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国进民退”论断真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断论文,真伪论文,国进民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2009年以来，在经济学界、舆论界掀起了一股质疑、批评“国进民退”的热浪。有的认为“国进民退”是改革的倒退，有的认为“国进民退”是旧体制的复辟，有的认为“国进民退”只是暂时现象，有的认为不存在“国进民退”而是国民共进，等等，争论不休。
根据经济政策的摩菲定理：凡经济学家观点一致的理论往往对经济政策的影响最小；对经济政策影响最大的理论，往往是经济学家们争论不休的理论。也许，当前对“国进民退”的争论，就属于这种争论。因此，对“国进民退”的质疑加以解析，以弄清事实真相，对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和坚定不移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战略决策是有重要意义的。
论断“国进民退”的案例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现在的“国进民退”不是一个个别的事件，而是形成了一股潮流；不是个别企业的行为，甚至是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国企的一个共同行为；不是个别产业，而是普及到很多重要的产业；不仅仅是上游的一些所谓关系到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自然垄断产业，而且涉及很多其他的产业。其证明的论据主要是以下案例：
第一个案例是吉林通钢。由于民营企业建龙并购之后，没有解决职工的安置问题，结果职工起来闹事，打死了民营企业派来的高管，当地政府宣布民营资本全部退出。
第二个案例是山东钢铁并购日照钢铁。日照钢铁是一个赢利的企业，山钢是一个亏损的企业，结果山东为了实现打造国内的钢铁大省，组织了一个新的钢铁公司，山钢占67%的股份，日钢占33%的股份。
第三个案例是山西煤炭的重组事件。说当时私人资本开采煤矿是山西省政府招商引资进来的，浙商就有350家，现在必须“退出”，而且作价也由山西省政府来作价，据很多煤老板讲，他的作价只有一半左右。
第四个案例是各个地方在争夺央企，认为现在央企的投资能力和扩张能力都非常强。
第五个案例是央企纷纷进入房地产业。最近的“地王”可以说背后都有央企的背景，或者说大部分有央企的背景。有些央企是直接进入，有些是迂回进入，并购现在的房地产公司。不光是中央企业这样，地方的国有企业也大肆进入房地产业了。
第六个案例是2009年反危机的4万亿大多给国企。
第七个案例是中粮集团入主蒙牛。
第八个案例，政府为巨额亏损的央企东方航空公司注资，却不为民营企业东星航空公司注资，任其破产。
针对上述案例或现象，有些经济学家忧心忡忡，担心“国进民退”，使改革向计划经济体制倒退。
统计数据不支持“国进民退”论断
针对近期社会上比较流行的“国进民退”的说法，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出席“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时予以澄清，他认为从中国经济趋势上来讲，不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
马建堂选取了从2005年至2008年的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资产、利润总额、税金总额和就业人数等指标论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力量对比。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非国有企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之外的企业）2005年占所有企业数量的比重为89.89%，2008年提升至95%，产值比重由2005年的66.72%上升至2008年的71.66%，资产比重由2005年的51.95%上升至2008年的56.62%，利润总额比重由2005年的55.96%上升至2008年的70.34%，就业人数比重由2005年的72.81%上升至2008年的79.70%。具体内容见下表。
“统计数据并不支持‘国进民退’的趋势。”如果将统计数据的年限向上延伸，不仅得不出“国进民退”的结论，相反可能还会得出“国退民进”的结论。有关数据显示，在1993年我国的各类工商企业是800万户，国有企业却有300万户；到2009年上半年，工商局登记的各类工商企业有900多万户，规模和规模以上的国有企业大概有11.2万多户。“国企数量越来越少，但是质量和增幅在提高，这说明国企的改制、改组是有成效的。”
