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综述——北京建城史和燕文化研究的新进展——“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论文,新进展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学术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5年8月21日至24 日在北京市房山区召开，与会海内外专家、学者近百人，其中有侯仁之、田昌五、宿白、邹衡、刘起釪、高明、严文明、张忠培、李民、郑振香、殷伟璋、李伯谦、王宇信等中国学者，以及日本池田末利，美国夏含夷、江伊莉，英国罗森，韩国丁一等来自5个国家的15名外国学者。 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先秦史学会等单位和团体以及张政烺、石兴邦、李学勤、徐苹芳、 杨育彬等给会议发来贺信、贺辞。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61篇，与会学者就北京的建城年代与地点、燕文化及燕国史等，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大家既对以往的有关研究做了回顾与总结，又就尚未解决的一些学术课题及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探讨。这次会议的召开，把燕文化与北京史的研究推向了全国、推向了世界，标志着燕文化和北京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关于北京城的始建年代与地点，学者们发表了各自的意见。
一些学者认为，周武王伐纣克商的年份即是召公封燕的年份，召公封燕建国就是北京始建城之标志，北京房山区琉璃河古城址即是召公所封燕国之城邑。《史记·燕召公世家》载，“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学者据此认为武王伐纣与召公封燕，是同一年中发生的紧相关联的两件事。因此，只要确定了武王伐纣的年份，召公封燕、北京始建城之年代也就确定了。关于武王伐纣的年代，历来众说纷纭。《淮南子·兵略训》说武王伐纣时有彗星与岁星同时出现之天象，张钰哲、张培瑜等推定为公元前1057年，赵光贤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研究，最后把武王伐纣之时间修订为公元前1045年。齐心《琉璃河商周遗址发现、发掘与研究》、田敬东《琉璃河遗址发掘述略》、贺树德《北京建城年代与建都年代问题》、戴春阳《论“克罍、盉”铭文与燕国始封的有关问题》等，采用赵光贤的结论，并认定北京房山区琉璃河古城址就是周初召公封燕所建（居）城邑，因而把北京始建城之年代推定为距今3040年。
另有学者把武王克商、封黄帝之后于蓟做为北京始建城之标志，灭商与封蓟在同一年。曲英杰《蓟丘古道何处寻》指出，《礼记》等记载说，武王克商，“封黄帝之后于蓟”，古时受封即要建国（筑城），黄帝后裔在此之前是否已筑城于蓟丘附近，不得而知，然从受周武王褒封时起即筑城于蓟则应是确定无疑的，时为周武王11年，这一年“岁在鹑火”，根据天象及有关记载推算，当在公元前1105年，“此可视为蓟城（北京）建城之始”，从在北京广安门一带发现战国和战国以前遗迹遗物来看，周代蓟城很可能即是以此为中心而营建的。
