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前音乐文化状况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前论文,中国论文,状况论文,文化论文,音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731 （2002）03－0018－10
原始音乐，是将具有一定节奏和旋律的乐音以演唱、演奏方式表现出来的原始表演艺术。作为人类社会共有的文化现象，它普遍存在于中国史前时期的社会生活中。探讨中国原始音乐的生成与发展状况，不仅有助于我们准确认识和理解原始人类的活动方式、社会结构，而且对研究艺术、宗教甚至文明的起源也有重要意义。目前，对这方面的探讨仅局限于出土文物的个案研究上，深入或综合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本文拟就上述现状，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考察中国史前时期音乐文化状况，一般从三方面着手：一是考古学材料，它包括史前考古出土的古乐器和各类艺术载体诸如绘画、雕塑等体现出来的图像学资料；二是民族学或人类学材料；三是文献学资料，这其中包括有关音乐文化的神话传说。当然，如果单纯从上述三方面来研探中国史前时期音乐文化状况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在人类早期阶段，人们的精神生产活动与物质生产活动是交织在一起的，其精神活动必然受到当时物质生产方式、生产力发展水平、劳动生产技能、自然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因此，在探讨中国史前音乐文化发展状况时，我们必须将其置于一个特定的社会生存空间去考察。原始音乐文化作为原始人类最基本的艺术活动之一，它和诗歌、舞蹈、绘画、宗教、哲学等精神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不仅在特定的阶段混同为一，而且由于艺术本质都在于表达人们内心的情感，各种门类的艺术活动主体必然或多或少的存在着相同的审美意识、心理观念、思维特征、行为方式、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察原始音乐文化也就是考察原始人类文化本身。
回归远古与原始，从中探讨史前时期音乐文化状况，是一个非常有趣而又十分棘手的问题。洪荒时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一去不返，我们没有足够的材料去印证、复原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各种音乐文化生活。原始人的生活图景，在我们眼中是朦胧、模糊而又神秘的。为此，在研究史前时期音乐文化状况时，我们不但要借助考古学、音乐学、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而且要适当发挥建立在无数个实物材料和相关现象之上的思维逻辑能力和学理演绎能力。基于上述考虑，我们的研究首先从考古学所提供的实证材料开始。
一、音乐文物遗存的发现及其特点
迄今为止，我国境内发现音乐文物遗存的史前遗址已近百处，出土的乐器和相关文物也不下500件。（表一）在这些文物中， 各种古乐器占据了其中的绝大多数，而与原始音乐文化有关的图像资料只占其中的极少部分。作为大宗的出土乐器，不仅数量多，门类也较齐全。它包括笛、哨、埙、号等吹奏器；鼓、磬、钟等打击器，以及大量的铃、球等摇响器。乐器的质地可分为骨、陶、石、木、铜等多种，以骨、陶乐器数量最多。为了叙述和研究的方便，我们拟以出土文物的性质及其门类进行归类说明。
1.吹奏乐器
在考古发现的乐器中，属于吹奏乐器的有笛、哨、埙、号等，以笛、哨居多。笛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吹奏乐器，有骨、陶两种质料。发现骨笛的地点有河南舞阳贾湖和河南汝州市中山寨裴李岗文化遗址。贾湖骨笛迄今共出土23支，研究者根据形制和地层，将其分为早、中、晚三期，并对其中分属于三期的五支骨笛进行了测音（注：黄翔鹏：《舞阳贾湖骨笛测音研究》，《文物》1989年第1期。）。早期骨笛开有五孔、六孔，能奏出四声音阶和完备的五声音阶；中期骨笛开有七孔，能奏出六声音阶和七声音阶；晚期骨笛开有七孔和八孔，能奏出完备的七声音阶以及七声音阶以外的变化音。上述三期骨笛不同音阶的存在表明，早在距今9000年前，贾湖人已经具备将音列中音与音的关系进行有规律的选择和排列，并用不同的音程关系构成各种音阶的知识。虽然目前的材料还不允许我们作出贾湖人对“律”已有明确概念的推论，但在他们的艺术实践中，从音程的音分关系中，已具有纯律、五度律和十二平均律的因素。在长期的艺术实践和选择中，这三种律制在不同时期对中国人的音乐生活都产生了制约性的影响。汝州中山寨遗址出土一支九孔骨笛，该笛两端已残，器身穿有两排相错的小孔。有些研究者认为它不是演奏的乐器，而属于定音一类的乐器（注：张居中等：《舞阳贾湖》（下）第999页，科学出版社，1999年。）陶笛仅见一例， 出土于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大汶口文化墓地。该器呈酒杯状，细直柄，中空，柄对侧各一孔，可吹奏出四个不同音质的乐音，音响与竹笛音质相似（注：曲庞义：《笛柄杯音阶价值初谈》，《齐鲁艺苑》1986年第5期。），具有乐器与酒器的双重功能。
