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長安太清觀與《一切道經音義》的編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長安太清觀與论文,一切道經音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唐代道教史上，玄宗即位之初組織編寫的《一切道經音義》（以下簡稱《音義》）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然而，就在此書完成之後僅僅半年，主持其事的長安太清觀主史崇玄就在玄宗平定太平公主之亂時被處斬，而參與編修的朝臣之中，還有三位被殺，兩位被流放嶺南，這使本書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在《音義》編纂的同時，史崇玄還同時主持編修了《妙門由起》六篇，如湯用彤先生所云：“（史崇玄）乃奉敕撰《一切道經音義》及《妙門由起》二書之主編人。二書前者是字典之屬，後者節錄道經分爲六門，實乃一部道教概要，則類書之屬，二者均工具書也。工具書之編纂，證明道經之受人注重。”① 由於《音義》早已散佚，其具體内容已經無法考論，不過，由唐玄宗親自撰寫的序文則留存至今②，而《妙門由起》亦保留下來③，更重要的是，在史崇玄《妙門由起序》中保存著《音義》編纂人員的完整名單④。陳國符先生對此已有所解說，並提示了一些史崇玄本人的相關材料⑤。吉岡義豐先生則討論了《音義》與當時道藏的關係，解釋了玄宗與史崇玄二序關於本書卷數的不同記載，並指出北宋陳景元《上清大洞真經玉訣音義》徵引了史氏《音義》數十條⑥。由於本書的重要意義，許多當代道教研究著作或工具書都會提到它，但大多過於簡略⑦。在一部通論性著作中，土屋昌明先生嘗試將本書置於唐玄宗與太平公主鬥爭的背景下考察，可惜仍不夠具體和深入⑧。到目前爲止，對於《音義》編纂的人員構成依然缺乏進一步的考論。
那麽，玄宗爲何要在即位之初皇位未穩之時下詔編纂此書？爲何要選擇太平公主的死黨史崇玄負責此事？這份參與編修的朝臣與高道的名單背後，又隱藏著何種玄機？種種跡象表明，史崇玄主持的太清觀在這次修書活動中發揮了核心作用，那麽他是如何組織自己的班底，來完成這一任務的？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一、兩宮學士
無論是唐玄宗的《一切道經音義序》，還是史崇玄的《妙門由起序》，均未明確說明《音義》的編纂時間，陳國符推測“當在玄宗先天元年或二年”⑨。對此，我們可做進一步考證。
由於《音義》爲玄宗敕修，而他即位是在先天元年（712）八月庚子，可見《音義》之撰，最早也當在此之後。《妙門由起序》中崔湜的官職“銀青光祿大夫、檢校中書令、兼太子右庶子、昭文館學士、上柱國、平安縣開國子”適可與之印證，據《舊唐書》卷七《睿宗本紀》記載，崔湜出任中書令是在先天元年八月庚戌⑩，這是本書的上限。另外，《妙門由起序》中徐彥伯的官職是“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權檢校左羽林將軍、上柱國、高平縣開國公”，而據《舊唐書·徐彥伯傳》云：“景雲初，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右散騎常侍、太子賓客，仍兼昭文館學士。先天元年，以疾乞骸骨，許之。開元二年卒。”(11) 然則徐彥伯最遲於先天元年年底致仕，這應是本書的下限。綜上所述，我們認爲《音義》的編纂，應該在先天元年八月至十二月之間。
唐玄宗在《一切道經音義序》中述及本書編纂的緣起曰：
朕聞大道幽深，妙門虛寂，龜山之文不測，龍漢之旨難窺。況復記錄漸訛，年齡浸遠。黃庭妙簡，或逢燕彘之疑；縹府真言，多有魯魚之失。遂令玉京後進，覽秘篆而無從；金闕群遊，習靈符而有誤。恭惟老氏，國之本宗；虔述玄經，朕之夙好。詳其乖舛，深可吁嗟。爰命諸觀大德及兩宮學士，討論義理，尋繹沖微，披《珠叢》、《玉篇》之衆書，考《字林》、《說文》之群籍。入其閫國，得其菁華。所音見在一切經音義，凡有一百四十卷，其音義目錄及經目不入此數之中。
可見，《音義》是由朝廷的學士大臣與諸觀高道共同完成的。關於“諸觀道士”，我們將在下文討論，在此先來看“兩宮學士”，即那些身兼昭文館與崇文館的朝臣。
據《唐六典》卷八“弘文館”條載：“武德初，置修文館；武德末，改爲弘文館。神龍元年，避孝敬皇帝諱，改爲昭文。神龍二年又改爲修文，景雲二年改爲昭文。開元七年又改爲弘文，隸門下省。自武德、貞觀已來，皆妙簡賢良爲學士。故事：五品已上，稱爲學士；六品已下，爲直學士。又有文學直館，并所置學士，並無員數，皆以他官兼之。儀鳳中，以館中多圖籍，置詳正學士校理。自垂拱已來，多大臣兼領。”(12) 可見，在《音義》編纂時，正是稱爲“昭文館”的時期。至於崇文館，則歸屬於東宮。《舊唐書》卷四四“崇文館”條注曰：“貞觀中置，太子學館也。”(13) 兩宮學士多爲儒臣兼領，他們大多通曉傳統的音韻、訓詁之學，這是編纂《音義》類著作重要的知識保證，所謂“披《珠叢》、《玉篇》之衆書，考《字林》、《說文》之群籍”，即此之謂也。我們先據《妙門由起序》將參與編纂《音義》的兩館學士列表如下（表一）。
在這份名單中，身兼昭文館學士者有13位，而身兼崇文館學士者有9位，我們從中可以看到高宗、武則天以來經常參與國家大型圖書編纂的一些學者之名，如徐彥伯、徐堅、劉知幾、員半千、崔湜、沈佺期等人，都曾參與了武則天大足元年（701）修纂《三教珠英》的工作。史載該書“於舊書外，更加佛教、道教及親屬、姓氏、方域等部”(15)，則這些編修學士們對於道教文獻應當並不陌生。事實上，其中有些人的道教素養頗高，例如盧藏用年輕時曾“隱居終南山，學辟穀、練氣之術”(16)。他與道士過從甚密，一度與著名道士司馬承禎等人合稱爲“仙宗十友”。在中宗舉辦的一次朝廷宴會上，盧藏用甚至還“効道士上章”，作爲自己的娛樂表演項目(17)，可見他對道門科儀的熟悉。另如員半千，據其於開元五年（717）所撰的《大唐故宗聖觀主銀青光祿大夫天水尹尊師碑》記載，尹文操曾“奉敕修《玄元皇帝聖紀》一部，凡十卷，總百廿篇，篇别有贊，時半千爲尊師作也”(18)，可見二人的密切關係。要言之，除了具有音韻、訓詁等傳統小學功夫之外，名單中的許多人既有編修大型圖書的經驗，又具有相當程度的道教知識，自然成爲參與編纂《音義》的合適人選。
然而，如果將這份兩宮學士的名單放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來考察，我們驚訝地發現了一個突出的現象——那些昭文館學士多爲太平公主的死黨或睿宗的藩邸舊臣，而崇文館學士則多係玄宗的心腹(19)。
先來看太平公主的陣營。據《資治通鑑》記載：“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與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太半附之。與寶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及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新興王晉、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知右羽林將軍事李慈、左金吾將軍李欽、中書舍人李猷、右散騎常侍賈膺福、鴻臚卿唐晙，及僧慧範等謀廢立。”(20)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裏點出的太平陣營13個核心人物中，就有4位作爲“昭文館學士”參與了《音義》的編纂，他們是：崔湜、薛稷、賈膺福和李猷。其實，盧藏用亦當歸入其中，《舊唐書》本傳就記載了他“託附太平公主”的事實(21)。
