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效应：争议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税收优惠论文,效应论文,健康保险论文,商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国内外众多研究认为商业健康保险发展对经济社会稳定和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有重要作用。著名经济学家Fuchs(1979)和Bruce(1981)认为健康保险可减缓人们在医疗支出发生时必须考虑医疗服务价格而产生的精神压力。陈滔(2003)较早指出，我国国民医疗保障体系应是包括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等的多元化体系。顾昕(2009)通过对国际商业健康保险在医保体系中地位的梳理，认为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必将发挥其应有作用。朱铭来和奎潮(2009)认为商业健康保险是高效率运行和可持续发展的医疗保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朱俊生(2011)、龚贻生(2012)、白晓峰(2013)、张颖和胡炳志(2014)等。如何发挥商业健康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成为理论和实践需要探索的焦点。 商业健康保险自身的特征决定了其发展往往需要政府的介入和支持：Scott(2001)通过对7个OECD国家改革经验的分析，认为政府在健康保险筹资中应该发挥一定的作用，以纠正市场失灵。进一步的，不少研究认为政府行为选择是影响商业健康保险充分发挥其效用的关键因素。张芳洁和徐颖(2007)指出国家效用目标在我国保险业发展中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而国家效用目标函数主要通过财政税收和补贴政策反映。卓志和孙正成(2015)利用中国28家人身保险公司和21家非寿险公司2009-2013年的样本数据，对商业健康保险业务对公司经营绩效和经营动力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证实了经营主体的经营动力不足是我国目前商业健康保险业务发展滞缓的原因之一，进一步支持了有必要采取“补供方”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来促进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业务发展。 由此产生一个值得关注的理论问题：商业健康保险发展过程中国家(政府)的财政干预(主要指税收补贴或优惠)将如何影响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产生正面还是负面效应，两种效应是中和还是一方占优)？实践中，2015年5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关于开展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试点的决定》，使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更为迫切和意义重大。有鉴于此，本文将梳理国内外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及演进历程，总结代表性文献的研究结论和研究方法，以期为我国的后续研究提供一定的方向和思路。 二、国外关于商业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效应的研究 相对于国内的研究，国际上对这一主题的关注要更早，研究成果也更为丰富。基于各国健康保险制度的差异，国外文献中关于财政税收优惠对商业健康保险的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私营健康保险为主要保障方式的美国。Martin和Bernard(1977)较早分析了美国税收补贴政策对健康保险和医疗服务费用产生的影响。此后，国际上对商业健康保险税收优惠的研究日益丰富和细化：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财政补贴可能产生的正负效应分析上，一般以某一群体(险种)为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对雇主提供的团体健康保险和自雇人士、单亲母亲等个体健康保险的影响等方面。随着健康保险制度的革新以及各国健康保险险种业务的创新，也有学者开始对一些新兴的险种进行研究，比如Gopi(2011)对财政补贴对私营长期护理保险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国外大多数学者对商业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效应持辩证的态度，代表性文献包括Martin和Bernard(1977)以及Pauly(1986)的研究，他们是健康保险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对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效应均持辩证的态度。具体来说，税收优惠一方面可促进商业健康保险业务参保率的提高，但另一方面也可能会产生“马太效应”和道德风险。