对于上述观点，一部分学者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武王克商与召公封燕不是同年发生的事情；召公受封于燕与其就国筑城，不可能是同年之事；房山琉璃河古城距今北京城有百里之遥，它的建造不能做为北京城始建城之标志；武王封召公于燕，召公并未就封建城；早在召公封燕之前，燕国就已存在于今北京地区，即商代甲骨卜辞中的“妟”，《左传》中有“燕亳”，战国铜器铭文中有“郾亳邦”，证明商代的匽（即匽、郾、燕）国确有城邑，所以北京始建城之年代可早到商代；蓟在商代业已存在，武王封蓟的“国都”在今北京城西南隅。蓟国的历史非常悠久，在约距今5600年时蓟国迁至今北京广安门一带，“由于当时古蓟国‘国都’蓟丘的所在地，已经破天荒第一次成为今北京城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了北京建城的真正开始。”总之，北京始建于3040年前之说，现在还不能算是定论。
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北京始建城之年代的推定方法和标尺，有进一步研究、斟酌之必要，但是，如果把北京做为一个地区（包括城区和郊区）来看待，在现有史料和考古发现的前提下，根据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暂定北京始建城于公元前1045年，从象征性和纪念性的意义上去理解，还是可取的。更准确、更妥当的北京始建城之年代，有待于新的考古发现和更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去确定，目前的分歧可以在今后的讨论中逐步解决。
除了北京始建城的年代和地点，会议还集中讨论了燕文化与燕国史的有关问题。
关于燕地文化的历史渊源。郑振香《商文化与北方地区的古文化》指出，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与辽西、内蒙古的红山文化在壶流河、桑干河一带相遇，发生了碰撞与交流。后来，商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在北京地区产生交流。李民《黄帝的传说与燕文明的渊源》认为，中原文化系统的黄帝、尧、舜部落联盟的一支迁徙到了长城以南（后来燕文化区域），为燕文明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这里的龙山文化遗存，应当就是燕文明产生的渊薮。燕山以北红山文化南下，与黄帝族产生了联系，南北两大系统文化在这里的碰撞，孕育出了燕文明。燕文化最早可溯源于黄帝尧舜时，萌芽于夏商，形成于周初。李恭笃、高美璇《试论燕文化与辽河流域青铜器文化的关系》指出，炎、黄二帝均与燕山有关系，燕山西北的土方、天鼋氏等均黄帝后裔，他们在北方受封后与当地居民相融合，形成了燕山以北的古文化；分布在燕山南北的青铜文化，很可能与黄帝族的历史文化有联系。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北方燕文化的基础。郭大顺《从饕餮纹在燕国消失最晚谈起》指出，战国时燕国瓦当仍以饕餮纹为装饰，在其他地方这种花纹在西周中期以后便已消失了，说明三代传统文化在燕山地区有深远的历史渊源。红山文化中已有原始兽面花纹，夏家店下层文化中流行彩绘饕餮纹，饕餮纹在燕山南北出现早、消失晚，大约正表明当地的传统文化是燕文化形成的基础。裴明相《从燕下都出土的陶器谈起——论燕文化的渊源》认为，燕下都出土陶器在形制方面与中原地区出土陶器基本相同或大致类似，其花纹多源自中原文化，因而推断说燕下都的文化是从中原地区传入的，即其文化渊源在中原地区。靳枫毅《燕文化与中国北方青铜文化的关系》指出，西周的姬燕文化，是以姬周文化为主体，同时兼容了“殷遗”文化因素和北方土著青铜文化因素在内的“三合一”文化。