在這5人中，身爲宰相的崔湜當然最爲重要，玄宗也曾試圖拉攏他。史稱：“玄宗在東宮，數幸其第，恩意甚密。湜既私附太平公主，時人咸爲之懼，門客陳振鷺獻《海鷗賦》以諷之，湜雖稱善而心實不悅。及帝將誅蕭至忠等，召將託爲腹心，湜弟滌謂湜曰：‘主上若有所問，不得有所
也。’湜不從，及見帝，對問失旨。”(22) 崔湜拒絕玄宗的拉攏，顯示對太平公主的效忠(23)。
然而，太平公主的權勢雖煊赫一時，但卻並不穩固。在先天二年七月三日玄宗發動的軍事行動中，她的陣營迅速崩解，公主本人被賜死於第，“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24)，其中就包括了《音義》的編纂大使——太清觀主史崇玄，以及薛稷、賈膺福、李猷這三位昭文館學士(25)。此外，崔湜、盧藏用二人被免死“除名，長流嶺表”(26)，前者稍後被中途賜死於荆州驛中(27)。
除了崔湜、薛稷等5位太平死黨之外，表一中還有幾位昭文館學士屬於睿宗爲相王時的藩邸舊臣，如徐彥伯，據劉餗《隋唐嘉話》載：“徐彥伯常侍，睿宗朝以相府之舊，拜羽林將軍。徐既文士，不悅武職，及遷，謂賀者曰：‘不喜有遷，且喜出軍耳。’”(28) 可見他雖未直接依附太平公主，但由他這位王府舊人典兵，睿宗應該比較放心，而至少在編纂《音義》時，他還未得“出軍”。另如邱悅和韋利器，史載：“丘悅者，河南陸渾人也。亦有學業，景龍中爲相王府掾，與文學韋利器、典籤裴耀卿俱爲王府直學士。睿宗在藩甚重之，官至岐王傅。開元初卒。”(29) 可見，他們也是作爲睿宗的藩邸舊人受到重用的。如學者所云，在太平與太子的激烈鬥爭中，睿宗雖表面上保持中立，但實際上是與太平公主聯合起來，抵制李隆基的步步緊逼(30)。不難看出，表一中的昭文館學士，絕大部分屬於這個陣營(31)。
再來分析表一中的崇文館學士。案李隆基於先天元年八月三日即皇帝位，此前作爲皇太子，他與隸屬東宮的崇文館學士有著天然的密切關係。例如褚無量，“景雲初，玄宗在春宮，召拜國子司業，兼皇太子侍讀”(32)。劉知幾，“景雲中，累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仍依舊修國史，加銀青光祿大夫。時玄宗在東宮，知幾以名音類上名，乃改子玄”(33)。從表一可知，在《音義》編纂時，劉知幾還是“知館事”，負責崇文館的日常工作。可見，褚、劉二人不僅身兼崇文館學士，更直接具有東宮官的身份，與玄宗的關係自是非比尋常。
又如賈曾和蘇晉。史載賈曾“景雲中，爲吏部員外郎。玄宗在東宮，盛擇宮僚，拜曾爲太子舍人。時太子頻遣使訪召女樂，命宮臣就率更署閱樂，多奏女妓。曾啓諫曰……太子手令答曰：‘比嘗聞公正直，信亦不虛。寡人近日頗尋典籍，至於政化，偏所留心，女樂之徒，亦擬禁斷。公之所言，雅符本意。’俄特授曾中書舍人”(34)。而《舊唐書·蘇晉傳》則記載：“先天中，累遷中書舍人，兼崇文館學士。玄宗監國，每有制命，皆令晉及賈曾爲之。晉亦數進讜言，深見嘉納”(35)。顯然，先天年間，賈、蘇二人身爲中書舍人兼崇文館學士，對玄宗始終盡心盡力。
至於身居黃門侍郎要職的徐堅，雖與玄宗無藩邸之舊，卻立身正直，與太平公主更刻意保持距離。據《新唐書·徐堅傳》記載：“初，太平公主用事，武攸暨屢邀請堅，堅不許。又以妻岑羲女弟，固辭機密，轉太子詹事，曰：‘吾非求高，逃禍耳。’”(36) 徐堅雖爲太平死黨岑羲的妹夫，但他卻堅決拒絕了太平一方的拉攏，而他此時身兼東宮崇文館學士，稍後又轉任太子詹事，似乎也表明了其政治立場。
當然，在參與編纂《音義》的崇文館學士中，最爲玄宗倚重的無疑是中書侍郎王琚。據史料記載，他頗精於道教外丹之學：“琚少孤而聰敏，有才略，好玄象合鍊之學。”在玄宗問及他“有何小藝，可隱迹與寡人遊處”時，他回答說：“飛丹鍊藥，談諧嘲詠，堪與優人比肩。”於是玄宗“奏授詹事府司直、內供奉兼崇文學士，日與諸王及姜皎等侍奉焉，獨琚常預秘計”(37)。顯然，王琚亦爲東宮官出身，在玄宗與太平公主的鬥爭中，他是玄宗最重要的謀士，而其“飛丹煉藥”的道門特長不僅成爲他“跡”身份的工具，也同樣使他參與《音義》的編纂顯得順理成章。
總之，參與《音義》編纂的“兩宮學士”可謂陣綫分明，昭文館學士多爲崔湜、薛稷、賈膺福、盧藏用和李猷等太平心腹，或是如徐彥伯、邱悅、韋利器那樣的睿宗藩邸舊人；而崇文館學士則以王琚、徐堅等人爲代表，他們大多曾出任玄宗的東宮官，是玄宗的堅定支持者。來自勢同水火的兩大陣營的官員共同參加《音義》的編纂，無疑是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
二、諸觀大德
我們再來看參與《音義》編纂的“諸觀大德”。同樣，在史崇玄《妙門由起序》中，也列舉了19位道士的名單，現列表如下（表二）(38)。
在這19位大德中，來自長安道觀的有15人(39)，來自東都的有3人，真正來自外州者唯絳州的席抱舟1人而已，這與唐代兩京特別是長安作爲全國道教學術中心的地位是相稱的。毫無疑問，史崇玄主持的太清觀是這次編纂《音義》的大本營，共有12位大德參與其事，佔全部道士的63％以上。對此，我們將在下文具體分析，而本節先考察來自太清觀之外的那些大德。
首先是玄都觀主尹敬崇。玄都觀是長安城最著名的道觀之一，位於朱雀門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五坊——崇業坊，其地理位置比較特殊，據《唐會要》載：“初，宇文愷置都，以朱雀門街南北盡郭有六條高坡，象乾卦，故於九二置宮闕，以當帝之居；九三立百司，以應君子之數；九五貴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觀、興善寺以鎮之。”(40) 其前身是北周時期的通道觀，隋文帝開皇二年（582）自長安故城徙於此，並改名爲玄都觀。作爲匯通三教的學術中心，通道觀的道教義學無疑具有深厚的傳統，這也被玄都觀的道士們所繼承。
至於觀主尹敬崇，在當時尤以學識淵博著稱，史載“玄都觀有道士尹崇，通三教，積儒書萬卷，開元年卒。”(41) 這裏的“尹崇”無疑就是《妙門由起序》中的“玄都觀主尹敬崇”。在《舊唐書》中，還記載了他與僧一行交往的一段故事：
一行少聰敏，博覽經史，尤精曆象、陰陽、五行之學。時道士尹崇博學先達，素多墳籍。一行詣崇，借揚雄《太玄經》，將歸讀之。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指稍深，吾尋之積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圖》及《義決》一卷以示崇。崇大驚，因與一行談其奧賾，甚嗟伏之，謂人曰：“此後生顏子也。”一行由是大知名。(42)
顯然，作爲玄都觀主，尹敬崇繼承了北周通道觀學士們匯通三教的傳統，他“博學先達，素多墳籍”，“積儒書萬卷”，無疑是參與《音義》編纂的極佳人選。据韋述《兩京新記》卷三殘卷的起首部分記載，尹敬崇卒於開元八年，享年81歲，其碑文由給事中裴子餘撰、左衛長史郭謙光八分書(43)。
我們再來看東明觀主寇義待。東明觀地處長安普寧坊的東南隅，据《兩京新記》卷三曰：“明慶元年，孝敬昇儲所立。規度擬西明之制，長廊廣殿，圖畫雕刻。道家館舍，無以爲比。觀内有道士馮黃庭碑，又有道士巴西李榮碑，永樂李正己爲其文也。”(44) 顯然也是長安城中地位顯赫的官立道觀。
