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地缘之维
——共同体意识构筑中的“人—地关系”与思想史路径
袁 剑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摘 要：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我们共同的称谓。理解和认知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及其“多元一体”格局，“人”的团结是其中应有之义，除此之外，对于“地”的团结以及“人—地关系”的新认知，将为我们理解中华民族的古今关联提供新的可能。而在方法论的层面，如何从边疆思想史的角度去探寻中华民族与中国大地的整体关联，也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 中华民族；地缘；共同体；人—地关系；边疆思想史
一、问题与定位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在我们的历史与文化认知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对西方民族议题深有研究的休•希顿-沃森认为，民族本身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意义内涵，东西方之间由于各自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形成了不同的认知路径，进而影响到东西方的国家与民族关系认知实践。他指出：“一个国家是一个法律上的政治性组织，拥有要求公民对其顺从和忠诚的权力。一个民族则是一个某类人群的共同体，其成员依靠团结观念、共同文化和民族意识联结在一起。然而，在英语和其他现代语言的通常用法中，‘民族’和‘国家’两个非常不同的关联词常常被混淆滥用。”① ［英］休•希顿-沃森：《民族与国家——对民族起源与民族主义政治的探讨》，吴洪英、黄群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页。
一生都在追寻中国文化之魂的钱穆先生指出：“清代有所谓本部十八省，外边又有藩属，故说它像西方的帝国，但细辨又不同……英国人断不能待香港人比待他本国的人好，可见就算清代也是帝国，还是东西巧妙不同的。我们现在的毛病，就是喜欢随便使用别人家的现成名词，而这些名词的确实解释，我们又多不了解。西方人称中国为大秦帝国，又称康熙为大帝，西方有帝国，有所谓大帝，中国则从来就没有这样的制度，和这样的思想。而我们却喜欢称大汉帝国乃及秦始皇大帝了。在正名观念下，这些都该谨慎辨别的。”①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45页。 这就提示我们，需要对中国自身语境下的相关概念问题有清晰的定位与思考，并结合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背景来理解相应的议题。
中华民族与中国的形成与发展是同体共生的，中国疆域版图的地理空间始终与中华民族的生活空间相匹配、相重合。鉴于学界对“中华民族”的概念、内涵等已有诸多深入讨论，本文侧重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地缘要素、人—地关系进行有针对性的讨论，并探究经由边疆思想史认知“中华民族”的可能性与实践性问题。
洞庭湖湿地行政区被划分为三块，分属三市管辖缺乏统一规划。因此在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中，易出现忽视市场需求、盲目求发展、三市重复开发等问题，最终导致破坏和资金浪费。同时管理缺乏法律依据和协调决策机制，导致管理出现漏洞，难形成区域合力发展。这些使湿地生态旅游整体优势丧失，从而市场占有率低。
想念他的时候，她会去他的公司楼下。她不知道，他想念她的时候，也无数次地来过这里，只是远远地望着。他们的爱，也许只能是温室里的花朵，结不出秋天的果实，是先天不足的脆弱吧。
二、基于“人”的团结：“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
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巩固，与中国历史上疆域版图的发展与统一齐头并进。谭其骧先生在其著名的《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一文中分析并概括了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趋势，并指出：“分裂与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经常出现的，每一次由分而合，一般说来是扩大一次。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是在秦汉时期，秦统一时北至秦长城，西边只到黄河，根本没有挨上青藏高原，汉朝的统一，西边到了玉门关，到了青藏高原的湟水流域，比秦有所扩大。隋唐的统一又扩大一步，但是都赶不上清朝的统一。一次一次统一，一次一次的扩大，到清朝的统一，版图最大。而这个范围并不反映清朝用兵的结果，而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几千年来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各民族之间经济、政治各方面密切关系所自然形成的。不过，我们说，经济文化的密切关系，还需要政治统一来加以巩固的。”① 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 中国各个区域之间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密切关联，最终都需要通过政治统一带来的地域统一而得以巩固，“地”的团结在这一过程中是一个关键和决定性环节。
