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价值与社会经济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经济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意义论文,理论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建议》提出了实现“九五”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前一个转变是继承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老提法，是生产关系的改革，目前正深入发展；后一个转变则是十四届五中全会的新提法，是发展生产力的新思路。为了提高“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大意义的认识”本文拟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价值及社会经济意义作些探讨。
一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思路是对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特别是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特色理论”宝库中的发展思想。
首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从粗放经济转变为集约经济、把经济发展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效益的轨道上来，源于邓小平同志的发展思想。
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巡谈话中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要有个雄心壮志！”邓小平同志认为：在中国搞现代化不能追求太高的速度，但速度低了也不行，凡是能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能快的就不要阻挡。同时快是有条件的，就是要讲效益，讲质量，适应国外市场变化；快是有区别的，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注意量力而行，搞好综合平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条件暂不具备的要努力创造条件逐步快起来，不要一讲加快发展就一哄而起，走过去那种忽视效益，片面追求产值争相攀比，盲目上新项目，一味扩大基建规模的老路上去；快必须是没有水分的，要老老实实地计算，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
在邓小平同志的发展思想中，他不仅强调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争取隔几年使国民经济上一个新台阶，而且在强调快的同时，又特别强调快的条件，强调速度与效益的统一。
邓小平同志还十分重视经济建设对于科技进步的依赖作用。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大会上讲“四个现代化， 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982年10月14日邓小平同志在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规划时讲，“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1986年10月18日，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1988年9月5日到12日邓小平同志提出“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否则，我们经济耽误了二十年，影响了发展，还要再耽误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讲中又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
综观邓小平同志的发展思想，无论是他强调的快是有条件的、要讲效益、讲质量，还是他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只有依靠科学技术才有希望，内涵极其丰富，不仅包含着社会主义的加速发展战略思想，还蕴含着集约经济思想。因为集约经济的主要特点就是注重经济效益，在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重视先进管理的基础上，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得较高的产出。也即用高效率实现经济质的提高和量的增加。由此可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非撇开邓小平同志的发展思想另起炉灶，另搞一套。而是坚持、继承了邓小平同志的发展观。
其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了邓小平同志“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丰富了邓小平同志的“特色理论”宝库。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非自今日始，我们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以及历届政府工作报告，都曾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邓小平同志的发展观中也包含着集约经济的思想。但经济增长方式却迟迟没有实质性转变，这里除了其它原因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由于实践的局限既没有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升到应有的战略高度去认识，更没有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新思路明确提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改革开放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国民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在世纪之交适时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思路。并强调这个转变“具有全局意义”。这不仅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上升到了关系全局的战略高度，而且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我国今后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条新的思路。
为了提高全党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大意义的认识，江泽民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若干重大关系》讲话中精辟地分析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在这里江泽民同志两次使用“关键”这两个字眼。一是“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关键在于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二是“多年来的经验表明，我们讲发展，难就难在把速度和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问题往往出在偏重数量扩张，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经济质量，效益不理想，整体素质不高。这是我们经济工作中需要认真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江泽民同志提出为了“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必须更新发展思路”。亦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此，他对这种转变的基本要求是：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江泽民同志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含义是指只有从偏重扩张的速度型转向速度和效益结合型的转变，才称得上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我们认为江泽民同志的这段讲话中肯的，也是较为精辟的，颇有画龙点晴之作用。
由上分析可见，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生产力发展新思路，不仅继承、坚持了邓小平同志的发展思想，而且在新形势下，新实践中又提出了新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的发展观，为邓小平同志的特色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瑰宝。
二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势头一直居世界各国前列。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发展，出现了不少新矛盾、新情况、新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比较严重：如通货膨胀、农业滞后；国有企业尚未摆脱困境；社会分配不公以及大幅度经济波动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尽管有多种原因，但最主要的是与我国长期以来经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分不开。