重庆市可以算作全国国有经济高速发展的先锋，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领跑者，其“国”与“民”的进退状况颇有说服力。2003年，重庆市国资委成立时，国有资产1720亿元，到2009年底，重庆市属国有重点企业资产总额逼近万亿元大关，达到9480亿元，规模从2002年全国的第19位升至第4位；2009年国有企业资产总额比上年增长28%，实现利润总额268亿元，同比增长34%，实现了又好又快的发展。与此同时，重庆非公经济占该市GDP比重由直辖之初的26%提高到去年的60%，充分说明在该市国有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非公经济也实现了快速发展。重庆市国资委主任崔坚表示，国有经济与非公经济，都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无论是“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都是对党和政府发展经济基本方针的严重背离，长期以来，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重庆现在和今后都不会出现“国进民退”的问题。
对部分“国进民退”案例的解析
解析一：4万亿为何大多给国企？
在关于“国进民退”的争论中，一个论据被经常提起，那便是国家刺激经济发展的4万亿资金，绝大部分落在了国有企业身上。
对此，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认为：“这一轮国家采取刺激政策，刺激政策的资金首先当然是给国企。大家会问，为什么民营企业拿到的钱比较少？因为，国家的钱直接拨到民企是要有一套制度保证的，至少得先给国企，再由民企来分包。”樊纲说，在国外，国家的钱要拨给民企，必须经过国会，由国会立法批准设立一个项目再审计，非常复杂。“而制度的设立需要时间，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制度。加上国企的规模比较大，在短期的经济波动当中，政府的刺激计划更多依靠国企的体制，也使得国企在这一轮的调整当中，在应对危机当中有更大的发展。”
摩根大通中国区副主席龚方雄认为：这一轮国有企业的壮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次的危机是国家主导救市，全世界都是国家在花钱，民企、私人企业不敢花，在这样的情况下必然是“国进民退”。
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王忠明也认为，在这次应对危机当中，国有企业承担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载体的作用，只是偶然和暂时的。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从短期跟长期来看，政府现在投资的这些领域基本是基础设施，民营经济一般不进去，这些本来就属于公有部门做的事情，所以它对民营经济并没有挤出效应。利用这段经济疲软时期进行投资，等这些投资项目建好，经济恢复以后，民营经济经营环境和空间会更大，效益会更高。所以我认为，总的来讲，表面看好像“国进民退”，实际上给民营经济未来更快速发展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认为，中国现在并没有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这是因为国企、民企都在竞争中共同发展，而不是说“有我没你，有你没有我”。我相信，民营经济还会做强做大，但客观地讲，它的成长需要一个过程，中间会有些矛盾。
解析之二：山西煤矿重组是“国进民退”？
在“国进民退”争论中，山西煤矿重组被作为重要案例证明。但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潘云认为，社会上所传山西整合重组大搞“国进民退”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应该是“大进小退”、“优进劣退”，这样做，更有利于优质煤炭企业做强做大。在产煤大县柳林，8个整合主体中，有7个是民营企业；在吕梁市，民营企业占整合主体的60%，产能也将占到60%。
山西联盛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是一家在山西成长起来的民营采煤企业，总产能超过550万吨，矿井采煤工作面全部实现机械化开采。联盛以其雄厚的实力和技术水平成为这次重组整合的兼并主体，重组整合了13对矿井，产能将迅速扩张到750万吨。联盛副总经理王栓照直言：“此次煤炭资源整合，为我们这样的民营企业更好、更快地发展铺平了道路。”
据报道，在山西省的这次煤矿重组中，退出的不仅是民企。太钢、焦炭集团、能源产业集团、国际电力集团等不以煤炭为主业的大型国有企业，也全部退出了所办煤矿的控股权，转由大型煤炭企业生产经营；省属国有重点煤企下属的22座不符合条件的小煤矿，也被关闭。在整合后保留的1053处矿井中，国有办矿占19%，民营办矿占28%，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办矿占53%。这样，山西省将形成以股份制企业为主要形式、国有、民营并存的办矿格局。民营企业作为接管主体的比例高达30%，“三分天下有其一”。