近年来，国外学者对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效应的认知进一步拓展，从单纯对医疗保险市场自身的影响逐渐拓展到对劳动力市场、健康服务市场等方面的影响。 基于税收优惠实践的推进和数据的积累，目前国外较多研究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选择针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剖析的研究范式。一些发达国家经历了多年税收改革的实践，积累了一些数据，因此有关研究一般会更注重实证研究，注重数据的积累和对事实的检验、规律的提炼以及预测，比如采集可信度较高的数据集中对某个群体、某个险种进行追踪分析；在研究方法上积极借鉴新兴、科学、恰当的研究方法，包括因素分析Probit、回归分析OLS、比较分析DID、面板数据回归等，这些定量分析方法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和理论观点的可证伪性。 1.税收优惠的正面效应：提高参保率和覆盖面 大多数国外研究表明，税收优惠可以提高商业健康保险的覆盖率，并经历了从理论推演到实证检验的研究历程：较早的文献集中于通过经济学理论模型的构建进行论证，随着实践的探索和数据的积累，越来越多的文献基于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1)理论推演：基于经济学理论模型的定性研究 早期理论推演性研究的代表文献主要有：Martin和Bernard(1977)利用福利经济学理论进行福利效应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对个人健康保险的税收补贴政策大幅提高了参保率。Pauly(1986)基于信息经济学等经济理论说明健康保险领域存在市场失灵，可以通过政府介入提高覆盖率，财政补贴对不同收入的人群由于需求弹性不同而影响其购买意愿和参保率。Jonathan(2000)通过建立一个可以对税收优惠政策效果、政府税收优惠成本和保险覆盖率进行模拟评价的微观经济模型，对税收优惠可能对健康保险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税收优惠确实可以对健康保险覆盖率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 (2)实证检验：基于调研数据的定量研究 随着各国(地区)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政策的探索和实施，典型的包括美国1954年税制改革、1986年的税制改革(TRA86)、20世纪90年代的健康保险税收支持政策(HITC)以及加拿大Quebec省的地域型特殊税收优惠政策等，越来越多的文献试图以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税制改革政策为基础进行比较性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大多数理论研究认为税收优惠可促进商业健康保险参保率的提高，但实证研究结论并不尽如此，梳理有关研究可发现税收优惠对雇主提供的团体健康保险与对个人健康保险的促进作用不尽相同。 大多数文献认可税收优惠对雇主支付保费的(团体)健康保险的促进作用。Finkelstein(2002)基于加拿大Quebec省特有的税收优惠政策，对Quebec省和其他省由雇主提供的健康保险进行比较，结果表明税收优惠会影响保险覆盖率(1993年税收政策的变化几乎影响了加拿大Quebec省60％的健康保险需求)；进一步使用倍差法(different in different，DID)研究发现Quebec省的税收优惠提高了近1/5的雇主补充健康保险参保率。Thomasson(2003)基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数据，对美国1954年税制改革前后的健康保险参保率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商业健康保险的参保家庭比例从改革前的63％上升为改革后的76％，实证表明税收优惠将提高9.5％的健康保险覆盖率；进一步分析健康保险参保率提高的原因，发现主要是由于税收优惠政策对雇主支付保费的团体健康保险产生了重要影响。 Baughman(2005)基于美国青年人口纵向调查数据，证实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工资收入所得税抵免计划(Earned Income Tax Credit，EITC)能扩大雇主提供的私营健康保险参保率，在EITC影响下1992年到1998年期间由雇主提供的商业健康保险参保人数增加了375000多人。Jeske和Kitao(2009)通过建立一个包含异质代理人和健康保险内生需求的一般动态均衡模型，对雇主支付保费的团体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效应进行研究，分析发现如果废除商业健康保险的税收优惠计划可能会导致团体健康保险市场的局部坍塌，减少健康保险参保率。Goda(2011)利用健康和退休研究中心(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HRS)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税收优惠对私营长期护理保险(LTCI)的参保率确实有正面的影响，平均可以提高约28％的参保率。Jonathan(2011)建立一个可以对政府税收优惠成本、保险覆盖率和取消雇主支持的医疗保险(Employer-Sponsored Insurance，ESI)税收优惠的不同情形进行模拟的微观经济模型，利用2005-2008年的人口调查数据和2004-2009年的医疗支出面板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表明取消ESI的税收优惠将明显增加政府在医疗上的财政支出且会引起健康保险参保率的下降。