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与妖妇——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看海丝特与潘金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权主义论文,文学批评论文,看海论文,天使论文,妖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得到了世界各国女性的强烈响应。以妇女意识为观照，具有女性价值标准和审美追求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也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起来。在“解构男性中心，完善妇女意识”这面旗帜下，聚集了一大批肤色不同、文化背景各异的批评家，荟萃了经过改造的生物学理论、语言学理论、精神分析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解构主义理论等多种流行的批评方法，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成为当今世界最引人注意的批评方法之一。
本文就是要以一个女性的眼光，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方法，对男性中心的传统文学史中两部作品里的两个女性形象作一个新的评价。一个是十九世纪美国著名作家霍桑的《红字》中的主人公海丝特·白兰，另一个则是中国明朝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中的人物潘金莲。纵观古今中外的无论是经典作品还是通俗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在所有男性作家的笔下，女人不是被描写为温柔、美丽、顺从的“天使”形象，就是被描写为淫荡、风骚、凶狠的“妖妇”形象。下面就让我们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分析一下海丝特与潘金莲如何成为“天使”和“妖妇”的过程。
《红字》以殖民时期的严酷教权统治为背景，描写北美殖民地新英格兰发生的一个爱情悲剧。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的新英格兰为专制主义和禁欲主义所统辖。美丽的英国姑娘海丝特·白兰年青时不幸嫁给了身材矮小，有些畸形的学者、术士齐灵窝斯，他终日沉湎于书章典籍，对妻子缺乏关心体贴。他明知从他诞生的时候起，身体就是畸形的，“妄想知识的天赋在一个青年女子的幻想中可以掩蔽了肉体的缺陷”。他娶海丝特为妻，但根本就不爱她，他只是为了让海丝特来点燃他孤独而凄凉的内心中那盏“缺少家室的火炉”，其实这就等于把海丝特送进了火炕。
而对应齐灵窝斯畸形与丑陋，却是海丝特的健康和美丽。她“身体修长，容姿完整优美到堂皇程度。乌黑丰茂的头发那么光泽，闪耀出阳光的彩色；她的面孔，除去润泽的肤色与端正美丽的五官之外，还有清秀的眉宇和深黑的眼睛，发出一种威仪。试想既老且丑的齐灵窝斯又怎么能配得上如此标致动人的妙龄女郎呢？！
让我们再来看看潘金莲的遭遇。读过《金瓶梅》，我们会感觉到潘金莲有着与海丝特相似的不幸遭遇，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海丝特还曾经有过一个幸福的家庭，“尊严的老父，无微不至的母亲”。而潘金莲呢，她“本是南门外潘裁的女儿，排行六姐。因她自幼生得有些颜色，缠得一双好小脚，因此小名金莲。父亲死了，作娘的因度日不过，从九岁卖在王招宣府里学弹唱……况他本性极伶俐，不过十五岁就会描鸾刺绣，品竹弹丝，又会一手好琵琶。后王招宣死了，潘妈妈争将出来，三十两银子卖于张大户家”。可见潘金莲自童年起就被其母为了生计而卖来卖去。此时的潘金莲保持着少女的天真与纯洁，但却被六十多岁的张大户“唤至房中收用了”。后来张大户因惧内又把她白白地送与了“生的身不满三尺”，虽然“平日本分，不惹是非”，却“为人儒弱，又头脑浊蠢可笑”的武大。