燕文化与古国古族，是与燕文化渊源紧密相关的问题，不少学者就此发表了见解。杨升南《殷墟甲骨文中的燕和召公封燕》指出，殷墟卜辞中的“妟”，是商代的一个方国，与商王室有婚姻关系，周初召公所封北燕，即是在商妟的旧地上。夏家店下层文化燕南型就是商妟文化。朱彦民《金甲文中的“基”、“
”与箕子封燕考》说，商代有国在今北京地区，商代晚期箕子受封于燕山为侯，北京琉璃河的商周古城，可能就是箕子封燕时所营都城，并沿用到西周时期。阎忠《西周春秋时期燕国境内及其周边各族考略》说，箕是商代大族，殷灭之后，箕子亡命朝鲜。北京顺义县金牛村有箕族墓地，这一带是箕族的采地。另外，孤竹、令支、屠何、举、髟、羌、狸、山戎、北戎、东胡、俞人、秽貊、梁貊、鲜虞等国族，也都在燕国境内或其周边地区，与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密切关系。韩嘉谷《燕国境内诸考古学文化的族属探索》指出，在西周燕国境内，商王朝时即有若干方国，燕山南麓的围坊三期类型遗存，应当是妟、其、
、蓟等国族之文化遗存，燕山以北的魏营子类型是孤竹国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则是山戎文化，分布在辽东、辽西、内蒙古东部和河北北部山地的是东胡文化，而军都山一带，则是白狄文化。他还指出，姬燕文化在燕国境内的发展情况是，西周时主要分布在京津一带，春秋中期以后，逐步被土著人所接受，直到战国晚期，才广泛分布开来。郑绍宗《山戎及其文化》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即山戎文化，战国以前山戎在今蓟县一带，战国初退居军都山以西、燕山以北。金家广《燕文化探微》认为，燕南地区以花边陶鬲为特征的一类商周时期古文化遗存，可分为北封类型（主要分布于保北地区和北京地区）、围坊类型（包括北京的一部分和天津、廊坊地区）、古冶类型（分布于唐山地区），分别与燕亳、无终、孤竹、令支有关系。他还指出，先燕文化包括大沱头文化和含花边陶鬲遗存早、晚两大阶段之青铜文化，北京一带的地方是商代天鼋族、蓟国的地盘，而商代燕亳则在易水流域。张立东《试论张家园文化》说，分布在燕山以南、太行山东麓北段的张家园文化，是与商文化并行的一支当地土著人的文化，其族属应以燕亳、肃慎为主体。杜金鹏《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与商代燕国》认为，在北京平谷发现的一组商代青铜器，与中原商文化铜器几乎雷同，然而共出的铜器则属夏家店下层文化，说明在商代晚期，南来的中原文化与北来的北方文化在燕山交汇，妟、孤竹、肃慎等就在这一地区，其中的妟国与商王国有婚姻关系，其都城称“燕亳”（战国时称“郾亳邦”）。石永士《姬燕国号的由来及其都城的变迁》说，燕本是商代北方一国，周初封燕，即是因袭了商代燕国的国名和都城。
关于召公封燕的时间。一些学者认为，武王克商随即封召公于燕，则武王克商的年份就是召公封燕的年份， 其中有的学者推定为公元前1045年（见前），有的学者则认为这一数据不够精确，张永山《召公建燕年代》根据对《小臣
鼎》、《太保罍》、《太保簋》等西周铜器之铭文的研究，论定“召公建燕”发生在武王灭商之后、武庚叛乱之前，经与张政烺先生讨论，采用“两点”论证法， 把《国语》说武王克商“岁在鹑火”与《利簋》、《周书》说武王伐纣在“二月甲子”结合起来考证，推定武王伐纣在公元前1070年，“召公封燕”紧接其后，则姬燕建国于距今3065年时。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召公封燕与武王克商有一定时间间隔。王宇信《〈史记〉“封召公奭于燕”的武王为宏观“武王”（时期）说》认为，《史记》所说武王封召公于燕之“武王”，并不是确指“微观”上的武王本人，而是指“宏观”上的以武王为代表的包括成王在内的西周初年这一历史时期，他认为，宏观上的武王分封、周公分封，就是周初的大分封，《左传·昭公28年》载武王封国55，学者已指出非武王一人所封。