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被曲解的“基础-上层建筑”隐喻——埃伦#183;伍德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理论的批判与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层建筑论文,经济基础论文,伍德论文,重构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7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15)05～0034～07 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曾用一段简洁的表述揭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关系。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在系统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时，又进一步论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此方面的内容经由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发挥，再加上苏联哲学教科书的解读，被当作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理论而广为人知。然而在当今英语世界知名的加拿大籍马克思主义学者埃伦·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国内也译作艾伦·伍德)看来，马克思关于“基础-上层建筑”隐喻的表述一直被人们误读，并给理论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因此，她在批判这些误读的同时，借鉴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的思想，着手重建这一理论模型。 一、马克思的“基础-上层建筑”隐喻及其“变形” 伍德认为，马克思的“基础-上层建筑”隐喻具有一定的价值，然而在其身后，人们却让这一隐喻承载了太多的理论重负，以至于“远远超出了它有限的承担能力”①。问题的原因在于，人们在使用这一隐喻时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马克思本人很少使用它，即使使用，也只是在格言式或暗示性的简洁陈述中才出现”②。按伍德的说法，马克思的理论遭受如此重大的曲解，恩格斯显然难辞其咎。他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命题“用语言表述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各个自我封闭的领域或‘层面’……的分隔”③，致使马克思的隐喻出现“变形”，“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成为两个不同领域的“外部关系”。 在伍德看来，较之恩格斯的解释，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距离马克思本人又远了一大步。他们机械地运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将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成“经济决定论”。其中，以拉法格的《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最具代表性。“经济决定论”用经济因素的自我运动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历史进程，否认无产阶级革命是一个有组织的集体行为，鼓吹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因此伍德指出，这些解释放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以一种粗略的经济主义误导人们对历史，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历史的认知。 更为严重的是，斯大林主义把马克思的“基础-上层建筑”隐喻提升为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原则，并推向教条主义的极端。他们宣称，“独立的经济领域对于其他被动的、反映性的、从属性的领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④，上层建筑虽有一定的反作用，但它是按“基础”的技术性要求塑造的，必须系统地同化于“基础”。并且，在他们那里，作为“基础”的经济领域大体上是一个“多少与生产力的技术性质同义的，因而是按技术发展内在的自然规律运行的领域”⑤。如此一来，在“经典马克思主义”⑥的理论中，“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就出现了难以逾越的分隔。这种粗略机械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沦为一种“庸俗的简化论”。 对伍德来说，自恩格斯开始到斯大林主义“正统”理念对“基础-上层建筑”隐喻的解读不仅遮蔽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洞察力，而且制造了“基础-上层建筑”理论论争的“术语约束”。一方面，“在过去几十年中，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发生了多次激烈的争论，争论双方都被有效地锁定在这一理论框架的定格中。”⑦人们只能在认同或反对“恩格斯—斯大林主义”式解读的不同立场中选择，超出这些选择的理论则被视为异端。汤普森就是如此，他的探索就被当作一种“不可能的理论”而予以拒绝。另一方面，上述理论“变形”又不时被“当成马克思主义的信条，作为接受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标准”⑧。 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对“基础-上层建筑”隐喻的“恩格斯—斯大林主义”式解读被当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广为传播并广泛应用，这成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大特色。与此同时，反“正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把“基础-上层建筑”隐喻视为一种“简化论”加以反对。