吉尔伯特和古笆在她们关于“天使”和“妖妇”的理论中指出，所谓妖妇，主要是指那些拒绝无私奉献、能够独立自主的妇女，她们拒绝充当父权制早已为她们包办好的“温柔顺从”的角色①。我们用这一观点重新评价潘金莲，或许会得到与以往不同的结论。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中，潘金莲的性格是单一的：淫荡、残忍，活脱脱的一个“贼妇”形象。这一点似乎早已成定论；也有为其翻案的，把她作为勇于向封建礼教抗争的斗士。但是这两种评价都是从道德的角度去印证她的存在价值的，并未从女性自身地位及特征的角度去认识。潘金莲的身上体现了一位女性对生理欲望的追求及抗争。
潘金莲的名字在《水浒》中就已出现，不过，在那里她还只是社会恶道德的化身，从这也不难看出男性作家把女人当作祸水的一贯态度。而《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已经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灵有感有欲有求的活生生的女人，她的生命历程充满了酸甜苦辣，是个既让人怜悯又令人憎恨的人物。
武大远远满足不了潘金莲的欲望，潘金莲先是挑逗勾引“身材凛凛，相貌堂堂，身上似有千百斤气力”的武松。遭到严辞拒绝后，于是又“每日打扮光鲜，待武大出门就在门前帘下站立，一经把那对小金莲做露出来”。在当时的中国，女性裹缠的小脚亦是性的象征，潘金莲的这一举动无疑是在勾引过路的男人们。终于有一日遇到了好色的西门庆并与之勾搭成奸。潘金莲渐渐地在无尽的欲望追求中堕落了，在西门庆与王婆的唆使下，她亲手毒死了武大。后来终于如愿以偿嫁到了西门家做了西门庆的第四个小妾。西门庆家是个相当典型的封建豪绅家庭。在这个家里，西门庆一人正式占有着一妻五妾。正妻为吴月娘，五妾依次为：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潘金莲和李瓶儿。要在如此众多的女人中独树一帜，得到西门庆的宠幸，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而作为西门府中第一个手脚不停心眼不停口齿伶俐的活络人，潘金莲显示出了一个精力旺盛的女人的所有欲望——出人头地、事事出挑，被男人们欣赏追求，在女人堆里逞强好胜，从不服输。她的生活哲学就是要满足自己的所有欲望，并自信具备夺得这一切的容貌、手段和心计。女人所特有的善良、仁爱和宽容的美德，在她无边的欲望中早已淡泊得无影无踪了。
为了个人的利益，潘金莲投入到西门家妻妾们的明争暗斗中。在这以前，她已毒死了武大，其狠毒的一面已经暴露出来，但那还可以说是由婚姻不如意所造成的。而此时的潘金莲却是更加变本加厉、残忍无比。潘金莲“自从李瓶儿生了儿子，见西门庆常在她房宿歇，于是常怀嫌妒之心，每蓄不平之意。”竟想出了一条阴险诡秘而又不露声色的毒计。如果说在西门庆的唆使下毒死武大的潘金莲在杀人手段上还很稚嫩的话，那么这时的她已变得相当成熟了，西门庆也绝不会想到这样的一个小妇人竟然在他最初的“调教”下会变得比男人还凶狠几倍，而且竟然加害到了他亲生儿子身上。通过潘金莲的狠毒无情，我们应该看到封建社会一夫多妻制的罪恶，以及它在妇女心灵上造成的伤痕。正是因为夫权制的社会造就了潘金莲的堕落，也使潘金莲毫无疑问地成了男作家笔下的妖妇和祸水。潘金莲无论怎样刁钻蛮横，最终也还是以失败告终。
但是，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立场出发，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她看作一个男人笔下的“妖妇”，潘金莲本身也是一个悲剧人物。潘金莲是一个淫欲旺盛的女人，可她的淫欲与恶性并不是天生具有的。她出身低贱，自幼受人歧视，遭人蹂躏，是一个被压迫被侮辱的女性。她不满武大，追求武松，是一个青春女性追求健康青年男子的欲望的体现，其中包含着对现实处境的不满与对理想的憧憬。她的前期身世与追求是令人同情的，人性中善的因素仍是主导方面，恶的因素并不显著。只是她在现实中接连碰壁，人生的欲望和幻想都破灭之后，她遇上了西门庆，在西门庆的影响下，在西门庆那个淫乱的家庭里，一步步陷入堕落的深渊，身上的善的因素逐渐消失，恶性却不断膨胀。她为了追求被压抑的自然欲望而变得穷凶极恶，害人害己，自食恶果。应该说，是那罪恶的制度造就了潘金莲，同时也使她变成了这一制度的殉葬品。
