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对头战术欠妥——评马立诚和时殷弘的两篇文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头论文,两篇论文,战术论文,战略论文,文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立诚在《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上发表题为《对日关系新思维》一文；时殷弘在同一杂志2003年第2期上发表题为《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一文。这两篇论文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笔者曾经在2000年2月撰写《日本的新国粹主义思潮和我国对日政策的建议》一文，其中第五部分是《我国对日政策的新思维》。笔者看法与二位基本相同，但也有不同之处。
一 肯定或赞成的地方
马立诚和时殷弘的两篇论文从战略角度指出中日两国所存在的问题，笔锋犀利、针对性强，对扭转我国对日关系氛围有好处。笔者对以下七个方面表示赞成。
（一）调整大国外交格局，战略上重视中日关系
时文写道：“至关重要的战略灵活性原则要求中国……有力地缓解某些重要方面的对美被动境地，显著增强对美外交杠杆，……就此目的而言，中日接近是一项可以有很大分量的外交举措。”众所周知，美国善于利用中日之间矛盾，对于中美关系上处于劣势的中国来说，应该从大局着眼，敢于采取大胆的举措。过去有过不少次战略合作机会（比如细川内阁诞生的时候），但受旧观念所束缚，错过了机会。
在过去，我们往往上了日本右翼政客挑衅的当。他们原来是极少数人，故意挑衅，中国强烈反应，日本媒体就大力炒作，他们的身份也就随之上升了。因此，时文说：“中国可做的首先是优化自己的有关战略和态势”，以“促进大幅度改善中日关系”，是很有道理的。
（二）要提倡理性应对，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我们党历来主张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统一，在现今世界就要提倡有全球观念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绝不是狭隘的排他性爱国主义。但过去一段时间里，一些人很少讲国际主义和全球观念，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狭隘的民族主义。
马文指出：“情绪化的爱国主义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笔者完全赞成马先生这种看法。马文还主张：“现代法治国家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媒介环境，使传媒与国家、社会和公众形成良性互动，努力维系民主与法治。”这也很有道理。
笔者历来认为，世界各国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尽管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在思想上他们互相有联系，并相互鼓舞。而世界有识之士就要团结起来，去努力克服本国的狭隘民族主义。马文写道：“亚洲的枢纽是中国和日本，两国国民都应反思自己的民族主义，克服狭隘观念，争取向一体化迈进。”这与笔者观点相一致。
（三）冷静分析中日双方，客观估价日本的现实
对中日双方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要客观评价。就经济而言，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超过日本，但按人均GDP计算，中国仅占日本的1/10，要赶上日本可能需要50～70年。日本不能以经济大国而自居，而中国仍要虚心向日本学习。在政治上应避免情绪化对应，不要伤害对方国家人民的感情。时文写道：“由于近年中国公众的对日情绪和舆论氛围，加上有关的媒体报道和研究工作中的重大缺陷，一般中国人对于日本公众一段时间以来的对华情绪和对华看法，连同其日本国内政治影响，几乎完全缺乏了解。”笔者对此有同感。尽管日本方面负主要责任，但对我们自己来说，必须矫正偏见。
在军事外交问题上，时文认为，“不可设想在可明确预见的时期内”，日美间矛盾“发展到实质性地动摇日美军事／政治同盟的地步。”还“有许多原因使日本会对中国的外部困难感到庆幸”，并且“对中国的力量增进和中日间的‘权势转移’怀抱疑惧”。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日本不愿接受、并且警惕任何在战略上明显地图谋中日协作制衡美国的‘外交革命’。”但另一方面，由于“与中国相邻的地理位置”，“对华贸易和投资需求”，在“东亚经济格局中维持日本影响的需要”，“准和平主义的‘贸易国’政治文化”仍然占“主流地位”。对美国“过分霸权主义”的“担忧”等原因，有可能促进“中日接近”，并能改善“中国对美外交和战略地位”。这些分析基本上符合实际情况。
（四）要消除“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担忧
