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探索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对论文,少数民族地区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2；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6)-06-0041-09
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改善和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大力促进和努力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富裕、繁荣，是我国民族工作的基本任务。中国共产党始终关心和重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结合当地的实际工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论述，成功地指导和解决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对我国民族工作实践与民族地区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全心全意地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与文化事业，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和进步，是我们党和国家一贯的原则、立场。中共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民族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发展，实践证明完全符合我国的实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原则、立场，是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不可或缺的根本方针。
(一)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是解决我国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
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总问题的一部分，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主要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各民族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距和不平衡性及由此造成的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矛盾问题。党和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任务就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繁荣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毛泽东认为，帮助少数民族恢复和发展经济不仅是经济工作，而且是关系到民族工作成败的根本。毛泽东指出：“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我们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的经济是不行的。”“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① 这些论述，成为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民族工作的根本原则。1962年4月，由于苏联的策动，在新疆发生了伊犁、塔城边民外逃事件。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新疆各级党委、政府妥善处理了这一事件。1963年9月，毛泽东安排新疆区党委王恩茂等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针对新疆发生的问题，从七个方面特别是经济建设方面对新疆工作提出了重要意见。毛泽东指出：“在新疆第一要做好经济工作。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仅要比国民党时期好，而且要比苏联好。”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指示，成为新疆和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各级党委、政府重要的工作指针。
立足民族平等，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始终是党思考的重大问题。针对国际国内人们的关注与议论，邓小平指出：“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仅西藏，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一样，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②“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面得到些好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③ 因此，“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④ 江泽民指出：“没有民族地区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民族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就不能说实现了全国的现代化。”⑤ 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的这些论述，充分地表明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极端重要性，反映了党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服务的宗旨，集中地体现了党和国家在少数民族问题上的根本政策和立场。
(二)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在新时期，搞好民族工作，最重要的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科学教育文化事业，这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制定和实施民族政策，做好民族工作的本质要求。毛泽东指出：“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⑥，“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⑦。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⑧“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起来，就可能出乱子。”⑨ 江泽民指出：“抓住历史机遇，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这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要求在民族工作上的体现，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⑩ 对于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在于让人民过上富裕、文明、幸福的生活，达到共同富裕无疑指的是包括各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而实现这一目标，关键的问题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更低，面临的困难更多，所以加快发展的任务就更繁重、更迫切。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对于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三)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是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国防、维护祖国统一和各民族团结的根本保证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地处边疆国防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国陆地边境长2.2万多公里，其中约1.9万公里在民族自治地方；在143个陆地边境县中，有112个县在民族自治地方。在这漫长的边境线上，有30多个少数民族与境外同一民族相邻而居，文化风俗相近，宗教信仰相同，具有传统的、广泛的联系。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和安定和谐的周边环境，要维护全国的稳定离不开各民族的大团结，巩固的国防也离不开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努力。
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共产党把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作为关系到治国理政、富民安邦和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作为巩固国防、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维护各民族大团结的根本保证，一以贯之地高度重视和大力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11) 他还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12) 邓小平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3) 江泽民指出：“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在混乱当中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唯有稳定才能搞好经济建设。国泰和民安是紧密相连的，没有国泰就没有民安；没有人民的安居乐业，也没有国家的兴旺发达。”(14) 20世纪80年代初，党中央针对西藏工作明确要求，提出要“千方百计地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科学水平，建设边疆，巩固国防，有计划有步骤地使西藏兴旺发达、繁荣富裕起来。”1990年7月，江泽民在西藏视察时做出了“一定要把西藏的事办好”的重要指示。因为民族地区是保持边疆稳定、维护祖国统一和国家安全的前沿地带，民族地区的繁荣稳定与全国的发展和稳定密切相关，相辅相成。只有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富足起来，才能牢固地夯实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国防、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祖国统一和国家安全的坚实基础。
(四)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是关系到我国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迫切要求