他们的理由有二：一是该隐喻否认人的历史作用，二是看不到上层建筑的准确定位，意识更是缺乏一个合适的位置。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学派试图凸显人的主体性，因而他们的理论修正“最普遍的是采取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的形式”⑨。关注哲学和文化的学者则将他们的解读更多地留给了文化领域，从而使他们自命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缺乏一个牢固的唯物主义根基。 伍德承认，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了一种最重要的发展。但她认为这一理论仍然没有摆脱机械的属性。在反对“基础-上层建筑”隐喻的“正统式”机械解读的同时，它也坚决丢弃了人本主义的选择。阿尔都塞“强调社会各‘层面’的‘相对自主性’，强调它们的相互作用，把经济的决定作用延迟到‘归根结底’的最终地位”⑩。可以看出，他既想给予政治、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因素一定的自主性，同时又试图守住“基础”的“决定作用”。他和他的拥护者就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定义“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把人的作用这种反复无常的行为从社会科学中严格地排除出去，以坚持完全的‘结构’决定论，然而同时也考虑到历史现实不可预测的特异性。”(11)他们因此将“严格的决定论”限定在了纯理论领域。于是，阿尔都塞对“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解读就成了一种新的二元论：把理论领域留给“结构”，把现实的经验世界留给偶然性。这种简单的理论综合显然并没有从斯大林主义正统派设定的“术语约束”中解脱出来，因为这样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仍然依据离散的、非连续性的、相互间外部关联的‘因素’、‘层面’或‘方面’将社会结构概念化”(12)；并“将经济的决定作用无限期地推延到不可预测的‘最终作用’上”(13)，从而继续保留了它的机械特征。更严重的是，阿尔都塞的理论构思在一定程度上潜藏着一种倾向——“将经济从‘社会’和‘历史’中分离出来”(14)，这就很容易导致将经济与技术相混同。 按照伍德的说法，关于决定论和偶然性的“阿尔都塞式综合”显然将面临一种前景——分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也意味在“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解上，阿尔都塞非但自己没有从斯大林主义设定的错误选择中解脱出来，还给未来的理论留下了新的错误选择——“在结构与历史、绝对的决定论与不可简化的偶然性、纯理论与纯经验主义之间进行选择”(15)。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理论诱导不可避免地导致如下结局——在“后阿尔都塞主义”时代，原先那些最狂热的反历史主义者和反经验主义者纷纷“放弃了绝对的、无条件的结构决定论，而坚持特殊的、‘机缘巧合’的、绝对的、不能简化的偶然性”(16)。巴里·汉迪思(Barry Hindess)、保罗·赫斯(Paul Hirst)等人就是沿着这样的路径走向了后结构主义。连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这样的结构主义理论家在“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上也开始“暗度陈仓”——避开经济因素、把政治和意识形态推向前台。后马克思主义者更为直接。他们不仅反对粗略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而且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洞察力。按照他们的理解，哪里没有完全的、绝对的和机械的决定性，哪里就有绝对的偶然性。尤为严重的是，后马克思主义者用“非相关性”概括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令其不光拒绝“粗略的经济主义”，而且根本不相信阶级冲突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并理所当然地排斥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斗争中的优先性。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这些主张，伍德概括得尤为准确：“如果一个联合的、革命的工人阶级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自然发展中完全成长起来，那么，在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之间就不存在有机的或‘特许的’联系，或者更确切地说，在经济条件和政治力量之间就不存在这种联系。”(17) 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走向表明，关于“基础-上层建筑”争论的理论效应是严峻的。“这一结果为争论构筑了一个完全歪曲的框架，它甚至威胁要将马克思本人从理论可能性中排除出去。”(18)这不仅损毁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精髓，而且将进一步把社会主义实践引向错误的一端。 二、“汤普森见解”及其价值 按伍德的说法，在围绕“基础-上层建筑”问题的论争中，处于夹缝中的汤普森显然更为“尴尬”。他试图跳出现有选择的努力使他的观点不符合争论的任何一方，而“他的批评者和敬慕者都强迫他进入某个现存的范畴中”(19)。但对伍德来说，汤普森对相关问题的理论见解中潜藏着“被这些虚假的选择掩盖了的、被丢失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线索”(20)。她对后者的这些见解进行了梳理，并在梳理中表达自己的理论主张。 毋庸置疑，汤普森坚决反对“基础-上层建筑”隐喻所带有的机械性和简化论色彩。按“正统”的理解，“基础-上层建筑”隐喻的两个“层面”是自我封闭、空间分离的。汤普森反对这一隐喻，就是因为这种划分容易造成对世界的错误理解——社会的不同“层面”或“场合”是“实质上存在着的互相独立的实体，在现实世界中它们能像实体那样彼此分离”(21)。 对于阿尔都塞主义的理论构筑，汤普森的批评颇多。在他看来，结构主义关于历史的二元论既没有真正触动传统“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的机械简化，又绕开了这一模式对物质条件和生产关系在历史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强调。