总之，大多数研究认为税收优惠会促进雇主支付保费的(团体)健康保险参保率的提高而产生正面效应。 关于税收优惠计划是否可以扩大自雇人士等个人健康保险参保率则存在着争议，主要原因在于研究对象的收入水平、工作状态、婚姻状态等方面存在差异。Jonathan和James(1994)基于1986年美国税制改革实践，用传统回归分析和DID的方法对改革前后自雇人士的保险参保率进行比较，结果表明财政支持每增加1％，会减少一个单身自雇人士18％的投保可能性(概率)，即财政补贴会对单身自雇人士投保意愿产生替代效应。Cebi和Woodbury(2014)基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健康保险税收补贴计划(Health Insurance Tax Credit，HITC)，利用国民人口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工资收入所得税抵免计划(EITC)和健康保险税收计划(HITC)的共同实施使高中以下教育水平的单身母亲商业健康保险的参保率提高了4.7％；进一步用DID法将EITC和HITC产生的不同效果进行分离，结果显示HITC对参保率提高的贡献度约为3/4，即HITC提高了约3.6％的单身母亲商业(私营)健康保险参保率。Stavrunova(2014)利用澳大利亚政府所得税申报数据分析了对私营医疗保险(Private Health Insurance，PHI)的税收优惠对澳大利亚个人健康保险需求的影响，发现税收优惠增加了6.5％的PHI覆盖率，同时税收优惠对不同人群的影响不同：对单身的未婚人员产生的影响更为明显，但对中年群体的影响较小。 2.税收优惠的负面效应：“马太效应”和道德风险 Martin和Bernard(1977)较早注意到税收优惠效应在不同的收入阶层之间是不平等的，对高收入家庭的补贴更为显著。Pauly(1986)也注意到税收优惠可能会产生“马太效应”：个人所得税优惠的财政补贴将主要作用于高收入的工人，而这些工人在没有税收优惠的情况下也会购买医疗保险；而对自雇人士和那些一直以来处于低收入水平的雇员不能产生显著影响；可能会出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后果。除此之外，Pauly(1986)和Willard等(1987)的研究还认为税收优惠可能会扭曲人们对医疗保险服务的真实需求，会促使人们对医疗服务的滥用。这些观点得到了大量后续研究的支持。 (1)“马太效应”的产生 Heim和Lurie(2009)基于美国1998年紧急补充拨款法案(Omnibus Consolidated and Emergency Supplemental Appropriations Act，OCESA)，利用美国联邦1999-2004年自雇人士纳税申报的面板数据，分析认为税收优惠对扩大健康保险参保率的作用较弱，却会促使那些已经有健康保险的人进行投保，这可能会引起马太效应和新的道德风险。Jeske和Kitao(2009)认为美国健康保险的税收政策呈现出一定累退效应：补贴采取的累进所得税制度赋予高收入者更大的扣除补贴，这些人往往有相对较高的收入，这可能会加剧贫富差距。Gopi(2011)利用OLS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Martin和Bernard(1977)的研究结论：税收优惠主要会显著增加高收入和资产富有人群对商业LTCI的需求，而低收入人群仍然主要利用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转移长期护理风险；税收优惠政策对美国私营LTCI的撬动作用并不明显，即使是最慷慨的财政补贴(20％的保费)也不能减少没有获得充分的长期护理保险保障的人群比例；同时，税收优惠政策也不太可能大幅降低美国政府对于长期照护的财政支出总量。 (2)诱导过度消费和道德风险 税收优惠可能会诱使人们选择更优(高昂)的医疗服务而产生道德风险，这一直是理论界反对财政支持商业健康保险的主要理由之一。Stabile(2001)利用加拿大1994年之前受雇人员的调查信息数据库(Survey of Work Arrangements，SWA)和1994-1996年国民人口健康调查数据库(National Population Health Survey，NPHS)的数据，通过两阶段Probit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税收优惠对加拿大雇主支持的健康保险有两方面的效应：既刺激了补充健康保险的购买，也导致公共医疗服务利用的增多；拥有商业补充医疗保险的人比没有该保险的人多利用10％的公费医疗服务，这些额外的服务利用中，大约一半左右是由道德风险引致的。Jonathan和Washington(2005)利用1991年至2002年美国联邦所有雇员普查人事档案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健康保险对税后价格不敏感，弹性较低，保险税收优惠政策对提高健康保险参保率的贡献不大，却很大程度上诱导人们选择昂贵的医疗服务而增加了医疗开支，美国联邦对雇员健康保险保费进行财政补贴并不是一项具有效率的措施。正是由于这一原因，Pauly(2009)基于效率和公平的规范经济理论认为削减针对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税收优惠势不可挡。Bankman等(2012)的研究也表明税收优惠计划使美国医疗支出大幅度增加，认为应对人们预期的自付部分(expected out-of-pocket spending)进行扣除，并证明了这种随着人们健康保险精算价值上升而下降的额外扣除确实可以提高社会福利。 