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图[1]2009年在《形而上学何以可能》文中指出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2000多年的时间里,形而上学的问题迄今未得到完满的解决,反而由于近代形而上学家们的我行我素,使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在独断论看来,人类理性能够独立地,不依赖于经验就可以解决世界的起源,灵魂不死以及上帝存在等关于事物最终根据的一系列形而上学的问题。无须对人类理性能力本身进行检查,贸然断定人类拥有关于一切超感性经验事物的知识。由于独裁者们的独断专行,他们的威信最终必然扫地,使其内部分崩离析,异说百出,不知所归,完全陷入无政府状态。从构建批判哲学的立场出发,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等着作中对“形而上学的独断论”进行了重点反思。“……因此就不得不悬置知识,以便给信仰腾出位置,而形而上学的独断论、也就是没有纯粹理性批判就会在形而上学中生长的那种成见,是一切阻碍道德的无信仰的真正根源,这种无信仰任何时候都是非常独断的。”①康德对于形而上学有着自己独特的观点。他在《纯粹理性批判》等奠基性着作中立志要“通过我们按照几何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范例着手一场形而上学的完全革命来改变形而上学迄今的处理方式”。②康德所谓“形而上学的独断论”就是未被批判检验的形而上学的独断论。形而上学在康德那里首先是受检验受批判的对象,然后才在真正科学意义上的保护,在学理上可以确定其存在的合法性的对象。康德一方面推崇、保护真正科学的形而上学,他认为他所从事的工作的目标就是为真正的形而上学奠基和寻求根据。另一方面他又大力讨伐错误的形而上学。因为在康德看来,要为真正的形而上学奠基、找一个支点,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在形而上学之外、在物理学、数学或逻辑学中去寻找,而是要对以往的所有形而上学进行清理,要清除以往错误的形而上学。康德认为,正是以往错误的形而上学,特别是错误形而上学所采取的错误的思维方式才造成了真正科学的形而上学被遮蔽,才使得真正科学的形而上学建立不起来。进而康德认为人们在形而上学问题上的最大错误是在错误形而上学的引导下一直运用谬妄的错误思维方式。形而上学何去何从?形而上学该以何种形式存在和发展下去?作为特定时代的产儿,康德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任务。康德一针见血地指出,独断论者对于无限整体是说了等于没说,而怀疑论者则对于无限整体是什么也不敢说。形而上学乃是人类不可缺少的一门学问。康德要完成重建形而上学这一宏伟目标,必须对理性自身的认识能力进行批判,摧毁旧的形而上学的大厦,为未来的形而上学清除障碍。本文就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与重建进行了自己的探索。
卜祥记[2]2004年在《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文中提出对马克思哲学革命之所在的探索本质地要求着“让历史出场”。然而,纵观对马克思哲学文本解读的历史,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历史并未真正出场。由于作为诠释者和接受者之理论前见的特定的近代哲学境域,在这里出现的并不是作为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并不是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本身的历史,而是思辨哲学境域中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近代形而上学视域中的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历史。由此一来,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不仅再度被强制性地推回到他所本质超出的近代形而上学的境域中去,而且由于思辨理性的当代意义,即科技理性的霸权地位,这种近代形而上学、思辨哲学境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空前巩固的形式不断地被建构起来;由此一来,“让历史出场”的必要性就空前强烈地凸现出来,让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历史过程历史地呈现出来,就成为最具当代性的研究课题。让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历史过程历史地呈现出来,就是依托于整个欧洲哲学历史的宏观背景,把马克思的哲学文本置归于它本源于并本质地超出于其中的近代形而上学、思辨哲学的境域中,把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本放置于近代欧洲哲学的历史进展中给予历史地诠释,通过历史地解读马克思哲学革命文本动态地呈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思想历程和哲学革命的本质所在。由于马克思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经历,由于青年黑格尔派直接构成马克思展开哲学批判的直接针对性和进行哲学革命的理论参照系,也由于马克思对作为青年黑格尔派本质的整个思辨哲学的批判必得首先从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性反思开始,并不断地由对整个哲学的批判再度回到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因而,青年黑格尔派就成为我们解读马克思哲学革命文本的直接切入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研究是历史地再现的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历史,即“让历史出场”,让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本自己说话的必经途径;或者说,是客观地、历史地展示马克思在哲学根基上本质地超越思辨哲学、构建全新的哲学根基、草创新世界观、实现哲学革命的历史原貌的根本途径。
