车子朝前面飞去，我则下意识地有了一个鱼跃动作，但是膝盖和手掌都磨破了。坐在地上发呆许久：为何而来，为何而去？
1991年深秋的一个周末，我买了一瓶丹阳黄酒回宿舍，准备自己庆祝一下自己的生日。晚上6点左右，宿舍的铁皮门“咣当”一响，学生的声音随之而来：束老师，生日快乐！十来个自己班上和非自己班上的学生提着蛋糕、挂面和熟菜蜂拥而入，让我这个孩子王大为高兴，拉开书桌，拖来饭桌，小煤油炉和小电炉一齐上阵，师生同堂排成长阵，开吃！
其实，做教师似乎不要多么新鲜的教育理念，学生是自己的衣食父母，你一不种地二不织布，你得感激他们、善待他们；学生被家长和社会交到了自己的手里，有无数双眼睛看着你，你是牧羊人，你是园丁，你得有敬畏之心。
教师先有朴素的感激之心、敬畏之心，就会有爱心的大道理，有爱心，就会动脑筋，凭借职业的经验、职业的敏感和职业的学习，你就会生成理论界谈论的教育智慧。
教学：秋水时至，百川灌河
当时，学校规模不大，初中和高中都是四轨，全校历史课的总课时数是32节，两位专职历史教师加一位年龄略大的语文教师，就全部包揽了。1984年下半年，我的师傅准备调动，他要去镇江师专教历史教学法，那是高就了。他教的高三文科班的部分作业就会交给我批改。1985年上半年，因为疏通关系而有所耽搁时，就时常让我代上高三的课。暑假以后，他毅然决然地走了，也没有同意学校设定的每周来上几节高三历史课的条件。这样，我就迅速接手高三文科班的教学。
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值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新的启蒙运动，是一个寻求政治变革、思想革新的激情澎湃的年代，金钱意识很淡，我也是离家较远，索然寡居的“客家人”，读书是惟一的业余生活。那时，学校的高中生是全县精选出来的，单纯而又思想活跃，逼着你讨论问题，也就意外地逼着你看书了。下午第四节课，我们年轻教师是必然会和学生在一起打排球、打羽毛球，或者踢足球的，和他们谈得来。上毕业班的历史课似乎没有什么经验和技艺，我只追求不带课本，只带粉笔的教学准备，我会在课堂上放点音乐，会把刚刚背过的中国古诗词或外国诗歌结合到相关的历史内容里去，我会在课堂上与学生发生争论，我会把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借给他们，我会让他们一齐讨论刘再复的散文诗，谈甘阳先生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的读后感，他们会要求睡到我的宿舍里，谈他们喜欢的女生。但是考试我还是要的，考完以后，我会把一个个学生喊到面前讲评试卷，时间或长或短，但是每个学生来到我面前听我讲评的机会是均等的，以致曾有学生递纸条给我：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召见我？80年代末，是中国思想界、知识界最活跃的时代，我正好做班主任，居然敢带大部分学生到南京栖霞山看枫叶和庙宇，居然敢带少量学生去不远处的绍隆禅寺讨论存在和虚无的问题，因此，学校领导特别关注我的班级是否稳定。86届、87届、88届的高三历史教学都以胜利告终，学校领导对平均分是满意的，每届文科生总有考取北大、南大和复旦的，89届是文科命运比较悲惨的年代，许多专业被砍了或招生数急剧减少，但是仍然有武大、南大、西南政法的录取通知。在只有一个文科班的规模下，在一个理科生源绝对超过文科生源的背景下，如此成绩当然是令人满意的。
80年代后期，因为经常鼻孔流血，因为胃酸泛过后会吐出几丝血迹，年轻的同事们就喊我“束呕血”。麦乳精和人参蜂王浆这些当年的补品就进入了我上课前的零食生活了。1988年分配来一位历史本科生，如今已是宣传部长，现在他见到我还会开玩笑：“师傅哎，你当初上课前喝一支人参蜂王浆，就以为有精神了，还记得吗？其实啥营养也没有，还感觉有劲了，那时的人真有意思，哈哈！”
体质下降除了单身汉的生活原因之外，与课务繁重有关。1988年上半年，曾经达到每周22节课，跨高一到高三的三个年级。高二文科班分出来，让我接手时，我一言不发，当着所有高二年级的老师，将课表退还给分管教学的校长，他开始喊我“束老”“束老前辈”，我拂袖而去。他派人做我的工作，后来我还是接受了。
