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服务经济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F069
一、引言
截至2005年年底，中国经过调整的第三产业比重为40.7％，并且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也从1978年的4890万人增加到2003年的21809万人。由此可知，服务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意义重大。但是由于我国学界对服务业的认识长期存在偏差，造成经济理论体系中有关服务业部分的缺失。尽管随着我国第三产业在经济份额中的逐步扩大，该领域的理论逐步得到完善，① 但是在规范的经济学框架内对我国现有的服务经济现象进行分析的文献并不多见，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国转轨经济和社会二元结构的背景下，分析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研究更是不足。② 这必须引起学界的重视。为了提供一个分析我国服务经济的基本框架，本文尝试对西方现代服务经济的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希望从中能够找出思路，对分析我国独有的经济现象有所启发与借鉴。
二、西方服务经济研究综述
由于“服务商品”在其生产与消费方面的特殊性质，造成了该领域的研究困难，因此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关注。直到20世纪70～80年代，西方主要的工业化国家普遍出现生产率水平下降的趋势，这引起了西方经济学家的焦虑和关注，出现了大量文献开始探讨服务业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后工业社会”、“新工业主义”、“非工业化”以及“新经济”等概念反映了西方经济学家对于服务经济本质所进行的探讨。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信息与通信技术(ICT)的广泛应用深刻改变了现代经济发展的面貌，一、二、三产业之间的比重和关系以及产业内部结构之间的变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近几年，OECD国家的服务业份额普遍达到60％以上，如何解释服务业份额的迅速膨胀，以及与ICT相关的生产者服务业或商业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成为最新的服务经济文献探讨的热点。
通过梳理已有的服务经济文献，我们归纳出有关服务的范畴、服务业的归类以及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现代服务经济探讨的三个主要领域。
1.服务的范畴
服务的范畴无论是对于古典经济学家还是对于当代主流经济学家而言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重农主义者提出了“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的概念，他们认为，只有农业部门是真正创造国民财富的领域，服务行业自然不包括在其中。亚当·斯密(Adam Smith)吸收了重农主义者的观点，将服务业活动定义为非生产活动，后来马克思也将服务部门视为剩余部门，包括所有的非物质的商品和服务。由此可见，无论是重农主义者还是斯密、马克思，他们的有关服务范畴实际上就是指我们现在的个人服务或消费服务。在此之后，虽然多数人接受了商品是“物质性的”，服务是“非物质性”的概念，但是古典经济学家对于服务范畴的定义并不能够令人满意。第一，服务的古典定义暗示了服务活动一定是非生产性的；第二，将商品与服务的差别简化为劳动产出的物质与非物质的差别。希尔(Hill，1999)指出，一项服务与一种非物质商品实际上是无法区分的，一件商品也可以是无形的。特别是随着ICT技术在服务业中的密集使用，以往“服务”商品的无形性和生产与消费的不可分性都已被突破。希尔对于服务范畴的定义的影响较为广泛，他认为，“服务是人或商品状态的改变，这种状态的改变是由其他经济单位根据事前的协议所带来的活动造成的”。尽管希尔的定义几乎涵盖了大多数的服务活动，但是其依然面对着一些困难，例如如何理解服务活动的时机性或一些预防性的服务活动。因此，格里利切斯(Griliches,1992)、希尔(Hill,1999)和加德里(Gadrey,2000)对于服务定义提供了大量的统计方面的文献说明，试图对希尔的定义进行更加令人满意的修正。甘德瑞提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服务的经济产出出现在两种情况下：(a)组织A拥有或控制一项技术和人力资本，组织A向经济机构B出售这项权利，机构B在一定时期内利用这些资源生产产品C或改善自身效果，服务就会发生；(b)当一个家庭自己花钱雇人照顾其物品或家人时，服务也会发生。”甘德瑞的定义最为明显的缺陷是权利不能作为一项服务，权利本身是一项非物质性资产，并且该定义的外延过为宽泛，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到了新古典的路子上。③ OECD(2001)从实用角度出发，提供了一种归纳式的定义，认为服务是提供帮助、效用或关怀、经历、信息或其他智力内容的产业。这种归纳式定义虽然具有一定的操作性，但对于经济理论研究的意义不大。
目前尽管对于服务范畴的认识很多，但是由于服务商品的特殊性，对于服务的范畴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看法，争议依然很多。布赖森和丹尼尔(Bryson and Daniels,1998)认为，关于服务任何有效的比较研究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帕里内罗(Parrinello,2004)认为，给服务下定义的困难在于过程之间的联系(生产过程或消费过程)，而不是个体之间的联系。鉴于服务本质的复杂性，服务的范畴也许正如格里利切斯所说，追求服务的定义也许没有意义。
2.服务业的归类