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是指高投入、高消耗、低质量、低产出的经济增长方式。高投入、低产出下的过量货币供给，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工业粗放型经营势必挤压农业；农业投入不足，国民经济基础地位就不稳固；热衷于追求新建而忽视对老企业的改造，就会造成国有企业活力不足。很显然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已成为现阶段我国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当务之急。
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不是随心所欲的。它与一个国家的国情、社会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战略以及经济体制密切相关。从世界历史角度看，任何一个国家在摆脱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进入以扩大再生产为特征的经济发展阶段后，一般都要经历一个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在不同国家由于各自的情况不同表现的或长或短、或难或易，但这一趋势是客观必然的。建国初期我国采取的优先发展重工业，高积累、高投入、高指标、高速度的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有其客观必然性。一是工业化起步的需要。我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起点低，底子薄，且缺少外援，由于历史的原因所致，更谈不上先进的科学文化和技术装备，现代工业一穷二白。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实现工业化的起飞。必然走一条高积累、高投入，以铺摊子、上项目为主的建设道路，即以粗放型增长推动工业化的起步。二是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必然导致的增长模式。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通过指令性计划在全社会范围内配置资源，资源的集中又常常使决策者的投资着眼于外延的扩大，而企业活力的窒息和市场机制的残缺又使得企业生产只为产值和指标不计成本和投入，所以争投资、要项目、拉关系、找门路，铺摊子是所有企业的通病。而生产成本有多少、产品是否有销路，资金是否运用有效率，企业却不必为此忧虑。毫无疑问，靠这种依附型企业推动的经济增长，只能是一种粗放型的增长。三是“左”的指导思想带来的必然结果。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个很长时期里，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和追求高速增长的行为倾向，一直起着支配作用。违背经济规律只凭主观愿望，把现实的经济增长目标建立在良好的主观愿望和巨大的热情冲动上，这就必然选择那种大规模投入而又可能收益很少的增长方式。历史上出现的“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小高炉遍地林立直至文革结束后出现的“洋跃进”，都是这种增长方式的反映。
从今天看历史，为了工业化的起步，采取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还是起了一定历史作用的。它对于改变落后的生产力面貌，增强国家实力，缓解供给严重不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非常必要的。尤其在调动全国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工业骨干企业的建设上，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功绩不可抹煞。问题在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发展，这种增长方式的弊端越来越明显，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发展，这种增长方式带来的矛盾日益突出，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和正常发展。改革开放的实践实观上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新发展思路。
首先，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矛盾迫切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总水平而言，我国可谓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由于我国有12亿人口，人均占有的资源并不丰富，不少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耕地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 水资源还不及世界人均水平的1/4；铜、铅已探明的含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石油为1/8。 至于森林的蓄积量就更少，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0多一点。 而天燃气更不足挂齿，为民办平均水平的1/20。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的原材料和能源消耗却浪费惊人，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综合能源消耗是日本的6倍，韩国的4.5倍，美国的3倍，印度的2.5倍；钢材、木材、水泥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 我国的能源利用率仅为30%，比一般发达国家低20%左右。需知“今后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对资源总量的需要更多，必须切实保护资源和环境，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的路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正是根据我国的国情选择切合实际的发展思路。
其次，我国现阶段经济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迫切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是国民经济结构很不协调，农业落后于工业。能源、动力、原材料、交通运输等产业部门落后于加工业的“瓶颈”现象突出；二是经济波动频繁，大起大落的情况仍然存在；三是宏观对策和调控手段显得软弱无力，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运用难以奏效；四是通货膨胀连续几十个月一直在高位上运行，并持高不下；五是经济增长多依赖于要素的投入，而投资回报率则极低；六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产品结构趋同造成竞争过渡、浪费严重；七是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差距扩大，影响社会稳定；八是科学文化教育落后，国民整体素质不高，拖住经济增长后腿；九是双重短缺的现状和投资与消费的扩张冲动使社会总供求常常处于失衡状态；十是利用外资办的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建得多、办得滥、没有及时转向更高档次，更大规模，不适应全面实现小康和举步迈向现代化的新形势等等。上述种种矛盾都同粗放型增长方式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唯有适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使矛盾得以解决。
再次，我国客观上已经具备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条件。一是我国正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过渡，企业正从过去依附的地位逐渐变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集约型增长的体制条件和企业组织条件已开始具备；二是我国拥有庞大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国有资产已达34950亿元，工业化基本完成。工业部门包括飞机、电子、 自动化、航空航天等新兴工业部门基本建立齐全，集约型增长所需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三是我国的科学技术有了很大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引进的先进技术及现代化设备，大大加速了我国工业技术改造的步伐，集约增长的技术条件已经具备；四是我国经济发展第二步发展战略目标提前实现，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集约型增长的经济基础已经具备。
由上可见，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仅有其必要，而且有其可能。
三
综上所述表明，我国重新选择经济增长方式即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已经具备各种条件，而且这种转变是刻不容缓，势在必行。那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会给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呢？
第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能够保证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李鹏总理在“九五”规划和15年远景目标的制定说明中指出：“随着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再靠消耗大量资源来增长，是不可取的，也是难以为继的。”“九五计划和15年远景目标，一定要体现可持续发展的方针”。