哨是一种原始横吹乐器，有骨、石两种。发现骨哨的地点有四处，其中时代最早、出土数量最多的当属距今约7000年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该地区共出土骨哨160件，外形呈圆柱形，中空，一侧有孔，孔数2～4个。研究者曾做过实验，用手指堵其两端，吹气入孔，凭气流的变化，可发出各种悦耳的音响。这种骨哨在江苏吴江梅堰遗址马家浜文化遗存、河南长葛石固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存和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齐家文化遗存中也有少量出土。石哨仅在临潼姜寨遗址仰韶文化遗存中发现一例，其形制亦呈管状，中有一孔，功能与骨哨类似。
埙亦是一种吹孔乐器，用陶土烧制而成。其形制多样，有卵形、椭圆形、球形、管形、橄榄形、鱼形等埙体。与笛、哨相比，陶埙延续时间长、分布范围广。早期的陶埙只有吹孔，没有音孔，如浙江河姆渡陶埙。晚期的陶埙不仅有吹孔，而且有一到三个音孔，如甘肃玉门火烧沟陶埙。介于早晚阶段的西安半坡陶埙，既有无音孔陶埙，也有一音孔陶埙，体现了其作为过渡阶段的特点。上举埙的音孔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特点，表明了音孔乐器从低级向高级演变的过程和趋向。对陶埙的测音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点。目前经过测音的陶埙已有不少，具体包括西安半坡陶埙（注：吕骥：《从原始氏族社会到殷代的几种陶埙探索我国五声音阶的形成年代》，《文物》1978年第10期。）、临潼姜寨陶埙（注：修海林、王子初：《看得见的音乐乐器》第3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太原义井陶埙（注：吕骥：《从原始氏族社会到殷代的几种陶埙探索我国五声音阶的形成年代》，《文物》1978年第10期。）、万泉荆村陶埙（注：吕骥：《从原始氏族社会到殷代的几种陶埙探索我国五声音阶的形成年代》，《文物》1978年第10期。）和玉门火烧沟陶埙（注：吕骥：《从原始氏族社会到殷代的几种陶埙探索我国五声音阶的形成年代》，《文物》1978年第10期。）。半坡陶埙可吹出一个小三度音程，它是迄今所知最早的一种音阶形式。姜寨二音孔陶埙可吹出大二度、小三度和纯四度三种音程。义井和荆村的两个二音孔陶埙已能吹出三个音，其中义井陶埙吹出的音构成一个小三度和纯四度音程，荆村陶埙吹出的音构成一个纯五度和小七度音程。值得指出的是，上述两埙都出土于山西境内，倘若把这两个陶埙所包含的音程合并在一起，正好构成了五声音阶，和我们今天应用的五声音阶完全相同。火烧沟三孔陶埙已经能吹出四个音，七声音阶内各种音程业已形成。音列结构除了小三度、大三度外，连续大二度的使用增多，而较大音程距离的纯四度、纯五度也有少量使用。
号为陶制，形如牛角。目前发现五件，其中四件出土于山东大汶口文化墓地，一件出土于陕西华县坡井家堡仰韶文化墓地。这种牛角状陶号能吹奏出音质洪亮的声响，可能作为狩猎、战争时集合或发号施令之用。由于陶号声响缺乏明显的旋律和节奏，故有人认为陶号声是一种阴阳交感的信号，而陶号实际上是古代巫师用来招魂送鬼的法器（注：张紫晨：《中国巫术》第44、45页，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
2.打击乐器
属于原始打击乐器的有鼓、磬、钟三种，其中以鼓产生最早、数量最大、品种最齐。从目前发现的材料来看，鼓有木、陶两种质料。木鼓仅发现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在该遗址的大型墓中，成对的木鼓与石磬、陶鼓同出，放置位置固定。木鼓系用截断的树干凿制而成，鼓身上细下粗，中空，两端蒙皮，出土时鼓皮已朽。根据鼓腔内常见散落的数枚或数十枚鳄鱼骨板判断，鼓皮是用鳄鱼皮做成。此外，在鼓腔内还经常发现一些黑褐色低温陶的小圆锥体，发掘者推测它的用途是附在鼓皮上作调音用的（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1978年－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与木鼓相比，陶鼓的数量不仅多，分布范围也更广泛。不过，由于陶鼓的鼓面是皮革做的，长年累月深埋地下，鼓皮多已朽蚀，出土时往往在外形上和其他陶器无甚差别，这难免会使人们对其性质和用途产生认识上的偏差。事实上，在一些发掘报告中被称之为“异形陶器”、“喇叭形器”、“漏器”的陶器标本，很大一部分应该视为陶鼓。我们依据形制和出土地层，将目前发现的陶鼓分为七型。
A型：桶形，口微敞，口沿外饰一周乳钉状凸钮，平底， 器壁或器底有数量不等的漏孔。
B型：两端皆为喇叭形口，上下口相通，口部各有一环钮， 上为敞口，沿外饰一周鹰嘴状钮，下为敛口，口部较小，中部为圆桶形。
C型：直口或侈口，口沿外饰一周乳钉状突钮，长直颈， 溜肩或折肩，肩部有散音穿孔，深腹，平底。
D型：直口或侈口，口沿外饰一周乳钉状突钮，折腹或鼓腹， 尖底。
E型：敛口，口沿外饰一周泥铆状突钮，束腰，下腹有一圆孔， 平底。
F型：侈口，口沿外饰一周鹰嘴状钮，细长腹，腹部钻有一至二个小圆孔，上腹略凹，下腹略鼓，尖底。
G型：筒状，上下口相通，上口沿外饰一周泥铆状突钮，高颈， 下腹圆鼓，腹部中央凸出一孔，周围有三个小圆孔，径腹之间置双耳。