《左传·僖公24年》说周公分封26国，《左传·昭公26年》已道明是自武王至康王时事。所谓武王分封、周公分封之武王、周公，都是宏观上的、有象征意义的一个历史时期之代名词。武王克商伊始，召公本无力北征、建燕，只有周公东征、践商奄平薄姑，召公封燕才有其条件。因此，召公封燕应是“在成周落成，周公返政成王之时。”陈恩林《论鲁、齐、燕的始封及燕与邶国的关系》也说，鲁、齐、燕之始封均在成王之世，其中封燕最晚，在平定武庚之乱胜利后。当时在征伐“殷东国五侯”时，周公征讨的重点在东南，召公征讨的重点在东北，任务“是追击 北奔的禄父及平定北方的反夷”，召公平定燕地，随之封于燕，封召公于燕“是成王、周公镇抚北方的战略部署”。戴春阳也认为，武王克殷，百废待兴，召公无暇东行就国，召公之“建燕”当在武王崩后，成王使召公营洛邑之前，即公元前1050年左右。赵评春、孙秀仁《论燕国形成年代与燕都蓟城方位道里》认为，武王封召公于燕在公元前1053年，但召公并未前去就封建燕，直到西周共和时期，召公的九世孙燕惠侯才真正建立起燕国，定都蓟城（今琉璃河古城）。
关于召公封燕之地点，一般认为即北京房山区琉璃河古城。
关于召公封燕之历史背景。陈恩林指出，周初封燕，是平定武庚之乱后采取的一系列以分封屏周室的措施之一。朱彦民说，箕子的封国可能就是琉璃河古城，因为召公曾奉命释箕子之囚，召公与箕子有交谊，所以封召公镇守燕地最妥当。王宇信更进一步说，封召公于燕，除了利用召公的声威镇慑北土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是利用箕子与召公的特殊关系，去怀柔箕子，影响孤竹。刘桓《从金文看燕国之始封》也说，召公封燕，是因为箕子率一批殷遗民盘踞北方，而孤竹等方国又一向服从于殷人，显然是周王心腹之患。李恭笃、高美镟则说，召公封燕，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在北方的发展壮大有直接关系。
关于燕文化的分布区域，李恭笃等认为燕山以北大小凌河流域的魏家营子类型文化，在广义上可算是燕文化的组成部分，而柴晓明则认为西周时燕文化主要分布在保定以北至北京的昌平、顺义一带，而燕山山地及燕山以北纳入燕国版图则是战国时期的事情。靳枫毅更就燕文化与燕国疆域的扩展，做了详尽的研讨，他指出，燕国到战国时才向北拓展，至燕昭王时“实现了姬燕对辽西、辽北、辽东的有效统治与管辖”。
关于北京琉璃河古城的年代，主要有商代和周初二说。田敬东、李华主张琉璃河古城始建于商代，在召公封燕前已建成，前来就封的周人沿用了它。其理由主要是：田敬东说，在城外墓地，从葬俗、随葬品及铜器铭文分析，一区墓可能是殷之遗民或灭商前与商王国有密切关系的当地燕人的墓葬，二区墓是灭商之后周人的墓。李华说，在东、北城墙内侧，发现二座墓，“形制、葬式以及随葬陶器亦属商末周初普通风格”，因而断定打破城墙的这二座墓属西周初期，“所以城墙的始建年代，决不会晚于商代末期”，或曰“商代始建，商末周初废弃过。”齐心认为，“由于城墙内侧的护坡被商末周初遗迹打破，说明古城修建年代，最迟不晚于西周初期”，因此断定该城的“营建年代不晚于商末周初”。柴晓明则认为，城东墓地的所谓商代墓、殷人墓，实属西周早期；打破城墙护坡的墓中出土的陶器是西周早期常见物，由此“只能证明城墙的建造年代不晚于西周早期”，联系到城墙夯土中曾发现有西周早期陶片，因而“确认琉璃河城墙的开始建筑年代为西周早期。”城东墓地中最早的墓为成王时，大部分为成康时，最晚者属西周末年。所以，“琉璃河城址的始建年代是西周早期的成康时期，废弃年代当在西周末年”。琉璃河古城始建于西周初期说，得到不少学者的赞同。
