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合作：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动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新动力论文,能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09年初奥巴马上台以来，在美国能源环境政策大幅度调整和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进一步升温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在能源和环境领域掀起新一轮合作热潮。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两位华裔部长朱棣文和骆家辉等诸多美国政要访华，以及2009年7月在华盛顿举行的首次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中，能源和气候变化都成为重要议题。种种迹象表明，以清洁能源为核心的能源合作有望成为未来推动中美关系深入发展的新动力。
一、中美能源合作进程及成果
从广义上说，中美能源合作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国正式建交前后。1978年10月，美国能源部长施莱辛格访问中国，探讨建交后美国参与中国煤炭生产、水电站建设、可再生能源利用及核能领域共同开发的可能性。1979年1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美，与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中美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该协定正式拉开中美能源环境合作的序幕，为两国政府此后签订30多个双边环境和能源协定奠定了基础和框架。
30年来，中美双方围绕能源和环境问题在技术、资金等方面进行了多层次和多形式的合作，形成了诸多富有成效的合作机制。在化石能源领域，政府层面的协议主要包括1985年原煤炭工业部代表中方与美国能源部签订的《中美化石能源技术开发与利用合作议定书》、1994年原国家科委与美能源部签订的《洁净煤技术合作附件》等。在能源环境及技术层面，双方先后签订了《中美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开发与利用合作议定书》、《中美城市空气质量监测项目合作意向书》和《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清洁能源技术合作议定书》等多项合作协议。在企业层面，自上世纪80年代起，美国公司与中方在石油、天然气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洁净煤项目、电力设备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合作。
然而，在双方进行诸多能源领域合作的同时，随着中国石油进口和海外油气投资的大幅度增加，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美之间围绕能源问题特别是中国的海外能源合作而出现的摩擦逐渐增多。能源领域的竞争与摩擦一度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大热点和冲突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
早在20世纪末，就有美国部分舆论指出，中国成为石油进口大国，将改变海湾地区的政治格局，进而威胁到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石油供应。布什政府上台后，对中国与伊朗的石油贸易进行了秘密调查，并在2001年5月出台的《国家能源政策》报告中对中国的石油动向予以特别关注。2002年，美国官方智囊机构在呈交给国会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中美全球能源资源争夺战将不可避免。美国相关部门也着手研究和审查中国的石油需求对美国的影响。此后，随着能源需求的增长和国际油价的攀升，“中国能源威胁论”在美国不断升温。美国对中国能源战略的关注也由担心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开始对中国油气公司开拓海外市场施加阻力。例如，2004年美国驻华大使馆出面阻挠中国石化与伊朗在油气勘探开发领域的合作。
2005年，世人瞩目的中海油竞购优尼科案使中美能源摩擦进一步升级，“中国能源威胁论”在美国升温至顶点，使得原本因纺织品贸易争端、人民币汇率升值和欧盟军售解禁等问题而摩擦不断的中美关系雪上加霜。美国国会针对中国问题频频举行各种听证会，其中2005年6-9月，仅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针对中国举行的听证会就多达3次，其密度甚至高于对有关伊拉克政策的讨论，而能源问题是其中关注的焦点。美国国家亚洲研究署(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能源安全项目主任米卡尔·赫伯格在2005年7月26日的听证会上指出，中国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已经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2005年8月1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率领代表团来华参加中美首次战略对话时，要求中国在能源问题上做出决定。