上述七种陶鼓在地域分布上具有一定的规律性。A 型鼓集中分布在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出土于邹县野店和兖州王因遗址的大汶口文化遗存中，距今约5500年～5200年，这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鼓。B 型、C型、D型陶鼓集中分布在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为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遗存，距今5000年～4000年。E型陶鼓目前仅发现两件， 而且分出两处，一件出土于黄河上游的甘肃宁县阳坬，一件出土于黄河中游的陕西商县紫荆。这两处遗址尽管分属两个不同的地域，空间上却相距不远，而且皆属龙山文化晚期遗址，距今4000多年。F型、G型陶鼓皆出土于黄河中游地区。F型陶鼓集中分布于河南，出土地点包括新郑唐户、临汝大张以及郑州大河村、后庄王等仰韶文化遗址，距今4000多年；G 型陶鼓主要见于山西襄汾龙山文化陶寺遗址，距今大约4000年。此外，在河南渑池不召寨遗址龙山文化遗存中也出土一件陶鼓，其口部已经残缺，从现存部分观察，当与陶寺出土的陶鼓相似。
磬作为打击乐器，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才出现的。由于磬体系用天然石材打制而成，故称石磬。在山西境内发现石磬的遗址有五台阳白、襄汾陶寺、襄汾大崮堆山和闻喜南宋四处，皆属于龙山文化时期。此外，在河南禹州阎砦龙山文化遗址、青海乐都柳湾齐家文化遗址也各发现石磬一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数例石磬均出土自黄河中上游地区，在其他地区还不曾发现，这或许表明石磬有着单一的起源。进入夏商以后，石磬的分布范围逐渐扩及内蒙古、辽宁、山东、湖北等地区，磬体的制作也趋于规范化。
钟属“体鸣乐器”，质地为陶的，目前仅见三件。一件出土于陕西长安斗门镇龙山文化遗址，距今大约4000年；一件出土于河南陕县庙底沟文化遗址，距今大约4600年；另一件出土于湖北天门石家河三房湾遗址，属石家河文化遗物，距今大约4000年。斗门镇陶钟，外体呈长方形，横剖面近似椭圆形，中空，顶部有柄。庙底沟陶钟，顶部亦有一柄，但钟体跟三房湾陶钟较为相似，皆为泥质红陶，器壁斜直呈梯形，钟口外侈，中空，顶部有穿孔。两者唯一不同的是，三房湾陶钟顶部无柄。上述不同的形制表明，陶钟至少存在两种击奏方式，既可以一手执钟柄，一手持棒敲击钟发声，亦可以用绳子通过钟体顶部的圆孔将陶钟悬挂起来击奏。这也是后来铜乐器——铙所采用的两种击奏方式。
3.摇响乐器
摇响乐器是史前时期出土数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的一类乐器。按照形制和性质，我们可将它分为空心陶球、陶铃和龟铃（也称龟响器）三小类。
空心陶球的形制为球形，中空，内装陶丸、石子或沙粒，用手摇击，可发出清脆的声响。它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薛家岗文化的地层和墓葬中均有大量发现，成为该地区一个特定的文化现象。此外，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齐家文化、上宅文化、马家浜文化等遗存中也有少量空心陶球发现，它们是不是文化交流、传播而形成的产物，尚待进一步研究。
陶铃亦为内装弹丸的摇响器，它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上游地区。其形制各异，有半球形、豆形、圆柱形、橄榄形、陀螺形、哗啷棒形等多种。值得一提的是，在甘肃泾川刘家沟还发现一件既可摇响、又可吹奏的兽形陶哨铃。这种多功能的乐器的出土，显示了马家窑人独到的音乐创造力。需要指出的是，个别陶铃（如皋兰陶铃）在外形上和陶钟类似，我们不能据此把两者混为一谈。因为两者的演奏方式和发音功能有着根本的区别：陶钟是把用力和受力发声的两个部分分开，通过外力作用使受力部分的乐器主体发出音响的一种打击乐器；陶铃是把撞击发声的两个部分合为一体，通过外力作用使之发出声响的一种摇响乐器。当然，我们也不排除陶铃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有一部分转化为无弹丸打击乐器——钟的可能性。
龟铃又称龟响乐器，一般用小石子装在龟甲壳内摇动发声。这种龟铃最早发现于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贾湖墓地，在稍后的山东大汶口文化墓葬中也大量发现。至于龟铃的用途，学术界存在“发声说”（注：汪宁生：《释大汶口等地出土的龟甲器》，《故宫文物月刊》（台湾）第11卷第12期。）、“巫术说”（注：高广仁、邵望平：《中国史前时代的龟灵与犬性》，《中国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1986年。）、“甲囊说”（注：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 “多功能说”（注：张居中等：《舞阳贾湖》（下）第969页，科学出版社，1999年。）四种解说。考虑到原始音乐的文化背景和原始巫术形式的多样性，笔者倾向于最后一种说法，认为龟铃是乐器和法器的一种集合体。
铜铃作为新质乐器，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也开始出现。目前虽然仅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龙山文化遗存中发现一件实物，但它的出土却预示着一个铜制乐器时代的来临。
4.音乐图像资料
