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民族语言的名词分类词和数词分类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数词论文,名词论文,民族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量名结构
壮侗、藏缅、苗瑶语族的许多语言中量词可以与名词连用表示一类事物。例如：
上述语言中量词和名词往往可以融合成一个词，而且当地人也已经习惯于将其与名词作为一个概念整体来对待。在我们的平垌坡壮语田野调查中，语法调查合作人潘虹利老师已经很难区分结合紧密的量名结构，量词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类指标志：
（7）南宁四塘镇平垌坡壮语：
小刀是伯父的。
除了类指，量名结构还可以表示定指（definite）。例如：
我们认为量词的定指功能和类指功能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定指量词随着语法化程度的加深，语义功能渐弱，因而极易粘附于名词，进而与名词关系日趋紧密并最终融合成一个词法结构。在认知领域内转喻机制的作用下便可以表示类指。这种现象在其他语言中也不乏其例，例如：罗马语中的冠词来自于拉丁语中的指示词；(14) 现代英语中的定冠词“the”就是由古英语中表示定指的“that”语法化而来的，而“the”又可以用于名词或形容词前表示类指：
二 数量结构
上述语言中量词又可与数词连用，构成数量结构修饰或限制名词。主要语序有以下几种：
从排列组合来讲，数、量、名间的组合方式共有
种，除了上述5种，还有一种可能的组合方式，即：“数＋名＋量”，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这方面的用例。
上面列举的几种组合中，就汉藏语系而言，前三种为优势语序。宋丽萍（2005）曾对96种语言中的量词进行过类型学调查。其中以数量名结构作为主要语序的语言有56种，以名数量结构作为主要语序的语言有32种，以名量数结构作为主要语序的语言有8种，而量名数结构、量数名结构只有在数词为“一”时才在某些语言中出现，并且它们的数量很少，分别只有5种和1种。
三 量名结构与数量结构的差异
量名结构和数量结构在语法和语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1.句法、语义表现不同
量名结构中量词与名词紧贴在一起，在语义方面它往往强调名词所指（referent）的归属，因此更侧重于表达名词的固有属性，如有生性（animate）、无生性（inanimate），是否人类（human）等方面；而数词分类词则与数词紧密结合，多表达名词的外围特征，如形状、大小、维度、弹性、功能等方面的内容。换而言之，名词分类词的功能主要集中在增加概念的内容，它作用于概念的内涵；而数词分类词主要是确定指称的对象，主要作用于概念的外延，对内涵影响不大。这种区分在两种结构共现的语言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如Minangkabau语（南岛语）的“batang”在量名结构中表示“树”这个类别，而在数量结构中却表示“长的垂直的物体”：(24)
（23）sa-batang
batangpisang 一棵香蕉树
一-数词分类词：长的、垂直的 名词分类词：树 香蕉
2.句法结构的核心不同
我们注意到量名结构侧重于表达名词所指（reference）的归属，而这一作用的实现从句法上来讲主要是依靠量词来完成的。因此，这一结构的句法核心应该是量词；相比之下数量结构多发生在表“数”（numeral）或表“量”（quantifyjng）的语境中，因此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其句法核心为“数”或至少是双核心结构。根据我们的观察目前在正常语序或语句中还没有证据表明“量”的句法重要性要远超过“数”。
事实上薄文泽（2003）已经注意到了壮语中的这一现象：(25)“量名结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含有‘一’的意思，而只泛指该名词所指的事物。比如
指的是‘猪这类动物’或‘猪类’，
指的是普遍意义上的‘人’。当量词在语法上表示类别的时候，它往往是只受别的词语修饰而不能作其他成分的修饰语的。因此，如果非要给这样的量名结构找出个中心来的话，那这个中心只能是量词，不可能是名词。”
四 类型学视野下的南方民族语量词再审视
1.“名词分类词”和“数词分类词”
若把上述量名结构和数量结构放到类型学的框架中来参照的话，它们的上述表现并不稀奇。量名结构和数量结构中的“量”，即“个体量词”，在类型学上相当于“分类词”。(26)
量名结构中的“量”其实就是名词分类词。名词分类词是名词分类机制的一种实现方式，“它表征（characterize）名词的特点并且同名词一起在名词短语中共现”，“它的存在不依赖于名词外部或内部的其他成分，通常是由词汇的需要（lexical selection）决定的，与名词或名词短语的其他特征无关。”(27)
数量结构中的“量”其实就是数词分类词。数词分类词也是名词分类机制之一种，它与数词结合紧密，“通常出现在表数的短语之中”，“不必与除数词短语外的其他句法成分发生关系，因而没有和其他句法成分一致性（agreement）上的需求。”(28)
