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银行市场势力、效率及其福利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业银行论文,中国论文,势力论文,效应论文,福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市场势力是指市场竞争主体拥有的价格加成(price make-up)能力，即一种使定价高于增量成本或边际成本的能力(刘易斯·卡布罗，2002)。从产业组织学的视野看，市场势力来源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价格与边际成本的偏离，即来源于差异化产品、进入壁垒和规模经济等。市场势力的存在意味着社会福利的净损失，而信贷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必然存在市场势力。商业银行作为信贷市场间接债务融资的中介，在负债市场上的融资能力无疑是其市场势力的重要来源。商业银行市场势力就是银行对其存款、贷款和中间业务服务的价格即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和中间业务价格定价高出边际成本的控制能力。商业银行对其产品的定价偏离均衡价格，一方面会损害银行客户的利益，导致社会福利净损失；另一方面也可能降低银行经营效率，导致社会成本上升。
学界对垄断行业市场势力的研究很丰富，但鲜见对具有高度管制的银行业市场势力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Neven和Roller，1999)。在现有文献中，Fernandez de Guevara等(2005)解释了银行非竞争行为的影响因素如市场势力，认为银行竞争程度的差异依赖于银行产品如消费者贷款、抵押贷款和存款等。由于市场势力的存在，银行管理者追求的目标可能不是单纯的利润最大化而是银行企业的增长，这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取向。
自Demsetz(1973)提出效率与市场势力的争论后，在经验研究中如何度量和识别市场势力就成为产业组织研究中经常探讨的一个问题。信贷市场势力的度量有三种方法：一是信贷产品的差异程度，二是勒纳指数(Lerner index)，三是贝恩指数。其中勒纳指数主要度量商业银行的边际收益水平，P表示信贷价格(如利率)，MC表示边际资本成本(如存贷款)，则L=(P—MC)/P。
市场势力与无效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被称为安逸生活假设。Berger和Hannan(1998)研究了美国银行市场势力与成本效率之间的关系，检验了安逸生活假设。但运用市场集中度HHI指数作为市场势力的度量指标有一定的局限性(Berger等，2004；Fernanaez de Guevara等，2004)。Maudos和Fernandez de Guevara(2007)研究了欧盟15国1993-2002年贷款和存款市场的市场势力与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市场势力与成本X效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拒绝了安逸生活假说，并估计出2002年因市场势力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占GDP的0.54％。Solís和Maudos(2008)估计了1993-2005年墨西哥银行的市场势力社会成本，结果表明基于市场势力的社会成本2005年达到GDP的0.15％，源于市场势力的福利损失大于银行成本管理无效率的损失，且拒绝存款市场的安逸生活假设。Paolo(2009)对意大利银行的分析表明，拒绝纯垄断定价假说，单一银行的市场势力比较小，而垄断银行能够部分利用其市场势力。Delis和Tsionas(2009)对欧盟和美国银行市场势力和效率的估计表明，不同地区银行市场势力和效率有一定差异，银行业具有竞争行为，但部分银行偏离了市场平均竞争行为，效率和市场势力呈负相关关系，支持了安逸生活假设。国内学者对银行市场势力的研究也有所涉及。罗珺(2003)认为，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整个银行体系中市场集中度过高，存在着市场势力，这种状况是由于原有制度背景、国家保护以及满足国有经济改革需要而出现的。陈璐(2005)也研究了我国银行并购、效率及其市场势力问题。陈伟光(2007)认为银行市场势力具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中国银行业低效率的关键因素可能不是市场结构的集中，而是国有银行的行政性市场势力。李爱喜(2008)运用银行业空间竞争模型和勒纳指数分析了银行市场势力，认为货币政策规则的变化导致银行在不同商业周期中的市场竞争程度不同。邹朋飞(2008)认为“市场势力”假说并不能充分解释我国商业银行市场“竞争程度提高，组织绩效恶化”的悖论，根本原因可能是资产价格管制、业务趋同和竞争目标的非利润化等。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定量测度我国商业银行的市场势力，那么我国商业银行市场势力如何测度，市场势力与银行无效率引致的社会福利损失有多少，以及中国银行业是否存在安逸生活假说，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这对保证中国银行市场持续发展的监管政策制定、促进市场竞争和利率市场化改革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市场势力与银行效率关系的理论假说
