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社会资本与条件合作——基于传统实验和人为田野实验的对比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田野论文,资本论文,条件论文,传统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中，合作等违反“经济人”经典假设的亲社会行为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实验经济学更是推进了基于公共品自愿提供机制(Voluntary Contribution Mechanism，VCM)的条件合作研究(Keser and Winden，2000；Fischbacher et al.，2001；Heldt，2005；
，2007；Kocher et al.，2008；Fischbacher and
，2010；Fischbacher et al.，2012)。Fischbacher et al.(2001)在实验研究中开创性地将合作类型分为四种，包括搭便车者、条件性合作者、驼峰型合作者和“其它”(以下简称FGF分类)，从而首次定量分析了公共品合作行为中个体的社会偏好异质性，并引发了大量关于条件合作的文献(Houser and Kurzban，2003；Kocher et al.，2008；Herrmann and
，2009；Rustagi et al.，2010；
et al.，2012)。条件合作指人们根据对其他合作方在不同条件下合作水平的信念(beliefs)①来确定自己的合作水平(Fischbacher et al.，2001)②，
(2007)和Chaudhuri(2011)对条件合作进行了综述。 对合作问题的经济学实验研究由来已久，但早期的经济学实验大多使用学生作为被试，而条件合作的相关研究也不例外。使用学生被试最大化了研究的内部有效性(internal validity)，但由于其“WEIRD”(Western，Educated，Industrialized，Rich and Democratic)特征，即被试具有“西方、受过良好教育、工业化、富裕、民主”的背景(Henrich et al.，2010a，2010b)，使得学生样本和现实人群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实验结果在外部有效性(external validity)方面备受质疑(Harrison，2005)。实验的外部有效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群有效性(population validity)，二是生态有效性(ecological validity)。事实上，以学生为被试的跨文化实验就已经涉及到条件合作的生态有效性问题。比如，Kocher et al.(2008)发现学生的条件合作行为在欧、亚、美洲三个大陆具有普遍性，但是随着文化的不同而变化。从人群有效性来看，学生被试和其他群体被试有着显著的不同。比如，研究发现首席执行官们比大学生表现出更多的信任和可信任性(trustworthiness)(Fehr and List，2004)，工厂的社会情境使得工人的行为比学生趋向于更公平和更多分享的表现(Carpenter et al.，2005)，以及学生和农民两种群体之间在公共池塘资源实验中合作行为具有差异(Cardenas，2005)。除了受年龄、学历、性别以及宗教信仰等人口学因素的影响，不同群体被试还受到信任和社会网络等社会资本以及正式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都可能使学生被试结果在一般化过程中受到质疑。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作为规范个体行动的各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合作等亲社会行为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其中，在大多数场合起主要作用的还是非正式制度(North，1990)。社会资本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其对合作水平的影响已经被问卷调查(Knack and Keefer，1997)和实验诱导(Anderson et al.，2004；陈叶烽等，2010)所证明。