与出土乐器相比，反映音乐文化的图像资料较为少见。由于该类遗存能鲜明、生动地记录原始人类音乐文化生活的某些侧面，因而在史前音乐文化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目前已经发现的材料主要有陶画、地画和岩画三种形式。陶画发现两例，一例发现于青海大通孙家寨遗址，另一例发现于青海宗日遗址，皆为马家窑文化彩陶盆上的舞蹈图案。孙家寨彩陶盆舞蹈图案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一幅舞乐图，距今5000多年。陶盆上的舞蹈图位于内壁上部，共绘有相同的三组舞蹈图案，每组5人。画中舞者手牵着手， 面向左方，头饰摆向右方，尾饰摆向左方。宗日彩陶盆所反映的内容与之类似，于盆内壁精绘两组舞蹈人像，每组12人，均着宽松短裙。舞蹈图案彩陶盆这种整齐划一、牵手而舞的群舞形象，生动再现了文献中记述的“击石拊石，百兽率舞”那种欢乐热烈的舞蹈场景，为探索我国原始时期的音乐文化提供了十分罕见的实物资料。
体现音乐舞蹈场景的地画发现于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该画留存在房址的白灰居住面上，保存相当清晰。现存画面有舞者两人，舞姿相同，皆左臂举顶，右手叉腰，双腿交叉，足跟着地。在人物图像大约12厘米处，还有两只画在黑线框内的动物形象，可能是供奉神灵的牺牲之物（注：甘肃文物工作队：《大地湾遗址仰韶期地画的发现》，《文物》1986年第2期。）。
岩画是一种表现在岩石上的画像，它的题材相当广泛，舞蹈是其中较为常见的绘画内容。不过由于岩画一般发现于山岩壁上，难得有同时代的遗物伴出，因而对其断代充满了困难和不确定性。目前主要利用岩画画面上的动物属种、文字、图案、纹饰并结合岩画的题材、风格、技法进行对比断代。现已确认为史前时期舞蹈岩画的有阴山岩画、内蒙古乌兰察布岩画、贺兰山岩画、新疆阿勒泰岩画、兴地岩画、甘肃黑山岩画等多处。单从岩画所表现的内容而言，可分为图腾舞、祭祀舞、狩猎舞、自娱舞、生息舞等。这种用物化形式表现出来的原始乐舞艺术，为我们研究原始先民的音乐文化提供了极为可靠的材料。
二、中国史前音乐发展阶段的划分
史前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极为漫长的阶段，它从人猿相别的大约180万年前开始，一直延续到大约距今3800年前结束。 在这一时期，原始音乐按照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着。我们根据不同时期所呈现的形式和内涵的特点以及兴盛情况，将其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加以考察。
1.萌发期
中国原始音乐最早萌发于旧石器时代中期，亦即在距今15万年到四五万年之间。这一时期，人类已从“猿人”阶段（直立人）过渡到“古人”阶段（早期智人）。在婚姻形态上，也由过去的“族内通婚”发展到“族外通婚”。由于长期排斥近亲通婚，使人类的体格得以增强。早期智人的体质已与现代人接近，脑容量已达到现代人的水平，平均脑容量已接近1400毫升，手相当粗大，掌骨关节较猿人灵活。早期智人这种体格上的进步，为原始音乐的产生提供了生理基础。这一阶段，文化传统开始显现，其作用日益增强。在我国华北和华南地区，各自形成“小石器文化传统”和“大石器文化传统”两大体系。在共同的区域文化背景下，人们基于共同的语言和血缘关系，彼此交往并结成以氏族为纽带的社会关系。这种新型社会关系的存在，为原始音乐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基础。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和发展，促使了原始音乐的萌生，并使它呈现出自身的一些特点。
（1）原始声乐与原始舞蹈是原始音乐最初的两种形态。
根据民族学资料，在原始音乐形成初期，声乐不仅在时间上早于器乐，而且其影响也要超过器乐。正如格罗塞认为的那样，“人类最初的乐器，无疑是嗓音（voice）。在文化的最低阶段里，很明显， 声乐比器乐流行得多。”（注：格罗塞：《艺术的起源》第217页， 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相对器乐而言，声乐与舞蹈所要求的功能指向和发展水平要低得多，他们只要有健全的身体、正常的喉咙、一定的节奏感就行了；而器乐则需要有成熟的空间概念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技术、音阶知识、听觉审美能力。因此，声乐与舞蹈先于器乐而产生也符合事物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一般规律。
（2）原始声乐与原始舞蹈相与为一，浑然一体。
这一时期，人们基于功利的需要，其物质活动与精神生活是交杂在一起的，或者说所谓纯粹的精神活动尚未从物质活动中分离出来。更直接地说，在原始音乐萌发之初，声乐与舞蹈是一个自然的整体，两者紧密相连，不可分离。格罗塞在谈到原始音乐时，也特别强调了声乐同舞蹈的关系。他认为原始人“从来没有歌而不舞的时候，也可以反过来说从来没有舞而不歌的”（注：格罗塞：《艺术的起源》第214页， 商务印书馆中译本。）。声乐与舞蹈这种浑然一体的状态，是史前时期音乐的一个普遍特点。
2.形成期
大约在距今四五万年到距今1万1千年之间，也就是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萌生于前期的原始音乐正式登上了人类艺术的大舞台。这一时期，人类在体质形态上已由“古人”发展到“新人”（晚期智人）。跟早期智人相比，晚期智人在体质形态上的原始性已基本消失，与现代人没有明显的差别。与此同时，人类社会由母系制的开始阶段进入到发展阶段。人类生理机能的完善以及社会关系的发展，为音乐的最终形成提供了充足的条件。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乐器实物资料，但大量原始舞蹈岩画的发现，表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音乐已经获得长足的发展。跟萌生期音乐相比，形成期音乐具有下列特点。