（一）用趣味性的材料激发学生思考。例3：在学习《灿烂的中华文化》时，笔者播放相声演员苗阜的作品《学富五车》，让学生捧腹不已，笔者借机引导：“这相声的段子里包含哪些灿烂的中华文明？”学生在欢快的情绪中积极思考，他们的回答就是对信息的解读。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时局的影响，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或类民族国家都面临内部区域分类的问题，并因各自的文化背景而形成不同的分类叙述方式。在传统中国的历史空间叙述中，边疆往往附属于中心区域的叙述逻辑，在以“人群”治理为旨归的治理需求下，对于边疆空间的认知附着在对生活在当地的民族的认知基础之上。 在这种情况下，边疆自然是随着相应人群群体的变化而流动，无法进行完全固定化的区分。即便到了清朝，疆域范围大致底定，在理藩院的治理范围（“疆理”）部分，则分为内蒙古部落（卷963）、外蒙古喀尔喀部（卷964、965）、青海蒙古部落、西套额鲁特部落、额济纳土尔扈特部落、伊犁四路各部落、科布多所属各部落、察哈尔各部落、黑龙江将军所属各部落、塔尔巴哈台所属各部落、唐努乌梁海部落、游牧喇嘛部落、回部、西藏（以上为卷966）。③ （清）会典馆编：《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赵云田点校，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 在这种叙述框架下，虽然在各卷已经隐约出现了“蒙古”“回部”和“西藏”的区域分类，但这一分类仍然建立在对“属民部落”的分类管理基础之上，对于具体的区域空间并未有明晰的认知与分类。在民国肇建之后编成的《清史稿》中，《地理志》对于边疆区域有如下论述：“太祖、太宗力征经营，奄有东土，首定哈达、辉发、乌拉、叶赫及宁古塔诸地，于是旧籓札萨克二十五部五十一旗悉入版图。世祖入关翦寇，定鼎燕都，……统御九有，以定一尊。圣祖、世宗长驱远驭，……又有新籓喀尔喀四部八十二旗，青海四部二十九旗，及贺兰山厄鲁特迄于两藏，四译之国，同我皇风。逮于高宗，定大小金川，收准噶尔、回部，天山南北二万馀里氈裘湩酪之伦，树颔蛾服，倚汉如天。自兹以来，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莫不稽颡内乡，诚系本朝。……穆宗中兴以后，台湾、新疆改列行省；德宗嗣位，复将奉天、吉林、黑龙江改为东三省，与腹地同风：凡府、厅、州、县一千七百有奇。自唐三受降城以东，南卫边门，东凑松花江，北缘大漠，为内蒙古。其外涉瀚海，阻兴安，东滨黑龙江，西越阿尔泰山，为外蒙古。重之以屏翰，联之以昏姻，此皆列帝之所怀柔安辑，故历世二百馀年，无敢生异志者。”④ 赵尔巽等：《清史稿》志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这一叙述则将边疆区域放到清朝历史演进的时间维度中加以叙述，但依然没有从整体上将边疆区域以空间的方式进行类型化的划分，而是以文化区域多样性来体现边疆的空间特质。这种清朝统一语境下的独特性，构成了理解“中华民族”近代转变的重要因素。
三、基于“地”的团结：“中华民族”的地缘基础
人都是生活在土地上的，民族也有其生活的地理空间。在中国历史上，以蒙古高原为例，就曾经生活过诸如匈奴、柔然、突厥等如今已经消失的民族，但其生活的地理空间依然延续了下来，成为中国历史疆域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奠定了我们认知“中华民族”生存空间及其发展脉络的重要地缘基础。历代王朝在鼎革之际，都会在继承前朝民众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对于前朝版图的继承，而中华民族的古代发展也正是在这些屡次被继承的版图空间中实现的；从更具针对性的意义来说，各个边疆区域都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生成提供了必需的地理空间，这种地理空间的历史性延续又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与传承提供了充分的时空保障。对此，费先生指出：“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②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4页。 这为我们从地理空间的角度理解中华民族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
