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经济”的两面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面性论文,美国论文,新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信息化、全球化以及微观经济宏观经济良性互动为条件的美国“新经济”，这两年有点热得过火，经过美联储的宏观调控，今年步子可能放慢，但仍会有3%以上的增长。由于经济强劲，锦上添花的事也接踵而来，最近，克林顿在白宫宣布未来10年美国联邦预算结余将由原来预计的7460亿美元上升到1873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社会保障结余23200亿美元在内。有这么多钱由国家支配，当政者的回旋余地自然就大大增加了。
然而要说一切尽如人意却也并非如此。黑客大肆骚扰，给信息化带来冲击；西雅图群众示威，使全球化势头受阻；此外两级分化加剧，社会福利下降；职业变动频繁，也使不少人忧心忡忡。这些都说明，尽管“新经济”给美国带来了繁荣，但它也有阴暗的另一面。换句话说，在“新经济”中，美国老百姓并不都是赢家，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受益，甚至于是输家，这些人自然要对“新经济”以及全球化不满。美国当政者对这些阴暗面并不是没有看到，并非没有采取措施。但问题的产生自有其制度上的原因，根治绝非轻而易举。
数字鸿沟
先说“数字鸿沟”，这是信息化带来的新问题。也就是拥有计算机和没有计算机，能上网和不能上网的人在信息社会中的不同机遇，不同地位以至最后导致经济上的巨大差别和心理上的不满情绪。它是克林顿在白宫召开“新经济”会议重点讨论的问题之一，克林顿承认这是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的问题。他说：“我们已试图在这里解决它，并且试图通过我们的‘新市场倡议’做得更多一些，消除这种‘数字’鸿沟。”他还特邀比尔·盖茨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其目的是向人们显示，靠信息技术发家的巨富是乐善好施的，其慷慨捐助将有利于“数字鸿沟”的消除。盖茨当然会抓紧时机宣传自己，宣扬技术的威力。他说“我对有机会侧身于这个技术革命，深感骄傲和感激，它是所有令人振奋的进步之核心。”“这种力量扎根于技术将提高全球人民生活水平的可能性上。由于技术有力量使差距缩小，我们有义务使它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这样全球鸿沟就将为全球联系所取代。”
但另外两个人却给克林顿和盖茨泼了冷水。一个是Univision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亨利·西斯内罗斯。他说：“对这个专题会议的挑战是讨论驾驭新经济的方法以便使国内外落在后面的人进入新经济。我想说的是我们在进行评估时必须头脑清醒，因为这个鸿沟是太深了、太宽了，对于我们在新经济和技术开发这种符号世界中工作的人来说有一种诱惑，使我们忘记这个差距有多么巨大，世界其余地方有多大规模。”“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我昨天看了一些数字——我们自己的商务部说，收入在75000美元以上的人，他们进入因特网的可能是在经济阶梯下面的那些人的20倍，收入在75000美元以上的人拥有计算机的可能是阶梯下的那些人的9倍。昨天晚间我用其它来源的数字自己做了计算，发现收入在75000美元的家庭进入因特网的比例为60.3%，而收入的25000美元以下的人平均是8.7%。所以这个鸿沟确实很宽。”“即使是在同样的水平上——收入在15000美元到35000美元之间——白人的计算机拥有量是32%，但是黑人和西班牙裔只有19%。所以即使不把它看成是一个经济问题，只看一下种族和人种问题，也存在着真正的鸿沟。”