由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不同的人群可能会有不同的影响，因此我们基于学生和工人被试分别进行了传统实验室实验(conventional lab experiment)和人为田野实验(artefactual field experiment)(Harrison and List，2004)，并在实验中引入外生、内生惩罚制度(正式制度)，同时在问卷中引入对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的调查，基于在两个实验地点取得样本容量较为可观的数据进行定量对比分析。③我们围绕条件合作的人群有效性问题，重点分析了条件合作的普遍性以及惩罚机制和社会资本对合作水平的影响。 本文其余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进一步述评相关文献并提出待检验假设，第三部分介绍实验设计，第四部分分析实验结果并检验假设，第五部分进一步讨论。 二、文献述评与研究假设 条件合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研究价值。一方面，条件合作具有互惠偏好、利他偏好等亲社会偏好所没有的理论解释优势(Keser and Winden，2000)，而在声誉、互惠、不平等厌恶等关于合作行为的多种理论解释中，都能看见条件合作的影子。许多公共品自愿提供实验发现，被试以组内其他人上一期的贡献水平为基准来决定自己的贡献水平(Croson and Buchan，1999；Keser and Winden，2000；Neugebauer et al.，2009)，而Croson(2007)发现，当被试知道组内其他成员贡献水平的分布时，会靠近中位数或者平均贡献而不是最高或最低贡献水平来提供自己的合作水平。尽管Croson et al.(2005)和Croson(2007)等文献将条件合作等同于互惠，但条件合作中的自我服务倾向并不能够用互惠偏好来解释(Neugebauer et al.，2009)。利他主义视角看似一种无条件的合作，但却很难解释为什么重复实验中公共品贡献不断下降，以及博弈终结前合作水平为何会急剧下降(Keser and Winden，2000)。另一方面，条件合作还用于田野实验中研究公共品自愿提供等合作问题。比如，Frey & Meier(2004)在慈善捐款实验中验证了条件合作的存在。Heldt(2005)在研究跨国滑雪者在滑雪道自愿贡献现金的实验中，通过改变关于其他人行为的信念，发现收到其他人行为信息的组群中的个体贡献比例显著地更高。Rustagi et al.(2010)对埃塞俄比亚49个集体的实验研究发现，条件合作者比例更高的集体在森林公共资源管理中更为成功。 (一)条件合作的普遍性和稳定性 条件合作行为及其类型可能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Suzuki et al.(2011)认为很多行为实验证实了人类和某些动物事实上是条件合作者，无需亲属关系或者纯粹利他偏好的假设就能解释合作的演化。由于条件合作的普遍性，人们开始将合作倾向作为一种社会偏好来研究(Volk et al.，2011，2012)。基于重复博弈等多种设计的实验研究初步证明了条件合作偏好本身的稳定性(Fischbacher et al.，2001；Fischbacher and
，2006)。对FGF个体合作类型稳定性方面的研究，可以分为纵向和横向稳定性两方面(Volk et al.，2011)。纵向稳定性，即基于跨期的相同实验来研究个体的条件合作偏好类型在不同时期间的稳定性，得到了实验的支持(Muller et al.，2008；Volk et al.，2011)，其中结合大五性格模型(Big-Five model)的实验研究发现亲和性(Agreeableness)能够解释个体偏好类型的稳定性，从而为偏好类型稳定性找到心理基础(Volk et al.，2012)。横向稳定性即在同一实验局中设置不同的或相近的实验，以判断条件合作偏好类型在不同情境下的稳定性，这也得到了实验的支持(Kurzban and Houser，2005；Fischbacher and