在美国政界，特别是在国防部、五角大楼和议会，许多人视中国的资源需求为新的战略挑战。例如在中海油竞购优尼科案中，尽管许多业内专家认为它并不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但众议院依然以398票对15票通过了“并购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决议。①应美国国会的要求，能源部于2006年初完成了中国能源报告，主要考察了中国能源需求对美国政治、战略、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影响，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和国土安全部等相继介入其中。此外，在普通美国民众中，对不断飙升的油价的恐慌也被转化为对“中国石油威胁”的担忧。
能源领域摩擦的增加也使双方对话的迫切性增强，为避免能源问题进一步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减少误解，中美围绕能源环境问题展开了多层面的政策对话与沟通，逐渐形成了较固定的多层次对话交流机制。自1998年起，双方轮流主办中美石油天然气论坛，至今已举办多届。2004年5月23日，时任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张国宝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席第九届国际能源论坛时与美国能源部长斯潘塞·亚伯拉罕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同意加强双边能源政策对话，加深在能源问题和能源政策上的相互了解，促进能源领域的信息交流。2005年6月30日，中美两国政府在华盛顿举行了首次能源政策对话，内容涉及清洁能源、石油、天然气、核电、节能和提高能效等。同一天，美国能源部宣布在北京设立旨在加强两国能源与核能安全合作的办公室。在2006年启动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双方将能源与环境列为六大关键合作领域之一。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被提升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能源合作依然是重要议题。与此同时，加强能源对话与合作已成为中美许多企业和学者的共识，彼此间的交流与对话也日益密切。
随着中美围绕能源问题进行的多层次战略对话与合作的深入，双方在能源外交和地缘政治问题上的误解，例如美国对中国与伊朗、苏丹等资源输出国加强资源合作的担心和对中国采取非市场化手段拓展海外的误读等，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在对能源问题与政治冲突的关系，例如能源问题将引发有关国家冲突等假设上，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2006年2月，美国能源部公布的《中国能源报告》称，中国能源需求在经济上无损于美国。部分美国学者也认识到，中国在对外进行能源合作时，不愿意与美国的最高外交政策目标发生冲突，“与本国石油公司获取海外石油资产相比，北京更看重中美关系”。②越来越多的分析者认识到，“说中国的所谓能源饥渴必然引发其与西方国家的冲突是缺乏事实依据的”。2008年1月3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发表文章，指出，“委内瑞拉寻求地缘政治战略联盟，而中国却在寻求稳定的能源供应，美国没有理由担心会出现一个新的反美轴心。”③
实践中，中美能源合作也由沟通释疑阶段向解决具体问题、实施合作协议的阶段迈进，特别是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合作方面，近年来取得了显著成绩。在2006年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新能源合作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被提上议事日程。在2008年12月的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双方在电力、交通、清洁大气、森林和湿地保护等领域完成了启动计划的准备，制定了分、子项目和分阶段路线图，并同意将能效合作确定为中美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的第六个领域。同时，中美双方还签署了《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下的绿色合作伙伴计划框架》。2009年7月，美国两位华裔部长——能源部长朱棣文和商务部长骆家辉联袂访华，大力推动两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合作。中美共同投入1500万美元启动“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7月17日，中国江苏省与美国洛杉矶市签署太阳能产业合作谅解备忘录。
在核能合作方面，中美两国虽然早在1985年就签署了《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但协定一直未能真正实施。直到2003年，美国西屋公司在中国第三代核电技术的招标中中标才算有了实质性的合作。近年来，能源合作大环境的改善也促进了两国核能领域合作的推进。2007年7月24日，中国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与美国西屋联合体在北京签署了第三代核电技术转让及核岛设备采购合同。这一合同的正式签署，标志着中美核能合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另一个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是双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中美双方明确针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双边合作主要限于在《中美大气科学技术合作协议》框架下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研究。