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更从世界经济角度描绘了一幅阴森的画面。他说：“我想你们知道，今天我们的星球有60亿人口。当我们解决鸿沟问题时，我们必须想到这些人中有30亿每天生活在2美元以下，有12亿人每天生活在1美元以下，他们处在绝对贫困之中。所以当我听盖茨谈论让每一个教室有一台计算机，14%的教员利用计算机教学时，就会想到我们这个世界的许多部分还没有计算机，并且肯定没有1%的教员把计算机用于教学目的。”“然而，这并不是一个静止的问题，因为当我们观察新经济的时候，我们需要设想未来，如果不是100年也是25年。那么现在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48亿人事实上将增长到68亿或者略少一些。所以我们面对的数字鸿沟挑战不仅是一个计算问题。我们所面对的是那个经济，就它对我们经济的影响而言的相互作用问题，它将是全世界能否和平与安宁的决定因素。除非我们能解决那个问题像解决我们的新经济问题一样，我们国内的活动将因不关心世界其它部分而陷于失败。”
两极分化
接下去的问题当然就是与之相关的“两极分化”，它是数字鸿沟的经济根源。1999年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迈克尔·温斯坦写的一篇文章，对在美国经济高度繁荣的今天，贫富悬殊进一步恶化的情况进行了揭露。其中引用的资料表明，美国家庭中将近20%没有净资产，他们的债务抵消了资产价值，或者债务超过了他们的资产。最底层40%的家庭拥有的财富只占全部财富的0.2%。相反，占1%的最富有家庭支配着全部财富的将近40%。如果把住房的价值从计算中扣除的话，情况就更加严峻。因为住房这种财富形式不可能迅速买卖，因此基本上无法用来解决许多财务上的不测事件。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最底层40%家庭的债务超过资产。从1983年到1995年，最穷的40%家庭失去了其财富的80%，而占1%最富有家庭的财富却增加了17%。少数民族成员的情况更糟，1995年典型黑人家庭拥有的财富只有典型白人家庭的12%，如果扣除住房的话，这个数字将降到1%。黑人家庭中没有净财富者超过30%，而白人家庭只有15%左右。
“新经济”固然促进了整个美国财富的急剧膨胀，它却带来了无知识或少知识公民经济状况的边缘化，使他们更为贫穷。
“新经济”固然促进了整个美国财富的急剧膨胀，它却带来无知识或少知识公民经济状况的边缘化，使他们更为贫穷。数字表明从1969年到1997年，即大学毕业生的收入迅速增加的时期，从25岁到34岁的白人男性中学毕业生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中等收入下降近30%。据说应当使人人的收入和消费提高到新水平的美国经济却使缺乏特殊技能的工人收入下降了，现在雇主越来越愿意聘用受过大学教育的职工。20年来，全日制职工中的大学毕业生已从约占20%，增加到差不多30%。许多无特殊技能的男性职工由于离开了劳动大军而感到十分沮丧，这也使没有工作退学的男性中学生从1975年的占25%增加到1995年的35%。目前退学中学生的就业率为40%，只有大学毕业生的一半。人们认为美国这个国家现在对没有特殊技能的工人变得非常苛刻，从而使他们的家属也随波逐流。50年前，低收入的工人可以通过从南部农业地区移居北方制造业发达的城市碰碰运气，而现在寻找出路要难得多。
1999年9月，美国一个名叫预算和政策优先次序中心的机构分析了国会预算局发表的数据，进一步肯定了收入两级化的趋势。他们发现：最高20%收入的美国人同其它美国人的税后收入差距在过去几十年中急剧扩大，到1999年达到顶峰。《商业周刊》每年公布职工与经理人员收入的差距，1990年首席执行官平均报酬是工人的84倍、1995年是140倍、1998年为326倍、1999年则跃升到416倍。财富的差距尤为惊人，1999年微软的首席执行官比尔·盖茨、微软的保罗·艾伦以及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沃伦·巴菲特三个人加在一起的财富是1560亿美元，不仅为美国普通老百姓所望尘莫及，而且超过全球43个最穷国家加在一起的国内生产总值。
导致这种收入和财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并不难理解。富者愈富是因为美国股市飚升，而股票的大部分是掌握在富人和企业经理人员的手中，他们是“新经济”的最大受益者。另一方面在企业中，老板们却竭尽全力防止基本工资的上升，宁可用一些小恩小惠，如给工人增加一顿中、晚饭或打造一个乒乓球台来讨好工人，稳住阵脚，也绝不肯轻易把基本工资抬上去。根据今年3月美联储公布的褐皮书，圣路易斯、明尼阿波利斯和堪萨斯城地区的餐馆、商店、医院都缺少人手，失业率连续5个月保持在4.2%的水平上，然而工资却很少增长。在明尼阿波利斯只涨了2%-4%，在堪萨斯城，1999年末工资压力甚至在减弱。美联储认为主要原因是雇主对基本工资的上升采取抵制态度。