《红字》中的海丝特与潘金莲有过相似的婚姻悲剧，但她的做人原则和人生哲学却是只知追求自然欲望的潘金莲所无法比拟的。
海丝特在齐灵窝斯被掳失踪后，在孤寂的生活中与一青年牧师丁姆斯代尔相爱，由于自然欲望的冲动，犯了原罪，因怀孕事情败露而入狱。在狱中生下一女名“珠儿”。海丝特被罚带着耻辱的红字A（Adultery通奸）示众。这是统治者们精心设计出来，用以惩罚海丝特和告诫不法教民的。这时的佳人已沦为“奸妇”，背上了耻辱的重负。
出于对爱情的忠贞和女性特有的倔强，海丝特坚决不交待她的同犯，宁愿一个人——一个女人去面对残酷的现实。受罚后，海丝特带着珠儿在远离市镇的小屋离群索居。但她绝没有象潘金莲那样在经受了一次自然欲望的诱惑之后仍然一味沉湎于对欲望的无尽追求中，而是忍辱含垢，以针线活谋生，养活她自己和唯一的女儿。海丝特以她“天生的坚强和稀有的才能”去洗涮干净她的灵魂，并使之产生出另一种神圣的纯洁来。孤寂的生活并没有让她变得消沉堕落，相反在抚养女儿的过程中，她变得更加坚强，甚至于有勇气同男性家长制的统治进行抗争，争一争母亲的权利。
当海丝特得知镇上几个绅士要图谋夺取她的珠儿的时候，这个孤零妇人没有让步。她带着珠儿来到贝灵汉州长的家，她那样狂野而奇特的申诉使在场的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一个做母亲的权利，“尤其是当一个母亲除去她的孩子和红字以外什么都没有了的时候，那权利是何等的坚强”。在丁姆斯代尔的帮助下，这一次海丝特胜利了，世俗社会第一次向一个“奸妇”屈服了。
在对个人权利和利益的追求方面，海丝特没有像潘金莲那样凶狠残忍地去滥杀无辜，而是用女性特有的坚强去同传统法律(Law of Father)抗争。在对待他人的态度上，海丝特也绝不像潘金莲对待下人那样冷酷无情。“只要她一遇到可给人恩惠的时候，她立刻承认她是人类的同胞姊妹。对于穷人的每一种要求，谁也没有她那样方便就拿出了她那微弱的援助，虽然那些硬心肠的穷人，还会对她经常送到门口的食物，对她以刺绣皇袍的手指织成的衣着，报以辱骂”。海丝特顽强的生活意志和善良的本性感动了人们，许多人都不再以原有的意义去解释那鲜红的A字了，他们说那字的意义是“能干”(Able)，是“天使”(Angel)。原来人们眼中的那个“奸妇”已变成了闻名全镇的“天使”了。
两部作品中都写到了男主角的死，然而两位女主人公对待他们的死的态度却是截然不同的。
西门庆死后，潘金莲的欲望非但没有丝毫的收敛，反而与女婿陈经济乱伦，后被吴月娘发现交给王婆发卖，一时没有买主，又与王婆的儿子王潮儿“刮剌上了”。
《红字》中的丁姆斯代尔饱受了心灵的谴责之后，在海丝特曾经受罚的刑台上宣布了自己的罪责，随后就死在了海丝特的怀里。海丝特并没有因为爱人的去世而离开那片曾经给过她耻辱的土地，而是又回到海岸边曾经住过的那间茅屋，又负起了她久已“遗弃的耻辱”。其实，这时已不存在什么耻辱，确切地说，应该是对往事的无尽回忆。因为这里有过她的爱情，她曾在此地“犯罪”，在此地悲伤，这里还有她爱过的人的遗骨。于是，她选择了在回忆中度过后半生，然而回忆的同时她还在“幻想一个光明的时期，显示出一种新的真理，使人在双方幸福的基础上建立起男人和女人的全部关系”。“随着那形成海丝特生涯的，艰辛、深思和献身的岁月的消逝，红字已不是一个引起世人的轻蔑和嘲笑的烙印，而变成一个符号，使人哀伤，使人望着它生起又畏又敬的心理”，人们对于红字的态度的转变也象征着人们对于海丝特本人态度的变化。她已经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天使”。这“天使”不是男人们幻想出来的传统的“天使”，而是觉醒了的女人们眼中的“天使”。
《金瓶梅》是一个从男性中心主义视角表述的故事。男人讲述，讲给男人们听，自始至终鼓吹“女人祸水论”，把被迫害、被污辱的妇女不是写成荒淫无耻、阴险狠毒，就是写成麻木不仁、甘当玩物。《金瓶梅》虽然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第一个把注意力集中到普通妇女身上的小说，但它并没有意识到妇女本身的特征，仍是一部男权价值倾向十分明显的小说。