由于服务业的归类与服务范畴紧密相关，服务范畴的争议必然会反映在服务业归类的研究当中。最早提出三次产业概念的是费希尔(Fisher)和克拉克(Clark)，他们将经济划分为三个部门：第一产业(农业、渔业)、第二产业(矿业和制造业)以及剩余的第三产业(非物质的服务)。费希尔和克拉克归类的基础是每个部门的特征(如劳动力的分布、消费需求的结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等等)。克拉克认为，第三产业的特点是不可运输，小规模的非资本密集，不依赖于自然资源。卡托齐安(Katouzian,1970)提出了新兴服务业(并非新出现的服务，只是在工业化后期可以大规模消费的补充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概念，这一点对于研究后工业化时期服务业的膨胀有重要意义。辛格尔曼(Singelmann,1978)按服务的功能将其分为以下几种：流通服务、生产服务、社会服务(新兴和高级服务)和个人服务。但是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根据服务的消费者进行分类存在着一定问题，例如某一企业的服务产品可能横跨数个领域。他们尝试对服务产品进行更为宽泛的分类：生产者服务或商业服务，包括金融、保险、房地产(FIRE)以及其他满足中间需求的商业服务(如研发和广告等等)；消费者服务或个人服务，包括餐饮、娱乐、维护服务以及其他面向最终需求的服务；集体服务包括医疗、教育服务等；政府服务包括公共管理以及国防服务；配送服务包括交通运输、通信、批发服务等；零售业。④ 安德森等人(Andersen et al.,2000)认为，所有这些服务的归类忽视了作为一个经济总体中的服务活动日益增加的复杂性，服务与非服务部门无法达到产出、增加值、生产率、就业以及知识创新的独立性。这种趋势在密集使用ICT的服务和商品生产部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商品对服务的替代以及服务的标准化都加大了对服务行业进行归类的难度。目前学术界中有关服务归类的争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某一产业中应当包括哪些行业；(2)如何界定费希尔—克拉克模型中三次产业的边界；(3)如何界定行业中子类的边界。⑤ 鉴于存在这些难点，也就不难理解斯蒂格勒(Stigler)宣称的并不存在一个权威的意见去统一服务业归类的观点。
3.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现代服务经济研究中的核心问题。随着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完成，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前景光明。直到20世纪70～80年代以前，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对于西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一直持十分乐观的态度，认为社会的物质财富已经达到十分丰裕的程度，人们的消费模式也发生了相应转变。丰兹、贝尔(Funds,1968; Bell,1974)认为，“后工业化社会”是一个高消费的社会，服务将成为主要的消费对象，在工业化后期西方国家进入了服务经济的时代。但是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出现了“滞胀”的现象。英国提出的“去工业化”以及日本学者认为日本出现产业“空心化”都是试图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鲍默尔(Baumol,1967)提出的成本病模型。在该模型中，鲍默尔作了4个假设：第一，经济体系中存在着进步部门和停滞部门，二者的生产率增长有所不同；第二，劳动是惟一投入要素：第三，两个部门的工资水平相同；第四，名义工资率与平均生产率相同。在假设的基础上，成本病模型的主要结论是：第一，就业变动的原因源自于供给因素；第二，劳动是服务业中惟一重要的投入要素；第三，服务业的报酬水平远高于其劳动生产率；第四，“服务”价格相对于商品价格将持续上升；第五，经济的总体生产率水平将会下降。该模型提供了一个解释服务业膨胀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框架，随后的文献在此基础上，利用新的统计技术和数据来阐述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1)对于服务业增长的理解。理解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首先必须解释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有的巨大份额。艾金格(Aiginger,2001)、韦尔夫尔(W
lfl,2005)列举了服务业增长的原因：第一，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生产率不平衡的因素。第二，最终服务的需求是服务业增长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具体表现为：某些服务收入弹性较高、人口因素的变化、福利国家因素、国际需求因素。然而达特和施密德(Dathe and Schmid,2000)对需求决定因素提出了异议：这些模型假设劳动者可以在部门之间自由流动，但在现实中劳动者跨部门的流动并不容易，这将直接影响结论的成立。萨默斯(Summers,1985)分析了不同服务部门的替代弹性和收入弹性，结果表明恩格尔定律表现得不明显。第三，中间需求因素。拜尔斯和林达尔(Beyers and Lindahl,1996)认为，服务业份额的增大并不是服务经济的增长所造成的，而是反映了工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是制度关系的变化而不是生产技术关系或需求的变化导致了服务业的膨胀，因此统计上会夸大服务业的增长速度。