1995年，中国气象局和美国能源部开始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此后中美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明显增加。从2003年起，中美召开气候变化工作组会议。2006年5月，中美首届气候变化论坛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成功举行。2007年10月，美国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晚宴上发表演讲，将气候变化列为美国需要与中国加强合作以共同应对的五大全球性挑战之一。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希拉里多次表示希望与中国加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亚洲协会和布鲁金斯学会等知名美国智库也在2009年初相继推出《美中能源与气候变化合作路线图》和《克服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障碍》等报告，极力建言推动中美加强双边气候变化合作。2009年7月27日，中美双方在华盛顿举行首次战略与经济对话，草签了两国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突出于气候变化问题在双边关系中的重要性。
在多边层面，除了共同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框架下的气候变化谈判与合作外，中美还在《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变化新伙伴计划》、《国际甲烷市场化合作计划》和“主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变化会议”等气候变化合作机制下进行了积极的多边合作。其中，《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变化新伙伴计划》是由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倡议，于2006年由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中国、印度和韩国共同成立的。伙伴计划下设政策和实施委员会，美国担任第一任主席，政策和实施委员会下设8个工作组，中方担任清洁化石能源、发电和输电工作组的联合主席。为落实该伙伴计划，中国成立了“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变化新伙伴计划协调小组”。此外，全球环境基金也是中美多边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美国是全球环境基金最大的捐赠国，2001-2006年共捐款6.8亿美元，其中气候变化项目2.09亿美元，而中国是获得援助最多的国家。
二、中美能源合作存在的问题与障碍
近年来中美能源合作虽取得了诸多进展，但实质性成果有限，合作潜力远未得到发挥。除了根深蒂固的政治互信不足和认识差异外，即便是能源环境技术层面的合作，在深度和广度上也与两个大国的地位不太相称。
1.中美双方在对能源安全概念、利益与风险等的理解上有很大的不同
在能源安全的概念上，虽然双方都强调能源安全的重要性，但双方的侧重点却有所不同。中国重点关注的是能源安全概念中的“能源”，即国家能源供应的可靠性与连续性，更多地是从保障能源稳定供应，进而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角度看待能源安全问题的。而美国更多关注的是与能源相关的“安全”问题，即能源问题对国家安全与外交战略的影响与制约，主要是从国际安全与外交层面看待能源安全问题。
由于在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中美两国对彼此的战略意图不时出现不理解乃至误读与误解。例如，中国的对外能源合作和能源外交政策在实质上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并无多大的不同，但在一些美国学者乃至官员眼中，中国的能源安全政策特别是海外能源合作往往被解读为：其一，中国在采取“新重商主义”战略。中国的海外能源投资被理解成中国试图通过直接控制资源的方式来确保自己的能源安全，是政府在指使国有石油公司去海外争夺石油资源。政府对企业海外投资的支持和国内价格补贴等被认为“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规则。其二，中国试图以能源合作实现战略扩张。认为中国国内政策调整以及对外政策考量都以能源安全为目标，能源决定中国外交。中国通过能源外交“获得同美国及西方抗衡的筹码”，挤压其势力范围。在这里，中国的油气公司往往被看作是政府外交政策的代理或工具。其三，中国可能与一些“无赖国家”结成反美阵线。在美国看来，中国与伊朗、苏丹、委内瑞拉等国进行能源合作，不仅对美在拉美、中东等的地位和其对外战略构成了挑战，而且有可能形成新的反美“轴心”。
上述观点的形成从根本上说源于利益和立场的不同以及美国对中国相关国情及政策的了解不足和误读，同时也与中国对能源安全的认识和相关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关，尤其是中国对海外能源投资与能源安全关系上的部分舆论容易引起西方的误解。在国内，有相当一部分分析和舆论认为，能源企业海外投资是为了能源安全。加之西方许多学者和官员对中国国内企业和政府关系等缺乏深入了解，往往把中国的能源安全政策解读为“海外寻求能源”，“争夺能源资源”。事实上，中国能源企业海外投资是其国际化战略的重要一环，早在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之前就已开始，其主要目的是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企业获得的份额油按国际市场规则运作，在国际市场上出售，而不是直接运回国内。