，2010；Fischbacher et al.，2012)。条件合作的稳定性还经受住了跨文化的考验，在跨文化实验中FGF各合作类型的比例大致相似(Kocher et al.，2008)。基于中国被试的最新研究也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周业安等，2013)。另外，Rustagi et al.(2010)也证明了个体条件合作类型在实验室和现实生活中的一致性。 以上文献基本上都使用学生作为被试，虽然有少量研究使用了非学生被试(Heldt，2005；Rustagi et al.，2010)，但并没有和学生被试进行对比研究。我们推测在同一种文化不同背景的人群中，条件合作的类型也可能具有稳定性和普遍性，但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条件合作水平可能会有群体间的差异。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待检验假设： 假设1：条件合作偏好具有普遍性，在学生和工人被试之间条件合作类型稳定地保持一致，但条件合作水平不一致。 (二)惩罚与合作水平 Fischbacher et al.(2001)的贡献函数模式基于Selten(1967)的“策略性方法”(strategy method)对合作类型进行区分，具有开创性。他们不仅诱导出了合作偏好(
et al.，2012)，而且通过剥离影响合作水平的短期外在因素得到一个静态的和相对纯粹的“内核”测度结果，从而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基础(Kocher et al.，2008；Herrmann and
，2009；Rustagi et al.，2010；
et al.，2012；周业安等，2013)。长期来说，个体的合作行为可能会和正式、非正式制度相互影响，即不仅内在的合作偏好会影响制度的形成和演变，而制度也可能会对合作偏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短期而言，内在的合作偏好是稳定的，不会轻易受外界条件的影响，观察到的合作水平是内在的合作偏好和外在的社会规范、制度等广义“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实验经济学中，正式制度主要是以惩罚机制来体现的。经济学实验证明，惩罚是一种能够维持合作的有效机制(Ostrom et al.，1992；Fehr and
，2000；Chaudhuri，2011)。尽管学生和工人的人口学特征和社会背景不同，但惩罚机制都会改变人们的预期和信念，从而促进合作。对于同样的两个惩罚措施，如果其中一个由外生给定，而另一个由内在制度选择过程产生，合作水平似乎应该无差异。但最新的少量研究发现，内生的制度选择过程相对于外生制度对合作水平会产生正向作用，这被称为“内生溢价”(Endogenous Premium)(Dal Bo et al.，2010)④，并得到公共品实验证据的支持(Sutter et al.，2010)。因为内生的制度选择过程，比如采取投票机制来决定是否实行惩罚，可能会更好地传递合作者数量的正向信号(Dal Bo et al.，2010)，从而促进合作。但外生和内生的惩罚机制对于不同群体合作水平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目前还缺乏充分的证据。由于学生和工人的社会背景不同，内生惩罚机制带来的信息效应可能会对他们的决策产生不同影响，从而形成不同的内生溢价。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惩罚制度可以显著提高合作水平，但内生和外生惩罚制度对学生和工人合作水平的影响不同。 (三)社会资本与合作水平 在影响合作水平和外部有效性的各种因素中⑤，一般信任(General Trust)(Fukuyama，1995)和社会网络等作为社会资本的非正式制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信任会降低交易成本，减少社会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性，从而为合作建立基础(Fukuyama，1995；Nooteboom，2002)。⑥实验经济学也提供了经验支持。比如，Bouma et al.(2008)发现，以信任博弈中的平均送出数量来测量的社会资本是决定印度社区资源管理成功的主要因素；Anderson et al.(2004)的实验表明，信任、社会参与等社会资本能够促进公共品的提供。一般信任和社会网络对合作的影响也常常反映为身份识别(Identity)效应，并通过影响信念来影响人们的合作水平。比如，Castroa(2008)发现将英国人和意大利人分在一组后的合作水平比他们按各自国家分组要更低，这主要体现了一般信任的作用；而Ruffle & Sosis(2006)的实验发现，比起周边的一些现代城镇，基布兹(Kibbutz)成员之间更合作⑦，则主要体现了社会网络的作用。