当然，在批评阿尔都塞主义的同时，汤普森也承认结构决定论对解释历史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22)例如，阿尔都塞主义者认为，生产方式在理论上包含整个社会结构，包括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这些不同的层面。这种关于生产方式的“整体”性理解就得到汤普森有保留的认同——他关于生产方式同时具有“经济的”和“文化的”表现形式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与阿尔都塞主义是相通的。 对汤普森而言，传统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和阿尔都塞主义都没有准确把握“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复杂关系。按他的理解，机械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虽不能解释经验世界的丰富多彩，但人们在考虑历史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时，也必须承认“经济”决定论是始终存在的，将之无限期地推迟也是一种谬见。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把握好“历史特殊性与历史过程中一直存在的逻辑之间的令人困惑的辩证法”(23)。 鉴于此，汤普森建议重新看待“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他主张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概念：这一“物质”领域与“社会”不是对立关系，它本身由社会关系和实践所构成，因而恰恰是社会的。按照他的理解，“基础”不仅仅是“经济”的，而且包含并体现在法律、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形式与关系中。沿着这一思路，汤普森认为一种生产方式不是仅仅从“经济”层面就可以描述完整的，它同时具有“经济的”和“文化的”表现形式。具体说就是，构成生产方式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同时体现在道德和经济逻辑中，体现在其特有的思维方式、思维价值及积累和交换方式之上。在他的构思中，价值观、规范和文化形式等等与“经济”形式一样“真实”。法也是如此。用他的话说，尽管法的某些部分及其机构具有上层建筑的性质，但它“一直延伸到构成基础的生产关系内部，使其边缘与后者成瓦状重叠”(24)。 汤普森还提出，传统的“基础-上层建筑”隐喻未能考虑不同的阶级与生产方式之间的不同关联方式，也未能考虑这些阶级各自的机构、意识形态和文化“表现”生产方式的不同方式。尽管这一传统模式可能对解释统治阶级的机构、意识形态和“权力共识”等有一定价值，但它不适合于描述被统治者的文化，更不能有效地解释历史的转变。为了克服传统模式的这一缺陷，汤普森引入了“体验”这个概念。按其所言，被统治者是按自己的方式来“体验”生产关系的。这种特殊的“体验”方式能够引起被统治者的文化与统治者的“权力共识”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导致斗争进而决定着生产方式的改造和重组。汤普森的意思是，历史转变不会因为“基础”的变化引发上层建筑的变化而简单地和自发地发生，而是因为物质生活的变化造成被统治者对生产关系的“体验”同统治者的“权力共识”等形成了对立。因此，传统隐喻关于物质“基础”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之间的简单关系模式是不足以揭示上述变化的。 总之在汤普森的观念棱镜中，“基础-上层建筑”是一个不贴切的隐喻，因为它使自己想揭示的不同层面的关系在性质上变得更加模糊。“我们必须说，路标被放在了错误的方向上，而同时，我们又必须承认目的地确实存在，问题只是到那里去的路标指向错了。”(25) 对汤普森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很多见解，伍德显然持赞同立场。前者反对传统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也强烈批评阿尔都塞主义的结构论，对此伍德给予了中肯的评价：“他的论述既反对那种取消历史特征的简化论的因果关系概念，也反对那种将经济的决定作用无限期推迟的概念。”(26)她在梳理汤普森理论的过程中从多方面指明其价值所在，并赋予其“特殊作用”——“把他的著作当作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某些基本范畴的出发点”(27)。 对伍德来说，汤普森反对传统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的原因是正当的——他“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的唯物主义”(28)。汤普森不主张过分强调“基础”与上层建筑间的“决定作用”，而是更倾向于谈“互相作用”，以避免陷入机械决定论。这样的构思在伍德看来“是认真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理解体现在人类实践活动中的物质基础’的一种方式”(29)。“也许汤普森的观点能够被恰当地概括为：它试图重申马克思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反对‘资产阶级’哲学的机械唯物主义。”(30)所以，“尽管它在很大程度上亵渎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情感，但它却要求我们去把握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有意识的活动这一事实。”(31)而许多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基础-上层建筑”论争的框架已使他们离马克思越来越远，他们在许多方面只不过是再生产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使唯物主义对历史的理解再次退回到“主体-客体”的二元论。 对汤普森关于生产方式的许多独具特色的分析，伍德更是赞许有加。例如，汤普森关于思想、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等内在于生产方式的理论，在伍德看来是一种对“基础”的不同的理解方法——这种把“基础”视为具体化在实际的社会实践和实际的社会关系中的“物质”的做法，是对“物质”的社会性的坚持。汤普森关于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命题，在她看来也更接近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当汤普森拒绝赋予经济以位于文化之上的特权时，他可能正处在最为唯物主义的时刻。