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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明代小说的研究在前苏联文艺理论的支持下形成了作者研究以及相关的成书过程和版本演变的研究、主题探讨、典型分析和艺术特色分析四大板块。这种研究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是，支配这种研究的理论毕竟是从国外输入的，忽视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生成语境、文体特点和文化属性，形成了许多令学界困惑的学术难题。
关于作品形成过程、版本演变和著作权的研究。在以往的理论框架中，我们过分强调作家主观意志在作品中的意义，因此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居然能为一部作品考证出十余位候选人，误读甚至伪造出一些所谓的史料来；我们过分热衷于比对成书过程和版本演变中的文字差异，而忽视了分析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探究一部小说的作者固然是从事此一小说研究的题中之义；可是，明代小说大都是在整合讲唱文学、戏剧、神话传说和相关历史文献等的基础上形成的，相关整合者的生平资料又极为罕见，有的甚至根本无从考索，我们很难说清楚这些小说中的哪些成分体现了整合者的哪些主观情态，我们在“时代——作家——作品”的思维定式中形成的许多论著的科学性值得怀疑。比如，我们至今还没有弄清楚“三言”具体篇目的形成时代和著作权性质，可是我们却从冯梦龙的有关言论来论证“三言”中所体现出来的情教观、从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角度来论证“三言”所体现出来的个性解放思潮，并把不符合上述特点的内容说成“封建糟粕”和“时代局限”。又比如，《西游记》的作者是否为吴承恩本来是可以展开争论的，但是却动摇了大批建立在持吴承恩说的《西游记》研究论著的根基，许多人毕生的努力将在顷刻间化为乌有；这些学者在奋起捍卫自己人生价值（有的领域甚至动用了非学术的手段）的同时，是否曾从学理上对自己的研究范式作过反省呢？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否定《西游记》中的宗教意蕴，这对于论证《西游记》的成书过程恐怕会造成认识上的盲点。不过，近些年来，局面有所改观。陈洪先生曾提出《西游记》“很可能曾有过一种全真系艺人说唱的‘板话’”的假说，后来又撰文指出“在《西游记》的成书过程中，曾经有过一个‘全真化’的阶段，这个阶段不仅在小说中留下了诸多痕迹，也在明中后期的宝卷里呈露出种种影响”，并认为“全真教与说唱艺术也曾结缘，亦可作为它借演说故事传教的旁证”。笔者从宗教史和文学史相结合的角度研究八仙故事系统时也发现全真教利用道情这一说唱体裁来宣扬教理。比如，以往的研究者对文人笔记中的韩湘子故事作了详尽的清理却无法解释《韩湘子全传》的成书过程，笔者根据该小说的“叙”所提供的线索清理道情曲目的发展流变时却惊奇地发现该小说是从道情曲目鼻祖《韩仙传》改编而来。这两个研究个案说明研究这些小说的成书过程有必要考虑这些小说的生成语境。由此看来，我们有必要消解以往的理论体系，重新清理明代小说史的原生态。
关于作品内在意蕴的理解和阐发。在以往的理论框架中，我们总是热衷于探讨作品的主题、分析人物的典型性格；可是我们总感觉到难以用适当的概念对作品的主题进行把握，以致产生大量的观点，有的观点甚至还互相对立；我们总感觉到典型性格存在不同的层面，有的层面甚至还互相矛盾。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这些作品都是通过对说唱文学文本、戏剧文本、神话传说文本以及相关的史料整合而成的，而这些生成要素都将自身的属性带进了作品之中；整合者不可能消解这些属性，而且还会加进自己的属性，甚至有可能增加各属性之间的张力。比如，我们对小说中的曹操和宋江的把握就很难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来加以分析。自从郭沫若从历史学层面为曹操翻案以来，古典文学界围绕着曹操的形象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大有为曹操平反的趋势。实际上，曹操形象的塑造是建立在传说、说唱、戏剧和历史文献等素材的基础上的。宋江身上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作品极力渲染了宋江的“孝义黑三郎”、“呼保义”、“及时雨”、“星君”的特质，可是宋江作为“魔君”的形象还是从题反诗、烧烤黄文炳等情节体现出来，宋江故事作为瘟神（宋江字公明，而公明在古代就是指瘟神）的故事、江湖亡命的故事的这一原生态还是隐约可见。“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种理论在明代小说的这种生成特点面前显得捉襟见肘。由此看来，我们不妨消解主题把握和典型分析，侧重清理作品的生成要素及其特性，达到对作品的还原解读。
关于作品艺术特色的研究。在以往的理论框架中，艺术分析往往是内容分析的附庸，而艺术分析所仰仗的理论又是从西方输入的，和中国古代小说的具体情景差距太大。比如，我们对明代长篇小说结构的分析就存在着这种缺陷。关于《水浒传》的结构就存在着有机与无机之争，这种争论实际上是受研究者对该小说思想主题的理解的影响。实际上，该书的整合者曾经成功地利用中国古代的政治宗教神话来结构有关的素材：整合者曾经用邵康节、陈抟的传说以及霹雳大仙、赤脚大仙降凡的宗教母题来论证宋代政权的合法性，又通过九天玄女送天书来让宋江领导天罡地煞走完由“魔君”向“星君”转化的历程。现代的研究者忽视了古代小说的这种文体特点和文化属性，古代的作家对此倒是心领神会，《荡寇志》的作者就曾用二十八宿来镇压天罡地煞，从而解构了《水浒传》的叙事逻辑。对于《西游记》“大闹天宫”、“取经缘起”、“西天取经”这三大叙事框架，研究者从现代的文化视角出发展开了关于《西游记》的主题的论争。或认为主题是对立的，“大闹天宫”是“反抗”，“西天取经”是“投降”；或认为主题发生了转化，“大闹天宫”的主题是“反抗”，“西天取经”体现了“取经神话的主题”；或认为主题是统一的，“大闹天宫”是“英雄谱”，“西天取经”是“创业史”。西游记故事是在佛教的氛围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它的叙事框架是完全受制于“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这一宗教考验母题和主题的，我们以往对《西游记》叙事框架和主题的论争都忽视了这一小说的生成语境、文体特点和文化属性，这些论题也就成了学术上的伪命题。实际上，上述两部小说都涉及到了中国古代宗教叙事学的核心。由此看来，我们不妨搁置这些理论，转而从中国自身的文体学出发，在梳理小说形成历史的过程中，探讨小说的叙事与修辞，建立中国自己的叙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