进入90年代，一个理性的功利的时代来临了，学生对人生价值、对中国前途等宏大的话题不怎么感兴趣了。但是我在课堂上仍然会问柯林伍德式的问题——什么是历史，仍然会问斯芬克斯式的问题——你是谁，仍然会说——你能进入历史，历史能够进驻心灵。我在周末讲座中仍然会用“回望×××”“血祭×××”式的标题。90年代初历史教学界掀起的能力培养运动，给了我解释历史、分层理解历史的机遇，因而也给了我继续引导学生讲心得式的历史的抓手，因为它与思维能力是同步的，因而也是与高考同步的。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式的思维方式也影响了我的课堂教学。至2000年，我送走了目前为止的教学生涯中的最后一届高三，先后有了14届高三教学的历程。
其实，文科教学尤其是历史教学本来就没有那么多的理论上的种种教学法，小器似乎难成大器，教学技艺的考究会切割历史的流畅性和人文性。从突然接手高三教学，走到80年代末，似乎毕业班的成绩只来自下列因缘：凡人文学科的书籍我都看，都向学生表达和“炫耀”；认知心理上的“愿不愿学”的问题就无意之间处于解决的过程之中了，是否可以说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至于认知心理学上谈到的“能不能学”的技艺问题，当时根本没有这种意识。学生跟着老师的思想转了，历史兴趣来了，似乎也就容易再认再现了，也就历史思维了。90年代虽然我的历史教学的理性分析成分有所增加，但是历史教学的成效主要还是缘自师生对历史的百川灌河式的讲述和体悟。近几年，八九十年代毕业的高三学生陆续举行10周年、20周年同学会，他们会把包括我在内的任课老师喊去。期间，总有学生说：“束老师，都是你害的。你用百家讲坛式的讲法和激励我们乱讲，骗了我们去读文科。我们起码是中等优秀的，甚至比理科的有些家伙要优秀得多，结果报了文科，文科大学生出来以后能到哪儿去？没有令人羡慕的好职业了。”我说：“我也不好意思，我没有害你们的想法呀，不过包括历史在内的文科学习是终身受益的。”
那时的历史教学和教学的成效真的是一种师生之间的混沌状态，我一直感谢庄子的混沌说，感谢庄子的万川归海而海不盈的说法。
历史教学不可太在意专业技能的，不必囿于学科领域的技艺的。历史的解读价值被发掘了，师生的主体精神得以充填和张扬了，有一种宋代先贤的“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或“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的理趣了，就会有真的历史，世俗的成效考核也会不期而至的。
我总怀疑目下众多论文里对历史教学的静态的条分缕析是否得了历史教学的真精神，是否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衍生物。
写作：秋水共长天一色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知识界政治热情的降温和科学主义盛行、人文主义退隐，金钱追逐和功利意识渐成主流，工具理性在教育界时髦起来，并且渗透到我们这所长江边上的农村中学了。我听说了教育科研，听到了实验法、数字化等概念，教学过程遭遇了条分缕析的工艺处理，尤其是1991年和1992年的高考学科能力目标的出现，历史教学的技术时代和分析岁月开始了。这一历史进步颇有迎合科学主义的嫌疑，颇有证明历史教学是科学的强迫症嫌疑，它一方面有利于推动教师的理性思考，另一方面也逐渐阉割了历史课堂曾有的老师的洋洋洒洒和学生的滔滔不绝，因为单位时间的效率、课堂节奏上的短平快、师生问答过程中的短兵相接等教学技艺的时尚，已经不能容纳江河滔滔了。
于我来说，随着经验成为缄默知识，随着自己“与时俱进”地、不知不觉地赶着培养学科能力的潮流，教学环节的技艺思考固然多了，历史本身拥有的叙事性和哲学味在我的课堂上有些花朵飘零，教与学之间的层层洄流占据了课堂的主导地位。只有在阶梯教室的讲座上才会昙花再现，学生的反驳与较真也才出现(而且难得)。1995年去了一趟山东临沂，听了一次陈庆军先生的报告，后来又在南京听了来自上海的郭景扬先生的报告。在分析的思维框架下，我开始了自己的课堂教学改革，从教学内容的处理到学生座次的排列，从教材的能力目标分解到学生相应的学习行为的确定，都作了机器生产般的工艺设计，这就有了我在1996年和1997年的两篇公开发表的教学论文《试述中学历史教学内容的改革》、《高中历史课堂教学模式新探》。我的论文写作生涯出现了。