事实上，坚持‘同时性’看来并不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背离或修正，而是对马克思原意的注释。”(32)汤普森关于被统治阶级的习俗、传统和价值观是基于对生产关系的特殊“体验”的理论，在伍德看来也是极为精妙的分析。她认为，这些分析是强调从属阶级如何通过“体验”来实现“对旧传统的创造性改造以适应新的环境且抵抗新的压迫”(33)，目的在于从他人的历史观中把从属阶级的历史作用解放出来。“这种坚持也表明了他对唯物主义原则的重新肯定。”(34) 在论及汤普森“某些所谓的‘上层建筑’属于生产‘基础’”的表述时，她评价道：“这一表述中保留了生产关系的特殊性、完整性和决定性力量，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在生产领域和其他社会‘之间’设立了一段必要的距离以使因果关系成为可能，而同时又因为将‘经济’自身作为社会现象对待而指明了这些分离领域之间的连接性和连续性原则。”(35)对她而言，汤普森反对将上层建筑“有效地”从物质基础的影响中分离、反对把社会“层面”割裂开来，这意味着更大的意义——“这也是一种拯救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观念的努力，从而使‘生产方式’不再等同于体现在市场关系和某些抽象的自动‘技术’中的资本主义经济。”(36)而“等同”则是斯大林主义的“正统”理论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都认同的，也是阿尔都塞主义者没有清算的，更是当代的“后马克思主义者”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理由。 综上所述，在伍德看来，“汤普森见解”的最大价值在于：他试图去除马克思之后人们在“基础-上层建筑”隐喻中添加的杂质，以回归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轨道。这恰恰也是伍德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三、重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从伍德对曲解马克思“基础-上层建筑”隐喻的诸多理论的批判中，我们不难看出她在“基础-上层建筑”问题上的如下基本立场： 首先，反对“正统”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认为它对“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解带有强烈的机械性和简化论色彩。伍德认为，政治、法律(“上层建筑”)与生产(“基础”)之间是一种“有机的”联系，而非“纯粹反射”的联系。在她看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运用“基础-上层建筑”隐喻时“不论在何种程度上坚持二者的联系，甚至说一个是对另一个的反射，都重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神秘性”(37)。 其次，批判视“生产”为一个技术性概念的做法，认为它无视“生产”的社会内容。伍德指出，对“隐喻”的运用导致人们“没有把生产领域本身看作是由它的社会规定来界定的，而是在实际上把社会看作‘抽象的’东西”(38)。但是，如果无视“生产”的社会内容，“生产首要”这一基本原则就失去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真正基础的意义，因为它将“生产”视为一个纯技术的、自然的东西，这恰恰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出发点。(39) 再次，反对把“基础”和上层建筑人为地割裂，认为它背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伍德强调，马克思的后继者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视经济为“基础”，而将“反映”经济基础或“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政治和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认为它们是不同质的、多少有些封闭且“刚性”地分离的两个领域。他们虽坚持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不同要素相互作用，或把最终决定其他要素的经济因素的作用看得太遥远，但没有任何积极效用，反而“加强了各个领域在空间上的分离”(40)。 那么，“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该如何理解呢?作为“政治马克思主义”两位旗手之一的伍德在《民主反对资本主义》等著作中阐明了自己关于这一问题的基本要点：“‘政治马克思主义’承认物质生产和生产关系的特殊性；但是它坚持认为，不能把‘基础’和‘上层建筑’或一种社会形态的多个‘层面’看作是分隔开的或‘刚性的’相互分离的领域。”(41)在她看来，一旦将之分离，则不论在何种程度上强调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都会给实践造成误导。 因此，伍德首先强调把“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看作是由社会关系及其形式构成的一个连续的结构，而不是彼此分割明确的两个领域。“不同的社会关系及其形式与直接生产过程及占有之间有着不同的距离，其起点是那些构成了生产体系本身的关系及其形式。这样，对‘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联系的描绘就不会有很大的观念上的跳跃，因为它们并不代表两个根本不同且彼此不相连的现实的秩序。”(42)伍德坚称，对“基础-上层建筑”问题的上述理解是以对世界的唯物主义理解为依据的。“对世界的唯物主义理解，就是对人类在生产自己的生活条件过程中与自然界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理解；而且，正是这样的历史理解才能承认：社会活动的产物以及由人类活动产生的社会相互作用的形式本身就是物质力量，就如同自然界所赋予的物质力量一样。”(43)按她的说法，这样的理解才是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相一致的。因此，人们必须把“基础”和上层建筑都看作是世界的物质基础，而不是仅仅限于生产的自然或技术的成分。这样，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人为分离显然就是不妥当的。 其次，上层建筑的某些部分，如法律和政治，内含于“基础”之中。伍德坦言，强调“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连续性不是要绝对否定上层建筑领域的存在。