此处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提及：名词分类词不可单就字面意义片面理解为“名词的分类词”；同理，数词分类词也绝不等同于“数词的分类词”进而与其他句法成分脱离干系。事实上，从其定义来看，无论是名词分类词还是数词分类词，二者都是名词的分类机制（即“名词的分类词”），双方在很大程度上可依据形式标准来加以区分：
名词分类词在形式上紧贴名词或名词性短语，绝大多数借由词汇化过程(29) 融入到名词或名词性短语之中，如前例（1）—（6），且已进入到了当地人的大脑词库中；而数词分类词则从形式上紧挨数词，一般可与数词联合承担指称功能，例如平垌坡壮语：
这种依赖形式的分类标准从逻辑上看，似乎又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在“数—分类词—名”(30) 俱全的结构中，“分类词”究竟归属于名词分类词还是数词分类词？
我们认为这一疑问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在现实操作中，“数—分类词—名”结构中的分类词我们倾向于认为是数词分类词，因为它与前一成分（数词）的关系更为紧密。普遍的类型学调查也显示了二者的关系确实不一般。Greenberg（1975/1990:227）认为在含有数（quantifier简写为Q）、量（classifier简写为CL）和中心名词（head noun简写为N）的结构中，数词和量词首先结合构成量词短语，然后再作为一个整体与名词结合。它们的关系可用（（Q←→CL）←→N）表示，其中双向箭头表示相邻成分间可能存在的语序。不难看出：在他当时所掌握的语料中，与量词相关的多种语序都是以数量的优先结合为基础。除此外，我们还可以依据二者其他方面的不同来加以识别。
2.“名词分类词”和“数词分类词”的其他异同点
名词分类词和数词分类词都是名词范畴化的一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对基本层次上的事物的一种认知特点。从世界语言来看，名词分类词与名词之间关系紧密，其分类的依据主要集中在有生性、性别、是否人类等方面；而数词分类词与数词之间关系更紧密，其分类的依据则更多的集中了物理属性（如：形状、大小、状态等）、功能属性、排列方式等方面。(31) 分类词这一参数上不同的分类词语言或方言既有共性，又有各自偏爱的语义参项。
3.与民族语类似的南方汉语中的名词分类词和数词分类词
名词分类词与数词分类词不仅可以在南方民族语中并存，在与之有语言接触关系的南方汉语方言中也可以并存。例如南宁宾阳平话：
名词分类词：
（25）根粟苞有怕旱。玉米不怕旱。 （26）根薯菜吃得。 红薯叶能吃。
数词分类词：
五 南方民族语内部分类词的强弱度
在南方民族语内部，壮侗、苗瑶、藏缅各语族中的分类词强弱程度差别很大：壮侗语族拥有众多的名词分类词和数词分类词。后者不仅数目众多，而且可以独立承担很多句法功能，如可以单独用作主语、宾语、补语、状语等句法成分，具有定指功能，可以做话题标记，可以做句法核心等。苗瑶语次之，张永祥、曹翠云（1996）认为黔东苗语的名词分类词虽然数目较多但总体而言词汇意义还比较重，而且和名词关系也不甚紧密，有时甚至能被其他词隔开。至于它的数词分类词则数目不是很多，句法功能也常常受到限制，如杨国林（2009）就曾指出黔东苗语的数词分类词不能单独作句子成分，必须跟数词或指示词、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其他词组合在一起时，才能共同充当句子成分。藏缅语中的分类词表现最弱，如藏语的数词分类词数目少且多为借词且“绝大部分名词可以直接和数词结合”；(32) 又如格曼语中的数词分类词“运用在结构配列过程中基本上都是选择性的，用与不用对结构本身的合法性不带来什么影响”。(33) 考虑到这三个语族的地域分布，我们发现：就分类词强弱程度而言，壮侗语族、苗瑶语族、藏缅语族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以壮侗语族为中心，依次经苗瑶、藏缅逐渐向外递减扩散的同心圈结构。(34)
注释：
① 为便于理解，笔者在括号内补加了分类词，实际上有些语言中分类词已经与名词融合，以至于讲这种语言的人可能意识不到分类词的存在，而是将其与名词视为一个词。
② 覃晓航：《关于壮语量词的词头化》，《民族语文》2005年第3期。
③ 罗美珍：《谈谈我国民族语言的数量词》，《民族语文》1996年第2期。
④ 薄文泽：《木佬语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64页。
⑤ 杨通银：《莫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3页。
⑥ 罗美珍：《谈谈我国民族语言的数量词》，《民族语文》1996年第2期。
⑦ 李锦芳：《布央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1页。
⑧ 韦达：《壮话与白话、客家话、闽话的共同特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⑨ 张景霓：《毛南语个体量词的语义语法特征分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⑩ 相当于英语中的定冠词“the”。