山与水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要件，呈现了文化认知中地理因素的重要性。从一般意义上说，地理因素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极为深远，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中深厚的舆地学传统，这种传统经由对地域空间的区域分类与治理手段，型塑了我们关于内外部世界的理想模型。如《尚书•禹贡》云：“中邦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这种以地理距离加以空间类型化区分的理想模式，虽然无法与真实的地形地貌全然匹配，但依然内化为一种以“中邦”为核心的对于周边区域与空间关系的想象，植根于后世的历史记述与政治实践当中，并将这种空间划分与族类治理联系到一起，从而呈现出古代中国对于中心与边缘区域各个族类群体的认知与治理状态，并经由档案、史料的记述与流传，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古代状态的知识基础。当然，这种认识可能是不完整的。而在这一过程中，对中国内部的区域地理逻辑及其历时性变迁的揭示，将会为我们呈现出一种具有时间维度的边疆区域行政地理组织变迁图景，同时展现这些变迁图景中所暗含的治理思想与实践形态。值得注意的是，要理解这种独特的地理关系，就必须面对一个非“中邦”区域所具有的“边疆性”问题。所谓“边疆性”，即某一区域在中国历史与现实空间中所处的结构性附属关系，及其在这种关系中具有的反馈性与主体性，即它既处于地理层面的边缘性位置，但本身具有影响中心及其政策的重要能力。① 袁剑：《从一般思想史到边疆思想史》，《读书》2019年第11期。
清代在构筑这种“地”的团结中具有重要意义。“清代自顺治入关，历经康熙、雍正两朝，迭破噶尔丹及罗卜藏丹津诸叛酋，乾隆继之，国威远镇，既荡平准噶尔，复戡定回部之乱，又因西追叛酋，遂耀武边外，于是西域诸回部，若巴勒提痕、爱乌罕、拔达克山、布哈尔、博洛尔、塔什干、安集延、浩罕东西、布鲁特左右、哈萨克及坎车提等皆来朝贡，比于藩属；而南方诸国若安南、缅甸、暹罗及西藏边外之廓尔喀、布鲁克巴、锡金亦皆内附，即南洋之苏禄等地咸远渡重洋，贡献不绝，清代之版图至此极大矣。”②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11-212页。 清朝辽阔的疆域版图，最终奠定了当代中国的版图基础，并成为我们认识和理解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的基本框架。
“中国以民族协和而统一，欧洲以民族冲突而分裂。”②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边政公论》第一卷第五、六合期，1942年1月。 中国的悠久历史既印证了我们团结起来、共同奋斗的必要性与必然性，也为我们思考和分析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历程提供了充满张力的时间轴线。
费孝通先生综合中国的历史经验与时代背景，在前辈思考和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念，为我们理解和认识“中华民族”及其共同体提供了坚实的框架。他在系统的论述中指出：“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因为这些加在一起的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由于他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成了中华民族，一个高层次认同的民族。……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③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代序”第13页。 费先生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认为同一民族集团的人大体上总得有一定的文化上的一致性，那么我们可以推定早在公元前6000年前，中华大地上已存在了分别聚居在不同地区的许多集团。新石器时期各地不同的文化区可以作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起点。”④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6页。 可以说，不管是在古代文明源起的阶段，还是在对于中华民族内部层级的认知中，不同的“人”的群体的团结，始终是贯穿中华民族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也是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内涵与外延的题中应有之义。
文明研究大家汤因比在他年轻的时候曾作为记者探访过20世纪初的近东，这段经历为他日后系统思考文明的相关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在考察后的回忆录中写道：“近代西方文明的每一次进步，并不是发生在曾养育了其祖先的希腊和意大利南部，而是发生在罗马帝国边缘省份的处女地。甚至连近东文明也是在远离古代希腊文化中心的安纳托利亚内部开始，并在淳朴的斯拉夫人中间扩展。归属于中东文明的地点从不曾闲置过，尽管中东文明的祖先并不曾占据这些土地。为了征服并吸收如近东和印度那样脆弱、自以为是、排外的社会，对于任何年轻的文明而言，这都是一项艰巨的事业。而邻近的西方文明正走向全盛，使得他们的努力危机四伏。”② ［英］阿诺德•汤因比：《文明的接触：希腊与土耳其的西方问题》，张文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4页。 他敏锐地意识到，曾经一度压制欧洲并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在近代日渐衰落，并受到重新崛起的西方文明的巨大挑战，最终在20世纪初期彻底分崩离析，曾经的荣耀也随着疆域版图的分裂瓦解而一去不复返。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老的中国虽然也经历了丧权辱国的苦难岁月，但经由全国人民的努力，经清末而至民国，依然基本保全了原有的庞大疆域版图，并一直延续至今。我们发现，与土耳其的情况相比，中国具有凝聚力的一大因素就在于历史疆域版图的基本维系，以及在这种基于“地”的团结基础上的共同努力。