山西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崔满红认为：“小煤矿退出，并不意味着民营资本从煤炭产业的退出。”在这里提出“国进民退”这样的概念，是不恰当的，它严重地曲解了山西省煤炭产业战略重组的政策内涵，不符合山西的实际和现实。山西省的煤炭产业战略调整是产业发展战略的调整，并不是煤炭产业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山西省政府出台煤炭业改革新政的本意，是在对全省的煤炭资源进行战略重组，通过集约化、规模化的战略重组，强化关系国计民生的煤炭产业的综合开发能力，提高产业规模效益、降低环境代价、遏制安全责任事故。以“国进民退”为基点讨论煤炭产业的战略重组，是判断问题的立足点出了问题。一些学者以“上纲上线”的视角，指出“是在走改革开放的回头路”，他们把经济领域内产业发展问题的争论荒谬地引向了中国改革的“路线之争”。这些错误的推导和结论不仅误导舆论和公众，而且有可能影响国家及各级政府和相关企业决策者对问题的判断。山西煤炭产业的改革新政，不应该也不能被曲解拔高到涉及是否属于改革倒退、是否否定市场经济地位的高度。
崔满红认为：在战略资源领域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不能削弱。类似煤炭这样的国家战略资源在国家经济的整体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资源领域，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绝对不能放弃。在包括取得国际能源定价权方面，我国也更加需要做强做大的资源类企业。无论是为了山西的未来，还是为了我国下一个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都要求在类似煤炭这样的战略资源领域由国有和股份制、民营企业等具备更强竞争力的大型企业把握。这也正是山西省政府出台煤炭产业战略重组新政的目的之一。
解析之三：房地产行业是否存在“国进民退”？
2009年以来，据称上半年各月成交总价排行前十的地块中，六成高价地块或“地王”均由国资背景企业所得，因此，有人把房地产行业作为“国进民退”的重灾区。
但根据统计资料，中央企业房地产的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收入仅占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的2%、销售收入的5.6%。万科董事长王石认为，虽然北京土地市场上出现了几个央企地王，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房地产业并不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虽然现在被大型国企拿走，但结果还要看2～3年以后的运营情况。不希望太多的关注企业所有制问题，应更多地着眼于企业自身竞争力，来提升整个产业的发展。 王石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渐进式的，前些年“民”突飞猛进，此时慢一点，而“国”进一点，下一步“国”再缓一点，“民”再进一点，无非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如果撇开政治的因素不讲，不必太在意谁进谁退。而抽象来讲，一味呼吁“民进”未必合理，“民”在资金能力、人力能力等方面做好准备了吗？如果没有做好准备，就意味着俄罗斯的再翻版——财产的掠夺性转移。金融海啸中以民资为主体的企业压力很大，但如果把经营环境不好的原因归咎于国有企业挤占了资源，显然并不合适。2009年房地产市场回暖，好多高价拿地的企业都是国资背景，但如果把万科业绩不如前些年凶猛归因于此，显然是非常滑稽的。很多时候“民”不是走得太慢，而是太快了。万科在这一点上也有需要反思之处。做好自己的事情才最重要。
冯仑领导的万通地产在2004年4月就与天津泰达合作，冯仑毫不隐讳他的“学先进、傍大款、走正道”观点。真正能支撑他观点的是如下数据，在2008年的一次演讲中，冯仑表示：“我们（万通）从资本规模来讲，2007年在135家A股房地产公司当中排名第16位，现金排名在第5位，环渤海地区是第1位，这个都跟傍大款的过程有关系。”
财政部科研所国有资产研究室主任文宗瑜认为：从改革的方向来说，国有资本应该尽可能地避免进入到充分竞争领域，并且逐渐退出。但是现在在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也有自己的绩效考核压力，这些指标和压力来自于企业的本能。从这个意义来说，房地产行业能带来高额利润，国有企业就会选择进入房地产。国有资本进入房地产行业最大的问题不是对民营企业产生挤压效应，而是国有企业自身的风险控制，尤其是国有企业这种不计成本的拿地行为。
解析之四：中粮入主蒙牛是食品饮料行业“国进民退”？
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顾问保育均认为：中粮入股蒙牛和国有企业炒地皮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事情，不能混为一谈。中粮的主营业务和蒙牛的业务有一定的关联，在蒙牛困难的时候，中粮入股，但是不参与蒙牛的经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相互参股、结合、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是一种大趋势。将来无论国有还是民营都可以相互之间参股，平等协商，没有长官意志在里面，不是拉郎配。从实际效果说，中粮入股帮助蒙牛解决了资金困难。中粮入股蒙牛不是以大吃小，是大帮小，国帮民，这是值得鼓励的事情。一些媒体把这也归于“国进民退”，这是混淆了概念，不是一回事，这是中粮和牛根生“自由恋爱”的结果。