逐步缩小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全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富强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们党、政府和全国人民的神圣历史使命。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15) 他同西藏人士谈话时指出：“我们的目的是使大家都发展起来，我们要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来克服这种落后状况。我们支援你们，你们自己也要发展。”“只要努力去做，一年年地进步，就可以达到目的。”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1988年9月，他在听取经济工作汇报时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他以后进一步设想并要求，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并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地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世纪之交，江泽民指出：“不失时机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直接关系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关系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边防巩固，关系到东西部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西部地区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革命老区比较集中的地方，又是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加快这一广大地区的改革和发展，对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16)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根据国际形势和具体国情，制定和实施区域发展战略与对外开放政策，沿海地区充分利用自身较好的经济基础、区位优势、历史渊源和国际环境，在全国的支持下，率先发展起来，走向富裕。这一决策不但加快了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有力地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支援了西部的发展。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广大中西部地区现在的发展水平还较低，经济基础薄弱，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在不断扩大，这势必影响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推动各民族的发展进步和共同繁荣，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制定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号召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加大对西部开发的支持帮助力度，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根本上挫败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阴谋，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与复兴，奠定坚实的物质和思想基础。
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党的民族工作的经验和我国民族地区的实际，指明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根本途径，制定了一系列基本政策，在实践上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功。
(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必须予以坚持和完善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毛泽东在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作出了开拓性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在有关报告和指示中多次论及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着重强调了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强调要认真贯彻执行《共同纲领》的有关规定，把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二是强调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民族区域自治，不断取得新的成就。1956年1月，他在给达赖喇嘛的电报中，希望达赖在“领导西藏人民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和进行各种建设的工作上，取得重大的成就”；在给班禅额尔德尼的电报中希望他“为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做出重大的贡献”(17)。三是提醒全党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牵涉面广，情况复杂，必须统筹安排。四是把民族区域自治纳入《共同纲领》和《宪法》之中，使之法律化和制度化。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问世，也是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制定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内容均列入这两部根本大法中。
中国共产党从中国民族关系的特点、趋势以及社会主义中国的实际出发，选择了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及处理民族关系的一项基本政策，这是由于：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长期存在，奠定了民族区域自治深厚的历史基础；中国各民族交错杂居和长期相依共存的状况，是民族区域自治的现实有利条件；中国各民族长期共同进行革命斗争，创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坚实的政治基础；有中国共产党这个团结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形成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坚强领导核心；因为中国资源分布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重要保证。总之，中国各民族宜合不宜分，合则互利，分则俱损，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为少数民族当家做主人，加强民族团结和发展民族地区确立了制度保证。
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与实践，具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内，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的自治；它以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地方为基础，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利；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二是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以工农为主体的少数民族人民的自治，是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自己管理自己内部事务；它是人民民主专政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体现和具体形式，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之一。三是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不只是单纯的民族自治或地方自治，而是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是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结合；既有利于自治民族的发展，又有利于其他民族和整个自治地方的发展。四是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核心是自治权利，基础是自治机关民族化，为此必须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在民族工作上也面临着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邓小平针对林彪、“四人帮”集团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破坏，强调“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8)。这一指示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指明了方向。邓小平还多次强调：“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19)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明确地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第一，把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度。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并列为我国三大基本政治制度。第二，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修改了《民族区域自治法》。其最大的突破是正式从法律上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第三，加强民族法制建设，初步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法律法规体系。
现在，我国共建立了154个民族自治地方，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和119个自治县(旗)，并成立了1256个民族乡作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补充，在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44个建立了自己的民族自治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5％，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区域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4％。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行，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保障了少数民族人民平等的民主权利和当家作主、实行自治的权利，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这一制度，充分调动了少数民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各少数民族地区在中央、国家和全国人民的关怀与支持下，自力更生，团结创业，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大发展。这一切充分证明，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非常成功的，党的民族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二)改革开放是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必由之路
推进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振兴和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同全国人民一道走向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20)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根据以往的教训提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1)“不改革就没有出路”(22)。邓小平还指出，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就不能消灭，不消灭贫困，就不能消灭落后。这对全国来说是如此，对少数民族地区来说更是如此。
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很多，改革的任务非常艰巨。在经济体制上，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格局是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形成的，影响很深。在生产力发展上，少数民族地区历史、社会、自然、地理条件特殊，生产力水平较低，仍存在着封闭落后的自然、半自然的经济生产方式。因此，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经济体制转轨，改革开放的任务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更显重要、更有必要、更为迫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少数民族地区在国家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导下，在面向经济发达地区的对内开放的同时，又实行了对外开放，特别是在中央实施“三沿”开放政策后，少数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朝着更新更高的领域拓展，内陆边疆地区已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和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东北对东北亚地区，西南对东南亚地区，西北对中亚地区，以及宁夏、甘肃、青海对阿拉伯世界的开放交流，都显示出独特的优势。