由于学生与工人的社会背景不同，一般信任和社会网络对他们合作水平的作用可能有所不同。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待检验假设： 假设3：由于学生和工人的社会背景不同，因此一般信任和社会网络等社会资本对他们的合作水平有不同的影响。 条件合作研究大多以FGF的合作类型为基础，而且大多使用传统的“学生+实验室”的实验方法。由于一般信任和社会网络等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以及惩罚机制(正式制度)可能会使得工人、农民等其他社会群体和学生之间合作行为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学生被试显然限制了实验结论的一般化。本文以人群有效性为核心，围绕着条件合作的普遍性以及惩罚机制和社会资本对合作行为的影响，设计了基于学生的标准实验和基于工人的人为田野实验进行对比，对上述假设进行了检验和分析。 三、实验设计 实验由传统实验室实验和人为田野实验两部分组成。学生被试在超过2万全日制在校生的北京师范大学通过互联网和食堂、商店门口张贴广告的方式招募，由自愿参加的本科生和硕士生组成，实验于2011年11月在教室进行。工人被试来自湖北某市的一个集团公司，通过口头广告通知，按照完全自愿的原则招募工人被试。集团在当地的工人总数有5000多人，按自愿原则招募150个被试相对容易。工人实验于2011年12月在该公司招待所的会议室进行。学生和工人各组织了5局(session)实验，每局30人参加，分为10组，每组3人⑧。参与实验的被试一共300人，得到299个被试的观测值，其中学生150人，工人149人。⑨学生被试被完全随机地分入各个实验局次；工人则因为来自同一个公司所属的几个工厂，而且只有来自同一工休时间段的工人才能参加同一局实验，所以在一个实验局中他们熟识的可能性相对更大。这种实验设计可以在相对高信任水平人群的田野实验中检验标准实验结论是否具有人群有效性。参加同一局实验的30个工人也全部随机分入10个小组中。 为了和工人的田野实验保持一致，学生和工人的实验均采用相同的纸笔实验形式，而且两地实验的组织实施者也完全相同。每局实验过程都配合了大面幅的海报来讲解，便于被试理解。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严格禁止被试间的交流，如果有疑问，被试须举手示意，由实验助理单独解说。每个被试都要通过几个控制问题的测试，在所有被试正确回答了控制问题后才开始分发问卷，以保证他们对实验的正确理解。 每个被试的出场费为10元人民币。在每个博弈开始前，被试均先获得10个点的禀赋，每个点换算率为1元人民币。为了避免声誉效应，告知被试每一个博弈都将全部重新分组，组内成员相互匿名，且不知道其余组员在实验中的任何决策。在实验结束后将由随机选取的一位被试当场抓阄选取3个博弈进行支付，以保证被试能用同样认真的态度对待每个实验。本实验的基本博弈是公共品自愿提供，支付函数如公式(1)：
其中，
为个人i最终得益，
是个人i向公共账户贡献的公共品数量，j代表小组内的个体。个人i的占优策略是不合作，即
=0，纳什均衡下个人得益为10，而完全合作情况下个人最优得益为15。 每局实验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设计类似Fischbacher et al.(2001)，使用“策略性方法”(Selten，1967)来测试被试的个体合作偏好。决策是标准的线性非重复公共品博弈(Ledyard，1995)。每个被试需要先决定从他们10个点的禀赋中往公共账户中贡献多少点(即无条件性贡献)，然后，针对组内另两个成员可能的11种平均贡献水平(0—10，取整)，分别决定贡献多少点(即策略性条件贡献水平Cond)。与Fischbacher et al.(2001)的设计一致，支付时实验者从每组中随机选取一人作为条件性贡献者，另外两人则作为无条件贡献者。第二阶段是关于公共品的惩罚、投票等的博弈：(1)无惩罚制度(ExoNoLaw)，这等同于前述的基本博弈，即一般的公共品自愿提供。(2)外生惩罚制度(ExoLaw)，即如果任何成员对公共账户的贡献少于10，则在本次博弈中扣除该成员2个点的得益⑩。(3)内生惩罚制度(Endo)，这一轮博弈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投票表决是否对贡献额低于10点的成员实施扣除本轮收益2个点的惩罚规则，如果小组中至少2人同意惩罚，那么惩罚制度将实施；其次，每个人针对三种可能的情况来决定自己的公共品贡献数量：即小组中另外两个人均不同意实施惩罚(Endo0)、有一人同意实施惩罚(Endo1)、均同意实施惩罚(Endo2)。 