3.税收优惠的就业结构效应：影响劳动力流动 美国存在多种形式的市场化健康保险计划供给方式，主要包括两大类：雇主提供的商业健康保险和自雇人士自行购买的商业健康保险；联邦政府自1954年以来实施的多种健康保险税收优惠计划对不同的群体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样的社会实践为相关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和话题。有学者注意到了税收优惠对劳动力供给和就业结构产生的影响，且由于研究对象不同而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有学者认为税收优惠大规模地促进由雇主提供的(团体)健康保险，不利于雇员的工作流动，因此会对社会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产生一定阻碍。Carmen等(2004)的统计表明，在税收优惠的刺激下美国私营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大大提高，约1.77亿人有私营健康保险，其中约70％的健康保险由雇主缴费提供；Antos(2006)认为这样的制度安排禁锢了劳动力的流动及就业选择，尤其是对于那些可能有家族病的人们，因此，建议通过建立健康储蓄账户和对自费医疗支出进行完全抵税的方式来寻求更大的效率和公平。 另一些学者对自雇人士健康保险的研究则表明税收优惠可以增加自雇劳动者的劳动力供给。Velamuri(2012)基于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案(TRA86)规定自雇人士为购买自己健康保险可以享受税收补贴的实际，对税收优惠政策是否会影响女性就业选择进行了研究：将已婚女性作为控制样本，用DID进行比较研究，发现TRA86法案对单身女性的影响更为显著，单身女性通过自我雇佣方式就业的比例上升了10％，而在TRA86实施后期单身女性通过自雇方式就业的比例增长达13％；但已婚女性的就业决定则更多地受丈夫的影响。 上述两类观点表面上看起来有一定的差异，实则相同，均在探讨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政策对劳动力资源配置产生的影响，且均倾向于税收优惠不应妨碍劳动力流动的基本观点。 三、国内关于商业健康保险税收优惠的研究 以CNKI为文献来源，以“税收优惠”为主题检索，涉及保险类学科的文献共计630篇；以“税收优惠”为篇名进行检索，涉及保险类学科的文献共计176篇。其中大部分是研究寿险保险的税收优惠影响，最早的是朱铭来(1996)对不同国家寿险税收优惠政策的比较研究；除此之外，关于税收优惠的文献以企业年金(巴曙松等，2005)和个人年金(张晶等，2014)为主要研究对象；徐静(2009)、李俊(2011)对我国当前所有可能涉及的保险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梳理。根据检索结果，目前国内专门研究健康保险税收优惠的文献有5篇，其中包括一篇硕士论文(吕鍠芹，2009)。这些研究对于推动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政策的研究和实施具有重要作用。 国内关于健康保险税收优惠的研究遵循从国际经验介绍到呼吁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以及对其影响机制进行理性分析的发展路径，这与我国大多数社科类研究演进路径相符。由于我国商业保险相对发达国家来说发展较晚，比较借鉴国际经验往往是学界研究主要的切入方式；随着对税收优惠认知的深入，更多的文献试图根据国际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效果对税收优惠在我国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探讨。国内关于健康保险税收优惠的研究内容以及当前健康保险发展阶段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即主要采用定性的比较研究法，并主要在微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公平和效率等理论框架下进行；鲜有研究根据或利用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或预测模拟，卓志和孙正成(2015)的实证研究可以算是对此的一个填补，但该文献对税收优惠效应的分析不足。 1.税收优惠政策的国际和地区比较研究 国内关于保险税收优惠的研究是从国际经验比较开始的。万晴瑶(1998)比较了中国大陆地区和中国台湾地区个人所得税法对个人购买医疗保险优惠措施的差异。韩丹(2006)对美、德、日三国长期护理保险经营中的财政优惠进行了梳理和比较。龚贻生(2012)对欧盟国家对商业健康保险的税收激励政策进行了详尽的梳理。丁珏(2013)按照优惠投保对象(团体、个人和自由职业者)对美国健康保险税收优惠进行了总结和梳理。朱铭来和丁继红(2008)研究发现OECD国家中有一半以上是通过提供税收优惠来鼓励个人购买健康保险的，对商业健康保险保费实行税前列支是最为普遍的税收激励方式；美国健康保险税收优惠存在有利和不利两方面影响，而欧盟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个人的税收激励代价是高昂的、在所得税方面效果是递减的、在拉动需求方面是不成功的，但在通过对公司的税收激励以鼓励雇主为雇员提供员工福利保险方面是成功的。”