其实在这之前，文学曾经是我长期的爱好，学究曾经是我长期的景仰。在这之前，我在地方报刊发过一些散文，曾经自编《束鹏芳现代散文选》，在学校的手摇油印机上印刷，并以每本2角钱卖给学生。于写散文而言，是为着汉字有奇特的质感而去体味文字组合之乐趣的。在这之前，为镇江史学会的年会而应景性地写过《试论印度佛教的中国化》《20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王安石和苏东坡的精神根柢》等文章去参会，于写历史论文而言，是为着学问有引经据典的美丽而去感受逻辑之魅力的。对于我这个村叟而言，90年代中期之前，既不知道什么叫教育科研，也不知道有教学论文评奖的事，更不知道写历史教学文章对于个人的名利有什么价值。
但是90年代中后期，发表两篇教学论文，引来校长的赞誉，并且因此而能够破格申报高级教师的职称，却是意想不到的，同时又让我感觉到写论文是反思自我也是展示自我的载体。然而述而不作、行而不言的习惯还是左右着我的教学生涯。不到激愤或自己感到要清“浊”一下，是懒得动笔的。1998年到2000年，也就是每年写一篇，发一篇。《生活教育论：一个值得反思的话题》，论证陶行知教育思想中的某些反智倾向，思考学校与社会、与生活之间的恰当关系。《主体性教育：演绎和实证》，论证主体性教育的哲学背景、基本涵义和实践可能。《论心理健康教育的课程化》以自己从事心育活动课程的实践，论证了心理健康教育作为课程来设施的必要性，同时讨论如何课程化。这些文章基本与历史教学无关，但我认为这是历史馈赠我的人文情怀，而且是有助于历史教学的。
一个历史教师，教了十几年书，搞历史研究的可能性又不存在了，却还写文章，不写历史教学论文似乎不像话了。2000年夏的一篇《课堂教学素质化：镣铐之舞》，爽快地抨击素质面具下的应试教育和课堂教学中的技术化倾向，悲观地认为，教育的理想即将一去不复返。写完之后，曾对自己和办公室的同事说，我不会再有心思讨论教育层面上的话题了。
2000年秋，进了华东师大参加教育部的跨世纪园丁工程的骨干教师培训。脱产培训三个月，很爽。在丽娃河畔，与徐州的陈伟国、顺德的梁仁华、长春的林絮、昆明的赵灿东等名师相遇，在华东师大的文科大楼聆听了王斯德、王家范、聂幼犁等众多大家的教诲。李月琴老师带着我们观摩和分析上海、浙江等地的中学历史课，大开眼界。期间，2000年全国历史教学年会在上海举行，认识了王宏志先生。这段时期的生活对我以后的教学和教学思考影响很大。其中之一就是收缩文史哲乱闯的“摊位”，变得有些“术有专攻”了，而“术有专攻”的表现之一就是在两年之内发表了若干篇历史教学类论文，诸如《张扬人文大旗》《让历史教学鲜活起来》《关注中学历史教学的课堂生活》《问题登录：历史教学中的创新教育》《历史知识与主体精神的同构》《历史教学：在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之间》等。我是敝帚自珍的人，这些文章是近20年的教学生涯里的缄默知识的集中显露。它们表达了这样的历史教学思想：教育要培养一代人的主体精神，必先使历史进驻个人；历史教师和学习历史的学生都是教育的主体，主体能够站立起来，不是取决于教学中的地位和形式，而是取决于双主体的思考、追问和由此而来的精神；这种精神和意义世界是由历史课堂中的理性生活、审美生活和交往中的道德生活有机构成的；历史教育要有叙事的喜悦和精神的充填与满足，师生之间须有一种斗智、斗勇的张力。其实这些文章的标题也约略呈现着这样的思想轨迹，这些文章还呈现着一种写作方式的轨迹：历史教育的研究是叙事之上的抽象和自己读出来的理论。
2005年因扬州大学朱煜先生的推荐，为东北师大出版社的“聚焦新课程丛书”计划，写了一本32万字的《中学历史教学评价》，出版社给了我充裕的写作时间，人教社的王宏志先生审读了书稿，承蒙慨允，欣然为我作序。我也算能够写书了。未曾料，20多年前的作家期许成为写教学类著作的“作家”了。丹徒区文联主席、画家张友群先生呵呵一笑：我们把你送到省文联，参加作协的青年作家读书班学习，没曾想，你做起了转基因作家。我无声地咧一下嘴：作家嘛，就是写作的人。其后，也为江苏教育学院方国才教授、北师大朱汉国教授主编的著作写一两个章节，做一个写著作的人而不是写论文的人。