关于市场势力与效率关系的研究实际上涉及解释银行业市场结构和绩效关系的假设。阐释市场结构和绩效之间的关系有三个主要的假说：一是共谋假说，即结构—行为—绩效(SCP)的范式假设(Bain，1956)。这一假说认为，巨大的利润是企业共谋的结果，该假说假定较高的集中度能促使银行共谋，并获得额外利润。二是相对市场势力假说(RMP)。Shepherd(1986)认为，绩效的变化可以由效率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共同解释，这是因为市场份额不仅是取决于银行效率，还取决于与银行效率无关的其他因素，如市场势力和产品差异化等。在这种假设下，每一个银行的市场份额就是评价市场势力的替代变量，较高市场份额的单个银行可以利用其市场势力，在定价上产生较高的市场控制力量，因此占据较大市场份额的银行可以获得超额利润率。三是效率结构假说，认为集中度与利润率呈正相关关系，即最有效率的银行会获得巨大利润和市场份额，因此，市场变得集中了。效率结构假说又有两种解释：一是管理效率假说(Demsetz，1973)。该假说认为有效率的管理可以降低成本并获得较高的利润，而具有良好管理效率的银行通常有较高的市场份额并会导致较高的市场集中度。二是“规模经济”假说(Lambson，1987)。该假说认为具有规模经济的银行处于较优经营规模，可以降低平均成本，获得较高的利润，且此类型银行通常有较高的市场份额并会导致较高的市场集中度。安逸生活假设被认为是市场势力假设中的一个特例。
银行是典型的多产品厂商，正如Demsetz(1973)的效率假说所认为的，不是市场集中度或市场势力产生了企业更高的价格和利润，而是更高的效率产生了更高的利润和集中度。高收益率要么来自于高价格，要么来自于低成本。大银行的高收益率应该来源于效率提高所导致的成本下降，而不是来自于运用市场势力所导致的价格对边际成本的偏离。值得注意的是，Hicks(1935)提出的“安逸生活”(quiet life)假说。实际上是传统的“结构—行为—绩效”的反向市场定价能力，但更可能由于较低的市场压力和较高的市场份额，它们不努力追求成本效率的极大化而偏好“安逸”的生活，结果效率降低，表明“安逸生活”假说成立。可见，安逸生活假说认为市场势力越高，管理者最大化运营效率的努力就越低，市场势力与效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Berger和Hannan(1998)考察了美国银行业在高集中度市场是否具有较低的运营效率，并对福利损失和集中度的效率成本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美国银行业接受安逸生活假说，效率成本大于因市场势力导致的社会成本。Maudos和Fernandez de Guevara(2007)检验了欧盟15国银行业的市场势力与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拒绝安逸生活假说。但目前检验市场势力和效率之间的关系大多用市场集中度(HHI)来表示市场势力，本文试图运用勒纳指数(Lerner index)度量市场势力，以检验我国银行业是否存在安逸生活假说。
三、研究方法
(一)市场势力的勒纳指数(lerner index)
新实证产业组织学认为，市场势力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市场集中度，还与需求弹性和合谋行为有关。本文假设勒纳指数与企业拥有的市场势力正相关，并与其所处的市场结构类型有关，即处于完全竞争市场的企业市场势力最小，依次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市场势力的勒纳指数定义为价格(银行利率)高出边际成本(mc)的比率，即价格的百分比。对商业银行而言，根据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则有：
式(1)的左侧就是表示贷款和存款市场势力的勒纳指数。可以看出，市场势力依赖于银行竞争市场中的存贷款需求弹性和银行数量，通常我们用市场集中度来衡量。但进入壁垒和抵消性力量(如消费者的力量)可能是影响市场势力的两个重要因素，不考虑这两个因素可能会造成对市场势力的高估。因此，作为市场势力测度的勒纳指数的优点在于既考虑了市场集中度的影响，也考虑了需求弹性的影响，但运用勒纳指数的局限性在于价格信息和边际成本的获得比较困难。
(二)市场势力的福利效应