(11) 王辅世：《苗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88页。
(12) 作者指出：“名＋量结构表示前文已提到或谈话双方都知道的确指的事物，”但此处的“树”可以解释为“这/那棵树”。括号里面的内容为笔者所加。
(13) 王峰：《白语名量词及其体词结构》，《民族语文》2002年第4期。
(14) Lehmann,Christian:Thought on grammaticalization:A programmatic sketch,Vol.I,Arbeiten des K
lner Universalien-Projekts 48.Kln:Insfitut für Sprachwissenschaft,1982.p.38-40.
(15) 倪大白：《侗台语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19页。
(16) 王辅世：《苗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56页。
(17) 倪大白：《侗台语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45页。
(18) 戴庆厦、崔志超：《阿昌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38页。
(19) 戴庆厦、徐悉艰：《景颇语语法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17页。
(20) 李大勤：《格曼语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110页。
(21) 张景霓：《毛南语个体量词的语义语法特征分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22) 杨通银：《莫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2页。
(23) 高永奇：《莽语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74页。
(24) Aikhenvald,A.Y:Classifiers:A Typology of Noun Categorization Devic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90.
(25) 薄文泽：《壮语量词的语法双重性》，《民族语文》2003年第6期。
(26) 类型学上的分类词不包括度量衡量词（例如：尺、寸、斤）、集合量词（例如：“一群人”中的群），容器量词（例如：“一瓶水”中的瓶）、时间量词（例如：年、月）、临时量词（“一屋子人”中的屋子）等。后者之所以被排除在外，主要是因为：1.上述量词的主要作用是计数，而个体量词的作用是将事物进行认知分类，主要承担个体化的功能；2.从性质来看，前者与名词接近度较高，并且在句法上可以接受形容词的修饰，如“一大杯牛奶”，而个体量词语法化程度一般较高，并且往往不能形容词修饰，因此“一大匹马”的说法不能成立；3.在语义方面两者也有较大差异：个体量词有时候可以省略而不影响语义，但是度量衡等量词的省略则会影响语义的表达，因此度量衡量等量词一般不能省略；4.前者几乎在所有的语言中都存在，如果不将其排除在外，基本上所有的语言都是量词型语言（classifier language），换而言之，量词作为类型学参数也就失去了意义。
(27) Aikhenvald,A.Y:Classifiers:A Typology of Noun Categorization Devic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81.
(28) Aikhenvald,A.Y:Classifiers:A Typology of Noun Categorization Devic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98.
(29) 民族语中某些词的词化过程因缺少历时语料的支持往往多借助同一语族中的共时语料来论证，关于壮语量名结构的词汇化过程我们将另文探讨。
(30) 从理论上讲，三种成分可两两自由组合后再与第三种成分组合，因此顺序绝不限于“数一分类词一名”这一时间线条顺序，我们姑且以此顺序为众多语序的代表。
(31) 当然，严格来讲，名词分类词和数词分类词的这一区别也是一种相对性区别，在某种程度上不具有绝对性。换言之，数词分类词更近乎通常意义上量词的常态，名词分类词更近乎量词的词汇化现象。
(32) 金鹏：《藏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62页。
(33) 李大勤：《格曼语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110页。
(34) 此观点受刘丹青（2002）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