为了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党和国家从各民族、各地区的实际出发，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一系列的特殊政策，从各个方面不断加大支持和帮助的力度。特别是对西藏、新疆、广西、宁夏、内蒙等自治区以及多民族省份的少数民族地区，中央提出了由中央国家机关、国家大型企业和东、中部地区各省市进行对口支援。这些单位以对少数民族地区各族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认真做好对口支援工作，从人力、物力、财力和思想观念、工作创新、教育培训、项目支持、招商引资各个方面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开放，进一步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党的十五大确定了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决定逐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在中西部地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又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发展才是硬道理”。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看问题，都应该加快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江泽民在占全国面积1/6的新疆视察时，多次语重心长地说，新疆具备加快发展的有利条件，应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下个世纪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加快新疆发展，关键是要加快资源优势变为产业优势，进而变为经济优势的进程。正是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国家不断加大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扶持支援的力度。
(三)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改革开放逐步深化，社会矛盾问题较多，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因素有所滋长。邓小平以其政治家深邃的目光，关注着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问题，高度重视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问题。
进入20世纪80年代，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沉渣泛起，南疆一些地方先后发生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利用宗教煽动闹事、进行分裂破坏的恶性事件，对自治区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针对新疆发生的问题，1981年8月16日，邓小平对新疆的工作做了重要指示，他高瞻远瞩、一针见血地指出：“新疆的根本性问题是共和国还是自治区的问题。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不能搞共和国，我们是自治区。法律上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有民族区域自治法。今年下半年召开人大常委会，把它肯定下来。”“新疆稳定是大局，新疆一定要稳定，不稳定一切事情都办不成。”(23) 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说：“又如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24) 这些重要指示成为新疆和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指针。
也在这个时期，由于国际背景的影响和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勾结，西藏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逐渐蔓延。境外的达赖集团与西方敌对势力沆瀣一气，互相勾结，利用所谓的“宗教”、“人权”，支持怂恿境内民族分裂分子大肆进行分裂破坏活动。1987年9月27日，西藏首府拉萨发生了以分裂祖国为目的，以烧杀抢砸为手段的骚乱事件，严重危害了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破坏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扰乱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对此，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人想把西藏从中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把西藏拿出去，我看他们没有这个本事。”同时，他又郑重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容否定，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根据邓小平的这一系列指示精神，党中央在1988年12月29日发出的《当前西藏工作的几个问题》中明确指出：“要继续抓好反分裂斗争。西藏的分裂和反分裂是长期的，在西藏进行反分裂的斗争，完全是同敌对势力的斗争，完全是敌我性质的矛盾。”强调了稳定在西藏工作中的重要意义。这以后的事实证明，邓小平关于在西藏强调稳定大局，反对民族分裂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加紧“西化”、“分化”社会主义中国的图谋，我国的安全形势面临严峻挑战。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支持下，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加紧勾连，非常嚣张。新疆的“三股势力”(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西藏的“藏独”势力等分裂破坏活动不断升级，暴力恐怖手段不断加剧。党中央高屋建瓴，英明决策，指出“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裂主义和利用宗教进行的非法活动”，对反对民族分裂，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和国家安全，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江泽民指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则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国家分裂、民族纷争，则丧权辱国、人民遭殃。”(25) 他在新疆视察工作时指出，稳定和发展是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主题。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是国家最高利益之所在，也是新疆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各民族干部特别是党和国家的干部，不管是来自哪个民族的，都是党和国家的干部，都必须把反对民族分裂主义，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而义不容辞。他要求全党，特别是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党员、干部，“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不能有半点含糊，不能有任何退让”。在反对民族分裂的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认识不含混、立场不动摇、态度不暧昧，坚决做到旗帜十分鲜明，立场十分坚定。在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和英明领导下，新疆、西藏等边疆民族地区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和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的斗争不断取得胜利，挫败了西方敌对势力和境内外分裂势力的破坏，为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作出了重大贡献。
(四)搞好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是少数民族地区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新疆一些地方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民族团结受到严重影响，造成了新疆工作的重大损失。党中央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980年9月23日，党中央召开了新疆工作座谈会。会议明确指出：新疆各级党委的第一位工作，是发动广大干部、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充分认清搞好各民族人民团结的重大意义。要使大家从切身经验中认识到，团结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共同利益所在，是建设富裕、文明的新疆的关键所在。1981年7月6日，中央书记处再次讨论了新疆工作问题。会议强调：“搞好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是进一步做好新疆各项工作的关键。”“新疆的汉族干部要确立这样一个正确观点，即离开了少数民族干部，新疆各项工作搞不好；新疆的少数民族干部也要确立这样一个正确观点，即离开了汉族干部，新疆各项工作也搞不好。”(26)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民族工作方面的实践，加强民族团结，建立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始终是做好民族工作的基本内容和关键环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27) 邓小平也一再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依靠各族人民的团结。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江泽民指出，在新形势下，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教育，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各族人民要始终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共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
(五)大力培养和选拔任用少数民族干部，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队伍建设，是做好少数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关键
重视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方针。新疆和平解放初期，毛泽东就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28) 毛泽东亲自批准赛福鼎等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入党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1956年毛泽东在同藏族人士谈话时强调：“民族区域自治地区要搞建设，便要有自己民族的干部，自己的科学家。”
邓小平也十分注意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1981年8月16日，邓小平在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谷景生的谈话中，着重谈了选拔少数民族干部的问题。他说：“要树立一个选拔民族干部的标准，注意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干部问题具有极端重要性，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能不能搞好，关键是干部问题。对思想作风正派，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又有突出工作表现和一定资历的同志要大胆提上来，甚至放到自治区很高的领导位置上来。”(29)
1998年，江泽民在视察新疆工作时指出，要把中央关于新疆工作的方针政策落实好，把新疆改革和建设的各项事业全面推向前进，关键看全区各族干部的素质和工作水平。