事实上，“某些法律和政治机构存在于生产关系之外，即使当它们有助于维持和再生产这种生产关系时也是如此，‘上层建筑’这—术语应当为它们而保留”(44)。具体而言，伍德强调法律、政治领域内含于“基础”之中至少包括两点内容：一是法律、政治是经济基础的现实的社会形式。“生产体系总是以特定的社会规定、特殊的组织形式和统治形式、使生产关系得以物化的财产形式而存在”(45)。二是某些上层建筑也是经济基础的构成要素。“从历史的角度看，甚至像村庄和国家这样的政治机构都是生产关系的直接组成部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先于它们而存在”(46)，毕竟，“生产关系在历史上是由决定阶级冲突结果的权力架构组成的”(47)。 再次，在上述理解的基础上，伍德还认为“基础”与上层建筑在某些方面呈“瓦状重叠”。在她看来，被传统理论称为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如统治形式和强制形式、产权形式等等，既是社会的法律和政治关系形式，也是生产关系的组成成分。强调生产居于支配地位，只是说上述法律和政治方面是它的表现形式，而不是指它位于这些法律和政治的形式之外或先于这些形式。伍德以马克思的著作为例来说明这一观点。后者的“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经济范畴反映了某种确定的社会关系”等命题，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经济基础不光被一定的上层建筑所反映，它还以政治的、法律的形式而存在。 综上所述，伍德关于“基础-上层建筑”关系的观点是：在运用“基础-上层建筑”隐喻以强调它们各自的分离和封闭时，不论如何坚持二者的联系，都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初意旨，更没有显示出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区别。只有承认“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连续性，坚持二者的“有机的”联系，才能真正延续马克思的历史观。这就要求在“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上接受一种不同的选择，即坚持“生产‘基础’存在于具体的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的形式中，存在于特殊的法律和政治形式中”(48)。 四、分析和评价 尽管伍德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受到很多批评或质疑，但从她的分析中我们能发现不少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客观地说，伍德构筑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型不是一种同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去甚远的理论。恰恰相反，它包含着一些可贵的见解。 首先，伍德强调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文本中的有关思想，这是值得肯定的。伍德认为，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格言式表述遭到后继者——甚至包括恩格斯——太多的误解，很少有人把这些表述放在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中去理解。在她看来，尽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述了“基础-上层建筑”这个隐喻，但他后来的诸多成熟著作中对上述格言式隐喻几乎没有再强调，而是更具体、全面地说明各个方面的复杂的相互关系。所以，她坚持应着眼于马克思的文本整体来理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而不是把上述隐喻的地位人为地抬高。就此来看，伍德提供了一种理解马克思文本思想的整体性视角。 其次，伍德发现了汤普森和马克思之间的某些重要的一致性，并以此为基础来理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汤普森强调生产方式同时具有“经济”的和“文化”的表现形式。马克思认为每一生产关系都有自己统一的逻辑，并将这一逻辑强加于整个社会，人们据此区分社会形态，但同时这一社会又保有错综复杂的政治、文化和道德等个性特征。在理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方面，伍德敏锐地把握并延续了汤普森和马克思思想中的这一共同点。所以，她构筑的“基础-上层建筑”关系理论虽受汤普森的极大影响，但同马克思的思想并不相悖。 再次，伍德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阐述给予上层建筑以应有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克服那种对二者关系的机械式理解。当然，这与她的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即强调社会的阶级关系状况对历史变化的作用——有关。应当说，伍德对上层建筑的强调是有一定道理的。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曾明确表述：“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伍德理论中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例如，伍德反对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正统”解读模式，视其为一种简化论。这有值得肯定之处。但是，她忽略了这一解读模式的积极的一面：历史分析模型或范式只能是粗线条的，运用这样的框架去透视历史才可能保证视野的完整性和思路的条理性。因此她的批评显然具有片面之处。又如，伍德强调“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连续性”，反对将二者视作两个刚性分离的领域，这有一定道理。但这样的分析包含令人担忧之处，即在解释复杂的社会历史时可能也会自缚手脚，在缤纷多彩的现象世界里眩晕。 因此，对于伍德的上述理论，必须辩证地、全面地分析和评价。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吸收、借鉴其合理成分，并清除其中的杂质以杜绝可能带给理论和实践的不利影响。 注释： ①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吕薇洲等译，重庆：重庆出版集团，2007年，第48页。 ②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48页。 ③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48页。 ④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48页。 ⑤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48页。 ⑥此处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是借用伍德的表述，指自第二国际开始到苏联所构建的马克思主义体系——笔者注。 ⑦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48页。 ⑧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48页。 ⑨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49页。 ⑩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49页。 (11)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49页。 (12)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50页。 (13)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50页。 (14)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50页。 (15)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50页。 (16)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51页。 (17)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51页。 (18)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51页。 (19)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51页。 (20)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52页。 (21)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75页。 (22)在伍德看来，这在某种意义上比他对结构主义的批判更有启发——笔者注。 (23)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60页。 (24)Thompson,Edward P..Whigs and Hunters.Harmondsworth:Penguin,1976,p.261. (25)Thompson,Edward P..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London:Merlin Press,1978,p.120. (26)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61页。 (27)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13页。 (28)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65页。 (29)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66页。 (30)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66页。 (31)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66页。 (32)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63页。 (33)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71页。 (34)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71页。 (35)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64页。 (36)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63～64页。 (37)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23页。 (38)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23页。 (39)伍德言下之意是这种理解把生产领域的一切矛盾归之于自然规律，而掩盖了政治法律等的作用。如此一来，历史唯物主义“生产首要”的原则就很容易被扭曲为一种“技术决定论”，从而失去其批判性。——笔者注。 (40)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21页。 (41)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25～26页。 (42)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26页。 (43)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26页。 (44)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27页。 (45)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28页。 (46)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28页。 (47)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28页。 (48)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23页。标签：上层建筑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隐喻论文; 伍德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物质文化论文; 法律论文; 生产方式论文; 决定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