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是不可能的。其理由是：(1)日本人民反对；(2)国际形势所不许；(3)中国强大；(4)美国不会同意。日本自卫队确实大有加强，但基本上是在防御范围内。动辄提军国主义复活论是不切合实际的。马文批判网站署名高兴兴的文章说：“经过动员，日军可达500万人，10天之内横扫东亚和南亚。这种评估不免过于夸张。”“中国现在就应该做好‘打击敌对国民众’的准备。这些意见显系不负责任的煽动。”时文写道：“对日本的军事力量扩充及其使命的某些修改采取内心适当警惕、外表足够大度的政策；改变几乎动辄就日本走‘军事大国道路’的可能性公开表示担忧的做法。”“在日本军事力量乃至整个日本问题上，我们说话要有分寸，过头话有弊无益”。马、时二人的这种论述，笔者完全同意。
日本共产党在二战后初期曾主张将来要拥有自己的军队，而反对从属于美国的军队。最近有日本修改《和平宪法》正式建立国防军的动向，那完全是主权国家自己决定的事。至于向海外派兵，是在联合国的安排之下，与二战前大为不同（在美国的要求下向伊拉克派兵与以往有所不同，但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相差甚远）。我们应沉着应付，要避免过分反应。马文写道：“要把日本恢复正常国家军事状态的军事诉求，同重新恢复军国主义发展道路区别对待，这才是与时俱进的新思维。”“日本向海外派出军队参加维和行动，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笔者同意马文观点。我国军队也参加维和行动，有什么理由反对别人这样做呢。
（五）要摆脱出于阶级斗争至上的“阴谋论”
当今世界里，阶级斗争依然存在，各种阴谋也必然存在。但是，过去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搞的那种阴谋，在当今世界大国已少见。马文批判了《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一书作者提出的“全球化是美国发动的‘软战争’。‘软战争’的结果足以摧毁中国，使中国陷入瘫痪状态，落入西方控制之中”的极端言论。同时引用了龙永图回忆加入世贸组织过程时的话。这就是“在谈判中，对中国代表最大的压力不是来自外国谈判对手，而是来自国内骂他们是汉奸、卖国贼的舆论。”在阴谋论者看来，在国际会议上做一些妥协，就是上了外国阴谋的当，是卖国者行为。
日本在二战前搞过不少阴谋，使我国受到巨大损害，因此，我们容易把日本的举措联系到“阴谋”。然而，二战后日本与二战前有很大不同，不宜乱用有害于国际合作的“阴谋论”的提法。
（六）历史问题不能阻碍中日两国战略性合作
中日两国间的历史问题不那么简单，已经过半个多世纪，一时难以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呢？以历史问题是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为由把战略合作问题搁置起来呢？还是尽量不受其影响而积极推动呢？笔者主张后者。前一段时间，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后，一系列中日双方会议就停止举行。笔者认为，这种反应是过分的。时文写道：“一段较长时期内，大致满足于日本政府就日本历史上对华侵略罪行目前已达到的公开反省和致歉程度”，“将中日‘历史问题’争端大致撇出一个较长时期内的对日外交要事议程，也相应地撇出官方和准官方宣传”。笔者不大同意“大致满足”“撇出争端”之类的话，但对历史问题不应阻碍中日向战略性合作迈进的精神表示赞成。
经贸的发展与合作能够推进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合作。当前，经济关系大有发展，政治和安全保障关系却疙疙瘩瘩，这种扭曲只不过是在量变过程中的暂时现象。时文主张加强中日经济合作，使“日本政府、财界和公众深切感到大有助于日本缓解经济长期衰退的地步”。为此，“中国或许应该适当地相对减少美国和欧盟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和外国在华投资中所占的比例。”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力量还没有达到帮助日本经济复苏的程度，人为地减少美国、欧盟对华投资比例不符合经济规律，对这些看法不能表示同意。但以加强经济交流促进两国关系的总思路可以表示赞成。
（七）日本成为政治大国是历史的必然
“文明冲突论”倡导者亨廷顿曾说，在一超多极的世界里日本是半个极，是因为其在经济上是大国，但在政治上不够一极。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日本做了很大努力。但日本政治家缺乏战略头脑，总是忙于眼前事务，难以打出战略性举措。马文批判网站署名高兴兴的文章写道：“从历史来看，要让一个战败国永远不能恢复到正常国家状态是不可能的。面对日本未来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趋势，我们应该有一个心理准备。”日本是否成为军事大国，尚待日本人民如何选择，至少在目前，大多数人是反对的。我们不宜过早地表态。但日本成为政治大国，是历史的必然，不可阻挡，积极对应为宜。笔者同意马文论点。
时文写道：“在有关东亚地区国际安全、政治合作、经济稳定与繁荣的重大多边问题上，以实际行动欢迎甚而主动邀请日本以大国身份参与。”近期内特别重要的是：(1)在朝鲜问题上同日本“协商与合作”；(2)在“东南亚经济一体化”问题上“采取尽可能与日本协调而非竞争的基本政策”，防止“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时先生这种观点，笔者也表示同意。但要指出，日本不争夺领导权是不可能的。这是日本的政治制度和国民性所决定的。首相在国际上不谋求起领导作用，就会失去国民的支持，其位置难以保持。就我国而言，只是尽自己的国际责任，而没有必要争夺领导权。
二 值得商榷的地方
对马、时两论的主流方面，笔者可表示赞同。但他们两位不是研究日本的，因而有不少不切实际的地方。这里就进一步指出值得商榷的主要问题。