从社会福利的视角看，市场势力会带来三方面的负面效应：第一，具有市场势力的银行会制订垄断价格，从而造成哈伯格三角形福利损失，即社会福利的下降和收入的再分配效应——配置的无效率；第二，由于缺乏市场竞争的激励，市场势力会形成莱本斯坦所谓的“X-非效率”问题，即无动力削减成本战略导致的生产无效率；其三，维持垄断地位造成的浪费性支出或寻租行为是非生产性的，对社会稀缺资源造成浪费，降低了社会福利水平。当然，由银行完全定价会损害消费者福利，并降低社会总福利水平，从这个角度看需要对银行产品价格在某种程度上实施政府规制。Fernandez de Guevara等(2004、2005)根据勒纳指数提出了由市场势力导致的福利损失。假定有一个线性的贷款需求或存款供给函数且边际成本为常量，则由市场势力导致的资源配置不当而引起的社会净损失就是所谓的福利哈伯格三角形，这样根据勒纳指数计算的基于GDP百分比的社会福利损失为：
(三)成本效率
成本效率一般用X效率来测度，反映商业银行资源利用效果和成本控制等方面的经营特征，是衡量银行管理水平的标准之一。成本效率衡量的是银行成本相对于最优成本银行的前沿距离，可用理论最小成本与实际成本的比值表示。本文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SFA)(Aigner，1977)对中国商业银行成本效率进行测量，选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作为成本函数形式。产出指标选择贷款(L)和存款(D)，投入指标选取两个投
对式(3)进行偏导数运算，得到贷款和存款的边际成本，具体表示为：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商业银行市场势力及其福利效应的估计
本文选择工商银行(ICB)、农业银行(ABC)、建设银行(CCB)、中国银行(BOC)、中信银行(CIB)、兴业银行(XYB)、交通银行(BCM)、广东发展银行(GDB)、浦东发展银行(PDB)、深圳发展银行(SDB)、民生银行(MBC)、招商银行(CMB)、华夏银行(HXB)、光大银行(CEB)和恒丰银行(HFB)15家银行为样本计算其存贷款利率、边际成本和市场势力勒纳指数等，时间选取1998-2007年，数据来源于1999-2008年各期《中国金融年鉴》以及相关银行的网站。对于光大银行和广东发展银行，2004-2007年部分无法获得的数据采用历史趋势模拟的方法推导得出。
由式(4)我们测算出各家商业银行存款和贷款的边际成本，并计算各银行的绝对利差(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在1998-2007年波动下降，其中存款利率由1998年的3.9％下降为2007年的2.5％，而国有银行下降较多，为3.1％，股份制银行仅下降了0.8％。进一步分析可知，1998年国有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相差1.5％，而2007年二者之间相差-0.8％，股份制银行存款利率反而高于国有银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实际存贷款利率变化趋势，一方面在于1998-2002年间存贷款名义利率逐渐下降，而后呈现上升趋势；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商业银行仍实行管制性利率，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及其浮动范围均由央行规定，还未完全市场化。
更能反映商业银行竞争力的是商业银行存贷款边际成本。样本期间，不管是国有银行还是股份制银行，估计的贷款边际成本均大于存款边际成本，其中存款边际成本平均值基本上逐年下降，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存款边际成本显著高于国有银行。原因在于国有银行凭借先天的国家信誉优势，使其在存款市场竞争中大大降低了要维系信誉所支付的成本，从而边际成本也就较低；而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了弥补存款人信誉获取上的损失，就要变相提升存款利率，如此所付出的存款成本也就较高。商业银行的利差可以反映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效率，绝对利差可以体现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和持续盈利能力。这里，我们计算了存款的绝对利差
和贷款的绝对利差
，见表1后两列。贷款绝对利差(MGL)在样本期是波动下降的，全体样本银行1998年为2.1％，2007年为1.8％，其中股份制商业银行下降了1.0％，而国有银行反而增加了1.7％。存款绝对利差(MGD)1998年为-3.7％，2007为-1.6％，在样本期间存款绝对利差是上升的，国有银行比股份制商业银行要高。存款市场绝对利差为负说明存款基本无利可图，储蓄者没有更好的投资渠道，只能选择储蓄，目前的存款利率并不是市场的真实成本，唯有利率市场化下通过竞争决定的利差才能够真实反映银行的经营能力。政府利率管制的结果致使银行缺乏适当激励和风险差别定价能力，降低了银行的定价能力，因此需要尽快加大利率市场化改革力度。