张仲芳(2012)对商业健康保险的国际税收优惠经验进行比较后认为，依照国际经验，税收优惠政策是推动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有力杠杆；而张颖和胡炳志(2014)基于美国的实践证明，即使有税收优惠政策，市场主导的医疗保障体系并非最具效率，商业健康保险本身的逐利性会加剧社会贫富差距。 2.呼吁实施商业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政策 最早呼吁制定和实施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政策的是实务界。魏迎宁(2003)指出减免个人购买健康保险的所得税可鼓励和吸纳更多的居民个人参加商业健康保险，而对长期健康保险业务或专业健康保险公司的优惠政策则可鼓励推进健康保险专业化进程。刘嵘和马明哲(2004)认为健康保险税收优惠可以调动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并倡导对保费进行税前列支。 此后，越来越多的理论界学者开始借助国际经验的比较呼吁制定和实施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政策。魏华林和李琼(2006)对中美健康保险税收政策进行比较后认为，我国应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有效发挥税收杠杆效应，促进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王治军等(Wang et al.，2012)对国际保险税收优惠经验进行比较后认为，我国缺乏针对个人健康保险购买的税收激励会导致健康保险业务的相对下滑。 也有学者结合国情对此进行呼吁。杨星(2009)结合新医改的实施效果，认为应积极研究商业健康保险税收优惠等支持政策，扶持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尹音频和姜鑫(2011)对我国保险税制分析后认为，应允许个人健康保险保费在个人所得税税前列支。龚贻生(2012)基于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盈利水平低的现实，认为国家应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白晓峰(2013)则认为健康保险税制应将消费者和专业健康保险公司都确立为优惠对象。卓志和孙正成(2015)结合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经营实践，注意到我国属于“第三领域”的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并未随着保险业整体发展和经营主体增多而快速发展，并通过实证研究论证了对非寿险公司和人身险公司采取差异化的商业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3.关于商业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效应的理论研究 关于税收政策在金融市场中的效应研究颇多，但针对保险市场的研究较少。朱铭来(2008)主编的《保险税收制度经济学分析》一书是我国较为系统地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来研究税收制度对保险业发展的经济学意义的文献，分别从保险消费税制和保险公司税制两个方面介绍和对比了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着重探讨了养老保险税制和健康保险税制的实施效果及其影响。另一些关于保险税收优惠效应的文献散落在各类期刊中，但总体研究不多，针对商业健康保险的文献更少，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江才和叶小兰(2008)结合经济学理论考察了税收优惠制度对美国商业健康保险需求产生的影响；吕鍠芹(2009)从理论上讨论了商业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政策可能对市场供求和公平效率产生的影响，认为税收优惠可扩大需求、提高商业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和供给能力，而税收优惠不影响市场供需均衡，对个人所得税的税收优惠可以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总体来说，我国学者对商业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效应持积极认可的态度，认为税收优惠有利于撬动商业健康保险的有效需求。 四、比较、借鉴与研究展望 从研究主题和内容上看，国内目前的研究集中在呼吁建立税收优惠机制上，而对税收优惠的依据(尤其是理论依据)等方面的思考和探索不足，实证研究也处于初始阶段。而国外文献早期的理论研究比较充分，主要集中在福利经济理论、市场资源配置理论等方面。从研究范式来看，得益于丰富的实践数据，国外文献逐渐从早期的理论推演过渡到实证检验，目前多采用“小题大做”的定量研究范式，研究主题较细致，并结合不同的研究目的采用适当的方法，比如DID研究方法的运用使相关研究可以透视税收优惠对不同险种或不同人群产生的差异化影响；而国内囿于数据的局限，大多数文献均是定性的规范研究，其中关于商业健康保险税收优惠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实证文献开始出现，但鲜见对税收优惠效应的实证检验。