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从1950年的3万多人发展到2002年的280多万，全国5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干部，形成了包括党务、政务、经济、教育、科技、卫生、体育及社会活动等方面人才的相当规模的队伍。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结构更加合理，政治业务素质明显提高。其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已近190万人，占少数民族干部总数的2/3。同时，建立了一支数量宏大、质量较高的少数民族后备干部队伍。实践证明，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建设，既要注意扩大数量，更要提高素质，改善结构。
(六)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是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项根本措施
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表明，一切物质产品都必须不断增加科技含量的比重，才能作为商品投入市场并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不发展教育，人的素质低，就无法掌握和应用科学技术，更无从发挥第一生产力的巨大威力。因此，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人才的培养和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强调要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党中央把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和科技事业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联系起来，提出“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30)。为此，“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加快实用科技开发和成果转化，努力推广实用技术和有条件地发展高新技术，支持和鼓励高等院校和科研部门向民族地区转让科技成果，积极引导科技人才向民族地区合理流动。”(31) 要求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和科技，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走出一条速度较快、效益较好、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新路子。
在党和国家的关怀支持下，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有了历史性的进步，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各民族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极大地支持和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如2004年，新疆共有各类各级学校8657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8所，各类中等职业学校183所，普通中学1965所，小学5451所。各类学校共有在校学生总数439.9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在校学生254.7万人，占全疆在校学生总数的58％。当然，从整体情况看，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还比较缓慢，与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而且陷入了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循环圈。基础教育薄弱可以说是当前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十分严峻的问题。基础教育发展跟不上形势需要，必然直接影响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水平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因此，少数民族地区要彻底改变落后面貌，必须重视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重视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描绘了宏伟的蓝图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关注的重大问题。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历来重视东西部发展不平衡问题，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开始，特别是六七十年代在西部8省市进行的大三线建设，为西部奠定了现代工业基础，注入了现代工业文明。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现实，面向未来，高瞻远瞩地为我国制定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各方面的条件，提出了包括促进东西部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的“两个大局”思想。邓小平主张：首先要打破平均发展的平衡观，实行波浪式的经济发展；二要优先发展经济基础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使他们先富起来，带动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三要依次推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逐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最终实现全国经济的共同发展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邓小平的这一创造性的战略设想，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描绘了宏伟的蓝图。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世纪之交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是加快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解决当代中国民族问题，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重大战略举措。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主要包括内蒙古、新疆、西藏、宁夏、广西5个自治区和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5个省份，10省区管辖的县(旗)市共582个，占全国自治县(旗)市总数的90.4％；自治地方人口占全国自治地方总人口的85.8％；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86.9％。(32) 因此，江泽民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是我国下个世纪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重要历史机遇。”(33) 西部大开发“一定要注意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得到利益和实惠”。(34) 当前，西部大开发的宏大战略工程，已经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带来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对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发展、稳定工作极为关注。如2001年6月8日至16日，他在新疆考察时强调，要加快新疆的发展，必须抓住西部大开发的难得机遇，以本地独特的优势为依托，面向市场，依靠科技不断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特色经济，真正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2004年，党中央又为新疆的发展和稳定做出了新的重大部署。2005年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完善了关于对口支援新疆的重要举措。对其他少数民族也加快发展力度。这一切，都凝聚着党中央、国务院对边疆各族人民的亲切关怀和巨大支持，鼓舞着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建设得更加美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大的贡献。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为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了中华民族的繁荣和强盛，倾注了巨大的心血和精力，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历史功绩。他们关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和制定的重大决策、基本政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将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指导21世纪我国的民族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注释：
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05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7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7页。
④《新时期民族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82页。
⑤《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干部读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308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页。
⑦《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102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
⑩《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干部读本)，第305页。
(1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页。
(12)《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4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4页。
(14)《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10页。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3页。
(16)《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179、185页。
(1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3页。
(1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9页。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7页。
(20)《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
(23)《新疆日报》1998年2月18日。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7页。
(25)《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干部读本)》，第283页。
(26)《拨乱反正》(新疆卷)，第431～432页。
(2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94页。
(2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38页。
(29)《新疆日报》1998年2月18日。
(30)《人民日报》1999年9月30日。
(31)《人民日报》1999年9月30日。
(32)《中国统计年鉴(1997)》，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第54、55页。
(33)《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第306页。
(34)《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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