Cond利用策略性方法剥离了短期的外界因素影响，可能体现内在的合作偏好，而ExoNoLaw则掺杂了短期的外界因素尤其是非正式制度如社会资本的影响。ExoLaw(EndoLaw)则是合作偏好受到短期的外界因素和外生惩罚制度(内生惩罚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参加实验的150个学生被试相互之间很少认识，在实验中影响他们的社会资本可能是一般信任。工人相互熟识的可能性较大，影响他们的社会资本可能是社会网络。 实验的每一个博弈都只有一个回合(round)，即都是一次性(one-shot)实验，不是重复实验。为避免顺序效应(Order Effect)及其中可能含有的学习效应(Learning Effect)，我们在不同局次的实验中，对各博弈进行随机化，使之尽可能地分布均匀(11)。实验结束后，被试填写一份问卷，包括人口学变量、实验态度、社会资本和价值观等方面内容。整个实验加上问卷调查共持续2—3小时，结束后被试逐一进入封闭的房间凭被试号领取被试费。被试的平均收益为82.2元(含出场费)，超过工人的半天工资。 四、实验结果与假设检验 我们先对被试的合作类型进行分类和初步分析，然后对3个假设逐一进行检验。 (一)个体合作偏好与合作类型 按经典的FGF分类标准(Fischbacher et al.，2001)，我们根据被试在0—10共11个策略性条件上的贡献水平，将其合作偏好分为4种类型：纯搭便车型(每个条件上的贡献均严格为0)、条件合作型(与其他成员贡献水平正相关，且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在0.01水平上显著)、驼峰型(自己的贡献先随着别人的贡献上升而上升，但上升到一定水平后呈下降趋势)(12)和“其它”型，结果见表1。现有相关文献一般都是基于学生被试，我们的结果显示：相对于工人，学生各类型的比例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结果更接近，但具体分布有跨国差异(Fischbacher et al.，2001；
，2007；Kocher et al.，2008；Herrmann and
，2009；Rustagi et al.，2010；Vollan et al.，2013；周业安等，2013)。
可以看到条件合作型在两个群体间的差异很小，“其它”型和驼峰型是造成群体差异的重要来源，但按经典的FGF分类难以解释。而且，FGF的这两种类型中合作水平很高的或搭便车倾向强的被试都较多，在FGF标准下划为同一类型不太合理。因此，我们尝试对Fischbacher et al.(2001)的分类进行改进(以下简称FGF1)：使用被试在0—10各个条件水平上公共品贡献的算术平均值(CondAvg)来测量平均的策略性条件合作水平(13)，并将其小于等于2的归为搭便车类型，大于等于7的归为高度合作型。(14)在Rustagi et al.(2010)对搭便车者的划分中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余下的条件合作者归入新的条件合作类别，而剩下的“其它”型和驼峰型合并为新的“其它”型。(15)“其它”类型的特点是公共品贡献的斜率接近或等于0，这和周业安等(2013)关于“其它”类型的描述是一致的。
(二)假设检验1：条件合作的普遍性和稳定性 从表1、2中可以看到，工人和学生条件合作类型所占的比例很接近，但其余三种类型的比例和合作水平都有较大的不同，而这种差异并不能用跨国文化差异来解释。条件合作型在两个子样本中具有很强的共性。 实验结果1：条件合作现象具有普遍存在性。学生和工人两个样本整体上都呈现条件合作趋势，且条件合作类型所占的比例以及策略性贡献水平都最接近，但类型分布和策略性条件合作水平有显著的差异。 (三)假设检验2：惩罚机制如何影响合作水平 正式制度尤其是惩罚机制可能会改变人们的预期和信念，从而促进合作。表3按FGF1分类，分别列出了学生和工人在各种情况下的公共品供给水平及投票惩罚倾向，结果显示：从受到非正式制度(社会资本等)影响的无惩罚ExoNoLaw，到受到外生惩罚机制影响的ExoLaw，以及内生惩罚机制的Endo0、Endo1和Endo2，都意味着不同的外部条件，从而人们的预期和信念会相应地改变，合作程度也会不同。一方面，不管外生还是内生的惩罚机制会普遍地提高合作水平，但对不同条件合作类型的影响不同；Endo0、Endo1到Endo2逐渐增大，这个现象可能揭示，在内生的惩罚机制下，个体的合作水平会随着群体惩罚倾向的增长而提高。另一方面，合作强度高的群体更倾向于惩罚不合作(或低合作水平)的行为。