（1）原始舞蹈在当时的音乐文化生活中占据了非常显著的地位。
作为一种原始文化遗存，舞蹈岩画是研究原始音乐必不可少的图像学材料。它的大量出现，意味着原始音乐已经获得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外部形式。我们依其性质，将其分为模拟舞蹈和操练舞蹈，它们是独立并行的两种舞蹈形式。模拟舞蹈是对动物和人类动作节奏的模仿，它普遍存在于我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岩画中，操练舞蹈是原始人不模仿自然界而进行的有节奏的动作活动，它也是这一时期舞蹈岩画比较常见的表现形式。
（2 ）原始音乐已经不在仅仅是功利的需要而渗入了人类的审美要求，功利和审美开始整合为一。
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精神生活得以加强，社会意识和审美观念逐渐完善。从岩画和原始装饰品的内容和形式来看，这一时期的人类在满足功利的基础上，已注重和追求创造物的审美意向。它的出场，排遣了功利漫长的孤独，共同构建了原始音乐的双重特征。
原始音乐异于初期的这些特点，既是音乐本身自我否定、自我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类生产能力、思维能力、审美意识向前发展的产物。随着时代的演进，原始音乐终于迎来了“新石器时代”的第一缕曙光。
3.成长期
继形成期之后，便是史前音乐的第三发展阶段——成长期。它的年代在距今1万1千年前到7500年前之间，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在这一时期里，原始人类开始了从“掠夺性经济”向“生产性经济”的转变。由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给原始音乐的发展注进了强大的动力，致使长期的音乐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面貌和特点。
（1）原始器乐已崭露头角并初现峥嵘。
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发现，当为贾湖遗址的骨笛。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得知，贾湖骨笛是目前世界上出土年代最早、保存最为完整、出土个数最多、现在还能用以演奏的乐器实物（注：张居中等：《舞阳贾湖》（下）第992页，科学出版社，1999年。）。通过对贾湖骨笛的测音和研究，我们发现五声音阶的使用在这一地区已有9000年的历史，它充分体现了贾湖人的音乐文化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包含各种音程关系的音阶必定是在能吹出这种音阶的骨笛出现之前形成的，而且从音阶的形成到乐器的应用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这好比语言的形成早于文字，而不是先有文字，然后才形成语言一样。因此我们认为，在贾湖骨笛产生之前，中国原始音乐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
（2）基于功利要求的巫术、宗教活动开始与原始音乐互为渗透， “以乐通神”的观念形成。
从目前的考古材料看，具有原始巫术性质的宗教活动，最早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周口店山顶洞人文化遗存中。不过，那时的音乐与巫术还没有任何结合的迹象。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情况开始有所改观，并逐渐形成一种文化传统。我们在贾湖遗址三期墓葬中，发现许多用龟壳（内装小石子，我们称之为龟铃）随葬的现象。它的出现表明，贾湖人以龟灵崇拜为特征的原始宗教开始诞生。在这以后，用龟随葬和龟灵崇拜遂成为新石器时代一个普遍的文化现象，而殷商文化中的龟灵观念和汉画像石中的玄武形象亦可追溯至此。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用龟随葬的墓葬皆为大中型墓，显示了墓主人在生前的特殊地位。如果把龟铃的功能与墓主人的身份联系起来考察，我们认为贾湖人已经形成了“以乐通神”的思想观念。基于相同的思考，我们认为多与龟铃伴出的骨笛也可能充当了通神的工具而具有了法器的性质。
由于乐器的出现及其功能的异化，使音乐文化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得以加强，原始音乐迅速步入到它的繁荣期。
4.繁荣期
音乐的繁荣期是在距今7500年到5000年之间，这是母系氏族社会的鼎盛时代。这一时期，农业、畜牧业、制陶业较前期都有巨大的进步，这为原始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物质条件。跟成长期贾湖骨笛那种一枝独秀的情况相比，此期的音乐已是百花争艳，相映成辉。在空间分布范围上，已经遍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它在继承和发展成长期音乐文化传统的同时，又呈现出自身的一些特点。
（1）音乐文物遗存的出土地点显著增加，音乐文化区逐渐显现。