中国方面，也同样存在对美国的能源安全战略意图理解不够全面之处。美国著名能源问题专家丹尼尔·耶金在强调美国对中国能源需求存在偏见的同时，指出中国也存在类似的偏见。例如，认为美国有意不让中国获取石油资源，或存心破坏中国的石油供给通道以及跨国石油公司排挤中国等等。从近年来一些媒体有关能源安全问题的文献看，确实有不少人认为中国能源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美国，尤其是在包括马六甲海峡在内的海上运输通道问题上，许多中国学者和民众对美国海上禁运的担心远甚于对海盗和运输事故等的关注。在前几年高油价的大背景下，认为美国有意推高油价来遏制中国经济增长的美国“油价阴谋论”也有一定市场。在一定程度上，美国及西方许多国家对我能源相关政策分析中的误读与误解就是建立在我们自身对能源问题及西方战略意图的一些分析和判断之上。
2.双方在能源环境领域的战略互信明显不足
近年来，中美关系在总体上取得显著改善的同时，双方对彼此长期意图的根本性不信任依然存在。例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在两国国内同样都有很多人怀疑对方的动机，有分析指出，在很大程度上双方都在利用对方为自己没有采取更多的行动辩解。
在安全和战略层面，美国拒绝《京都议定书》并部分归咎于中国未接受类似义务等作法，使不少中国人认为，美国为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不可能坐视中国崛起，怀疑美国强调中国在气候变化上做出更多努力的动机。而许多美国人推定，一个强大、富有的中国会自然而然地寻求使美国在亚洲被边缘化。气候变化和能源问题令美国更加忧虑其会丧失竞争力，担心中国继续发展壮大带来的威胁。此外，出于意识形态等诸多考虑，美国把中国排除在其官方发展援助名单之外。美国政府还先后以防止核扩散和国家安全为由，干扰西屋公司对华出口核电设备和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等。
在经济层面，两国国内都有很多人怀疑对方利用能源环境特别是气候变化问题获取潜在的经济优势，中美都担心在对方没有可比措施时向前迈进会给自己带来经济上的不利。一些中方的舆论和分析认为，美国关于中国必须应对全球变暖的说法，是企图将中国从目前经济迅速增长、国际影响日增的轨道上打下去。而在美方的诸多分析看来，控制排放的努力将给国内带来更多的失业，中方强调历史责任是试图将减缓全球变暖的主要负担放在工业国肩上，并允许发展中国家继续增排。
3.中美对新能源、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及对彼此的预期存在差异
中美在对新能源和气候变化相关问题的认识上存在诸多差异，特别是对国际气候变化合作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理解上存在明显分歧。中国认为，美国等发达国家人均排放高，而且已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对气候变化负有主要历史责任，应承担较大义务，率先示范。美国应该在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到1990年排放水平的40%。发展中国家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求与发达国家同步减排是不公平的。美国则强调，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且排放量在持续上升中，而改造美国已有基础设施和改变美国生活方式的经济和政治代价都很高。根据近期美国众议院通过的清洁能源法案，仅仅要求美国减少到1990年排放水平的3.6%。此外，部分美国舆论把美拒绝《京都议定书》归咎于中国、印度等未接受类似义务的原因，是担心任何在美国境内的努力都会因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大国增排而变得毫无意义。
在合作的概念上，中国学者较多地强调合作中的相互交换、互惠的一面，美国则更多地强调两国对第三方或两国共同面临的问题采取相似的、协调一致的立场。例如在海外能源合作问题上，中方希望更多加强双方在油气勘探开发、技术转让等领域的互惠合作，注重互换；美国则强调中方应与美国一道对伊朗、苏丹、委内瑞拉等能源富国采取与西方一致的遏制政策或至少不加强与其能源合作，突出的是与美国的配合、协作。在气候变化合作上，中方关注较多的是美国为中国进一步减排而在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帮助，而美国的“合作”更强调双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协调一致、联合、相似的减排行动，重点在“中国的共同参与”。
此外，双方在能源环境问题上对彼此的期待有着明显的不同。在能源和环境技术转让、资金援助等方面，双方对彼此的期待有着很大的距离。在技术转让方面，中方诸多分析主张将技术转让作为优先之一，美国和西方应考虑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以优惠的条件向中国转让新技术。美国则极力推动技术转让的完全商业化，强调清洁能源技术多为私营企业所拥有，它们对以优惠条件转让技术毫无兴趣。美国企业界认为，缺少知识产权保护是与中国进行技术合作的一大障碍。美国部分舆论提出，中国应拆除“绿色保护”壁垒，向美国的清洁科技产品开放市场。
在新能源融资方面，中方提出需要额外融资以支持向清洁能源经济过渡。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应拿出GDP的1%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清洁能源，应对气候变化。而美方认为联邦政府为此大量拨款的可能性极低，因为任何将美国税收收入用于中国的建议都会在国会遭到坚决抵制。有分析认为，美国帮助中国说得通，但不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支票补偿。在美国民众对华盛顿大笔资金拯救银行业已经相当愤怒的形势下，拿出GDP的1%帮助别国改善环境获得民众支持的可能性很低。