至於寇義待本人，此前可知的材料極少，所幸我們在新刊《唐故肅明觀主范先生墓誌銘并序》中，發現了一些相關文字。據此墓誌記載，誌主名范元，“以登封年敕度先生住東明觀，乃冠星冠，披月帔，名列仙格，位陪真侶。神龍年，詣觀主曹策，受老子十戒、道德五千文。景龍年，詣昇玄先生張知常，受真文内音、正一明威之法。三年，詣大洞法師寇義待，受上清寶簶之靈圖，玉字金鈕之秘訣。於是潔沐香水，清齋紫房。冥惠陰仁，谷靜泉默，衆仰其德，不謀雲從。開元二年，舉充監齋，清若止水，介如貞石”。(45) 可見，最晚在景龍三年（709），寇義待已是最高道階的“大洞法師”，可爲范元傳授上清符籙，但是否已擔任東明觀主卻不得而知。不過，在參與編纂《音義》時，他已身居觀主之位(46)，而三年之後，其弟子范元也擔任了東明觀的監齋一職。顯然，無論是從道門學識還是從地位上來看，寇義待都有足夠的資格來參與《音義》的編纂工作。
在唐初，位於終南山樓觀臺的宗聖觀具有相當特殊的地位。李淵晉陽起兵之後，樓觀道士岐暉曾以觀中資糧供給平陽公主的軍隊，隨後又率衆道士奉迎大軍，爲李唐建國做出了貢獻，因此武德三年（620）詔賜嘉名，改樓觀爲宗聖觀。到了九年二月，朝廷特在宗聖觀立《大唐宗聖觀記》，由歐陽詢撰并書，陳叔達撰銘，可見其重視程度(47)。到了高宗、武則天時期，觀主尹文操更深受禮遇，顯慶元年（656）高宗以晉王府舊宅改立昊天觀時，即請他兼任兩觀觀主，他還編寫了唐代第一部道經總目——《玉緯經目》，可見其道教義學水平之高。遺憾的是，參與《音義》編纂的宗聖觀主侯元爽尚不可考，惟據前引員半千《大唐宗聖觀主銀青光祿大夫天水尹尊師碑》中記載，尹文操有位入室弟子侯少微，不知是否與侯元爽有些關係。
我們再來看東都大福唐觀。按《唐會要》記載：“福唐觀 崇業坊。本新都公主宅，景雲元年，公主子武仙官出家爲道士，立爲觀。”(48) 新都公主爲中宗長女，嫁於武延暉。不過，《唐會要》並未明言這座福唐觀是在長安還是洛陽。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四據《長安志》將本條置於長安崇業坊（95頁），同書卷五又據開元二十八年李邕所撰《東京福唐觀鄧天師碣》，在洛陽的崇業坊列出福唐觀（149頁），但其下並無其他史料。然而，唐代兩京的崇業坊居然各有一福唐觀，這種巧合實在啓人疑竇。從《妙門由起序》中，東都福唐觀被稱爲“大福唐觀”，且有3位道士參與《音義》編纂的事實來看，無論是在政治還是宗教領域，東都福唐觀的地位都更加顯赫。我很懷疑長安崇業坊中所謂的福唐觀爲子虛烏有，其材料或許都應歸於洛陽崇業坊中的福唐觀之下(49)。而可惜的是，我們目前還無法考證出侯抱虛、張至虛、劉元良這3位大德的任何事迹。
至於參與《音義》編纂的道士中唯一來自地方者，即絳州玉京觀主席抱舟，目前尚未發現相關的資料。不過，他能有機會參與此事，應該也是當日有名的道教學者。據我所知，在石刻史料中有兩通出自絳州玉京觀的碑文，其一是武周長安二年（702）的《玉京宮天尊碑》，由李秦授撰、□度書(50)。其二是開元十一年五月的《玉京觀碑記》，由李璿之撰文、徐浩書(51)。由於這兩通碑文與《音義》的成書時間（712）相當接近，其中極有可能包含著席抱舟的相關信息，只可惜原碑早亡，亦無錄文存世，如今我們已無從考察了。
三、長安的太清觀
從表二我們不難看出，編纂《音義》者以長安太清觀的道士爲核心，那麽，這座道觀在當時究竟具有何種獨特的優勢纔得以擔此重任呢？
按史崇玄擔任觀主的太清觀地處長安金城坊，《長安志》卷一○記載：“廢太清觀，本悖逆庶人宅。初封安樂公主，出降武三思子崇訓，誅後，自休祥坊移宅於此，改適武承嗣之子建（延）秀，及誅後，敕太清觀道士史崇元（玄）居焉。崇元（玄）以先天二年謀逆伏法，其觀遂廢。”(52) 據此，則此觀原爲安樂公主改嫁武延秀之後的居第，時在景龍三年（709）七月。這座宅第規模很大，史稱延秀在尚安樂公主之後，“廢休祥坊宅，於金城坊造宅，窮極壯麗，帑藏爲之空竭”(53)。到景龍四年六月，安樂公主與武延秀都在政變中被殺(54)，他們金城坊的這座豪宅被賜予太平公主的黨羽史崇玄，稱爲“太清觀”。
不過，此前長安的頒政坊另有一座太清觀存在，它與太平公主也有著非比尋常的關係。據《唐會要》卷五○《觀》記載，此觀“本楊士建（達）宅。咸亨元年（670）九月二十三日，皇后爲母度太平公主爲女冠，因置觀。初名太清觀，尋移於大業坊。垂拱二年（686），遂改爲魏國觀。載初元年（689），改爲崇福觀。開元二十七年，爲昭成皇后追福，改爲昭成觀”。（1027頁）似以本觀最初即名“太清觀”，然同書同卷“太平觀”條則云：“大業坊。本徐王元禮宅。太平公主出家，初以頒政坊宅爲太平觀，尋移於此，公主居之，時頒政坊觀改爲太清觀。”（1019頁）二者所載明顯有異。案《長安志》卷七“大業坊”條記載：“東南隅，太平女冠觀。本宋（徐）王元禮宅，儀鳳二年（677），吐蕃入寇，求太平公主和親，不許，乃立此觀。公主出家爲女冠，初以頒政坊宅爲太平觀，尋徙於此，公主居之，其頒政坊觀改爲太清觀。公主後降薛紹，不復入觀。”(55) 與後者略同。而《新唐書》卷八三《太平公主傳》對此記載更爲清晰：“榮國夫人死，后（即武則天）丐主爲道士，以幸冥福。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后不欲棄之夷，乃真筑宮，如方士薰戒，以拒和親事。”（3650頁）合而觀之，可知咸亨元年，武則天爲其母追福，遂度太平公主爲女冠，并將頒政坊楊士達宅改爲太平觀，使公主入居，但似乎並未受戒。到儀鳳二年，爲拒絕吐蕃的和親要求，纔“真筑宮，如方士薰戒”，即將太平觀移至大業坊原徐王元禮宅，公主也真正過起女道士的出家生活，而原來頒政坊的那座道觀則改名爲太清觀。爲清晰起見，我們將上述三座道觀的材料列表如下（表三）。
可見，位於頒政坊的“太清觀”，其觀名僅存在於677—686年之間。值得提及的是，當此觀由太平觀改名爲太清觀時，也從女冠觀改成了道士觀。《唐會要》卷三四《論樂》記載：“調露二年（680），皇太子使樂工於東宮新作《寶慶》之曲成，命工者奏於太清觀。始平縣令李嗣真謂道士劉槩、輔儼曰：‘此樂宮商不和，君臣相阻之徵也；角徵失位，父子不協之兆也。殺聲既多，哀調又苦，若國家無事，太子受其咎矣。’居數月，而皇太子廢爲庶人。槩、儼奏其事，擢嗣真爲太常丞，使掌五禮儀注。”(56) 章懷太子令樂工新作樂曲，卻要在太清觀演奏，可見這座道觀與皇家的關係非同一般。另據《兩京新記》卷三頒政坊記載：“西北隅，大崇福觀。本楊士達宅，咸亨中，爲太平公主立。有道士劉寶概者，京兆三原人，善講論，爲時所重，垂拱中卒。御史中丞李嗣真臨弔哭，賦詩申意。”(57) 這裏的劉寶概顯然就是《唐會要》中的“劉槩”，看來他與李嗣真保持了終生的交誼。
既然這座太清觀在垂拱二年之後已改名爲魏國觀，那麽，《長安志》爲何記載安樂公主被殺之後，是“敕太清觀道士史崇元（玄）居焉”呢？這的確是個令人費解的問題，因爲此時的長安城中早已沒有一座“太清觀”了。或許，宋敏求只是以史崇玄後來的身份來追述此事的。但無論如何，在唐隆政變之後，安樂公主的豪宅作爲戰利品落入太平公主之手，太清觀得以重建，而其黨羽史崇玄則成爲觀主。對於太平公主而言，“太清觀”無疑是一個值得紀念的名稱，因爲它與自己早歲入道的經歷密切相關。
四、史崇玄與太清觀的極盛
史書的書寫通常是成王敗寇，史崇玄因其依附太平公主而被玄宗所誅，其事迹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妖魔化了。關於他的生平目前我們所知甚少，據《朝野愈載》卷五記載：“道士史崇玄，懷州河内縣縫鞾人也。後度爲道士，僑假人也，附太平爲太清觀主。金仙、玉真出俗，立爲尊師。每入内奏請，賞賜甚厚，無物不賜。授鴻臚卿，衣紫羅裙帔，握象笏，佩魚符，出入禁闈，公私避路。神武斬之，京中士女相賀。”(58) 這是關於史崇玄的基本史料，其他一些相關资料也大多集中在中宗神龍政變與玄宗平定太平之亂之間的造段時間。