根据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的分析，2008年发生的“三聚氰胺”事件，蒙牛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受其拖累，去年财务出现了巨亏；加上由于前些年过度扩张，2009年现金流又突然断裂。祸不单行，令牛根生几乎陷入绝境。蒙牛走投无路，中粮这才联手厚朴基金以61亿港元收购蒙牛20.03%股权，照理，中粮是雪中送炭，而蒙牛也因此峰回路转。无论怎么说中粮都不应遭到指责，即便就算“国进民退”，那也总比见死不救强吧！
解析之五：注资东方航空公司而让东星航空公司破产是航空业的“国进民退”？
对此，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平认为：大企业倾向是全世界的游戏规则。所有国家的财政政策，不可避免地倾向大企业，不一定是国有企业，国有中小企业也难于受惠。各国大银行都一样，只愿贷给大企业，不愿贷给小企业，因为交易成本低，风险也低。花旗银行要接受美联储和财政部注资，高管人事和薪水就得受政府干预。东星公司要不破产，可以自己找投资人，让出自己的部分股份。自己找不到，就看地方政府能否做媒了。这是操作问题，不是什么“国进民退”的意识。假如中国民营企业没有大批倒闭，经济上且表现出更高增速，应当功在地方政府。
财政部科研所国有资产研究室主任文宗瑜认为：这里涉及一个更广泛的社会、政治体制的问题。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非常时期，就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周期性调整带来经济发展的减速。占有2/7市场份额的东航一旦破产倒闭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任何国家一般不会轻易让大型企业破产，不仅仅中国给东航注资，美国也给国内的大企业注资。
解析之六：山东钢铁并购日照钢铁是霸王硬上弓的强迫性“国进民退”？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认为：山钢收购日钢是市场行为，不值得大惊小怪。人们今天之所以有诸多非议，从媒体评论看，大家担心的是国企挤压了民企。然而据我所知，这两家企业联姻是完全出于自愿，并不存在谁逼谁。而真实的原因，则是日钢之前屯集了大量铁矿石，可去年金融危机爆发价格大跌，企业由此损失惨重。大祸临头，日钢怎能坐以待毙？而此时政府为保就业促山钢出面援手，日钢求之不得，你情我愿，于是一拍即合。
解析之七：“国进民退”是个伪命题还是真命题？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认为：“国进民退”只是民间对一些偶然现象综合提炼出的一个“伪命题”。“我个人认为这并不代表国家要实施‘国进民退’的方针。”之所以会有人总结出这一说法，首先是经济危机中，国家4万亿元投资和近10万亿元贷款，更多地倾向于支持央企，而民营企业得到的贷款相对少一些，近期又出现了一些矿山的整治导致一些民营企业关闭等偶然情况，被综合起来认为是在“国进民退”了。“这一伪命题，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国家是鼓励社会投资、主张青年人自主创业的，“国进民退”的观点会严重打击社会投资和创业积极性。民营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最重要的力量之一，中国75%甚至更多的就业是由民营企业提供的，如果民营企业都退没了，几亿人的就业怎样解决？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李保民认为，不管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都是片面的说法，国企近几年的发展情况表明，国企在不同领域是有进有退的。在接下去将要进行的结构调整中，还应该继续关注国企的进退问题，哪些行业国企应该退，哪些行业国企还要进，都要根据行业特性、企业职能而定。“有进有退，进而有为，退而有序才是重要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只要国家出台发展非公经济的有关政策，就会有学者认为是“国退民进”，是“和平演变”；只要国家出台有关国有经济或国有企业发展的政策，一些学者就认为是“倒退”，是“复辟”。为什么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的连横合纵只能是单向的，而不能是双向的？恐怕这依然是一个需要各方重新寻找共识的焦点问题。但市场经济并不等于民营经济，西方任何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都没有消灭和取缔国有企业，没有否定国有企业的地位和在重要领域、非常时期的特殊社会作用——我们正在经历的这次全球金融危机能较快地得以遏制，国有经济居功至伟。片面强调“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都是错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国有经济为主导并与非国有经济争高竞长、并驾齐驱的新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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