三、中美能源合作前景及对策思路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使清洁能源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议题，引起有关方面越来越多的关注。尽管中美在能源合作上还存在诸多分歧和障碍，但总体上双方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合作意愿显著增强，在相关问题上的共识逐渐增多，进行实质性合作的条件越来越成熟。特别是随着中国国内绿色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清洁能源市场的不断壮大，两国在清洁能源领域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
奥巴马总统竞选前后，曾多次表示能源问题将成为其未来政策的重点。在2009年2月中旬签署的经济刺激法案中，发展新能源也成为促进美国经济复苏和创造就业的重要举措。奥巴马提出，未来3年内将新能源产量增加一倍；2012年全国发电量的10%将来自新能源，2025年增至25%；未来10年内将投资1500亿美元用于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及其他新能源项目的研发和推广等等。综合来看，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政策突出了“绿”与“新”，着重强调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引领能源技术发展新潮、推动能源结构转型。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奥巴马承诺将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开启新篇章”，强调美国必须恢复其在应对气候变化威胁方面的领导地位，履行其作为应对气候变化领导者的义务。奥巴马总统的首席气候问题谈判代表托德表示，美国将参与气候变化新条约的协商，新的气候变化条约将不同于《京都议定书》，将超越温室气体排放的范围。目前，应对气候变化正在成为奥巴马政府的重要外交议题。相对于布什政府，奥巴马在环境和气候变化政策方面会更加积极、主动，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投入更多精力和财力。
从中国方面看，能源环境问题在国内政治议程中的地位也显著上升，国际合作的要求更加迫切。2005年，中国政府将节能减排确定为国家政策，出台了《节约能源法》、《环境保护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2007年6月，中国政府首次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和对策。2007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将环境资源问题列为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首要挑战，并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思想。在政府关注度上升的同时，中国企业和消费者的环保意识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许多企业已积极投身于新能源、电动汽车等相关绿色经济产业，越来越多的资本流入支撑清洁技术、绿色技术、低碳技术等新技术的研制和开发。
近十年来，中国不断增加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投入，总投资接近1万亿元人民币。在2008年中国出台的4万亿元人民币经济刺激计划中，有5800亿用于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项目，其比例占到整个计划的15%左右。2009年8月9日，时任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孙勤在亚洲能源论坛上透露，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将在2009年内出台，2020年前，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总投资将超过3万亿人民币。
在政策效果上，1986-2006年，中国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下降了66%，年均5.4%，为全球减缓二氧化碳排放做出实质性贡献。“十一五”计划设定了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目标，到2010年，中国的主要污染物要比2005年消减10%。仅通过提高能效一项，中国就有望在五年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5亿吨，其减排温室气体总量明显超过欧洲在《京都议定书》中承诺减排的总量。中国政府正在实施“逐步淘汰白炽灯、加快推广节能灯”项目，将帮助中国减少8%的能源消费。与此同时，中国新能源也得到迅猛发展。
两国对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重视程度的提高，为中美能源环境合作注入新活力，使之出现新的发展势头。2009年2月初，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领导的专家小组提出研究报告，建议美中两国元首举行高峰会，建立减少温室效应的共识与框架。2月中下旬，国务卿希拉里首次出访中国，新任美国气候问题特使随行，气候变化议题成为重要话题之一。7月，美国商务部长和能源部长访问中国，主要围绕“应对气候变化和加强能源合作”，与中国展开绿色对话。在随后举行的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美就加强气候变化与能源合作达成谅解备忘录。