《资治通鑑》卷二○八記載：中宗神龍二年（706）二月“丙申，僧慧範等九人並加五品階，賜爵郡、縣公；道士史崇恩等加五品階，除國子祭酒同正；葉靜能加金紫光祿大夫”。(59) 《舊唐書》則曰：“丙申，僧會範、道士史崇玄等十餘人授官封公，以賞造聖善寺功也。”(60) 按聖善寺乃韋后於東都爲胡僧慧範（一作“會範”或“惠範”）所造，韋后被殺之後，他投向了太平公主的陣營，後來也在政變中被唐玄宗所誅(61)。
在之後的幾年時間裏，史崇玄的官職還在提昇。據《冊府元龜》記載，景雲元年（710）“十二月癸未制曰：玄元皇帝，朕之始祖，無爲所庇，不亦逺乎！第八女西域（城）公主、第九女昌隆公主性安虛白，神融皎昧，並令入道，奉爲天皇、天后。宜於京城右造觀，仍以來年正月令二公主入道。二年正月，加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率更令史崇玄爲金紫光祿大夫、太清觀主。三月癸酉，制爲皇女金仙、玉真二公主於京城各置一觀，仍以金仙、玉真爲名”(62)。可見，在神龍二年史崇玄加階五品、除國子祭酒同正後的某個時間，又被任命爲“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率更令”，到景雲二年正月則進一步加金紫。這次提昇是與金仙、玉真二公主入道有關，因爲史崇玄正是爲兩位公主傳授符籙經戒的尊師，而他正式擔任太清觀主可能也在此時。
幸運的是，金仙、玉真二公主入道儀式被史崇玄的弟子張萬福記錄下來，在其所著《傳授三洞經戒法籙略說》卷下，記錄了她們分別接受靈寶、上清經法的兩次儀式過程，尤其對前者的記述非常詳盡。據記載：“竊見金仙、玉真二公主以景雲二年歲次辛亥春正月十八日甲子，於大内歸真觀中，詣三洞大法師、金紫光祿大夫、鴻臚卿、河内郡開國公、上柱國、太清觀主史尊師受道。”(63) 這是史崇玄身份最完整的記錄，不僅散、職、勳、爵齊備，且有道階（三洞大法師）與教職（太清觀主），且與《妙門由起序》標題下史崇玄的署名完全相同。結合前引《冊府元龜》的記載，我們可以推測，其鴻臚卿的職事官很可能也是景雲二年正月與加金紫同時任命的，這也是史崇玄最後的官職。
據《新唐書》記載：“金仙公主，始封西城縣主，景雲初進封。太極元年，與玉真公主皆爲道士，築觀京師，以方士史崇玄爲師。崇玄本寒人，事太平公主，得出入禁中，拜鴻臚卿，聲勢光重。觀始興，詔崇玄護作，日萬人。羣浮屠疾之，以錢數十萬賂狂人段謙冒人承天門，升太極殿，自稱天子。有司執之，辭曰：‘崇玄使我來。’詔流嶺南，且敕浮屠、方士無兩競。太平敗，崇玄伏誅。”(64) 由於史崇玄身爲金仙、玉真二公主之尊師，又從景雲二年三月開始奉詔監護二觀的興造(65)，他在長安的宗教界一時風頭無兩，當時的佛道競爭中，已儼然成爲道教一方的代表，故深受佛教僧團的嫉恨(66)，以至於對他進行栽贓陷害，試圖置他於死地(67)。或許是由於太平公主的保護，史崇玄並未受到這一事件的拖累，睿宗只是將段謙流放嶺南，又於四月癸未下韶禁止佛、道二教的爭鬥：“詔以釋典玄宗，理均迹異，拯人化俗，教別功齊。自今每緣法事集會，僧尼、道士、女冠等宜齊行道集。”(68)
在後世史料中，史崇玄往往被塑造成一個不學無術的政治道士，事實上，儘管他熱衷於政治投機，但作爲當時長安道團的領袖，其道教素養卻是不可否認的。以史崇玄“三洞大法師”的身份，他對於道教各派的經法應該都相當熟悉，否則，即使玄宗有其他企圖，也不好任命他來主持《音義》的編纂，因爲在《音義》的編纂班子裏，不僅有學富五車的“兩宮學士”，還有玄都觀主尹敬崇那樣的碩學大德。很難想象，一個只知政治鑽營卻毫無學識的偽濫道士會被任以《音義》編纂大使的重任。然而，在一個政治正確壓倒一切的社會中，史崇玄的材料顯得異常稀少，他究竟曾經有過哪些道教方面的貢獻，我們今天已經無從查考了。除了《音義》之外，我們只知道史崇玄寫過一部十二卷的《十二次二十八宿星占》(69)，應該精通天文星占之學。不過，考慮到其弟子張萬福是道教史上與陸修靜、杜光庭並稱的三位最重要的科儀大師，則史崇玄本人的道教素養亦可推知。
隨著地位的提高，史崇玄的身邊逐步聚集起一批頗有名望的道士，許多人從其他道觀移至太清觀，一度使太清觀成爲長安宮觀體系的核心之一。因其本是安樂公主的宅第，始建之時，“窮極壯麗，帑藏爲之空竭”，而在景雲二年大理少卿韋湊谏修金仙、玉真二觀的表文中特別提到：“又太清觀内所費不停，諸觀修營，見將錢物，農工所急。雖軫皇情，國用將空，未聞天聽。度支一失，天下不安，臣忝職司，敢忘寧寢。”(70) 似乎還進行了进一步的翻修，以致引起一些官員的不滿。當時太清觀所鑄大鐘，乃著名文士蘇颋撰銘，其中有云：“在昔圖旂常勒彝鼎者，所以建功樹善，紀德昭事，未有萬人斯和，傾耳歸真，四魔是革，調心服道。徹於千界，揚我巨唐之聲；懸於億劫，齊我巨唐之算。”(71) 顯以鑄鐘乃爲國家祈福之意，太清觀的官方色彩可見一斑。
當然，這一時期太清觀的獨特地位，更集中體現在參與《音義》編纂的道士身上。如前所述，在19位參撰道士中，出自太清觀者就有12人。在《妙門由起序》的列名中，除了史崇玄本人外，太清觀的其他11位道士被分爲兩部分，起首的是張萬福、劉靜儼、田君楷及阮孝波4位大德，他們甚至排在玄都觀主尹敬崇、東明觀主寇義待二人之前，可見其崇高地位。在寇義待之後，則是孫文儁等另外7位太清觀的大德。雖然這些太清觀大德的生平事迹已多不可考，但仍有幾位重量級的高道列名其中。
首先當然是史崇玄的得意弟子張萬福。這是一位在中國道教科儀發展史上作出特殊貢獻的人物，卻受其師被誅的影響，在後來的歲月裏顯得異常低調。在太清觀時，除了參加《音義》編纂(72)，張萬福個人還有《三洞衆戒文》兩卷(73)、《洞玄靈寶三師名諱形狀居觀方所文》(74)、《三洞法服科戒文》(75) 等著作，署名均爲“三洞弟子京太清觀道士張萬福編錄”。由於太清觀在先天二年七月政變之後被廢棄，他移至長安永樂坊的清都觀居止，故而在後世道書中他常常被稱作“張清都”。在這裏，他潛心著述，又撰寫了許多與科儀有關的道書，如《洞玄靈寶道士受三洞經戒法籙擇日曆》，署名爲“京三洞弟子清都觀道士張萬福撰”(76)，這些論著對後來道教齋醮科儀的發展影響極大(77)。
其次是阮孝波，在著名的《岱嶽觀碑》中(78)，曾經兩次留下了他爲國修齋投龍的記載：
長安四年（704）歲次甲辰十一月癸未朔十五日丁酉，大
觀威儀師邢虛應、法師阮孝波、承議郎行宮闈丞劉德慈、卻□□等，奉敕於東嶽岱嶽觀中建金籙大齋，卅九日行道，設醮奏表，投龍薦璧，以本命鎮綵物，奉爲皇帝敬造石玉寶皇上天尊一鋪十事，並壁畫天尊一鋪廿二事，敬書《本際經》一部，《度人經》千卷，以茲功德，奉福聖躬。(79)
大唐神龍元年（705）歲次乙巳三月庚辰朔廿八日丁未，大弘道觀法師阮孝波、道士劉思禮、品官楊嘉福、李立本等，奉敕於岱嶽觀建金籙寶齋，卅九人九日九夜行道，並設醮投龍。功德即畢，以本命鎮綵等物，奉爲皇帝、皇后敬造石玄真萬福天尊像一鋪。(80)
可見，從武則天晚年到中宗神龍初年，阮孝波一直是洛陽大弘道觀的法師，他曾兩次奉敕前往泰山岱嶽觀爲國建金籙齋，並投龍做功德。第一次顯然是爲武則天的健康長壽祈福，第二次則是在神龍政變的兩個月之後，其祈福對象已經變成了中宗與韋后，後者的出現似乎也顯示了阮孝波對時政的敏感度。
大弘道觀位於洛陽修文坊，是東都最重要的官方道觀之一，原爲章懷太子李賢爲雍王時的府第，他被立爲太子後，遂置爲觀(81)。此觀道士向來積極參與政治活動，與朝廷關係密切，武周時期，其觀主杜乂爲迎合武則天的政治需要，還曾出家爲僧，並著《甄正論》來攻擊道教。據《岱嶽觀碑》記載，多位大弘道觀法師曾奉敕於東嶽舉行投龍儀式，阮孝波就是其中之一。而值得注意的是，至遲在編纂《音義》時，他已經移住長安的太清觀了，成爲史崇玄的得力助手。作爲一個具有政治熱情的道士，阮孝波在大唐王朝的政治重心回到長安之後，也隨即移住京城，這是可以理解的。至於他在史崇玄被誅、太清觀被廢之後的結局，我們已不得而知了。
無獨有偶，在參與《音義》編纂的太清觀大德中，還有一位出身於長安東明觀的法師孫文儁，也曾出現在《岱嶽觀碑》上：