这一时期，音乐文化传统开始形成，并逐渐形成中原、黄河下游、甘青、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五大音乐文化区。中原区主要在河南、陕西、山西三省境内，它是我国史前音乐发展水平最高，音乐文化传统形成最早的地区。黄河下游区主要在山东、江苏北部，其音乐文化水平仅次于中原区。甘青区主要在甘肃、青海境内，它是一个富有特色的音乐文化区。长江中游区和长江下游区音乐文化的总体水平较他区要落后一些。前者主要在湖北、重庆、河南南部和安徽西南部地区，后者主要在宁绍平原和太湖流域。
（2）乐器的种类、质料趋于多样化。
此期的乐器已不限于笛、铃等少数乐器，哨、埙、鼓、号、球等新品种也纷纷登场，显示了这一时期丰富多彩的音乐生活。在所用质料方面，前期还主要限于骨、龟等天然材料，而到此时人工合成材料——陶已经广泛使用于各类乐器中。乐器所用质料状况的这种转变，充分体现了新兴的制陶工业对原始音乐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3）原始乐舞被赋予更多的巫术、宗教内容。
与前期相比，原始乐舞已经成为巫术、宗教活动一种固定的表现形式。从这一时期发现的陶画、地画、岩画所体现的舞蹈场面来看，原始舞蹈已经涵盖了图腾舞、祭祀舞、狩猎舞、自娱舞、生息舞等多种舞蹈内容。原始乐舞多种内涵的出现，表明原始音乐与巫术、宗教进一步的结合。
5.更新期
接踵而来的更新期，约在距今5000年到3800年之间。这一时期，是父系氏族的繁荣阶段，也是人类社会由氏族形态向国家形态过渡的最后阶段。在人类即将跨入新时代的前夕，原始音乐也以特定的内涵呈现在我们面前。
（1）乐器的种类、质料在前期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石磬、陶钟作为一种新兴的打击乐器开始加入到史前乐器家族中，而铜铃的出现又预示着一个铜制乐器的时代即将来临。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石磬源于农耕劳动中的石制工具石犁、石刀，它的产生与新石器时代晚期高度发达的农耕文化紧密相关。至于陶钟，则由陶铃衍生而来，而金属制乐器铜铃亦来源于陶铃。
（2）音乐与巫术、宗教的结合更加密切。
音乐与巫术、宗教的关系，逐渐向广度和深度拓宽。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乐器的功能进一步异化。此前作为法器的龟铃，在大汶口文化墓地多有发现；而异地出土的角状陶号亦不排除作为法器的可能。除此以外，在大汶口文化出土一只陶质笛形杯，它既可充当乐器，也可作祭祀用杯。二是礼与乐进一步结合，音乐文化内涵逐渐扩大。这一时期是我国古史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有关此时的音乐传说在古文献中有大量记载。比如，《左传·昭公十七年》载：“昔者黄帝氏以云记，故为云师而云名。”其乐舞称为《云门》，就是以云为图腾崇拜的乐舞。尧时乐舞传为《咸池》，该舞一般在每年仲夏二月的播种季节举行，用以祈求五谷丰登。其它诸如《萧韶》、《九歌》、《刑天氏之乐》、《声歌》、《大章》等乐舞，也有有关祭祀、战争、生产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关于原始乐舞的文献记载无疑染有后人的笔墨，但它作为文化的存留必有真实的一面。通过这种共同的礼乐活动，先民们不仅完成了思维意识上的自我超越以及文化心理形态上的认同，并且相互之间以情绪的体验、渲泄这种最直接、最具本能冲动的方式，在一种愉快之至也就是“乐”的直觉状态中，完成群体之间的心灵交流以及个体内心完满的审美体验（注：修海林：《原始乐舞的文化心理分析》，《中国音乐》，1987年第3期。）。
（3）史前音乐文化区最终形成。
在前期的基础上，史前音乐文化区得以形成。它的出现不仅体现了人们对音乐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孕育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民族音乐区。耐人寻味的是，史前音乐文化的五个分区，在地理分布范围上跟中国文明的几个起源地互为吻合。这是一种巧合还是有某种内在的必然性，应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我国素有“礼乐之邦”的美誉，无论夏还是其后的商周，礼乐活动都是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早期华夏国家之所以形成以“礼乐”为特征的文明模式，其原因就在于华夏文明是在史前音乐文化母体中孕育发展起来的。音乐的出现和音乐文化区的形成，既是华夏文明萌生的动力，也是华夏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符号特征。礼乐文化的繁荣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并最终使人类社会从野蛮时代跨入到文明时代。
表一 史前时期音乐文物遗存发现情况统计表
器物名称 地点文化类型 数量 资料来源
骨笛河南舞阳贾湖 裴李岗文化23 《文物》1989年第1期
骨笛河南汝州市中山寨 裴李岗文化 1 《考古学报》1991年第1期
陶笛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晚期 1 《史前研究》1987年第3期
骨哨甘肃永靖大何庄齐家文化早期
1
J.G.Anderson,Prehistoric Sites in
Honan.P.68.PL 72:12,1947
骨哨浙江余姚河姆渡河姆渡文化
160 《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骨哨河南长葛石固 裴李岗文化 2 《史前研究》1987年第3期
骨哨江苏吴江梅堰 良渚文化
3 《考古》1963年第6期
