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20世纪60年代初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代初论文,试论论文,社会主义建设论文,思路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2921（2007）05-0023-04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们党开始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在探索过程中，既有宝贵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邓小平注重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开始形成了一些新的思路。这些新的思路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
20世纪60年代初，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许多背离毛泽东思想的倾向和做法进行批评和抵制，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正是由于这一时期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有着正确而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从而为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新思路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
1.反复重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决批评和抵制背离实事求是的种种做法。20世纪50年代末发生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脱离了当时的中国国情，背离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在60年代初反思的一个重点，就是如何在实际工作中恢复毛泽东提出并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60年代的讲话共有10篇，除了其中的《大批提拔年轻的技术干部》一文没有直接谈到实事求是外，其他几乎每一篇都论述了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首先，明确指出并批评了当时出现的严重背离实事求是的若干倾向。他指出：“这几年来，我们不大注意调查研究，因而所提的一些任务往往不是实事求是的，所提的一些口号，也有许多不是切合实际的。”[1]（P302）他还针对党的宣传工作和党内生活方面一些脱离实际、不实事求是的偏差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在这几年的党内斗争中发生了一些偏差。……由于这些偏差的影响，我们党的许多好的传统受到了削弱。例如，实事求是，说老实话”[1]（P302）。其次，通过对历史和革命传统的回顾反复重申和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所谓全党成熟，首先是在思想上，我们党有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广大干部和党员掌握了这个思想。”[1]（P346）“我们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概括指出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联系群众的作风，自我批评（当然也包括批评）的作风。总的来说，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实事求是的作风。”[1]（P299）“我们党的历史，我们党的传统，有热闹的形式，但是归根到底，我们是实事求是地做深入的工作。”[1]（P288）邓小平试图通过对党的实事求是这一重要传统的回顾和实事求是重要性的强调，在全党重新营造一种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实事求是的浓厚氛围。再次，对于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提出正面意见。针对制订工作计划不切实际、“一刀切”的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今后订计划，一定要切合实际，并且留有余地。……就是使下面能够结合当地的具体实际去安排，特别是在因地制宜方面，在发挥地方积极性方面，都要做得更好。”[1]（P306）针对当时出现的说假话等背离党的优良传统的倾向，邓小平指出：“我们大家要带头，只要我们带头，就可以把这个风气转过来，就可以把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恢复起来，发扬起来。”[1]（P308）
2.突出强调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防止出现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早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在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就把新形势下如何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作为专门问题提出来，指出：“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1]（P221）邓小平在60年代初一系列重要讲话中的一个重点就是谈如何恢复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问题。首先，他认为这几年在很多事情上是违背群众路线的，而违背群众路线的关键在于所开展的各项群众运动背离了群众自觉自愿的原则。他说：“这几年有没有群众路线呢？不能说没有，但至少相当多的群众运动不是群众自愿的，是违反群众路线的。”[1]（P293-294）其次，脱离群众的主要原因在于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客观上造成了脱离群众的可能性，而一旦党内同志在主观上对此缺乏高度自觉，就容易将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进了城，执了政，做官的条件是具备的，这就最容易沾染官气。”[1]（P304）再次，防止出现脱离群众的根本措施就是加强民主建设，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在民主建设上，他主张要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为民主建设提供制度保证。他说：“不实行民主集中制，不但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党员群众，而且上级脱离下级，甚至在同级里也势必造成少数人或个人脱离多数，少数人或个人专断的局面。”[1]（P305）他认为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关键在于主要领导干部的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党的各级主要领导人，特别是‘班长’、‘副班长’，要服从和团结多数，尊重少数。”[1]（P309）在监督上，他认为监督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党内监督，二是群众监督，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实行有效的监督就“可以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会提出很多好的意见”[1]（P271）。
3.明确指出要在新的实践中发展毛泽东思想，不能将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建国以后，随着毛泽东在全党、全国人民中威望的日益提高，党内产生了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教条，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倾向。如何正确地对待毛泽东思想，就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课题。邓小平在60年代初对这一问题作了多方面的论述，首先，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当时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主要表现就是以学习毛泽东著作个别章节、个别段落、个别语句来取代系统、完整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并且事无巨细都与毛泽东思想联系在一起。针对这些倾向，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例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1]（P283）他强调必须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宣传，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看作是一个严谨、科学的体系，防止简单化、片面化和庸俗化。其次，避免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割裂开来。针对当时片面地突出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割裂开来，宣扬在当代可以用学习毛泽东思想取代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倾向，邓小平提出了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应有的态度：“按照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解，一个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1]（P283）再次，实事求是地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正确处理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的关系。针对有人提出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主张，邓小平指出，在政治经济学上，“《资本论》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已经把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本的理论问题解决了。”[1]（P284）“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1]（P283）这就摆正了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的关系，将毛泽东思想置于一个合乎实际的、科学的位置上。