大周萬歲通天貳年（697）歲次丁酉，東明觀三洞道士孫文儁，奉天冊金輪聖神皇帝肆月伍日敕，將侍者姚欽元，詣此嶽觀祈請行道。事畢，敬造石天尊像壹軀，並貳真夾侍，庶茲景福，永奉聖躬。聊紀其年，因傳不朽。(82)
從這則題記來看，似乎孫文儁成名比阮孝波還要早，在萬歲通天二年，其道階就已是最高的“三洞道士”，且已作爲主事大德，奉敕到東嶽祈請行道了。
幸運的是，孫文儁的墓誌已於近年發現，誌文首題“大唐故東明觀孫法師墓誌銘并序”，據誌文記載，他“諱思，字文儁”，“年甫十六，以乾封二年（667）奉敕入道，住東明觀焉。……以長壽年中（692—693），於蜀郡青城山受三洞具法。”誌文還記載了他生平參與的重要道教活動，如：萬歲通天元年（696）四月，奉敕觀明堂，並爲武則天開講道經；中宗景龍二年四月，奉敕代表道教一方參加在甘露殿舉行的三教論衡；景龍三年二月，奉敕於太白山、昆明池等投金龍玉璧；睿宗景雲元年八月，奉敕於嵩嶽及洛陽北邙山老君廟等建金籙齋，爲國祈福。玄宗先天二年十月九日卒，春秋63歲(83)。顯然，孫文儁16歲入道，40出頭就已經得到三洞法位，在武則天、中宗及睿宗三朝都頗受重視。另據誌文記載，他對“姬公孔父之書，衆妙真如之說，嘗耳目所接，固終身不忘矣。尤善老莊，兼綜文史”。可見此人博通三教，文史兼綜，故能代表道教一方參加三教論衡，且“清詞駿發，雄辯霜飛，寨林上士，自然聳聽；奈苑名僧，於茲杜口”(84)。其道教義學水準應該是比較突出的。
值得注意的是，誌文沒有提及他曾移住顯赫一時的太清觀，對其參與編纂《音義》之經歷更是隻字不提。事實上，至遲在編纂《音義》時，他已經從東明觀移住史崇玄主持的太清觀了。不管他是主動投靠，還是被史崇玄脅迫或拉攏，當時他的確是作爲太清觀法師參與《音義》編纂的，後來，這個曾經的榮譽似已變成他個人歷史上的污點。先天二年十月，年僅63歲的孫文儁就去世了，而此時距離玄宗平定太平之亂、史崇玄被誅僅過去三個月時間！雖說在平亂之後孫文儁沒有像史崇玄一樣被殺，而是回到了他道教生涯開始時的東明觀，但可以想見，他的心情一定非常壓抑，其早逝或亦與此有關。
除了張萬福、阮孝波、孫文儁三人之外，還有一位參與《音義》編纂的太清觀大德在史料中留下了一絲痕跡。據《新唐書·趙冬曦傳》記載：“開元初，遷監察御史，坐事流岳州，召還復官。與秘書少監賀知章、校書郎孫季良、大理評事咸廪業入集賢院修譔。是時，將仕郎王嗣琳、四門助教范仙廈爲校勘，翰林供奉呂向、東方顥爲校理。”(85) 這位在開元初參與集賢院校勘工作的“四門助教范仙廈”，很可能與那位參與《音義》編纂的太清觀大德是同一人。在太清觀被廢棄之後，他搖身一變，成爲國家的一名學術官員，其背景頗引人遐想。至於其他參與《音義》編纂的太清觀大德，現在均已無從考知了。
五、《音義》編纂的政治背景
以上我們對參與《音義》編纂的“兩宮學士”及“諸觀大德”分別進行了分析，並特別考察了史崇玄主持下的太清觀在此事中的核心作用。現在，就讓我們回到最初的問題，即玄宗在即位之初下詔編纂此書，究竟有何用意？
毫無疑問，對於《音義》的編纂，我們不能僅從玄宗崇道的角度來考察，因爲無論玄宗如何崇信道教，也沒有必要在自己皇權未穩之時匆忙於此不急之務，其背後必然有著迫切的原因。如果我們將此事置於他與太平公主激烈鬥爭的史實中去考慮，似乎一切都有了答案。從參與人員的組成來看，玄宗下詔《音義》編纂或許有兩重用意：一方面，可以在表面上安撫太平一黨；另一方面，則可伺機刺探對手陣營的情報。
李隆基與太平之爭從二人聯手剷除韋后與安樂公主的勢力、幫助睿宗登上皇位之後就開始了。他雖然被立爲皇太子，但地位並不穩固，史載：“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欲更擇闇弱者立之以久其權，數爲流言，云‘太子非長，不當立’。己亥，制戒諭中外，以息浮議。公主每觇伺太子所爲，纖介必聞於上，太子左右，亦往往爲公主耳目，太子深不自安。”(86) 景雲二年初，太平公主甚至公然向宰相們提出改立太子的要求，使二人的矛盾公開化了。於是，太子心腹姚崇、宋璟、張說等人試圖勸睿宗將太平移置東都。二月丙子，太平公主於蒲州安置，丁丑，睿宗命太子監國。從表面上看，太子取得了階段性勝利，但到了五月，太平又被召還京師，因爲她控制了長安食鹽的產地——蒲州與關内鹽池，李隆基被迫有所妥協(87)。
到了次年八月五日，睿宗傳位於太子，但“太平公主勸上雖傳位，猶宜自總大政”。玄宗雖已正式登基，有了政治上的優勢，但太平的勢力卻不容小視，所謂“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太半附之”。這不能不使玄宗提高警惕，而《音義》的編纂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的。在修書的同時，雙方也爭相收買對方陣營的人員，如太平公主對徐堅、玄宗對崔湜等人的拉攏。
如前所述，主持《音義》編纂的“大使”是太平公主的黨羽史崇玄，玄宗之所以任命他負責此事，或有安撫對手之意。不過，玄宗同時任命“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僕、上柱國臣盧子真爲副使”(88)，盧子真的政治立場不得而知，不過“太子僕”屬於太子宮臣，因此我們推測他當屬玄宗一派，甚至可能是玄宗派往史崇玄身邊的臥底。至於參與《音義》編纂的“兩宮學士”，也可分爲兩大陣營，昭文館學士多爲崔湜、薛稷等太平心腹，或是如邱悅、韋利器那樣的睿宗藩邸舊人；而崇文館學士則主要是王琚、徐堅等玄宗的堅定支持者。值得注意的是，在昭文館學士中有三位是掌握著禁軍的將領，即權檢校左羽林將軍徐彥伯、李猷，以及權檢校右羽林將軍賈膺福。徐彥伯爲文士典兵，屬於特殊情況，自可不論，但李猷與賈膺福二人身爲太平死黨，又典禁軍，雖素無學術，卻也被選參與《音義》編纂，使人不禁懷疑玄宗的用意。無論如何，在修書過程中，來自兩大陣營的官員必然會有許多接觸和交流的機會，這也是玄宗獲取對手密謀的管道之一(89)。
事實上，就在史崇玄控制的太清觀中，可能也有玄宗派來的臥底道士，那就是楊太希。在《岱嶽觀碑》上有一條題記：“景雲二年六月二十三日，皇帝敬憑太清觀道士楊太希，於名山斫燒香供養。（下略）”(90) 在濟源縣濟瀆廟中的石刻上，也留下他同月的一條題記，刻於垂拱元年（685）十二月《奉仙觀老君像碑》的碑陰，文字與《岱嶽觀碑》上那條題記基本相同(91)。可見，楊太希曾於景雲二年六月赴東嶽和濟瀆爲國祈福。此外，在《龍角山記》中，還收錄有一篇《楊太希羊角山神廟造元始天尊像記》：
維大唐先天二年歲次癸丑七月癸亥朔五日丁卯，奉誥投龍修功德使道士楊太希
送敕賜玄元皇帝法服於此廟，所設齎醮，行道五日，便迴五方鎮綵、本命文繒、錢絹等物，敬造金闕天尊像一所，奉爲太上皇；元始天尊像一所，奉爲皇帝；二真人爲侍者，奉爲金仙、玉真二公主師（下略）。(92)
羊角山位於河東晉州的浮山縣東南，因武德四年太上老君見於此山，縣名改爲“神山”(93)。由於和開國傳說相關聯，此山成爲唐王朝的聖地之一，並與道教結下不解之緣。從楊太希“奉誥投龍修功德使”的頭銜來看，他此行是奉太上皇之命(94)，只是當七月五日他在羊角山投龍造像時恐怕還不知道，就在兩天之前，京城的政治局勢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太平公主的勢力已被徹底鏟除。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楊太希在玄宗平定太平之亂後，繼續受到重用。先天二年九月，他又奉玄宗之命，再次來到濟瀆齋醮造像：“粵以先天二年九月一十一日，道士楊太希奉敕於濟瀆齋醮畢，所餘鎮信，今爲皇帝回造石元始天尊像一鋪，並二真人等。”(95) 可見，楊太希此時已不再自稱爲太清觀道士了，而他能在太平公主倒臺之兩個月後，不僅未受到牽連，還繼續奉敕到嶽瀆做功德，可見絕非史崇玄之親信。或許，他當初進入太清觀，正是玄宗本人的安排。