yi=β0+β1ix1+β2ix2+β3ix3+α1iz1+α2iz2+α3iz3+α4iz4+α5iz5+α6iz6+α7iz7+εi
除了费先生的这一经典论述之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吴泽霖先生对于中华民族的相关论述。他结合自己数十年来的观察、调查和研究中所发现的一些现象，具有启发性地指出：“在我所接触的民族中，大多数群众缺乏一种超越自己小集群的高一层次的大集群的隶属感。……那时在他们中，多数人……不能理解超乎他们之上的‘民族’这一概念和它的作用。如果再扩大、再提高一个层次到‘祖国’或‘中华民族’，对这些概念的认识就更模糊了。……中国是世界上罕见的一种国家模式：土地面积如此辽阔，民族如此众多，……整个国家有如一所社会发展史缩形的博物馆。然而，千百年来，民族之间除短期和局部发生过一些矛盾外，尽管彼此关心不够，却始终局面稳定、相安无事，没有出现像欧洲和南亚次大陆上的那种斗争频繁、四分五裂的局面。这是民族关系上罕见的奇迹！……当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前哨已经触及到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时候，我们应该立刻行动起来，彻底批判过去错误的政治构思，积极提倡和宣传民族一体、共建祖国的思想，建立各民族对国家共尽义务、共享权利的体制，这是立国的基础，各族人民对它应有清醒的认识”。 ① 吴泽霖：《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年，“自序”第2-5页。 从作为小集群的“民族”逐步团结为“祖国”或“中华民族”，这种认知是吴先生所经历的时代巨变的鲜明写照，也为我们从“人”的团结的维度理解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提供了新的思想与实践资源。
从前述两部分可以发现，基于历时性联系的“人”的团结与“地”的团结，最终构成了“中华民族”这一作为中国大地上生活着的人群共同体的两大基础，缺失其中的任何一方面，都会对我们理解和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性与现实性产生不利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要更好地理解历史上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当代性之间的内在关联，我们就必须思考和认识“人—地关系”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从而一方面理解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历程，而在另一方面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在当代所呈现的现实共同体特征及其外在呈现方式。
四、“人—地关系”与边疆思想史尝试：理解“中华民族”的古今关联性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①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6页。 费先生的这一论述明确指出了近代在具有整体性的“中华民族”塑造过程中所具有的标志性意义。在全民族抗战的岁月里，当时的中国学人兴起了边政研究的热潮，并在探索中国历代疆域变迁的过程中，发出这样的感慨：“吾人处于今世，深感外侮之凌逼，国力之衰弱，不惟汉、唐盛业难期再现，即先民遗土亦岌岌莫保，衷心忡忡，无任忧惧！窃不自量，思欲检讨历代疆域之盈亏，……虽一寸山河，亦不当轻轻付诸敌人……”②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第3页。 在这里，“先民”与“山河”联系到一起，“中华民族”与“中国大地”联系到一起，彼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数据挖掘是指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前所未知、可能有用但隐藏的信息的过程。数据挖掘是基于统计学、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数据库等的交叉学科，涉及很多算法，有着广泛的应用。根据数据挖掘方法来分，可分为机器学习方法、深度学习方法、统计方法和数据库方法等。
当然，在这种对“人—地关系”的理解中，近代和当代都呈现出了新的样态，因此也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与阐释的新素材。在近代，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全民族抗战热潮的兴起，当时的中国学界逐渐突破了之前对于中国人范畴的旧有认知，逐渐意识到“边疆”与“海外”群体的重要意义，进而将其看成构筑现代化的“中华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正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边政学的开创者吴文藻先生指出：“中国方面，过去最当注意者，首推中华民族之形成史，是即一向边疆，一向海外，两路自然发展的史实，其中尤须追溯此族迁徙混合的迹象，移殖屯垦的功绩。其次，则为历朝御边理藩的积业，……乃至中原农业文化与边疆畜牧文化冲突混合的历程。现在急需瞭解者，自然一面是海外华侨现状，一面是边疆实际情况。”他进一步认为：“对于边疆文化，因势利导，使之与中原文化混合为一，完成一个中华民族文化，造成一个现代化的中华民族国家。”③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 他的这一看法超越了对中原文化的单一化认知，为在当时和现在的新背景下理解更具全球性与跨国性的华人华侨、跨界民族等议题提供了新的路径。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城市化也在进一步推进，城市语境与流动社会如何纳入中华民族的话语框架与实践当中，也将折射出至关重要的“人—地关系”问题。