（一）历史问题的主要责任在于日本，解决问题不能一相情愿
历史认识问题不是我们首先提出来，而是日本方面挑起来的。我国的立场和观点没有什么错误，只是在做法上有些不妥之处。1998年历史认识问题成为中日间的焦点之一。
马文写道：“战胜国对于战败国采取宽大为怀的态度，能够创造更为和解的环境，也比苛刻的态度对自己更加安全。”“中国要有战胜国和大国的气度，对日本不必过于苛刻，战争毕竟已经过去了近60年。”这些观点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也是我国政府所采取的一贯政策。问题在于日本某些政治家老是在历史问题上向我国挑衅，日本媒体也大肆炒作，迫使我国不得不做出反应。正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时文也主张把历史问题搁置起来，问题在于日本会不会同意搁置。笔者认为，关于我国对日本不够“宽大为怀”、“过于苛刻”的责难是不符合事实的，搁置起来也是不现实的。我们所能做到的，是政府方面掌握分寸，不上右翼政客挑衅的当，而民间和学者就要加强说理斗争。光扣军国主义或右翼分子的帽子不行，必须与有良心的日本学者一道进行研究，驳倒他们的谬论。另一方面，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总结历史，如果我们方面有什么缺点或出入，那也要敢于做修正。
马文写道：“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和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等人已先后来到中国的卢沟桥和沈阳等地哀悼，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表示反省。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不必拘泥刻板形式。”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虽然村山和小泉都去了卢沟桥，但两者的基本立场不同。村山是真心实意的，小泉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做的姿态而已。桥本前首相访问沈阳则属于两者之间。总的来说，日本的主流没有“真正反省”，没有“真正道歉”，我们的说理斗争尚未结束。然而，反省和道歉是不能采取强制的方法，只能耐心等待和努力创造他们自身觉悟的条件。
（二）打造“亚洲新时代”需要进行说理斗争
马文写道：“朱镕基在2002年11月4日中日韩领导人会晤中，提出了适时启动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的研究，受到日本、韩国有识之士的欢迎。”“揭开了‘亚洲新时代’的序幕。”这不符合事实。当时，小泉对朱总理回答道：“中国刚加入WTO，组成自由贸易区是10至15年以后的事情。”实际上，我们碰了钉子，揭开“亚洲新时代”更是谈不上。
马文写道：“石原慎太郎说，为了与中国对抗，除了建立日元圈之外，日本应该把先进技术同亚洲其他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结合。”“这样，日本就能在通信、金融、运输方面发挥中枢机能，成为‘亚洲网络的指挥塔’。”马文认为“石原的狂想并不是日本的主流”，但实际情况是不能排除在短期内有可能成为主流。日本2003年《通商白皮书》写道：“为了将来实现整个东亚的经济合作，日本首先与整个东盟及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盟成员国以及韩国加以推进自由贸易协定(FTA)是重要的。将来，把这种与东盟及韩国的经济合作的努力，扩大到日中韩和东盟‘10+3’的合作，并使之与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的合作结合起来，最后实现更加广阔的东亚经济一体化，这乃是今后的战略课题。”就是说，日本是想先与东盟和韩国搞成自由贸易协定，然后把中国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拉进来，这样就可以实现由日本起指导作用的东亚经济圈。这种思路与石原“狂想”基本一致。由此可见，目前，中日的战略竞争占主导地位，两国平等的战略合作是未来之事，只有通过一番说理斗争和共同实践，才能使战略合作占主导地位。
（三）对中日两国战略地位的看法偏颇
时文写道：“中国经不起在一个往往敌对的美国、敌对的台湾以及敌对的印度之外，还面对敌对的日本。”笔者认为，这种看法过于严重，也过于被动。实际上，美国单边主义困难重重，中美关系处于相对稳定，中印战略关系已经建立，台湾“独立”愈益困难，我国的战略空间极为广阔。
时文写道，“中日关系正在恶化”。“对中国的中长期未来相当危险。”这种看法也过于悲观。实际上，中日关系不会恶化到哪里去。在今后一个时期，中日关系的“相对冷却”是不可避免的。但只要积极做工作，并持之以恒，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重新热起来。
时文写道：“中国对于中日关系大为改善的实际需求应当认为超过日本在这方面的需求”，并要求“中国政府本着真正创新性的国策思维和很大的战略决心，主动地以看似重大的代价来谋求中日接近。”在笔者看来，时文把日本和中国颠倒过来了。对改善中日关系的实际需要，日本远超过中国，我国没有必要付出“重大的代价来谋求中日接近”。