表4对ExoLaw的均值是否显著大于ExoNoLaw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与无惩罚相比，外生的惩罚制度能显著地提高个体的合作水平，但高度合作型除外——外生惩罚甚至降低了高度合作者的合作水平。这可能是因为对该类型的人来说，高度合作是一种内在的偏好，是一种自发行为，他们反感强制合作。 实验结果2.1：不管是外生的惩罚机制还是内生的惩罚机制，都能普遍地提高合作水平。合作强度高的群体更倾向于惩罚不合作行为。 由于我们的实验既包含了外生惩罚制度，又有内生惩罚制度，所以我们可以对“内生溢价”(Dal Bo et al.，2010；Sutter et al.，2010)进行检验，即内生惩罚制度是否比外生惩罚制度更能提高合作水平，结果见表5。 表5的结果提供了双向内生溢价的较弱证据：虽然在总体样本和学生、工人子样本中都没有发现显著的内生溢价，但总体样本的条件合作类型有显著的正向内生溢价。有意思的是，学生和工人子样本的搭便车类型都有非常显著的内生溢价，但两者方向相反，学生样本是正向，而工人样本是负向，这可能与学生、工人两个群体的特性有关：工人尤其是搭便车类型更愿意接受自上而下的制度权威或者约定俗成的规范合作，而不是经过实验者规定的“民主过程”形成的制度，这与Vollan et al.(2013)的发现是较为一致的。而学生样本的搭便车类型则与此相反。学生的合作更多是基于大群体的一般信任，同时更能接受民主理念，对他们来说，投票机制更多地传递了合作者数量的信号(Dal Bo et al.，2010)，因此内生的制度可能会更好地促进合作。工人被试中的社会资本主要是基于小群体的社会网络，他们有更强的惩罚意愿以维护群体的合作规范和高水平合作，而从外生制度转换到内生制度过程中带来的社会网络中共同知识的破坏，可能抵消了“民主”投票过程带来的信息效应等有利因素(Dal Bo et al.，2010)，形成负的内生溢价。 实验结果2.2：合作实验的惩罚制度存在内生溢价，但不同群体的溢价可能方向和机理不一致。内生惩罚制度对于提高学生合作水平有较为正向的作用，但对于工人来说则比较负向。这可能与两个群体的不同特性有关。 (四)假设检验3：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合作水平 社会资本对合作水平有很大的影响，为了研究社会资本在合作中的作用，我们对实验结果进行了回归分析。 1.变量描述和回归模型设定 我们测量一般信任所使用的问题和世界价值观调查WVS(World Values Survey)类似，主要包括个体信任、公平、助人态度3个方面的4个问题。WVS是态度调查而不是行为调查。本文使用态度测量是合适的，因为态度测量并不弱于行为测量(Anderson et al.，2004)。基于中国被试的研究也发现，通过调查问卷和实验这两种方法测度的信任水平存在内在一致性(陈叶烽等，2010)。以往的研究还发现，信任和公平两个问题联合而不是分别对公共品的贡献相关(Capra et al.，2008)，将信任的相关变量分开回归，结果是各不相同的(Anderson et al.，2004)，而研究表明这3个方面的变量可以构造一个综合的信任指数(陈叶烽等，2010)。因此，我们使用因子分析提取共同的公共信任因子测量一般信任。此外，控制倾向、集体主义这两个变量也采用了因子分析。其余变量含义和描述性统计见表6。我们以一般信任和社会网络为关键变量，使用包括人口学变量在内的可能影响合作水平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模型设定如下：
被解释变量
为被试i的公共品贡献水平(CondAvg或ExoNoLaw)，
为社会资本向量，包括一般信任(trust)和社会网络(lnnet)，
为共同的控制变量，
为随机扰动项。鉴于学生和工人子样本的差异较大，我们对子样本分开进行OLS回归。由于因变量取值都被限制在[0，10]区间，我们还使用了Tobit模型进行回归，类似的处理也见于Anderson et al.(2004)等。回归结果相当稳健。许多变量与合作水平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影响机理比较复杂，我们主要分析它们之间的相关性。
2.社会资本作用的回归分析 从作为策略性内在偏好的CondAvg到外在的ExoNoLaw，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产生了作用。由表7可知，在学生中高度合作型的一般信任大大高于其它类型，但其社会网络处于最低。工人则相反，其高度合作型的一般信任并不是最高，但其社会网络的均值最大。这说明在学生被试中，一般信任可能是促进合作的重要因素，社会网络相对不重要，而对工人则刚好相反。