表2给出了样本银行市场势力的勒纳指数动态变化平均值，在贷款市场上市场势力呈现波动下降—上升—下降—上升—下降的态势。总体而言，国有银行在大部分年份贷款市场势力都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存款市场上，市场势力在大部分年份为负值且呈现波动上升态势，国有银行存款市场势力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这是因为政府给予国有银行强大的国家信誉担保，促使国有银行潜在清偿能力提高。在利率管制的背景下，统一的法定存款利率意味着国有银行不能运用其市场势力高价出售发行的债券或低利率吸收存款，而只能被动地执行一种隐性的掠夺性定价规则，国有银行的市场势力也就表现为大量的存款流入(陈伟光，2007)。从长远看，要降低国有银行的市场势力，关键在于放松政府管制、赋予国有银行市场主体地位以及加大市场化经营的力度。
市场势力产生的成本，一是由于定价高于边际成本的社会福利净损失，二是基于安逸生活假设的银行管理效率损失。本文根据所估计的银行市场势力的勒纳指数，运用式(2)计算了市场势力致使资源配置不当而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表3显示了不完全竞争情况下市场势力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占GDP的百分比。可以看出，整个银行业1998-2001年的福利损失为负值，也就是说，市场势力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不明显，反而使社会福利增加，但从2002年起，福利损失有所增加，2003年最大，占GDP的0.024％，之后又有所减少。新兴股份制银行由于市场势力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不明显，大部分年份为负值。国有银行的社会福利损失变化比较大，1998-2001年社会福利损失为负值即社会福利增加，呈现逐年增加态势，但到2002年变为正值，出现社会福利损失，2003年最大。如何解释2002年以前国有银行市场势力带来的社会福利影响为负值的现象，这可能是因为国有银行经营目标是多重的，服从国家偏好的社会目标和担负着政策性职能，为中国渐进改革提供了金融支持。尽管各大银行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利润最大化，但如果考虑贷款消费者剩余和存款消费者剩余，国有银行对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宏观福利增加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可见，国有银行的市场势力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大于股份制银行。实际上，社会福利的损失或增加是由贷款市场和存款市场的市场势力双重作用而造成的，其相互有所抵消。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存款实施利率管制，由于投资渠道的缺乏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居民把大量的闲散资金储蓄在银行，尽管近几年储蓄存款实际利率相对较低甚至为负，机会成本很高，但对居民来说是一个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对银行而言，负债存款的边际成本很低，降低了资金成本，对整个社会来讲也减少了社会福利损失。但2002年以后，贷款的市场势力效应相对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银行贷款利率可以在一定幅度内上浮，难免会使社会福利损失有所增大。
(二)商业银行市场势力与效率的关系：安逸生活假说的检验
本文根据式(3)计算了各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平均成本效率分值在90％左右，且呈现逐年波动上升态势。从理论上讲，市场势力的存在隐含着福利的损失，银行无效率对社会而言就是一个成本，银行服务的消费者自然应当承担银行无效率的成本。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可以比较银行市场势力的社会成本和银行无效率的社会成本。
从表4可以看出，银行成本无效率带来的社会成本从1998年的0.28％减少到2007年的0.05％，这是因为在样本期间银行成本效率是提升的。其中国有银行无效率带来的社会成本平均为0.619％，远大于股份制商业银行无效率带来的社会成本0.04％。究其原因，股份制银行平均成本效率高于国有银行，因此国有银行加快改革、改善治理结构和提升经营效率是当务之急。如果我们把市场势力引致的社会福利损失与银行成本无效率导致的福利损失进行比较，可以看出银行成本无效率带来的福利损失远大于市场势力引致的社会福利损失，这与Maudos和Fernandes de Guevara(2007)对欧盟15国银行市场势力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大于银行无效率所带来的福利损失的结论不同。其主要原因在于西方发达国家银行市场相对成熟，存贷款利率都已经完全市场化，而我国银行市场受某种程度的限制，利率存在一定的管制。