总之，在“人”的团结的基础之上，更好地理解“地”的团结以及“人—地关系”的新逻辑，将是我们进一步深化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的重要方面。在此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对地方区域、尤其是边疆地区如何进入或构成统一的疆域空间，形成一个具有逻辑性和历史性的叙述框架，从而确立起关于“地”的团结的话语基础。
作为一种在中国历史空间中构筑具有连续性与关联性的边疆区域整体叙事框架的尝试，“边疆思想史”试图构筑的是非区域和超区域层面的结构思想叙述，它不单单局限于对中央王朝关于边疆区域及生活在这些区域的各民族的治理策略与思路的梳理与考察，而是建基于对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中原—边疆关系认知框架及其内部群体与政策互动关系的整体关系结构， 其中特别关注中央政权的边疆政策在边疆区域内部的创造性转化与在地化实践问题，以及在这种转化与实践中所形成的内部关系逻辑与内在网络。它着重于“多元一体”中的“多元”间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与“一体”之间的结构性互动，着重于“满天星斗”中的“星斗”间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整个星空格局的影响，着重于“重瓣花朵”中的“重瓣”间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整朵花盘产生的作用。通过理解以边疆为对象的外围关系格局，进而阐释其与内部核心区域的结构性链接，从而形成更具普遍性和解释力的中国内部区域互动框架与动力机制，① 袁剑：《边疆思想史——理解中国及其时空构成的一种可能路径》，《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 进而让我们进一步弄清楚，“地”的团结是如何从古自今得以实现的，“人—地关系”是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历史中得以维系并越来越紧密，最终构成当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祖国始终与我们同在，中华民族始终与我们同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伟大的祖国，幅员辽阔，文明悠久，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们发展的巨大优势。”②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http：//www.xinhuanet.com//2019-09/27/c_1125049000.htm。 祖国的辽阔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发的，自古以来，中原与边疆地区的民众就形成了互动交流的格局；而伟大祖国的灿烂文化也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也构成了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内在根源；此外，伟大祖国的精神也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③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中华文明历千年而不衰，历苦难而坚韧，历危亡而崛起，在于我们作为中华民族之一分子的团结，在于我们生活着的土地的统一，在于我们认识到人与地的不可分割、中华民族与中国大地的不可分割。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519（2019）06-0090-07
收稿日期： 2019 - 10 - 27
基金项目： 2019年度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青年项目“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经验研究”（2019-GMC-001）；中央民族大学2019年度“中央民族大学双一流建设资金”民族学学科经费资助
作者简介： 袁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教育部基地）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边疆民族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董宇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