读点书，教好书，写点小文章，如果可能再写点书，当是中学教师的醇美的精神生活。读书当然是兴之所至、得意忘言为最佳状态，那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醉。读书如果是强迫或者太功利似乎就没有读书之品相了，也就没有思考之乐趣、冶情之爽朗了。书读到一定程度就会想，书读到一定程度就想用，书读到一定程度就能写。
我最初的写作一直是文学之梦牵引下的自娱自乐，然后是出于对教育界口号流行和盲从跟风习性的激愤(我自称为“愤青”的生气之作)，再然后就夹杂一点成名成家之妄图了，之所以是夹杂一点，实在还与下列情境导致的逆反有关：有同事对我说，领导讲过了，束鹏芳这个人，不可不用，不可重用。你这个人也就是教教书、卖卖嘴、再想法写点东西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了。我对他说，是呀，你这么一提醒，让我确证自己确实没有大出息了，鸡肋一条，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残存的蕞尔理想不付诸笔端，那不枉活了？！如今的写作则有两层动机：我看、我想、我写，所以我存在，是为一；我带着特级教师的帽子，碰巧又上了正高职称，不看、不想、不写，既对不起这些称号，又有船到码头车到站的不思进取之嫌，是为二。
月盈而后虚，雷鸣电闪之后，往往是淅淅沥沥的雨。2002年以后，我似乎找不到宏大的历史教育的叙事话题了，而技艺总让我提不起写文章的兴趣。述而不作、行而不言的习性，潜意识里对“形而上”的热情，我没有什么历史教学的作品问世了。
然而，对着电脑屏幕过日子的教师，终究是要与文字打交道的。写作是教师生命的组成部分，写作是对教学实践的反思，是对思想边际的挑战，是对读书和理论的反刍，是对教学行为的修正。
继2004年参加江苏省首次高考自主命题活动之后，在省教研员刘克明先生的引领下，先后参与了2005年、2006年的江苏省文科综合考试(俗称会考)、2007年的江苏省新课程学业水平测试的命题工作，参与了江苏省普通高中历史新课程的“教学要求”和学业水平测试说明的制订工作，体会颇多，也自娱自乐地写点命题与教学的小结存放在电脑的某个位置。很奇怪，教了那么多年的高三，也有不少的大型命题经历，却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高考文章。
2004年夏，随省教育厅前副厅长吴椿先生去杭州拜会浙江教育学院鲁林岳院长等浙江的教育研究人士，之后，对素质教育的思考再次浮起。2005年协助省教科院副院长杨九俊先生搞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研究，2006年协助省教科院党委书记方国才教授搞“学习型学校建设”的研究，2007年参与省教科院孙孔懿研究员的“社会和谐进程中素质教育新发展”的研究。期待在教育的视野里看历史教学，期待历史教学的文化觉醒。
《罪过：剑指何方》《农村学校的文化重建》《远离教育的功利与浮躁》等文字交付之后，自己安静得就像冬天的水面，2001年申报特级时的三个材料袋的名称《大美无言》《大音稀声》和《大象稀形》，作为一种憧憬和自慰，像图腾一样和我如影相随。
偏居农村中学，漆黑的夜空下，听不到喧闹，看不到灯红酒绿，钟塔敲打的整点钟声穿破了寂静，那是米勒的《晚祷》所拥有的精神张力……
生活：一蓑烟雨任平生
有饭吃，有衣穿，出门偶尔打的不发愁，500元钱的西装和1000元钱的西装对于教师来说，并无本质差别。这是我喜欢和年轻老师讲的话，尤其当大城市和大牌学校发出加盟邀请时，我会这样地为自己的谢绝而确定一个不求上进的理由。
