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社会民主党面临的两难和可能的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党论文,西欧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后的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经历了三次比较大的转型，第一次是变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制度社会主义追求为自由、公正、团结等价值社会主义目标追求，变工人阶级政党性质为人民党性质，提升作为一般手段和体制的民主为生活方式的全方位民主；第二次是与代表后物质主义精神的绿党妥协和协作，并把保护生态概念补充进自己的基本价值观；第三次是在苏东剧变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同过去的民主社会主义老左翼拉开距离和批判性学习新自由主义新右翼为特征，宣布走非左、非右亦非传统中间的“新中间道路”，即“第三条道路”。如果说第一次转型为社会民主主义赢得了建立社会福利国家制度的辉煌，第二次赢得了红绿交融和红绿联盟，那么第三次到目前为止不仅还看不出有多少可圈可点的持久功效，而且一度轰轰烈烈的“第三条道路”也随着新经济的退潮偃旗息鼓了。在这种情况下，是继续走不再时髦的“第三条道路”，还是回过头来全力维护“社会公正”这一经营了数十年的看家买卖和身份特征，成为现阶段社会民主主义进退维谷的两难。为了加深对社会民主党目前困惑的了解，本文将把这种两难稍加具体化，并以问题的形式做个简单罗列，然后跳出这些问题，从政治层面分析社会民主党可能的抉择方向。
一、社会民主党面临的若干两难问题
这里举出的既有近几年出现的新问题，也有己困扰社会民主党数年的老问题，欧洲一些理论家和政治家早就站不同立场上讨论过很多问题，[1]但鉴于它们至今仍让社会民主党争论不休又得其解，所以一并归纳列出。当然，面的罗列只是相对重要的，不是也不可能是问题的全部。
是凯恩斯还是哈耶克？经济全球化竞争的加剧，使社会民主主义老左翼政府曾行之有效的国家管理方针面对激烈挑战，无论主张通过国家干预、强化税收、扩大投资、刺激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还是强调“负有社会责仟”的艾哈德社会市场经济原则都步履为艰。然而，当“第三条道路”举出改革旗帜，大踏步靠拢新自由主义，去追随信奉市场自我调节功能、反对国家插手企业活动的哈耶克和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理论为特色的弗里德曼时，被誉为改变了经济运行周期的“新经济”却从火爆飞流直下三千尺，坠入始料不及的危机，失业率也攀高不下。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究竟该信奉谁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了。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就业，政府该怎样确定和负起自己的政治职责，如何协调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手，如何运用需求政策和供给政策？
福利国家改革的底线在哪里？随着时代的变化，建立了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并自诩找到了社会发展规律而一度弹冠相庆[2]的老左翼，突然从经济的滞胀中发现，令人刮目相看的福利国家一下子失去了原有的光环，从赞扬声一片变成批评声四起，巨大的福利开支令国家不堪重负。为此，“第三条道路”批判了只享权利，不尽义务的“左派个人主义”，突袭进入长期以来似乎为右派专属的“责任”领地，以机会和风险平衡、风险促人奋发的理念，提出了“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的座右铭，开始了变生活救助为工作自助的福利制度改革。然而，对人们习以为常又引以自豪的这一制度动手谈何容易，尤其对社会保障依赖性较强的以社会下层为主的群体——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支持者已经发出了咄咄逼人的不满声。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主义如何既能不丢失团结互助精神，保证公正地为每个人提供有尊严的生活，又能消除坐吃国家的懒汉主义现象，提高个人的主动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同步发展？与此相关进一步要问的是，如何处理效率和公正的关系？什么是公正、平等？哪种不平等因能促进经济发展和对全社会有益可以和必须被社会民主主义接受？
谁是我的选民？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动，一方面使社会民主党的固定选民队伍——产业工人阶级不仅数量急剧萎缩，实力、地位也因队伍的分散化和阶级意识的弱化急剧降低；另一方面是新中间阶层的急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条道路”为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明显把屁股移向新中间阶层。然而，这种政策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加大了贫富两极分化和被边缘化的人群，使社会民主主义传统追随者队伍在受到新社会运动和绿党的分割后，又受到包括右翼平民主义在内的极右势力分割。在单纯的阶级选择已不可能赢得多数的情况下，如何同时代表、拢住、整合利益取向和政治观点既差异巨大又游移不定的社会群体，如何同时获得比方产业蓝领、白领工人、组织程度差的零工、养老金领取者、自由职业者、服务业和IT业的新中间阶层，以及工商界企业家最大限度地支持，如何提高非政治化倾向和政治极端化倾向同时强烈发展的青年人的支持率，使自己持续获得存在、发展和执政的合法性，就成为社会民主主义面临的重大课题。