石哨山西临潼姜寨 仰韶文化
1 《姜寨》,文物出版社,1988年
陶哨(铃) 甘肃泾川刘家沟马家窑文化 1 《中国文物世界》第58期
陶埙浙江余姚河姆渡河姆渡文化 3 《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陶埙安徽望江汪洋庙薛家岗文化 1 《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
陶埙湖北麻城栗山岗石家河文化 2 《考古学报》1990年第4期
陶埙陕西临潼姜寨 仰韶文化
1 《姜寨》，文物出版社，1988年
陶埙陕西西安半坡 仰韶文化
2 《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
陶埙江苏邳县大墩子大汶口文化
·3 《考古学集刊》第1集
陶埙浙江杭州老和山良渚文化早期
1 《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
陶埙山西垣曲丰村 庙底沟二期文化 1 《考古学集刊》第5集
陶埙河南郑州大河村龙山文化
1 《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
陶埙河南尉氏桐刘 河南龙山文化
1 《考古》1965年第5期
陶埙山西襄汾丁村 龙山文化陶寺类型
1 《考古》1992年第10期
陶埙山西万泉荆村 龙山文化
3 《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
器物名称 地点文化类型数量资料来源
陶埙山西太原义井龙山文化
1 《中原文物》1996年第3期
陶埙山东潍坊姚官庄典型龙山文化 1 《文物资料丛刊》第5集
陶埙甘肃玉门火烧沟 齐家文化 20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余枚 文物出版社，1984
陶埙内蒙古包头西园新石器时代晚期
1 《考古》1990年第4期
陶埙陕西华县坡井家堡 仰韶文化晚期 1 《文物天地》1990年第4期
陶埙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晚期
2 《史前研究》1987年第3期
陶埙山东莒县大米村大汶口文化晚期
1 《全国出土文物珍品选》,
（角状）文物出版社,1987年
陶埙山东莒县大朱家村 大汶口文化晚期
1 《考古学报》1991年第2期
木鼓山西襄汾陶寺 龙山文化陶寺类型 多个 《考古》1983年第1期
陶鼓山西襄汾陶寺 龙山文化陶寺类型 6 《考古》1983年第1期
陶鼓甘肃永登乐山坪 马家窑文化20 《史前研究》辑刊,1988年
多个 《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2期
陶鼓甘肃民和阳山马家窑文化 2 《考古》1984年第5期
陶鼓甘肃通渭李家坪 马家窑文化 2 《文物》2001年第5期
陶鼓甘肃定西堡子坪 马家窑文化 1 《文物》2001年第5期
陶鼓甘肃通渭牛家沿 马家窑文化 1 《文物》2001年第5期
陶鼓甘肃陇西西二十里堡子坪 马家窑文化 1 《文物》2001年第5期
陶鼓甘肃庄浪程家小河村齐家文化 1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甘肃卷》第127页,
大众出版社,1998年
陶鼓甘肃宁县阳坬龙山文化 1 《考古》1983年第2期
陶鼓陕西商县紫荆 龙山文化 1 《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陶鼓河南郑州后王庄 仰韶文化晚期
1 《华夏考古》1988年第1期
陶鼓河南新郑唐户仰韶文化晚期
1 《华夏考古》1988年第1期
陶鼓河南临汝大张水库仰韶文化晚期
1 《华夏考古》1988年第1期
陶鼓河南渑池不召寨庙底沟二期文化
1 J.G.Anderson,Prehistoric sites in
Honan.PI.104,1
陶鼓山东邹县野店大汶口文化中晚期
8 《邹县野店》,文物出版社,1985年
石磬河南禹州阎砦河南龙山文化晚期
1 《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84年
石磬山西五台阳白山西龙山文化
1 《考古》1997年第1期
石磬山西闻喜南宋山西龙山文化
1 《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
石磬山西襄汾大崮堆山山西龙山文化陶寺类型
1 《考古》1988年第12期
石磬山西襄汾陶寺山西龙山文化陶寺类型
1 《考古》1983年第1期
石磬青海乐都柳湾齐家文化
1 《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4年
器物名称 地点 文化类型
数量资料来源
陶钟陕西长安斗门镇陕西龙山文化 1《看得见的音乐乐器》,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陶钟河南陕县庙底沟庙底沟二期文化
1《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
陶钟湖北天门石家河石家河文化
1《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文物出版社,1984年
空心陶球 重庆巫山大溪 大溪文化 2《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
空心陶球 湖北公安王家岗大溪文化 3《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空心陶球 湖北宜昌清水滩大溪文化 2《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