20世纪80年代，在学校是没有星期天上课和晚上坐班的现象的，只在毕业年级的第二学期有下班答疑的任务，也就是每周一次，用不着在班级静坐，只是下去转转，再喊几个学生到办公室里谈谈。客居港中，孤家寡人，一台用铅丝当天线、能够收到中央台的14寸的飞跃牌黑白电视机(学校在1988年以后从仓库里找出来的)，一台红灯牌收录机。业余生活显然就应该有别的内容，那就是阅读和骑自行车逛遍大港镇周围的水洼和山洼。春天里，坐在金黄的油菜和墨绿的麦苗相交织的田间陌上，诵读“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冬天时，徜徉河边，看水面波纹粼粼，阳光跳荡，背诵“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正午之际，站在圌山报恩塔下，啃一袋面包，喝一瓶啤酒，俯瞰山下滔滔长江水，呆想“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的空寂。午后时光，在竹柏掩映的绍隆禅寺，听沙陀唱经，久久地感动那种音律，痴想高更画作《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的“天问”。上灯以后，在自己的宿舍里，按计划读范文澜和尼采的著作，剪辑自费订阅的《中国美术报》和《光明日报》，做《杜诗详注》和《东京梦华录》的卡片，再写一些发表不了、也不想投稿的诗歌和散文。80年代中期，还曾经在操场(那时学校操场没有围墙，与农田相连)旁边种了一点青菜、大蒜，以便下面条。于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光阴就这样流逝，像水一样。我可以称为大姐的女教师曾经说，束鹏芳，你是个神经病，不食人间烟火哪能找到老婆？我灿烂地回答：我吃鱼、吃肉，养气、养心，长命百岁。
现在想来，一个教师有一点乘兴而来、兴尽而去的随缘心态，真好。有一点养得浩然之气，方可指点江山的规划意识，真好。有一种不被紧张而匆忙的科层体制管得紧紧的时代背景，真好。
2007年12月，在一次省教科院的“教师发展学校”研讨会上，有一位老师问过我一个问题：你是怎样在40岁之前就成为特级教师的？
我大体上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感谢历史学科，是历史的沧桑与宏大提示我，尽量不要成为时间的过客。感谢自然，是自然的自然本性让我任其自然尔后水落石出。感谢古典文学与宗教哲学，它们对生命的追问有意无意地推动了我对意义的追寻，尤其在独处和万籁俱寂之时。感谢一段孤独的生活，是对孤独的反抗让人走向精神的超越。最最值得感谢的是学生，学生的成长需要以及他们对教师的挑战，促进了教师的思考和教学行为的改善。还得感谢前辈和友人，他们的提携和奖掖发酵了我的“勿负人”的情愫。学生成就我，生活成就我，宁静而不求上进的价值取向成就我，命运让我碰上大腕而成就我。否则一个村叟能够怎么样？这个世界优秀的人太多了！
学校的年度校园文化节，我开讲过几次年度文化扫描。“2005·大师和平民，同样的纯粹”曾经提到巴金进入历史的方式，后来就想过中学历史教师也许无望进入正史，但是也许可以进入笔记体的史料里，从而进入细节化的历史中。进入历史的方式又是什么？在教书过程中作点研究，发点文章，循着现行的评审体制而成为“名师”；教学但更写文章，以此而成为著作家似的“名师”；大多数的老师亦思亦行，将思考和别人的经验熔铸到自己的教书育人的繁复的生命进行曲中，进而进入成百上千的学生心中，他们的生命在学生的成长中延伸，他们的名誉在学生的记忆中辉煌。这样的繁复和循环，不是一个研究者或写作者所能想象和承受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述而不作，行而不言，却在人文化成的教师，是无名的名师，是利万物而不争的上善之水。
至功无功，至名无名。
像水一样，奔腾也罢，潺潺也罢，总是往下流，在下流的过程中，挥发了，滋润了，渗透了；顺势而流，不求上进，就活泼着，安详着，化育着，渐渐地与天地同在。做历史老师的就像这下流的水，渐渐地，与学生同在，也就与名同在，与历史同在。
荡舟浩歌而去，可乎？
设若成为“名师”而失却恬淡、疏于学生，可乎？
[后记]《中史参》主编任鹏杰先生金针度人，让我走近“走近名师”栏目，遂在“月涌大江流”的意象里，草写了《像水一样》的流水账。力图在追忆中，让历史教学的同仁能够看到一个教师的成长历程，从而获得一个如何发展的启迪，力图把这本流水账当作教师发展的镜子。同时，力图呈现个体成长的历史背景，抹出过往的风云烟雨。
历史不可逆，发展之路离不开时代的特定条件。
生命的泥委于地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是历史教学的罪过。
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