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如何协调治理？在一个极为复杂和变化迅速的社会中，各个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僵化和官僚主义现象严重的老左翼大政府已经难有生存余地，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至上原则暴露出其在社会问题上的无能为力和商业化倾向，销蚀着政府的管理职能和公民社会的自主地位，而新个人主义和非政府组织促进的公民社会发展也有一个避免无政府倾向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公共权力、市场和公民社会恰如其分地发挥作用，既不唯我独尊，我行我素，也不推委扯皮，不司其职？如何实现它们之间的优化配置、动态平衡和协调统一？如何运用它们的合力促进社会的发展？简言之，曾经崇尚大政府，转而一度崇尚市场，近来又对公民社会情有独衷的社会民主主义，在走过一个轮回后必须认真回答：政府应该做什么？市场应该做什么？公民社会应该做什么？
党性还是传媒规律性？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动员方式依靠的是：作为旗帜的党纲的号召力，党组织的宣传教育，党的各级机构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公众参与，党员与公众的直接交流与沟通，领袖的个人魅力也起一定作用。然而，今天随着信息化传媒社会的到来，能否适应以产生轰动效应为核心的传媒系统的筛选和展示原则也变得极为关键。“第三条道路”的领袖们显然看到了大众传媒把政治家变明星、把明星变政治家的神奇力量，以丢弃本党百年政治遗产的方式吸引媒体注意力，使自我在公众的眼球“娱乐”中扶摇直上，党纲、党组织和党员遭到冷落，作用相形见绌，地位每况愈下。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需要重新认识和处理领袖、政党、党员、选民和媒体的关系，其中重点要破解这样的难题：屈从传媒规律可能损害政治原则，坚持原则可能不受媒体欢迎并丧失大量跟着媒体跑的民众的选票。[3]
主权让渡该走多远？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主张的“国际民主”是其基本价值在国际范围的延伸，政治手段是依托不断扩招民族国家成员党的社会党国际，重点就和平与发展问题进行游说。随着全球化发展，相对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治理”成为社会民主党关注的新重点。[4]但是，“第三条道路”关于更多让渡民族国家主权，增强欧洲一体化和联合国作用的主张起码受到这样一些挑战：一是民族国家的政策调控余地缩小，比如法国前总理若斯潘和德国的施罗德为了解决一些紧迫的社会问题，在财政紧张情况下都出现违反欧元区稳定公约关于通胀不得超过国民生产总值3％的限制，结果一再受到欧盟的警告和欧盟其他成员国的谴责。[5]二是面对流速、流量空前增加的资本全球化，是促进、顺应、控制、限制，还是阻止？如果控制，是立足于加强作为防御性壁垒的民族国家主权，还是立足于全球层面的民主运动或者全球系统的民主化？三是社会民主党的主权让渡观原本暗含着用联合国控制没有对手的霸权国家——美国的用意，结果一场科索沃战争打开了“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子，“反恐无国界”的倒萨战争更使美国玩联合国于股掌之间。在这种情况下，该加强主权让渡还是加强主权呢？该以什么样的手段和建立怎样的全球新秩序呢？
放任、同化还是融合外来文化？社会民主党对待移民和政治避难的政策一向比较宽松，施罗德政府在世纪之交为了拉拢更多的选民和吸引高科技人才，甚至打开了加入德国籍的大门。然而，随着移民数量不断增加，[6]随着国际上阿拉伯原教旨主义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及“9·11”事件[7]的影响，外来少数族裔越来越引起西欧各国当地人的不满，除了失业、福利被分享和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的抱怨外，本国与外国人在文化和生活习惯上的隔膜也在加深，排外的右翼平民主义和新纳粹更以“移民占领欧洲”、“移民抢夺饭碗”、“移民是恐怖根源”等危言耸听的口号蛊惑人心，乘势而起。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是该一如既往地强调外来移民的权利、贡献和支持多元文化的发展，还是该严格移民政策，以本地文化同化外来文化，或者谋求所有居民在共同的民主政治文化基础上协调发展文化多元化？
基本价值与现实政策应具有怎样的关系？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从阶级意识形态到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发展虽然有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趋向，但意识形态对其政策的制定仍具有重要意义。“第三条道路”体系中，非意识形态色彩更浓，原本信守的基本价值似乎不再具有原则规定性，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治理方式和政策不再完全对价值观负责，判定成功与否也不再以“公正”作为衡量标准，不讲原则的实用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原则。然而，意识形态的淡化造成了社会民主主义身份特征的缺失和思想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实用主义的呼声同步而起，“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成为今日社会民主党人不得不经常自问而又没找到确切答案的问题。