故事的《序》与《跋》便反复强调了“女人是倾国倾家的祸水”这一源远流长、不绝于缕的男权叙事立场。《跋》曰：“金莲以奸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死。”定下了作品的基调。劝诫男人应从女人的诱惑中挣扎出来，以图延年益寿。这实在是男性中心立场的真诚流露。相比之下，女人则并无半点价值。他用“席中美女”喻潘金莲，叹说：“贪他的，断送了堂堂七尺之躯；娶他的，丢了泼天横产业。”把亡国、亡家、亡身之灾，统统归罪于妇女。潘金莲被描写为淫欲的妖妇，为欲毒死丈夫，为欲私通小厮，为欲和陈经济乱伦，为欲加速西门庆的死亡。这无疑是作者下意识地流露出来的一种对女性的极度恐慌心理。
英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特雷·伊格尔顿曾在《后结构主义》一文中指出了男性对女性的这种恐慌。女性作为人类的整整一半在历史上无时无刻地不被当作一个不完全的存在，一个异己的下等存在而遭受排斥和压迫。这种歧视妇女的意识形态包含着一个形而上学的幻觉，如果说这种幻觉一直是被男人不断地获得的物质和心理利益所保持的，它也是被一个由恐惧、欲望、侵略心理、受虐和焦虑组成的复杂结构所保持着的。②
在三妻四妾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下，女人的人格尊严早已被践踏，然而笑笑生却专门指出女人是祸水，是“妖妇”，败家害人，要男人们提高警惕，这对女子在性关系上的鄙视态度是极明显的。人们也许会问：小说不是对西门庆的纵欲进行谴责，让他自食恶果了吗？这不是很公平吗？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作者的谴责目的在于警诫男人。在旧的封建传统的性道德观念中，女人是罪恶之源，男人最多是被劝诫的对象。《金瓶梅》并未突破传统的男子中心的性道德观念，也并没有为女子在这方面受到的歧视与压抑作一声呐喊。
在对待妇女的问题上，霍桑不知要比笑笑生高出多少倍。生活在十九世纪中叶的美国，霍桑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了男女不平等的现状，并为男女平等幻想了一个美好的未来。本文并不想对霍桑究竟是否是一个完全的女权主义者妄加评论，只是想谈一谈他在《红字》中女权主义的倾向。
霍桑在小说的第二章里就明显地流露出了自己的女权主义色彩。在“象征着清教法典的全部的铁面无情”的狱吏的推攘下，海丝特迈出了狱门，“那动作表现出一种天然的威仪与性格的力量”，她那高傲的微笑，华美的衣服，贵妇人般庄严的仪态，甚至那刺绣的非常雅致的红字都使她闪耀着非常美丽的光，简直使那围绕着她的不幸和罪恶结成一轮光圈，以致于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奇地怔住了。”可以看出，霍桑是同情海丝特的，他认为海丝特和丁姆斯代尔所犯的是原罪，是亚当和夏娃的错误。从霍桑对海丝特的女儿珠儿的描写更能看出他对海丝特的同情态度：小珠儿对海丝特胸前红字的执着的喜爱，见到红字被抛弃后的莫名的恼怒，使得她在一个直觉的范畴里成了人类道德不完美状态的维护者和仲裁者。尽管A象征原罪，但在天真无邪的珠儿眼里，这体现着人类生存的最自然的状态。
这母女两人同处在为人类社会所隔绝的一个圈子里，也正是因为长期与男性中心统治的社会隔绝，所以不习惯于用她自身以外的任何标准（男性意识标准）来衡量是非。“世俗的法律并不是她心灵上的法律。于是她采取了一种思想自由的态度去考虑全人类的女性。她心里时常会涌现出一个沉重的问题——就连女性中最幸福的人，她的生活果真是有意义的吗？”海丝特心中的在男性统治者看来比红字的罪恶还更严重的设想便是：“首先，就是打倒社会整个的体系，重新来建树。其次，男人的本性，或者说男人的已变成本性的长期遗传的习惯，必须根本改造，那时女人才得享有近似公平而合理的地位。”霍桑借海丝特之口喊出了所有被压抑的女性的心声。