結語
在唐玄宗與太平公主的激烈鬥爭中，兩方陣營中都有一些道士爲其搖旗呐喊，盡心盡力，玄宗一方的代表是葉法善(96)，而在太平一方，無疑就是史崇玄。行文至此，我們已經可以說明，史崇玄負責編纂的《音義》不僅是唐代一部重要的官修道教典籍，其修纂更具有特殊的政治背景。對此，我們可通過對參與其事的“兩宮學士”的分析獲得清晰瞭解：那些昭文館學士多爲太平公主的心腹，或是睿宗的藩邸舊人；而崇文館學士則多係玄宗的堅定支持者。至於那19位“諸觀大德”，除了玄都觀主尹敬崇、東明觀主寇義待及個别來自東都與外州的道士之外，包括史崇玄在内的12位道士都出自太清觀，可見此觀確爲《音義》編纂工作的中心。
長安曾經有過兩座太清觀，它們之間也有著微妙的關係。其一位於頒政坊，它原是太平公主入道時的太平女冠觀，當太平觀移至大業坊之後，它改名爲太清觀。在《音義》編纂時，此觀早已經歷數次更名，時稱“大崇福觀”了。其二位於金城坊，它原爲安樂公主與武延秀的宅第，在唐隆政變後，作爲戰利品被賜予太平公主的黨羽史崇玄，“太清觀”之名得以重建。
儘管史崇玄捲入政治鬥爭的漩渦，以致身敗名裂，但其自身的道教修養卻是不容否認的。借助太平公主的權勢，史崇玄一度成爲長安道團的領袖，甚至因此招致佛教方面的仇視。他不僅是金仙、玉真二公主入道的尊師，又出任《音義》的修書“大使”，在他的身邊，聚集起一批名重當時的大德，其高徒張萬福自不必說，而來自東都大弘道觀的阮孝波、來自長安東明觀的孫文儁等，更是長期活躍在政治舞臺的有名道士。這一切，都使得太清觀在長安宮觀體系中顯得顯赫一時。
“山雨欲來風滿樓”，可以想見，當來自太平公主與唐玄宗兩大陣營的“兩宮學士”彙聚在太清觀裏商討《音義》編纂之際，正是雙方相互刺探對手情報之時。從玄宗一方來看，他不僅派出了最得力的心腹——機謀深沉的王琚參與其事，而且擔任修書“副使”的盧子真也本是他的東宮舊臣，史崇玄的一舉一動恐怕都在盧子真的監視之下。其實，唐玄宗的兩位胞妹金仙、玉真二公主之所以拜史崇玄爲尊師，恐亦有著類似的目的，即試圖從中獲取某些有用的情報(97)。另外，太清觀道士楊太希的背景頗爲可疑，如果從他在太平倒臺之後依然受到玄宗重用的情形來推測，他很可能是玄宗在太清觀埋下的一顆棋子。
就在《音義》完成半年之後，大唐王朝的政治局势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先天二年七月三日的軍事行動中，玄宗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史崇玄與參與《音義》編纂的昭文館學士薛稷、賈膺福、李猷被誅，崔湜、盧藏用長流嶺南，盛極一時的太清觀從此被永遠廢棄(98)，長安道教的中心移至葉法善主持的景龍觀，而史崇玄本人“金紫光祿大夫、鴻臚卿”的頭銜也被葉法善所取代(99)。至於《音義》本身，也隨著時間的流逝散佚殆盡，今天，我們只能從其他道書的徵引中略窺其内容了。
注釋：
① 湯用彤《從〈一切道經〉說到武則天》，原刊《光明日報》1962年11月21日《史學》版，收入《湯用彤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46頁。
② 唐玄宗《一切道經音義序》，《道藏》第24冊，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720頁。又見《全唐文》卷四一，中華書局，1983年，448頁。
③ 《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道藏》第24冊，723—734頁。
④ 史崇玄《妙門由起序》，《道藏》第24册，721—723頁。又見《全唐文》卷九二三，9621—9623頁。兩處作者均作“史崇”，係避宋諱故省“玄”字，參看朱玉麒《唐代道教人物三考》，《中國道教》1995年第2期，38—39頁。另案陳國符認爲此文“實乃史崇等奉敕撰《一切道經音義序》，誤題爲《妙門由起序》耳。”見其《道藏源流考》，中華書局，1963年，116頁。爲與玄宗之序有所區分，本文仍依舊題。
⑤ 陳國符《道藏源流考》，114—119頁。
⑥ 吉岡義豐《道教經典史論》第1編《道藏編纂史》，東京：道教刊行會，1955年，98—109頁。他還將《妙門由起》所引道書進行了列表，見同書第3編《古道經目錄·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引用書目》，398—400頁。陳景元《上清大洞真經玉訣音義》，見《道藏》第2冊，706—710頁。汪業全《史崇玄〈一切道經音義〉考》從音韻學角度對此進行了考察，見《廣西師範大學學報》第40卷第2期，2004年，71—74頁。
⑦ 如T.H.Barrett,Taoism under the T'ang:Religion & Empire during the Golden Age of Chinese History,London:Wellsweep,1996,pp.50-52.K.Schipper & F.Verellen(eds.),The Taoist Canon: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pp.442-444。
⑧ 土屋昌明《神仙幻想——道教的生活》，東京：春秋社，2002年，63—72頁。
⑨ 陳國符《道藏源流考》，117頁。
⑩ 《舊唐書》卷七《睿宗紀》，中華書局，1975年，160頁。
(11) 《舊唐書》卷九四《徐彦伯傳》，3006頁。
(12) 《唐六典》卷八《門下省》，中華書局，1992年，254頁。
(13) 《舊唐書》卷四四《職官志》三，1908頁。據《新唐書》卷四四《選舉志》上記載，其始置時間爲貞觀十三年（639），中華書局，1975年，1163頁。
(14) “李乂”，《妙門由起序》原誤作“竺乂”。案《舊唐書》卷一○一《李乂傳》云：“景雲元年，遷吏部侍郎，與宋璟、盧從愿同時典選，銓敘平允，甚爲當時所稱。尋轉黃門侍郎。時睿宗令造金仙、玉真二觀，乂頻上疏諫，帝每優容之。開元初，特令乂與中書侍郎蘇頒纂集起居注，錄其嘉謨昌言可體國經遠者，別編奏之。乂在門下，多所駁正。”（3136頁）可見，從景雲到開元初，李乂一直擔任黃門侍郎，《妙門由起序》所謂“竺乂”當誤。
(15) 《冊府元龜》卷六○七《學校部·撰集》，中華書局，1982年，7285頁。
(16) 《舊唐書》卷九四《盧藏用傳》，3000頁。
(17) 《舊唐書》卷一八九下《儒學·郭山惲傳》，4970頁。
(18) 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103頁。
(19) 關於太平公主与玄宗的鬥爭經過，參看王壽南《論太平公主與唐玄宗之政爭》，收入《第二届國際唐代學術會議論文集》，文津出版社，1993年，1081—1097頁。更爲細緻入微的分析，見李錦繡《試論唐睿宗、玄宗地位的嬗代》，陳少峰主編《原學》第3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161—179頁；以及李錦繡《“蒲州刺史充關内鹽池使”與景雲政治》，原刊《學術集林》第10輯（1997年），此據氏著《唐代制度史略論稿》，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167—182頁。
(20) 《資治通鑑》卷二一○“先天二年六月”條，中華書局，1983年，6681—6682頁。
(21) 《舊唐書》卷九四《盧藏用傳》，3004頁。