此类问题还可以举出一些，它们都与社会民主主义身份特征确定、转型成败，乃至今后命运紧密相联。
二、社会民主党可能的政治抉择
上述问题错综复杂，如何回答，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既是思想理论问题，也是政策实践问题，但从最核心的角度看，是怎样能争取更多选民的政治问题。因此，对社会民主党可能的抉择，这里不准备逐条具体分析，而只从政治层面进行总体的观察和探究。另外，虽然传统政治中的左右之分今天不再那么纯粹、那么泾渭分明，问题也不再能用非此即彼的方法简单解决，但由于社会阶级构成对党派的政治态度仍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同时为了与社会民主党的过去有个对比，为了趋势性走向分析的方便和清晰，这里不妨仍沿用一下左和右的概念。
促使社会民主党向左转的因素有：从社会民主党内部看，左翼有逐渐活跃的迹象。比如在英国布莱尔政府决定追随美国对伊拉克动武时，工党众多左翼议员就纷纷倒戈质询和投票反对，让布莱尔遭到了罕见的党内重创；工党政府对医疗、教育、运输等领域的改革成效甚微，也遭到党内许多批评，又比如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尽管施罗德和社会民主党前总书记朔尔茨主张在将要制定的新党纲中抛弃“民主社会主义”概念，但社会民主党副主席、基本价值委员会主席、联邦议会主席沃尔夫冈·蒂尔泽针锋相对地公开表示：“我比施罗德多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应该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社会公正”、“分配公正”等传统观念，这有助于社会民主党划清与自由主义纲领的界限，维护社会民主党的奋斗方向。民意调查也显示，在社会民主党支持者中，44％的人反对删除“民主社会主义”，赞成删除的只有36％。[7]
在社会民主党外部也有压其右转的因素。比如，当苏东剧变和全球化冲击波使西欧几乎所有左翼政党右转，历史好像真要处在新自由主义“终结”的时刻，一些看到贫富分化在急剧扩大的共产党停止了社会民主党化的步伐，有的甚至宣布改良主义已经死亡，并在同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力量携手的道路上重新开始。[8]同社会民主党有广泛合作的绿党也表明自己从来就是追求公正的党，要求经济，公正和环保必须一起抓。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民主党向右转的阻力还来自它的右翼对手，这里既包括表示要更具同情心的中右政党，也包括右翼平民主义。中右政党一方面反过来嘲讽社会民主党“丢掉了公正”，另一方面强调与现代社会民主党人搞的一套相比，自己才是原汁原味的正版货；右翼平民主义则利用社会民主党的右转大挖其墙角，掠夺下层追随者这种本一向为它控制的政治资源。这种其他政党打“公正”牌的状况实际上已经反过来逼着一些社会民主党不得不起码在姿态上重拾左翼话题，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主席古森鲍尔就曾把“成为一个吸引人的公正的党”作为该党未来一个时期的任务。
再看促使社会民主党继续右转，甚至走没有“第三条道路”的“第三条道路”的因素：所有社会民主党，包括从未真正认可“第三条道路”的党，都认为当今的世界出现了极其巨大的变化，全球化和社会结构变动确实使实行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遇到了困难，因此社会民主党只能走变革之路。作为“第三条道路”和“新中间道路”的倡导者，布莱尔和施罗德虽然受到各自党内左翼的尖锐批评，但大权依然在握。比如在2003年11月的党代会上，尽管党的左翼强烈要求“必须防止劳动市场美国化”和告诫“社会将会出现巨大的鸿沟”，但施罗德仍反复强调、认定福利国家改革的“目的是减少劳动和经济活动的税收负担，让老百姓及其家庭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过上体面的生活，不再依赖救济金生活”，并以80.8％的高票再次当选该党主席。即使后来在2004年初他因遭到左翼更猛烈的批评，把党主席一职交给了党的议会党团主席明特费林，但其目的一是让明特费林“重新把全党拧成一股绳，进一步推进改革”；二是他将集中精力以总理身份继续进行“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德国福利改革”。明特费林也表示，他要在党内和公众之间更好地传递改革进程，并要求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都必须参加改革进程和支持联邦政府的改革措施。
除了以上情况，还有一个因素对社会民主党的抉择会产生很大影响，这就是经济形势，经济如果迟迟不能好转或者进一步恶化，向左转的呼声和压力势必加大；反之，经济如果好转，就业水平和中下层群体生活水平能获得提高，就有利于减轻福利制度改革压力，消除人们的不满，化解右翼平民主义诱惑，使社会民主党现代派可以顺理成章地强化自己的变革路线。
归结以上种种因素得到的结论是，这个或那个社会民主党在某个时期和某些政策上完全可能向左转，但社会民主主义主流不会因此而回到凯恩斯主义和“分配公正”上去，改革和转型无论如何都将继续，只是快点、慢点，曲折多点、少点的问题。当然，新的改革不再会像“第三条道路”那样一股风吹下去，面是会在适当考虑左翼要求和事物复杂性的基础上推进，也因为如此，社会民主党对上述若干问题的抉择仍将是朦朦胧陇和摇摆不定的。换句话说，在彷徨中改革，在困惑中推进，这也许将成为当今社会民主主义不得已而为这的发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