(2)服务业的生产率与创新。如何计量服务业的生产率和创新是解决服务经济问题的关键。在鲍默尔的模型中存在着经济增长与经济停滞部门，从长期来看，总生产率最终将被经济停滞部门所影响，经济增长趋于消失。长期以来，人们一般认为服务业的生产率水平较低。韦尔夫尔(2005)、艾金格(2001)、佩内德(Peneder,2003)、尼科尔等人(Nickell et al.,2004)详细地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分析了结构改变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高份额服务业与生产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可能与特定服务总需求的增加有关，这类需求的增加引起资源的重新配置，而这些行业的生产效率往往不高。然而随着ICT在服务领域的广泛使用，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生产率的问题并不那么严重。格里利切斯(1994)认为，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并不那么低。特里普雷特和博斯沃思(Triplett and Bosworth,2002)更是认为，ICT是根治鲍默尔成本病模型的有效途径。尽管对服务业生产率的测量依然存在着概念和操作上的难题，但目前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服务业内部生产率的差异是显著的。韦尔夫尔(2005)通过分析OECD的数据指出，服务业生产率存在着结构差异，一些面向最终服务的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的生产率潜力水平较低，而像批发、零售以及运输仓储行业的生产率水平达到了经济增长平均水平的2.5％。生产率快速增长行业的贡献被负增长行业的影响所抵消。
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是提高生产率水平的主要途径。斯皮尔坎普等人(Czarnitzki and Spielkamp,2000)认为，服务业是创新的桥梁，特别是在使用服务的制造业中尤为明显。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中R&D的密度偏低。这种较低的R&D投资反映了服务创新中的一些困难：第一，R&D投资的外部性影响了投资收益的完全收回；第二，一般从事服务业的公司规模较小，缺乏市场开发并阻碍了创新过程；第三，信息的缺乏和信息不对称也妨碍了服务的创新；第四，服务的创新与其他公司或机构的关联性更强，因此，由于信息或技术的缺乏往往会更容易造成服务行业的障碍；第五，缺乏国际竞争也会限制服务业的创新，实证研究表明，创新和出口之间存在正相关；第六，服务行业特别是商业服务间接作用于经济中的创新和知识活动，然而这种贡献并没有被有效地测量；第七，服务行业的准入门槛低于制造业，特别是与ICT关系较为紧密的商业服务，但是对于小公司而言，较低的市场门槛不利于其长期的成长。⑥
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对接有多种形式，而关于生产率增长与创新，不同类型的对接有着不同的结论。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2003)认为，按照出现接口的地域、国内或国际生产方式的选择，有4种类型可以被区分：(A)标准纵向一体化；(B)纵向一体化；(C)从国内供应商处购买，使用国内中间投入要素(如外包)；(D)从国外供应商处购买(如离岸外包)。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2003)着重强调了交易成本的影响。4种接口方式各有特点，不过总体而言，在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的市场中，外包能够提供专业化服务，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劳动产出，最终会增加公司利润。⑦ 大量文献也从实证的角度探讨了有关外包的问题：克莱纳特(Kleinert,2003)分析了中间投入要素与全球化外包的关系，他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福尔克和科贝尔(Falk and Koebel,2002)分析了外购服务和进口中间要素对于不同技能劳动需求的影响。他们发现，随着外购服务和中间要素进口的增加，将会全面降低劳动的需求水平，尽管这种效应并不明显；芬斯特拉和汉森(Feenstra and Hanson,1999)则着重研究了外包的测量问题。
(3)服务业中的政府规制问题。政府对服务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是现代服务经济领域中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最终落脚点。关于政府规制，现有的文献一般认为，政府应当提供一个有效、综合的政策保证，从而促进服务业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家一般倾向于对服务业放松管制。尼科莱蒂和斯卡尔佩塔(Nicoletti and Scarpetta,2003)通过模拟研究和跨国比较指出，政府规制对于服务业的影响巨大，特别是对于ICT服务部门。布兰特(Brant,2003)认为，不合适的限制性方式损害了企业的动力，特别是限制了服务部门的增长。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各国政府在制定服务部门的规制时，应当在经济增长的框架中考虑问题。例如，金融、通信以及交通运输服务已经成为商品生产的主要投入要素，这些要素构成了产品成本的绝大部分，服务投入效率已成为影响公司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而具体的服务政策导向将会直接影响这些部门的生产率水平，因此，各国政府部门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
注释：
①国内对于服务业进行较为系统的经济学分析的著作可参见黄少军著，《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经济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李江帆著，《中国第三产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
②需要注意的是，在西方服务经济文献中并没有直接定义现代服务业的范畴，“现代服务业”的提法最早出现在1997年9月的“十五大”报告中，后来在2000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五”计划的建议中也提出“要发展现代服务业，改组和改造传统服务业”。
③Parrinello,Sergio,2004.
④Petit,P.,1986.
⑤Parrinello,Sergio,2004.
⑥Wlfl,Anita,2005.
⑦Fixler,D.J.and Siegel,D.,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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