财富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甚至引起格林斯潘的不安。他在获悉预算与政策优先次序中心的报告之后说，“令人遗憾的是，经济成果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在所有家庭中广泛享受。”接着他发问道：“如何才能维护这架非凡的经济机器呢？我们如何能够更好地确保让尽可能多的人享受经济成果呢？”他自己回答说：“需要有制度上的保证，以便充分发挥人民的创造性。”他说，“最近几十年来，在消除种族其它形式的歧视方面已取得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但这项工作远远没有结束。”“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充分有效地运转，除非参与经济事务的所有人都有机会施展他们的才华。”他接着说，“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向每一个人提供机会，我们的国家财富无疑可以让更多的人享有。”然而，这位因成功地运用金融杠杆进行宏观调控，而受到普遍尊敬的金融家，实际上拿不出医治美国这个老大难问题的药方。
两极分化加剧的根源之一，是大公司垄断性的进一步加强。垄断加强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财富的更加集中。自美国经济于1991年复苏以来，从1993年起购并额年年上升。1994年从上年的4202亿美元上升到5294亿美元，1996年再上升到10593亿美元，1998年16120亿美元，1999年16252亿美元（截至1999年12月3日）。疯狂购并的结果是：目前美国的铁路、汽车、电话、百货商店、烟草、会计、广告、饮料、音乐等行业的市场，均被垄断在各有关行业不到5个寡头公司的手里。同10年前相比，今天的这种垄断越来越集中。1988年铁路行业5大寡头公司共占有59%的市场份额，到1998年5大寡头公司已占有76%的市场份额。1988年5大寡头百货公司共占有46.5%的份额，到1998年已占有75%的市场份额。在电话服务领域，5大寡头电话公司现在占有85%的市场份额。在飞机制造领域，波音公司并购麦道公司后现在几乎独霸美国市场。当然，今天的寡头垄断同帝国主义殖民地时代的垄断已有若干不同，它多数是依托于技术而不是依托于政治军事统治，因此它不能完全排除竞争，因此它仍然具有活力。今天的垄断也较少表现为抬高价格，损害消费者利益，但获取超额利润，形成更大的财富聚敛则是必然的趋势。同时专家们认为，也不排除有时会出现少数寡头公司垄断价格的可能性，而且从长远看，美国市场，特别是世界市场，越是集中在一两个寡头公司手里，价格被垄断的危险性就越大。此外，“新寡头经济”造成的最大弊端是：部分雇员由于寡头并购其他公司而失业，几乎所有的公司并购交易都导致了裁员，引起失业者的不满。
在美国，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还出现一种新型垄断，创新者变为垄断者。他们不仅聚敛了大量财富而且威胁着技术进步。
在美国，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还出现一种新型垄断，创新者变为垄断者。他们不仅聚敛了大量财富而且威胁着技术进步。这种情况在软件业表现得特别突出，对微软的世纪末审判则集中地反映出问题的严重性。软件产业的竞争一般是十分激烈的，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一种新型软件类别的最先进入者会很快抢占大部分市场，成为赢家，并形成阻止其它竞争者进入的障碍，使其它创新者难以脱颖而出。以微软为例，1981年这家公司公布了第一版磁盘操作系统MS-DOS，当它被IBM选中并把它安装在第一代个人计算机时，它变为与英特尔兼容的，占统治地位的操作系统。1995年微软推出视窗95软件包，宣称自己是第一个显示了苹果公司制造的，由麦金塔什操作系统驱动的个人计算机(PC)那种一体化特点的，且又与英特尔兼容的PC操作系统，在消费者中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接着微软又于1998年6月推出了视窗98。这样在过去10年，微软所占有的与英特尔兼容的PC操作系统市场达到90%以上，最近两年更上升到95%。