关于琉璃河遗址1193号大墓出土铜器之铭文的释读与墓主人身份问题。1193号墓是一座有四条墓道的大型墓，所出铜盉、罍上均有铭文，因对铭文中“克”、“舞”等字的解释不同，产生了对墓主人身份的歧议。有学者认为“克”乃动词或助词，墓中所葬是召公（殷伟璋等持此说），另有学者则说“克”乃人名，即墓中所葬人——召公的儿子，这涉及召公是亲自就封，还是由其元子就封的问题。刘桓认为，“克”是人名，即召公之子受封为燕侯者，召公未就封而留宗周供职。戴春阳认为，1193号墓铜器铭文中的“克”、“旨”是召公之子、第一代燕侯的名与字。林小安《琉璃河1193号燕侯大墓发掘刍议》也认为召公本人未就封，而由其儿子就封，1193号墓中埋葬的就是这位实际上的首位燕侯。陈平曾就1193号墓铜器铭文做过认真探讨，此次会上提交论文《事燕六族会释考证》，就召公封燕后统辖的六族臣民做了考证论述。
关于西周燕文化之内涵与特征，柴晓明做了归纳，指出：陶器中特别流行各式袋足鬲、分裆鬲，较常见的其他器形是各种罐、簋、豆等；墓中随葬陶器组合以鬲簋罐、鬲罐及单种单件陶器为主；墓内死者头朝北，多为仰身直肢葬式。大型车马坑中的车子均拆散放置；小型房屋既有地面建筑，又有半地穴式的。齐心、田敬东、李华等也对燕文化内涵及特征做了论述。
对于燕文化的考古学研究，还有：齐心《北京出土西周兵器研究》，就北京地区出土的西周时期青铜兵器之种类、型式、功用，进行了综合研究；陈光《东周燕文化分期论》，把东周燕文化之铜器、陶器分为7期11段18组，给出了从春秋晚期至战国末年燕文化器物之演化序列， 并由此对东周燕文化的分布及燕国兴亡史，做了认真探讨。张立东《试论张家园文化》将张家园文化划分为2期5段，并就其分区、内涵及与其他相关文化的关系做了论述。李先登《燕国青铜器的初步研究》指出：西周燕国铜器在种类、形制、花纹、铭文方面均与宗周铜器相同，表明当时王权强大。东周燕国铜器在沿袭西周传统作风的同时，有了自身的特色。靳枫毅《燕文化与中国北方青铜文化的关系》就两周时期燕文化与北方青铜文化的关系，总结了8点认识， 把姬燕文化在燕山南北发展过程中与土著文化的势力消长轨迹，做了描述。
关于燕国史的研究。石永士认为，召公封燕始都于商妟之都——琉璃河古城，至燕桓公时徙都于临易——燕下都，燕襄公迁于蓟，燕文公时复徙于易。张剑《论西周燕国殷民的政治地位》指出，燕国的殷遗民仍依从前的等级分别过着富贫贵贱不同的生活，其中的富贵者与周人统治者相纠结，过着奢侈享乐的生活。而殷人中的奴隶，往往不到成年就被用于殉葬。美国夏含夷《燕国铜器祖考称号与周人谥法的起源》说，周初铜器上，周人称祖考均用天干庙号，包括对召公也是如此，这是殷人的传统习惯。到西周中期时，周人进行礼制改革，称其祖考用谥号。日本成家徹郎《〈诗经·周南召南〉与妟》认为，召公初封地妟在今河南中部的汝水地区，商时乃召族居住地。周王朝建立后即迁都洛阳，洛阳以南的一片土地被称做“南”，其中郏西部分归周王室，叫“周南”，郏东部分归召公，叫“召南”。因“周南”中的部分土地原属召族，为了补偿，周王又把北燕封给了召公。
黄锡全《燕刀“OD”字新解》、高英民《试论中山国仿铸燕国“OD”字刀的历史背景》，就燕国刀币的面文释读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黄锡全将燕刀面文识为“明”，认为是眼睛的形象，“应读为从O、 月声的‘眼’”，而明、眼、妟的读音是相近的，故“从月声的‘明（眼）’可读与燕国之‘妟’同”。高英民也识燕刀面文为“明”字，代表日、月、星“三光”。石永士则认为“OD”是妟字简写体。
本次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必将有力地促进北京史与燕文化研究。学者们呼吁、建议：加强对北京地区商代考古的力度；成立专门学术团体，组织、协调有关省市学者的燕文化研究工作；在北京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建设中，尽可能地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