从研究结论来看，国内大多数研究认为税收优惠对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能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具体应该采取何种方式进行，是“补供方”还是“补需方”尚无定论，主要原因在于对税收优惠效应的认知还不足；与国内不同，国际上对商业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效应持辩证的态度并不断拓展：认为税收优惠可能存在扩大参保率的正面效应，也可能会产生“马太效应”和新的道德风险，并会对劳动力供给和就业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样的研究结论对于政策制定有更具针对性的指导意义。 事实上，对事物的认知是不断演进的，这符合一般的认知规律，国内外目前有关研究存在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客观的实践和现实所致，无可厚非。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相对滞缓，难以在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中发挥其应有作用，政府部门也在不断探索和实施相关措施促进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2014年10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4]50号)，明确提出“完善财政税收等支持政策”；2015年5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关于开展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试点》；2015年8月10日，中国保监会印发《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保监发[2015]82号)，正式拉开了我国“补需方”模式的个人健康保险税收优惠实践的序幕。随着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不断积累的实践数据将为后续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良好的基础。 然而，借鉴目前国际文献的相关结论可以看出，不同的税收优惠方式(是“补需方”还是“补供方”)、不同的税收优惠对象(是“补自雇个人健康保险”还是“补雇主支持的团体健康保险”)都会对社会资源配置、参保率、社会公平性产生差异化的影响。综合来看，很难简单评价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政策是具有正面效应还是具有负面效应，这或许取决于社会整体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实践的客观现实。因此，以下方面应是我国实务界和理论界值得探索的问题：(1)借助福利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保险经济学、社会保障学、人口学等相关理论，结合我国实际挖掘政府财政支持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理论依据；(2)辩证看待商业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效应，并对可能产生的正、负效应进行探索性实证分析或模拟、预测，进而为税收优惠方式的选择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参考；(3)与时俱进，积极针对新兴的、社会影响较大的险种进行相关研究，如大病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团体健康保险等，以适应未来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需要；(4)就已实施的商业健康保险财税收优惠政策对参保率、医疗支出、就业结构、人口流动等方面产生的影响进行探索性研究和模拟。 由于国内外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差异，国外较多的实践为商业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效应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数据素材而使得其研究更为深入细化，研究结论的适用性和指导意义更强；我国正处于商业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政策和实践的探索期，政府各类税收优惠政策连续出台凸显了研究的必要性，但国内实践积累的薄弱决定了相关实证研究相对薄弱，正因如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尤为迫切。笔者认为，作为联系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经济学，尽管基于客观经验的研究会更有说服力，但实践的积累需要大量的时间，理论研究不能因为实践积累不足而“止足不前”，对于具有社会契约性的税收问题和会产生普遍社会效益的健康问题的研究更应如此。因此，应借助现有的理论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必要的预判，并尽可能采用实证模拟方式进行验证，以缩短我国制定和完善商业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政策的时间，加快改革实践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