表8的回归结果和表7是一致的：学生的一般信任在对CondAvg和ExoNoLaw的回归中都很显著，说明一般信任对学生不仅能影响策略性内在的条件合作水平CondAvg，而且影响在“一般”环境下的合作水平ExoNoLaw，同时，对ExoNoLaw的回归系数大大高于对CondAvg的回归系数，由0.40左右上升为0.66—1.20。工人的一般信任在对CondAvg和ExoNoLaw的回归中均不显著。与此相反的是，学生的社会网络既不影响学生的内在条件合作水平CondAvg，也不影响一般环境下的合作水平ExoNoLaw；而工人的社会网络对CondAvg不显著，但是对ExoNoLaw的回归系数很显著，说明处于高信任环境中的工人受到社会网络的影响可能很大。
我们的结果显示，学生的一般信任可以提高合作水平，这与陈叶烽等(2010)使用中国学生被试的实验结果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我们使用工人被试没有发现显著的影响。这说明，“一般信任促进合作”这一假说的成立不仅可能依赖于信任水平的具体测度方法(陈叶烽等，2010)，而且可能和被试的选取有关。具体而言，对处于更紧密的社会网络中的人群，一般信任可能不起作用，从而可能会影响实验结果的人群有效性。 其它变量的结果显示，学生的惩罚意愿与合作水平CondAvg和ExoNoLaw均显著正相关，而工人的惩罚意愿仅与ExoNoLaw有较为显著的相关关系。这说明，ExoNoLaw可能更多地受到社会规范的影响，而且社会规范可能促进有惩罚意愿的人提高合作水平。学生服从领导人的态度倾向与内在合作偏好CondAvg显著负相关；具有更强自我内在控制倾向(locus of control)的工人和具有更强风险偏好的学生，其内在合作偏好也更强。由于采用回归分析对内在合作偏好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研究还比较新，其中的机理还有待更多的研究来探讨。在我们的实验样本中，性别、婚姻、教育年限和年龄等人口学变量和宗教信仰、集体主义等价值观变量对CondAvg和ExoNoLaw的影响都不显著。(16) 实验结果3：一般信任与学生的合作水平显著正相关，但与工人合作水平无显著关系。社会网络与工人的合作水平显著正相关，但与学生合作水平无显著关系。 由上可见，待检验的假设1、2和3分别得到了相应实验结果的支持。 五、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本文围绕条件合作及其外部有效性提出三个假设，并分别利用学生传统实验和工人人为田野实验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1)虽然不同群体间合作水平存在差异，但条件合作是普遍存在的，而且相对稳定；(2)合作实验的惩罚制度存在内生溢价，但不同群体的溢价可能方向和机理不一致；(3)社会资本与合作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不同群体的影响机理可能不同。 我们的研究显示，在不同人群之间，影响合作水平的社会资本等因素是不同的，合作类型具有异质性，而且惩罚制度的影响机理也有所不同。因此，为了促进合作，我们需要针对不同人群的特点设计有差异的激励机制。在目前中国社会普遍存在道德滑坡、诚信缺乏与合作下降的情况下，这类研究不仅有很强的理论意义，而且也凸显出特别的现实意义。 要维系和提高合作水平，除了非正式制度，还需要正式制度的制约(Chaudhuri，2011)。非正式与正式制度之间如何配合以促进合作，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文对内生溢价进行了讨论，但在微观层面上如何使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协调配合以促进合作，还值得深入研究。如果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不能良好地匹配，那么意愿良好的正式制度在微观层面可能会损害合作水平，这可能是人们在条件合作中信念的下降所导致。比如，Hayo & Vollan(2012)发现，虽然正式规则的引入对提高合作程度很重要，但基础的社会互动比规则的具体形式更重要；Vollan et al.