中国对发展低碳经济给予充分重视，出台了许多清洁能源发展政策，使清洁能源产业得到迅速发展，这为美国相关企业提供了新的投资空间。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认为，中国有望在2010年超过欧盟、日本和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大国。据2009年9月10日由西方多家企业发布的题为《2009年中国绿色科技报告》预测，未来中国清洁科技市场规模可达每年5000亿～10000亿美元。2009年9月8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举行的中美经贸合作论坛上，中美两国企业和有关方面共签署41项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协议与合同，总额123.8亿美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能源巨头“第一太阳能”公司将在中国建设一座世界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厂，发电量为2千兆瓦，预计将在2019年底前完工。
与此同时，在政府及企业和学者等民间不断加深的交流与对话的推动下，近年来中美两国在能源环境问题上的共识也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双方对加强双边能源合作重要性的认识与日俱增，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的分歧也逐渐缩小。例如在全球气候是否变暖，减缓气候变化是否应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进行，减缓气候变化是否应关注适应问题，是否应该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主导地位等问题上，两国已基本消除分歧。
总体上，中美能源环境合作重要程度高，事关两国乃至全球减排努力，但其复杂程度也高，难度大，不仅牵涉两国双边及多边关系，还事关两国国内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要想实现突破不仅需要双方有很强的政治意愿，而且要有灵活有效的策略和完善的措施。在双方合作意愿显著增强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增强互信，减少误解与分歧，积极寻求具体措施步骤等方面的突破应该成为双方未来考虑重点。
从近年来中美能源环境合作的实践看，互信不足和经济成本考虑是合作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在清洁能源市场竞争力相对较弱的大背景下，要想在减排方面有所突破，政府的政治推动是必不可少的，而中美合作中政治因素干扰多，两国政府层面的推动尤其重要。在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认识上存在的差异短期难以根本消除、双方都难以放弃各自立场的情况下，宜尊重甚至承认对方观点的合理性，这将利于创造良好的合作氛围，避免使这些分歧成为务实性合作的障碍。
近来两国民众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认识普遍提高，但与欧洲和日本等相比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气候变化在政府日程中的优先次序急需进一步提升，同时提升双方气候变化战略对话层次，强化对减排带来的经济机会的认识。目前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两国国内多关注减排成本，而非减排带来的经济机会。事实上，绿色能源与经济增长并不矛盾，未来能源技术革命和产业转型是大势所趋，今后双方宜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与宣传。
从长远着眼，完善相关市场机制。从近年来国际能源环境合作的实践看，诸多双边和多边合作限于空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完善市场所提供的持久动力。气候变化行动的关键在于大量资金支持下的清洁能源转型，政府补贴和优惠虽可以用于一时，但长远合作前景还取决于市场机制是否完善、能否激发企业和投资者的积极性，完全由政府主导的合作机制缺乏内在动力和可持续性。
近年来碳排放市场有所发展，而且效果显著，但规模有限，适用范围窄，限制多。政府宜尽可能从立法等层面协调各方利益，推动各层次碳排放和交易市场的建立和完善。企业等也宜积极做好接受碳排放限制、积极参与碳排放交易的各方面准备。
市场投资环境方面的不足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让先进技术的一个主要障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国内能源环境市场化程度，不仅有利于国外技术和资金的引进，长远看也有利于中国国内新能源技术的研发和产业转型，而美国在减少从国家安全考虑干扰中国企业投资方面也有很多改善的空间。适当提供一定程度的优惠，也是美国企业在与欧洲和日本对手竞争中国清洁能源及环境技术市场所必要的。
收稿日期：2009-10-09
注释：
①David Zweig,Bi Jianbai.China' s global hunt for energy,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 2005.
②Eric Downs.The Brookings foreign policy studies energy security series:China,December 2006.http://www3.brookings.edu/fp/research/energy/2006China.pdf.
③Sare Miller Liana,Peter Ford.Chavez,China cooperate on oil,but for different reasons.http://www.csmonitor.com/2008/0103/p06s01-woa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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