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指这种社会经济发展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又不牺牲未来人类满足他们需求的能力。这里的核心问题是要保护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即一方面，在经济增长中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得到有效保护。经济增长不仅要提高人类改造自然而获得物质财富的能力；同时也要提高人类保护自然增强持续发展的能力，使国民经济在资源的合理利用、物种的有效保护和生态环境良好的基础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而不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损伤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系统。但是，由于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具有社会性和潜在性，而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本体性与近期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量的、分散的微观经济主体出于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往往只从本体的近期利益出发增加生产，把资源与环境的保护视为社会的事情，未来的事情而不顾。这样即使经济增长了，微观主体也有了自己的效益，但资源和环境遭受破坏，持续发展的系统受到损伤，不仅危及当代，还要危及后代人。许多先进国家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例如，1948年到1973年25年中世界上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同时也出现两个问题：一是人类对资源的使用出现相当严重的浪费，最典型的事例是发达国家为了追求“生活质量”，在使用能源方面非常不珍惜，另一个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恶化。最突出的事例是自然环境开始出现大片污染。因此到了70年代，人类就从另外的角度提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考虑人和自然的关系，并不可避免地提出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其实，发达国家当年出现的问题在我国已经开始重演。我国近年的高速增长付出了较高的代价，而且有些代价相当沉重。由于我国是一种速度型或粗放型的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高积累高投入的外延型发展路子，我们的投入增长率大大超过实际的产出增长率。据统计“八五”前4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1%，但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 基本建设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36.7%和39.4%，扣除价格不可比因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基本建设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也在21%和23%以上，这就是说，国民生产总值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是通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基本建设增长1.7和1.9个百分点来实现的。我们的基础工业同加工工业部门间也严重不平衡，电力、铁路、港口、通信更是紧张。加工业的产品运不出，原料运不进。乡镇工业开三停四，或开二停五，因为电力不足而形成经济增长的瓶颈；资源严重浪费，能耗是发达国家几倍，产品傻大粗笨，还有森林减少造成气候变化，沙漠南移；空气污染出现大面积酸雨，江河污染，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应当看到靠外延扩大再生产支撑的高速增长和由此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将不可能实现持续的高速发展。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全世界一个宝贵经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发展方针，其更深层的涵义就是正确处理好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造福当代和恩泽后代的关系，也即实现我国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第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能够抑制通货膨胀，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四次（1978～1979，1984～1985，1987～1988，1992～1994）虽然程度不同但却是比较明显的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的经济发展。
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票子发行过多。因为通货膨胀毕竟是一种货币现象，正是由于票子发得过多，商品供应相对减少，物价才上涨，票子才贬值。也正是由于子贬值，物价才全面上涨。据有关专家测算，在1982年至1991年的13年中，除去因经济增长，物价上涨和货币流通速度减慢等因素必须增发的票子外，多出来的票子大约占全国流通中货币的15%，1994年底我国流通中货币的总量为7288亿元，按15%计算，多出来的票子约为一千多亿元。另外，1991至1993年，由于经济过热是我国发票子最多的三年，这三年占（1982～1994）十三年所发票子的62.5%，三年发票子占十三年发票子的85.97%。 这三年货币投放增长速度平均为30.7%，这是造成两年来连续出现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
事实上造成我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货币发行过多，而在于我国的经济增长选择的是过高的资本投入、大量的消耗资源为特点的粗放外延型增长方式。在这种增长方式中，要保持高速度，就必须快速而大量地投入各种因素，因此，各类经济主体对投资规模扩张有着强烈的冲击，而且在乘数效应的影响下，由于各类投资主体又普遍缺乏有效的自我约束，整个投资规模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急剧膨胀，呈现出一种投资的积累扩张惯性。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纷纷上马，据有关专家测算，在“八五”期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总规模大约在6 万亿元以上，年均增长35%以上，加上不少工程的超概算，在建工程的总规模可能达到7万亿元左右，即使不上新项目，也要搞上几年才能完成。 这样庞大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仅加大了以后时期信货规模的扩张的压力，同时也使得社会经济中生产迂回程度增大，超过同时期社会经济可承受的能力。从而带来三方面的后果，一方面，由于投资规模过大，直接影响到相当一部分固定资产投资相关的要素价格的上涨，从而加大整个经济中通货膨胀的成本推进压力，形成推进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由于相当一部分的投资可以通过各种渠道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人们的货币收入，这就加大了整个经济中通货膨胀的需求推动力量，加强以通货膨胀的需求压力。再就是以扩张为主要手段的经济增长，会随着投资结构的不合理，使产业结构失衡加重。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它会导致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失衡，造成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的短缺，并通过供给的短缺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
综上分析可见，通货膨胀之所以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反复出现，像一个幽灵一样，老是缠着我国经济发展不放，即经济发展速度一快，马上就出现通货膨胀，对通货膨胀一治理，经济马上就滑坡，治理整顿一放松，通货膨胀又死灰复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过去我国长时期走的是以追求数量为主要目的，以增加投入为主要手段，以发展速度为考核各级政府官员政绩依据的外延粗放型发展道路，因而必然反复引起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和剧烈的经济波动，影响了宏观经济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这里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重新选择经济增长方式，即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最后我们应当指出：由于中国人口多、国家大，加之多种所有制结构和多层次生产力并存，国情的复杂，可以说千差万别。因此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决不能一刀切，不能要求所有部门，所有地区都一律采用最新技术，更不是所有部门、所有地区都不搞新建扩建，我们应实事求是地根据各部门各地区的具体情况把内涵式集约经营与外延式粗放发展较好地结合起来，但总的说来，“九五”期间乃至下个世纪，内涵式集约化发展应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