在霍桑的笔下，海丝特是一个完整的女人体现。为什么这样说呢？请注意：霍桑首先让海丝特做了一个母亲。这样，海丝特就完成了男人们眼中一个女人首先应该完成的“生儿育女”的天职，而《金瓶梅》中的潘金莲没有。她含辛茹苦地抚养珠儿，勇敢地向男人们争取自己做母亲的权利，她热情无私地帮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她用自己的坚强和对爱情的忠诚鼓励丁姆斯代尔离开这片坚硬的土地去寻求自由幸福的生活。在男人们的眼中，海丝特应该算是一个“妖妇”，因为她不屈从于男人们的摆布，她独立地生活，并设想着有一天女人们能够得到与男人们平等的地位，而这些恰恰是男性所惧怕的。但在另一方面，海丝特又是一个母亲，她温柔的母爱、善良、忍耐、宽容与勤劳等一系列美德不又恰恰是男人们付与“天使”的特征吗？海丝特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一个完整的女性似乎该是“妖妇”和“天使”的完美结合，就像海丝特一样。她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又不乏女性所特有的一切温柔的本质。
这个启示可以使我们对当前流行的女权主义思潮有一个新的认识。
两性关系是人类社会中最为自然的关系，两性的相互吸引、相互结合，不仅是人类繁衍的需要，也是男女两性各自天然的需求。两性的性心理、心理机制以及体型、外貌等具有如此明显的差异，而又配合得如此协调，奇妙地构成了天然的互补关系，奠定了两性相互需要、吸引和相互依恋、爱慕的基础。这说明两性关系是相互平等、相互需要的自然关系，生理差异不该导致不平等。但是历史的发展却违背了这种自然的两性平等协调的关系。自从父权制社会以来，人类就朝着性别统治、性别依附的方向发展，出现了漫长的以两性关系的扭曲——男尊女卑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人类的一半——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为人类的历史进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男性中心的文化传统认为，男性范围和女性范围就像相交的两个圆，重叠的部分代表着男女共有的相互需要，而各有一个新月形区域独立在外，互不相关。由于历史的发展，男性掌握着全部话语符号的创造权和解释权，处于文化的支配地位，而女性却一直处于被支配的无声地带。男人们为女人们制定了一整套的强制性的规定，他们可以随意地按照自己的意志把女性幻想成“天使”和“妖妇”，而女人们对于自我却无以言说也无从言说。一部分女性觉醒了，但她们言说的方式只能模仿男性，归根结底仍逃不出男性中心意识的圈子，甚至相当一部分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应该彻底颠覆男性中心文化，建立一个女性中心及女性独有的话语方式，这不又成了像男人们的大男子主义一样的大女子主义吗？这依然属于女性男性化的范畴。
两性关系应该是一个互补的圆，尽管是对立的，却又是平等的、互相补充的，我们不应该像张贤亮那样鼓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也不能激进地说“女人的一半是男人”，而应该说，男人与女人的和谐、统一才是完整的人。
通过对海丝特和潘金莲的比较，以及对两位作家不同倾向的比较，我们认为男女平等需要女性从男权的统治意识中觉醒，同时也需要男人们的觉醒。我不赞成那些激进的女权主义们“颠覆男性中心，建立女性中心”的观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只是要冲击男性中心的文化传统，而不是要以女性至上代替男性至上，女权代替男权。女性的价值目标是男女真正的平等，是包括男性在内的人的价值的全部实现。
注释：
①参见吉尔伯特和古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
②参见特雷·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