空心陶球 湖北澧县三元宫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 10《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
空心陶球 湖北黄冈螺蛳山大溪文化晚期 1《考古学报》1987年第3期
空心陶球 湖北宜昌中堡鸟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 24《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
空心陶球 湖北京山朱家嘴屈家岭文化 20《考古》1964年第5期
空心陶球 河南唐河茅草寺大溪文化 1《考古》1965年第1期
空心陶球 湖北枣阳雕龙碑屈家岭文化
5《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
空心陶球 湖北京山屈家岭屈家岭文化
1《京山屈家岭》,科学出版社,1965年
空心陶球 安徽潜山薛家岗薛家岗文化 69《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
空心陶球 安徽望江汪洋庙薛家岗文化
3《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
空心陶球 安徽太湖王家墩薛家岗文化
2《文物研究》1985年第1期
空心陶球 湖北麻城栗山岗石家河文化
2《考古学报》1990年第4期
空心陶球江苏常州圩墩马家浜文化
4《考古》1978年第4期
空心陶球 山东日照东海峪典型龙山文化 1《考古》1986年第8期
空心陶球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中晚期
2《姜寨》,文物出版社,1988年
空心陶球 陕西铜川李家沟仰韶文化晚期 1《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1期
空心陶球北京平谷上宅上宅文化 1《文物》1989年第8期
空心陶球 甘肃通渭张家湾齐家文化 2《文物》2001年第5期
陶铃 甘肃皋兰东乡马家窑文化
2《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
陶铃 甘肃皋兰糜地趼岘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
2《考古通讯》1957年第6期
陶铃兰州红古土谷台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
1《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
陶铃甘肃临洮寺洼山马家窑文化
1《中国考古学报》1949年第4期
陶铃 甘肃武希庙坪马家窑文化
1《文物资料丛刊》第2集
陶铃甘肃永靖大何庄齐家文化早期 2 J.G.Anderson,Prehistoric Sites in
Honan,P.68,PL 72:12,1947
陶铃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晚期 1《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
陶铃 河南汤阴白营龙山文化晚期 1《考古》1980年第3期
陶铃 河南禹县瓦店龙山文化晚期 1《文物》1983年第3期
陶铃湖北蕲春易家山大溪文化 1《考古通讯》1956年第3期
龟铃 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 70《舞阳贾源》,科学出版社,1999年
龟铃江苏邳县大墩子大汶口文化 16《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龟铃山东泰安大汶口大汶口文化 20《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
器物名称 地点文化类型数量资料来源
龟铃山东邳县刘林 大汶口文化 13《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
龟铃山东兖州王因 大汶口文化
3《中国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1986年
铜铃山西襄汾陶寺
山西龙山文化陶寺类型1《考古》1984年第12期
舞蹈纹 青海大通孙家寨 马家窑文化 1《文物》1979年第3期
彩陶盆
舞蹈纹 青海宗日 马家窑文化1《中国文物服》1995年9月24日
彩陶盆
舞蹈地画 甘肃秦安大地湾 新石器时代中期 1《文物》1983年第11期
舞蹈岩画 阴山部分岩画
旧石器晚期,新石器时代多处《阴山岩画》,文物出版社,1986年
舞蹈岩画 内蒙古乌兰察布哈达图岩画 旧石器晚期,新石器时代 多处《乌兰察哈布岩面》,文物出版社,1989年
舞蹈岩画 新疆阿勒泰岩画 旧石器晚期,新石器时代多处《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
舞蹈岩画 新疆兴地岩画
旧石器晚期,新石器时代多处《中国岩画学》,
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
舞蹈岩画 贺兰山岩画 旧石器晚期,新石器时代多处《贺兰山岩画》,宁夏人民出版社,1990年
舞跟岩画 甘肃黑山岩画
旧石器晚期,新石器时代多处《考古》199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