时文还写道：“从全局观念出发，具有根本意义的战略集中原则要求大力争取改善中日关系，实现中日接近，以便中国能够主要在中长期安全意义上尽可能集中应对美国实在和潜在的对华防范、压力与威胁，连同集中致力于台湾问题上的阻独促统重任。”事实证明，联合日本牵制美国的战略是做不到的，恐怕今后也是如此。在对付美国问题上，时文认为谋求“中日接近”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策，恐怕这种企盼一定会落空。
（四）政府开发援助(ODA)是对双方有利，最高领导没有必要频表感谢
时文写道：“中国政府应当由最高领导人出面，以足够的力度和频度，感谢日本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提供的大量对华经援”。笔者不同意对日本ODA的这种评价，也不同意我国最高领导频表感谢。过去，我国在这方面宣传得不够或者国家领导人说得不够，这需要改进。但决不能过度，以自然的形式表示感谢就可以了。
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国对日本经济援助不表示感谢之说，是日本右倾政治家挑起来的。在这个问题上还要注意到，日本右倾媒体把历史问题和ODA结合起来，颠倒黑白，误导日本舆论。他们说，首相和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是日本内政，中国表示反对是干涉内政，日本提供大量资金援助，中国却老提历史问题是为了敲竹杠。这种论调是完全无视事实的荒谬之言。
日本向中国提供ODA完全出于日本的国家利益，而且是日方向中方提出来的。二十多年来，日本提供低息贷款最多，我国利用得也好。日本ODA评估专家曾经对笔者说，日本的ODA用得最有成效的是中国。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企业竞争力迅速上升，而日本经济却停滞不前，改革困难重重，这使日本一部分人感到“威胁”而在ODA问题上大做文章。其实，日本提供无偿援助很有限，大部分是低息优惠贷款，日本能够拿到本息，是很好的经济交易。特别是目前在资金严重过剩、零利率的情况下，向偿还有保障的中国提供贷款，对日本来说是最好不过的。由此可见，ODA不是一方给另一方的恩赐，而是对双方有利的政府间经济交易。
二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受到美国的援助，但美国并没有要求日本表示感谢。因为那并不是美国对日本的恩赐，而是为了统治日本和抑制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日本首脑也很少表示感谢。我国领导人对日本表示感谢要自然而适度，“足够的力度和频度”是没有必要的。
（五）重于“权势游戏”，违背“新安全观”
总的看来，时文论理偏向于“权势游戏”(power game)，与当前时代潮流相违背。笔者认为，在当今世界，我国国际战略必须从三个层面上综合考虑：第一个层面是基于社会主义理念的全球观念，第二个层面是基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的国家观念，第三个层面是基于当前国际形势的现实观念。我国于1995年提出并不断地加以完善的“新安全观”，是考虑到这三个方面的杰作。分析当前国际形势必须以“新安全观”为指导，同时根据形势的变化和研究的深入，要不断地修正和充实“新安全观”理论。
时文缺乏第一个层面和第三个层面的视野，因而对美国单边主义的能量估计过高。美国一时得势的单边主义基本上属于第二个层面的国家观念的延伸，其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似乎是咄咄逼人，社会主义中国就将面临重大威胁。其实，当今世界是信息发达，相互依赖空前加深的国际社会。从第一个层面看，美国的单边主义不得人心，不但会遭到世界各国反对，而且会遭到美国人民反对。中国的“新安全观”虽然还没有得到多数国家赞同，但只要以身作则，努力贯彻，那么随着时间推移，一定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有识之士的支持，其中包括美国人民和有识之士。从第三个层面看，美国在世界各地到处伸手，顾此失彼。再说，美国是民主主义国家，虽有霸权主义，但它不同于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美国舆论力量会推动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软权势(soft power)比硬权势(hard power)更重要。时文对美国单边主义的过高估计导致了对日本的过高企盼，这又是以第二层面的谋求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结果。其战略思维只限于第二个层面，软权势定位也就受到很大制约。只有从三个层面上设计国家战略，才能获得最大的软权势，从而能够驾御21世纪国际关系。
中日间战略合作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实现。但目前处于过渡时期，中日关系不会那么顺利。理由是，中日双方尤其是日方需要解决三大矛盾：一是心理上的扭曲；二是经济战略与安全保障战略的矛盾；三是经济战略与政治右倾化的矛盾。因此，在今后5～10年内持续“相对冷却时期”是难以避免的。我们就要冷静应对，扎实工作，以争取在短期内扭转日本政治潮流。
标签：中日关系论文; 日本军事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马立诚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时殷弘论文; 中日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时文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