(22) 《舊唐書》卷七四《崔仁師傳附崔湜傳》，2623頁。
(23) 據《資治通鑑》卷二一○記載：景雲二年十月，崔湜被任命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湜私侍太平公主，公主欲引以爲相，……上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請，乃從之。”（6667頁）可見他確係太平公主的死黨。
(24) 《新唐書》卷八三《諸帝公主傳》，3652頁。
(25) 《舊唐書》卷七《睿宗紀》，161—162頁。
(26)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170頁。
(27) 《舊唐書》卷七四《崔仁師傳附崔湜傳》，2623—2624頁。
(28) 《隋唐嘉話》卷下，中華書局，1979年，43頁。
(29) 《舊唐書》卷一九○中《文苑傳》中，5015頁。
(30) 參看前引李錦繡《試論唐睿宗、玄宗地位的嬗代》、《“蒲州刺史充關内鹽池使”與景雲政治》二文。
(31) 唯一明確的例外或許是李乂，據《新唐書》卷一一九《李乂傳》記載：“太平公主干政，欲引乂自附，乂深自拒絕。”（4296頁）可見太平公主曾試圖拉攏他，只是未能成功。
(32) 《舊唐書》卷一○二《褚無量傳》，3166頁。
(33) 《舊唐書》卷一○二《劉子玄傳》，3171頁。
(34) 《舊唐書》卷一九○中《文苑傳》中，5028頁。
(35) 《舊唐書》卷一○○《蘇珦傳附蘇晉傳》，3116頁。
(36) 《新唐書》卷一九九《儒學中·徐堅傳》，5663頁。
(37) 《舊唐書》卷一○六《王琚傳》，3248—3250頁。
(38) 案《妙門由起序》所載列位次序，除史崇玄本人外，太清觀大德被分爲兩組，當是有意爲之。本表從之，而不加合併。
(39) 宗聖觀位於終南山中，有唐一代，終南山與長安具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參看王靜《終南山與唐代長安社會》，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9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129—168頁。另據前引員半千《大唐故宗聖觀主銀青光祿大夫天水尹尊師碑》記載，尹文操一度身兼宗聖觀與長安昊天觀的觀主。而在開元年間，長安東明觀的上座范元也曾奉玉真公主之教，改任宗聖觀上座，見《唐故肅明觀主范先生墓誌銘并序》，趙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174號，綫裝書局，2007年，436—438頁。在某種意義上，或許我們可將宗聖觀視作廣義的長安道觀。
(40) 《唐會要》卷五○《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026頁。
(41) 《唐會要》卷五○《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026頁。
(42) 《舊唐書》卷一九一《方伎·僧一行傳》，5112頁。
(43) 辛德勇《兩京新記輯校·大業雜記輯校》，三秦出版社，2006年，24頁。
(44) 辛德勇《兩京新記輯校》，56頁。
(45) 《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174號，437頁。
(46) 在《隋唐五代墓誌彙編》陝西卷第4冊中（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192頁），收錄了一方《寇觀主墓誌蓋》，綫刻非常華美，顯示了誌主的高貴身份，我很懷疑這位“寇觀主”就是東明觀主寇義待。案盛唐時寇姓觀主知名者有二，除寇義待之外，另一位是天寶十一載（752）的《睿宗大聖真觀食堂□衆生臺記》中所見的東都大聖真觀主寇含光（《全唐文補遺》第8輯，三秦出版社，2005年，63頁）。由於此誌蓋出自陝西，故前者的可能性更大，可惜目前只能見到誌蓋，而墓誌本身已無跡可尋了。
(47) 錄文見《全唐文》卷一四六，1479頁；又見《金石萃編》卷四一，《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1冊，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年，701—705頁。圖版見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11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1991年，5頁。參看愛宕元《唐代樓觀考——歐陽詢撰〈大唐宗聖觀記〉碑を手掛りとして》，吉川忠夫編《中國古道教史研究》，同朋舍，1992年，275—322頁。
(48) 《唐會要》卷五○《觀》，1020頁。
(49) 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將兩京材料張冠李戴的情況並不罕見，如該書卷四於長安道德坊下置“開元觀”一條（中華書局，1985年，96頁），但據李健超先生考證，徐松係將洛陽開元觀的材料誤置於此，見氏著《增訂唐兩京城坊考》（修訂版），三秦出版社，2006年，172—173頁。事實上，長安的“開元觀”位於安樂坊，係於開元二十六年六月由“清都觀”改額而來，到天寶元年四月，又改爲“大唐開元天寶之觀”，事見《唐會要》卷五○《雜記》，1029頁。
(50) 《寶刻類編》卷八，《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24冊，18514頁。
(51) 《寶刻類編》卷三，18436頁。
(52) 宋敏求《長安志》卷一○“金城坊”條，《宋元方志叢刊》第1冊，中華書局，1990年，127頁。
(53) 《舊唐書》卷一八三《外戚·武延秀傳》，4734頁。
(54) 安樂公主的墓誌已於近年出土，原題《大唐故悖逆宮人誌文幷序》，今藏陝西省西安市長安區博物館。參看孟憲實《〈安樂公主墓誌〉初探》，收入西安碑林博物館編《紀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315—323頁。
(55) 《長安志》卷七“大業坊”條，112頁。太平公主出降薛紹的時間是在高宗永隆二年（681）七月，見《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108頁。
(56) 《唐會要》卷三四《論樂》，729頁。此事亦見《舊唐書》卷一九一《方伎·李嗣真傳》，5099頁。
(57) 辛德勇《兩京新記輯校》，32頁。
(58) 《朝野僉載》卷五，中華書局，1979年，114頁。
(59) 《资治通鑑》卷二○八，6598頁。這裏的“史崇恩”顯爲“史崇玄”之誤。
(60)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141頁。
(61) 關於慧範與聖善寺，參見陳金華《聖善寺考論》，收入李四龍、周學農主編《哲學、宗教與人文》，商務印書館，2004年，471—510頁。此文的英文本見Chen Jinhua,“The Statues and Monks of Shengshan Monastery:Money and Maitreyan Buddhism in Tang China”,Asia Major 19.1-2(2006),111-160.