20世纪60年代初，在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邓小平从新的时代特点出发，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的真知灼见。
1.萌发出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应该转移，相关的工作形式必须转换的思路。邓小平在60年代初所论述的一个突出的问题便是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尽力避免群众运动型的工作方式，而代之以“经常的、细致的”工作形式。这显然与总结50年代末“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直接相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几年，我们搞了许多大运动，差不多是把大运动当作我们群众路线的唯一的形式，天天运动，这是不好的。”[1]（P314）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又不仅仅停留于纠正错误、拨乱反正的层面，而是贯穿了他对于社会主义时期党和国家基本工作形式的更为深入、更为根本的思考。这一思考是和建国以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发生根本变化息息相关的。早在1957年，他就明确指出：“我们前一个阶段做的事情是干革命。……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这就是我们今后很长时期的任务。”[1]（P261）与此相应，60年代初他在党和国家的基本工作形式上便倡导“主要是做细致的工作，深入的工作。做人的工作也好，做各行各业、各方面的工作也好，种庄稼也好，搞工业生产也好，办学校也好，都要做细致的工作”[1]（P288-289）。在他看来，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党的中心工作必须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与这一中心工作的转移相适应，党的各项工作的方式也必须作适当的调整，从以群众运动为主的方式转变到以日常的经济性工作为主的方式。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工作更多地带有集中性、阶段性、突击性、起伏性等特点，适宜于采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形式，而在建设时期，经济建设更多地带有恒久性、连续性、广泛性、均衡性等特点，适宜于采用经常的、深入的、细致的工作方法。
2.萌发出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思路。50年代末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家和人民经济生活造成了巨大损失。针对这一局面，邓小平在60年代初指出：“我们要克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要从恢复农业着手。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农业要恢复，要有一系列的政策……一个方面是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农民能够积极发展农业生产”[1]（P322）。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邓小平谋求发展的基本思路是：必须从经济建设着手，从物质资料的生产着手，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着手，建构生产关系只能有一个出发点，即只能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出发，而决不能从某种先验的、既定的原则出发，必须以调动和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中心环节。
3.萌发出必须改革生产关系的思路。邓小平认为，解放生产力必须从调动人的积极性入手，而要使人的积极性充分有效地调动起来，必须对现行的生产关系进行改革。他以农业为例，指出：“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1]（P323）他还说：“过去就是对这些问题考虑得不够，轻易地实行全国统一。有些做法应该充分地照顾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和特殊情况，我们没有照顾，太轻易下决心，太轻易普及。”今后，在生产关系方面，“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1]（P324）。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邓小平认为现行生产关系的主要弊端就是不适应生产力，不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具体体现在生产关系的形式全国整齐划一，不能适应全国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不同情况的生产力的水平和状况。因此，考虑生产关系的着眼点，不应是生产关系性质上的“公”和规模上的“大”，而应是与生产力相适应，能调动起劳动者的积极性。新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应当适应生产力的不同水平，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应当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因地制宜的。所有有助于发展生产力并得到群众拥护的生产关系形式，都应当受到承认，使之在制度上合法化。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在当时来说，是极其难能可贵的。首先，它突破了生产关系越“大”越“公”就越好的思维定式。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在对生产关系的认识上始终存在一个误区，即认为生产关系越“大”越“公”，就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在生产关系的构建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超前的情况。邓小平指出生产关系“非退一步不能前进”，可以说是抓住了我国在构建生产关系上的要害。其次，突破了生产关系必须整齐划一的思维模式，指出必须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改革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条件向多种形式、多样化发展，以适应我国生产力水平参差不齐的实际。
4.萌发出以发展生产力和满足群众利益为标准的思路。60年代初，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广大农民群众自发地开始对生产关系进行一定程度的探索。有些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地方，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如“包产到户”、“责任到田”等。对群众自发的对生产关系的探索，邓小平的态度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取哪种形式”。[1]（P323）“目的就是要多打一点粮食，多种植一点树，耕牛繁殖起来，农民比较满意，一面自己能够多吃一点，一面多给国家一点。”[1]（P324）在这里，邓小平提出了衡量生产关系是否适宜的两条标准：一是是否有利于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即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二是群众是否拥护，即是否满足群众的利益。后来，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正是萌发于上述思想的。当然，“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更为明确，更为准确，更为全面，更为广泛，除了衡量、判断生产关系以外，还衡量改革开放的成败得失，衡量我们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是否得当，衡量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20世纪60年代初，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思路在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路径中，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蕴。从时间上看，它是邓小平理论的前奏和先声；从地位上看，它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内容上看，邓小平理论的一些基本思想、论断、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一时期邓小平一系列独特见解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从人格力量上看，它突出展示了邓小平勇于坚持真理，敢于纠正错误，善于开拓创新的伟人魅力。研究这一时期邓小平的思想、观点、论断，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与邓小平理论的渊源关系，看到邓小平理论是如何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逐步萌芽、发展并最终形成的，从而进一步看到它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脉相承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