根据安逸生活假说，银行无效率部分是由市场势力引起的，为了检验我国商业银行该假设的有效性，我们以成本效率为因变量、以勒纳指数和其他潜在影响银行效率的变量为自变量构建分析模型。具体来讲，影响银行成本效率的解释变量主要包括集中度、市场势力和银行规模等，本文使用资产的集中度(HHIA)、贷款集中度(HHIL)和存款集中度(HHID)反映银行不同产品的特征，用总资产(TA)来衡量银行规模。其中勒纳指数作为影响银行成本效率的一个决定因素，如果该变量对成本效率是负向影响，我们就支持安逸生活假说。我们运用下述模型来解释银行效率变化的相关因素。
从表5可以看出，总资产集中度(HHIA)的系数为负且显著，从存款集中度(HHID)和贷款集中度(HHIL)的影响看，贷款集中度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而存款集中度的系数为负且显著，这隐含着存款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不利于银行成本效率的提升，而贷款市场集中度的提高有利于银行成本效率的提升。因此，在存款市场支持安逸生活假说，但在贷款市场拒绝该假说。资产规模(TA)对银行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规模愈大的银行成本效率愈高。
如果用勒纳指数表示市场势力，估计结果见表5的模型(C)。结果表明，贷款市场的勒纳指数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而存款市场的勒纳指数系数为负也不显著，因此在存款市场我们接受安逸生活假说，尽管不是非常显著。也就是说，存款市场隐性的市场势力导致银行管理者尤其是国有银行管理者松懈，进而降低了银行经营效率。那么银行存款和贷款的市场势力对银行业发展有何影响？本文检验了银行业存贷款增长率与市场势力、全要素生产率(TFP)以及银行业市场结构(HHI)变化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一方面基于勒纳指数的贷款市场势力对银行业贷款增长具有显著的不利影响，隐含着银行业贷款的高市场势力不利于银行业发展；存款市场势力对银行业存款规模的增长影响不显著，这可能与存款利率管制有关。另一方面，反映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银行业发展的贡献比较显著，在贷款市场部分印证了Demsetz(1973)认为行业增长可能源于企业高效率的结论。从长远看，贷款市场集中度的下降有利于银行业贷款的持续增长，其对银行业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有利于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五、结论
最优的市场结构并非是完全竞争，而是存在一定程度市场势力的市场结构，一定程度的垄断即市场势力是创新的先决条件，市场势力对于社会成本和福利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效应。本文对中国商业银行1998-2007年间的市场势力、效率及其福利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运用随机前沿成本函数估计的贷款边际成本大于存款边际成本，贷款市场势力呈现波动下降态势，而四大国有银行的市场势力明显大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国有银行行政性市场势力不容忽视。(2)银行业1998-2001年基于市场势力的福利损失为负值，隐含着基于市场势力导致的社会福利不是损失而是增加；但从2002年起呈现福利损失，2003年达到最大，占GDP的0.024％。总体而言，国有银行的市场势力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较大，而股份制银行的影响相对较小。(3)银行成本无效率带来的社会成本从1998年的0.28％减少至2007年的0.05％，其中国有银行无效率带来的社会成本平均为0.619％，远大于股份制商业银行无效率带来的社会成本0.04％。可见，银行成本无效率带来的社会成本远大于因市场势力引致的社会福利损失。(4)检验安逸生活假说表明，在贷款市场拒绝安逸生活假说，而在存款市场接受安逸生活假说。贷款市场势力对银行业发展具有一定的负面作用，而生产率的提高则有利于银行业的持续发展。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中国国有银行的行政性市场势力比较突出，但随着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和公开上市，银行治理结构得到完善，市场势力的行政性特征逐步弱化，经营的无效率和配置的无效率得到缓解。优化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一方面要放宽准入限制，消除阻碍银行竞争的各种障碍，着眼于促进有效竞争，鼓励更多资本进入银行市场，增加市场竞争主体，鼓励外资银行进入，引导中小银行成长，适当控制大型国有控股银行的市场势力，形成专业化、市场化的竞争格局；另一方面，要提高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培育基准利率，可考虑逐步放开大额和长期存款利率，增加SHIBOR的报价参与者，最终促使SHIBOR成为被广泛接受的基准利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