(62) 《册府元龜》卷五三《帝王部·尚黃老》一，589頁。
(63) 《道藏》第32冊，196—197頁。關於儀式的詳細解讀，參見Charles D.Benn,The Cavern-Mystery Transmission:A Taoist Ordination Rite of A.D.711,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1.由於張萬福對先天元年（712）十月二十八日那次傳授上清經戒的儀式記載非常簡略，Benn推測當時張萬福本人尚未達到上清法位，沒有資格參加這次儀式，故無法詳細記載。見該書20頁。
(64) 《新唐書》卷八三《諸帝公主傳》，3656—3657頁。
(65) 與史崇玄同時監護二觀營造的，還有宰相竇懷貞。据《資治通鑑》卷二一○“景雲二年九月”條記載：“懷貞每退朝，必詣太平公主第。時修金仙、玉真二觀，群臣多諫，懷貞獨勸成之，身自督役。時人謂懷貞前爲皇后阿
，今爲公主邑司。”（6667頁）可以想見，在共同護作二觀營造的過程中，這兩位太平心腹必然有許多來往。
(66) 案群僧誣陷史崇玄並不僅僅出於妒忌，恐怕也與史崇玄對《化胡經》的態度有關。據《舊唐書》卷七《中宗紀》記載，早在神龍元年（705）九月壬午，中宗已明詔禁《化胡經》（140頁），然而，在史崇玄後來所纂《妙門由起》中，卻屢引道書如《樓觀本紀》、《高上老子本紀》，以及《括地志》、皇甫謐《高士傳》等典籍大談化胡之事，可見其一貫態度。群僧疾之，蓋事出有因也。見《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道藏》第24册，721、725—726、730頁。
(67) 据《唐律疏議》卷七《衛禁律》規定：“諸闌入宮門，徒二年。殿門，徒二年半。持杖者，各加二等。入上閤內者，絞；若持杖及至御在所者，斬。”而《疏議》曰：“上閤之內，謂太極殿東爲左上閤，殿西爲右上閤，其門無籍，應入者準敕引入，闌入者絞。”中華書局，1983年，150—151頁。段謙已闌入太極殿，準律當絞，更何況他還自稱天子。若其罪名成立，被控指使他的史崇玄自然也難逃法綱。
(68) 《舊唐書》卷七《睿宗紀》，157頁。
(69) 《舊唐書》卷四七《經籍志》下，2037頁。
(70) 《唐會要》卷五○《觀》，1025頁。
(71) 蘇頲《太清觀鐘銘》，《文苑英華》卷七八九，4170頁。
(72) 在《道藏》中保留著張萬福所著《洞玄靈寶無量度人經訣音義》一卷，講述《度人經》的存念祝誦之法，篇後附有《音義》，不知是否爲《一切道經音義》的遺篇。見《道藏》第2册，527—529頁。
(73) 《道藏》第3冊，396—401頁。
(74) 同上書，第6册，754—755頁。
(75) 同上書，第18冊，228—231頁。
(76) 同上書，第32冊，182—184頁。在這本書中，張萬福對當時長安道教界的一些現象進行了批判，如“或薄解符章、禁祝小技，出入天庭，或富貴人驅使，或百姓信向，豐衣足食。”又曰：“嘗遊江淮吳蜀，而師資付度甚自輕率，至於齋靜，殊不盡心，唯專醮祭，夜中施設。近來此風少行京洛，良由供奉道士多此中人，持茲鄙俗，施於帝里。”（184頁）土屋昌明推測張萬福批判的對象正是唐玄宗的支持者——以齋醮方技聞名的高道葉法善，見前引《神仙幻想——道教的生活》，75—77頁。這是個很合理的解釋，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本書開頭就說自己“自升淨域，向五十許年，從師結誓，亦四十餘載”。且自稱爲“清都觀道士”，顯然成書於先天二年七月玄宗鎮壓太平的政變之後，而非做於雙方激烈的鬥爭過程中。
(77) Charles Benn曾對張萬福的著述進行了整理，見前引The Cavern-Mystery Transmission:A Taoist Ordination Rite of A.D.711.,137—151頁。關於張萬福，還可參看丸山宏《道士張萬福と唐代前半期の道教界》，《社會文化史學》第22號，1986年，28—46頁。此據氏著《道教儀禮文書の歷史的研究》第三部第一章，汲古書院，2004年，420—458頁。
(78) 關於《岱嶽觀碑》的照片與内容，參看拙著《郊廟之外——隋唐國家祭祀與宗教》，三聯書店，2009年，圖版二、155—170頁；以及207—210頁的《唐代嶽演瀆龍表》。
(79) 《道家金石略》，95頁，本文斷句略有不同，另《度人經》之“人”字爲武周新字，原誤錄作“生”，徑改。圖版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19册，118頁。
(80) 《道家金石略》，95頁；圖版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20冊，10頁。
(81) 參看李健超《增訂唐兩京城坊考》，264—265頁。
(82) 《道家金石略》，81頁。
(83) 錄文、圖版均見買梅《唐〈東明觀孫思墓誌〉考釋》，《碑林集刊》第10輯，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年，50—56頁。
(84) 同上註。“聳聽”，賈文原誤錄作“從聽”，茲據圖版改。
(85) 《新唐書》卷二○○《趙冬曦傳》，5702頁。
(86) 《資治通鑑》卷二一○“景雲元年十月”條，6656—6657頁。
(87) 參看李錦繡《“蒲州刺史充關内鹽池使”與景雲政治》。
(88) 《妙門由起序》，722頁。“太子僕”原誤作“太子僕射”，顯然不合唐制，故徑改。案《唐六典》卷二七載，太子僕一人，從四品上，“掌車與、騎乘、儀仗之政令及喪葬之禮物，辨其次敍與其出入，而供給之。”（702頁）
(89) 孫英剛曾分析了中宗時期各種政治勢力在長安坊里的佈局，指出：宮城以西諸坊爲武韋集團集中的區域，而宮城以東諸坊則是李氏諸王的勢力範圍。唐玄宗在平定韋后之亂前，曾頻繁依靠普潤等僧道人士傳遞消息，他們卻多居住在宮西諸坊，可能是爲了刺探情報。見其《唐代前期宮廷革命研究》，《唐研究》第7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274—275頁。同樣，在與太平公主的鬥爭過程中，玄宗派出王琚等心腹至城西的太清觀參與修書，似亦有著類似考慮，因爲太清觀距離太平公主醴泉坊之宅非常接近（參見附圖）。
(90) 《道家金石略》，100頁。圖版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20册，129頁。
(91) 錄文見陸耀遹《金石續編》卷六，《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4册，3126頁。
(92) 《龍角山記》，收入《道藏》第19冊，693頁。
(93) 《舊唐書》卷三九《地理志》二，1473頁。
(94) 《資治通鑑》卷二一○“先天元年八月”條：“尊睿宗爲太上皇，上皇自稱曰朕，命曰誥，五日一受朝於太極殿。”6674頁。
(95) 《楊太希造元始天尊像記》，《道家金石略》，102頁。又見陳尚君輯校《全唐文補編》卷一四五，中華書局，2005年，1758頁。
(96) 李錦繡《試論唐睿宗、玄宗地位的嬗代》對此已有論述（173—176頁），但尚不充分。其實，在開元五年（717）李邕爲葉法善之父葉慧明所寫的碑文中，就稱讚法善：“自頃賊臣嗇禍，小人吹蠱，敢爲戎首，興此厲階，天步未亨，人事將殆，公乃極陳幽贊，大啟聖猷，枚卜撰辰，並走群望，作爲邦翰，先後主憂，殄勦元凶，翊扶皇統。”見李邕《大唐赠歙州刺史叶公神道碑》，《全唐文》卷二六四，2680頁。而在開元二十七年（739）玄宗御撰的《故金紫光祿大夫鴻臚卿越國公景龍觀主贈越州都督葉尊師碑銘》中，亦特別提到：“朕在藩邸，累聞道要，及臨富縣，虛佇昌言。奸臣寓謀，兇醜僭逆，未嘗不先事啟沃，亟申幽贊，故特加紫綬，以大公侯之封。”說的都是葉法善在他與太平鬥爭中發揮的重要作用，見《全唐文》卷四一，457頁。關於葉法善，參看丁煌《葉法善在道教史上地位之探討》，原刊《成功大學歷史學報》第14期（1988年），此據氏著《漢唐道教論集》，中華書局，2009年，157—232頁。
(97) 參看丁煌《葉法善在道教史上地位之探討》，194頁。氣賀澤保規先生曾認爲兩位公主的政治立場是與太平公主陣營相聯繫的，因爲負責營建二觀者，爲太平死黨竇懷貞與史崇玄，見氏著《金仙公主和房山雲居寺石經——唐代政治史的一個側面》，收入《第三届中國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1997年，303—307頁。不過在我看來，這只是表象，正如玄宗重用史崇玄負責《音義》编纂是爲安撫對手并刺探情報一樣，太平公主大力支持金仙、玉真二觀的營造恐亦有類似考慮。
(98) 在金澤文庫本《兩京新記》卷三殘卷中，金城坊的部分保留完整，但對於這座廢太清觀卻隻字不提，這顯然是有意爲之。見辛德勇《兩京新記輯校》，45頁。
(99) 唐玄宗《封葉法善越國公制》，《全唐文》二○，241頁。就在先天二年八月二日（即政變勝利後的次月），玄宗封華山神爲金天王，理由是在他與太平的鬥爭中曾得到華山神的冥助，而當時奉敕備禮告祭的，正是“景龍觀道士、鴻臚卿員外置、越國公葉法善”，事見《封華岳神爲金天王制》，《唐大詔令集》卷七四，商務印書館，1956年，418頁。葉法善任觀主的景龍觀位於長安崇仁坊，原爲長寧公主的豪宅，與太清觀的前身安樂公主宅亦可對應，這種“巧合”頗堪玩味。更有意思的是，在天寶二年（743）的《玉真公主受道靈壇祥應記》中記載：“公主法號無上真，字玄玄。睿宗大聖貞皇帝之愛女，今上之季妹。……年甫二八，當景雲之初，始受道於括蒼羅浮真人越國葉公。”見《道教金石略》，140頁。然則玉真公主此時已正式將葉法善認作自己早年入道的尊師，史崇玄的身影已經被徹底抹去了。
附圖 先天年間的長安城
A太清觀B大崇福觀C金仙觀D玉真觀
E東明觀F玄都觀 G太平觀H清都觀
I景龍觀J歸真觀 K昭文館L崇文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