(2013)认为，如果规则和当地的生态规范相抵触，民主投票的规则将是低效的；如果忽视当地社区规范及民主合法化，那些外部旨在保护自然资源的正式规则也将逐渐失去效果(Vollan，2008)。 本文的一个不足之处在于，选取的样本还不够全面。就社会网络而言，工人来自于一个公司工休时间相近的多个班组，社会网络比较密集，而学生来自于一个规模较大的高校，社会网络相对松散，更完美的是增加从不同公司招募的工人和从学生社团招募的学生被试，形成更完整的可对比样本。(17)另一个不足之处是没有对社会资本影响内生溢价的机理进行充分的讨论，这还需要在将来进行更多的实验来检验。 ①将belief翻译为“信念”或许不够准确，因为相关文献中belief的含义更多地具有“相信”、“预期”、“判断”等方面的意思，和中文的“信念”一词不太一致。但目前还没有找到更适合的对应词汇，暂时还是译为“信念”。 ②最早使用条件合作这个术语的是Sonnemans et al.(1999)。早在1967年就有人检验了决策中的条件合作(Bryan and Test，1967)。 ③国内外大多数相关研究的一个共同点是样本量较小，一般小于100，比如Fischbacher et al.(2001)就只有44个被试。 ④也有文献提出“民主溢价”的概念(Democracy Premium)(Hyde，2011；Vollan et al.，2013)，但定义并不统一。为慎重起见，在该概念得到广泛认可之前，我们仍然称之为内生溢价。 ⑤影响合作水平的因素不仅包括个体因素，如利他偏好、不平等厌恶等亲社会偏好(Anderson et al.，1998；Fehr and Schmidt，1999)，以及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等人口学因素(Sutter and Kocher，2007；Andersen et al.，2008)，还包括文化、社会资本等社会因素(Levitt and List，2007)，以及正式制度(Fukuyama，1995；Knack and Keefer，1997；Rustagi et al.，2010)。 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信任和合作是一对紧密联系的概念(Knack and Keefer，1997)，而且很多文献直接以合作水平来测量社会资本——基于“社会资本促进合作”这一假说，但严格来说合作本身并不是社会资本，而只是社会资本如规范、信任和社会网络等的现实产出。我们所指的社会资本并不包括合作。 ⑦以色列基布兹是仍然保持集体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内部实行“各尽所能、平均分配”分配原则的集体合作农场。 ⑧设置为3人一组是为了投票表决能够顺利进行。 ⑨在工人的某一个实验局中，只有29人完成了实验，其中有一位被试中途退出。但我们进行的是匿名分组，故可继续完成实验，该实验局的结果仍然有效。 ⑩这是非阻止性惩罚(non-deterrent sanctions，也称为mild law)(Tyran and Feld，2006)。从理性人视角看，不会改变均衡结果。 (11)此处为节省篇幅，实验顺序表可向作者索取。 (12)又称为三角型合作者(
，2007)，或倒U型合作者(周业安等，2013)。 (13)相关文献如
et al.(2012)中也使用了类似测量，而且CondAvg和本文后面要研究的ExoNoLaw、ExoLaw、Endo0、Endo1以及Endo2等贡献水平的取值区间都是[0，10]，从而有较好的可对比性。我们还考虑了对在不同条件上的贡献水平进行加权的其它度量方法，其结果差异不大。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详细的结果。 (14)以CondAvg=7而不是以8为标准，是因为条件合作中的自我服务倾向的存在(Neugebauer et al.，2009)。如果以8为标准过于苛刻，只有极少的人能够归入高合作水平类型。 (15)原有驼峰型余下的样本仅有学生11个、工人3个，不适合再作为一个单独的类别，而且，迄今为止尚无任何文献对驼峰型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和合理的解释。 (16)我们也对混合样本进行了回归，发现年龄对CondAvg的影响显著地呈倒U型。这与Sutter & Kocher(2007)的发现比较相似。 (17)特别感谢审稿人的启发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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