美国政府对微软的起诉就是针对微软这些年来的反竞争行为的。但是这场反垄断斗争的结果能否打破微软的垄断地位仍然是不确定的。一方面微软在政府中有同情者，可能阻挠对微软不利的判决，另外即使微软被一分为二，这种拆分能否起消除垄断的作用也是有疑问的。总之，微软是美国“新经济”的重要象征，但它却大大推进了美国的垄断。由此，一方面它造就了世界的首富，另一方面它却阻碍着美国的技术进步，这也是“新经济”的一种内在矛盾。
动荡与福利
在“新经济”中还出现了工作动荡和福利的削减。据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的资料，在新经济中美国雇员福利近年来是下降的，一般说，与15年前相比，美国工人中只有较小的一部分得到福利。明确获得养老金计划的工人，其份额已从1981年大约占劳工队伍30%，下降到今天的20%，而得到任何一种养老金计划的工人所占份额，自80年代以来，也略有下降。随着401K计划和其它明确规定的由工人献金的计划，雇员们正在为整个养老金计划支付更大费用。同样，未被保健复盖的工人，其份额也从1985年的15%上升到1995年的18%。同时随着保健成本的上升，保健计划中要求雇员对等献金的份额也大为增长。目前在美国有更多的全日工、固定工改变为临时工、合同工或打零工。这类工人的队伍由1980年占劳工队伍的25%上升到1996年28%。
新经济给工人生活带来的另一个变化是在同一雇主下的就业期间缩短。随着新公司的不断涌现，工人们很难期望在同一个雇主下长期就业。在1983年到1993年的10年间，男子的中位就业期间在所有年龄段都是下降的。例如45岁到55岁的男子就业期由12.8年下降到10.1年，大体上美国的就业期比OECD国家的长度要少一半。这种变化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美国人对新经济感到焦虑，特别是由于许多受影响的工人可能在选择职业时并不是自愿的。自然，随着今天就业机会的增多，失业比1992年以前已不那么具有灾难性，但是它依然是一种令人伤感的体验。据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亨利S·法伯根据政府1997年调查所得的数据分析，大约有25%的失业者在3年以后仍然找不到工作，有些人只能提早退休。另外75%能得到另一种工作的人仍然面临6%的工资削减，此外还要承担他们在失业期收入的损失。
那种过去只有蓝领工人中出现的现象现在则扩散到服务部门。美国数据处理公司正在用高速数据线路输送文档、图象到低工资国家，如印度和墨西哥。差不多有45000人在美墨边界墨西哥一侧从事这一类和其它一些服务性工作。他们做的事情包括从处理美国西部航空公司的废旧机票到甄别美国信用卡使用上的弄虚作假，但这些工作的性质正在变得日益先进。美国电子数据管理国际公司的首席财务官说，随着公司发掘出能讲双语的墨西哥人，已经有人承担接应电话以及传呼顾客的业务。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致力于通过全球化降低生产成本。第一步是把电器生产厂搬迁到低工资国家如墨西哥，那里现在雇用了3000名工人。到1999年，通用电气公司的飞机引擎部搞了一个全球工程计划，它已在外国增加了10倍的工程师，总数达300人，地点从巴西，墨西哥到土耳其等国家。飞机引擎部的经理提出，如果成本基数以国内为主他们是无法在全球竞争的，全球化也压低了美国的工资。研究表明，在美国收入不平等上升的现象中贸易因素大体要占1/4。进口把需求从低技能工人转移到受过较好教育的人，有些美国公司利用向海外迁厂作为对工人要求建立工会提高工资的威胁。当密歇根州一家美日合资的汽车压缩公司425名工人组织起来，要求把每小时12—14美元的工资提高到16-18美元时，派来解决纠纷的日本协调员告诉他们如果投票提高工资，工厂将会搬家。据考奈尔大学劳工研究员的调查，在工会聚集工人开展运动时，62%的制造商会用关厂进行威胁。
上述情况表明，只是在短短几年中所暴露出来问题，同取得的经济成就相比，它们是次要方面，但却是不容忽视的方面。因为弄不好，它们可以转化为巨大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