郭广[3]2015年在《现代性的批判与救赎》文中研究表明神学马克思主义是将宗教神学蕴含的积极性思想遗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创造的一种以人的自由解放和现代性批判为理论内核的新型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无论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进程中,还是在神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中,本雅明的神学马克思主义思想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把本雅明神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看作一个理论整体,将其置放入20世纪人类历史文化演变历程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变迁的语境中,沿着其神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生发的历史脉络和内在逻辑,以本雅明独特的意象辩证法为研究方法,围绕“现代性的批判与救赎”的理论主题,依循“起源即目标”的思想主线,通过整体上细致解读他一生的主要理论文本,在其不断变换的理论论域中,全面考察他的神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理论逻辑、思想内涵和发展演变,以完整地呈现其神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整体风貌及其当代价值。在语言哲学、文学批评和经验理论领域,本雅明以“神性真理”和“总体性经验”两个核心范畴初步创建出神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雏形,既为他的现代性批判与救赎之路制定了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又为其神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种子的生长奠定了本体论和认识论根基。在神学的“总体语言”哲学视域下,本雅明一方面通过批判资产阶级工具主义语言观、理性主义知识观和传统哲学认识论,以人类思辨理性建构的知识体系、理念星座表征方法、寓言显现模式,逐步阐明神性真理的内在逻辑结构,开启人类世界完整统一的本原状态之传统；另一方面,他从区分“经验”与“体验”出发,论述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面展开,造成讲故事艺术的消逝,导致人类整体经验的贫乏,以此展开康德和新康德主义的经验论的批判,主张建构一个涵摄科学、宗教、历史和艺术的“具体的经验总体”,为现代人找寻一条回归丰富内心经验的可行之路。但是,本雅明初步建构的神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却带有浓重的犹太教神秘主义色彩,仍停留在形而上学的思辨哲学王国,而缺乏现实的社会实践维度。在现代艺术实践领域,本雅明自觉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考察传统“灵韵”艺术和现代“震惊”艺术,试图通过艺术的政治化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美学化浪潮,探寻人类社会的审美救赎之道。本雅明通过重释传统艺术“灵韵”的辩证意蕴,展示它所表征的人类诗意生存状态,揭开现代社会虚假“灵韵”的神秘面纱,唤起人们重建美好生活的信念,进而以现代艺术的“震惊”体验撕裂传统艺术的“灵韵”经验模式,使采用进步技术的现代艺术承担起政治变革的功能,以此激发大众变革现实的革命斗志,突破法西斯主义日益加深的意识形态重围,实现人类社会的彻底救赎。这使他的神学马克思主义思想获得了现实的社会实践维度,从而走出了形而上学的思辨哲学泥潭。在社会历史生活领域,本雅明通过意象辩证法展开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有力批判,以找寻一条通往人类救赎的革命之道。本雅明通过历史考察巴黎拱廊街、人群、游荡者叁个过去的辩证意象,一方面立足当下来研究过去,从现代性的源头来揭开资本主义商品繁华和历史进步表象下的废墟真相,让人们洞悉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状况和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启迪他们从资本主义虚假的商品梦幻世界和历史进步神话统治中觉醒过来；另一方面,他通过过去来启明当下,力图开显出过去的辩证意象中蕴藏的对抗现代性社会的乌托邦潜能,使它们爆发出革命性能量,促使人们将其现实化为当下的革命行动,走向革命救赎之路。在现代历史哲学领域,本雅明通过批判历史主义的历史连续性、历史进步观和线性时间观,积极建构了一种“断裂”的历史观、辩证的历史进步观和全新的弥赛亚时间观。此举旨在揭示历史主义的历史连续性、历史进步观和线性时间观的虚假本质,绽放出人类现实生活与世俗历史中原本存在的弥赛亚式力量,在资本主义历史无限进步的幻象中唤醒人类,在当下的弥赛亚时刻点燃革命的导火索,以打断资本主义历史连续统一体,重建人类世界完整统一的本原状态。在此基础上,本雅明还痛斥第二国际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实证化、教条化倾向,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犹太神学结合起来,最终完成了神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建构。本雅明独创的神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一种直面现代人的生存境遇的文化批判理论,虽然带有浓重的神学气息和乌托邦色彩,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否定它对创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内涵、扩充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推动20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等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李峻登[4]2009年在《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西方超验型公共理性传统及其变迁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广义形而上学”作为基本视角,以“超验型公共理性”作为核心概念,以对“圣经基督教”(即基督教《圣经》,并非“教会基督教”)作为“一种特殊形而上学”的深入浅出理解为基础或前提,从新阐释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史。本文提出阐释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史、政治理论史、政治学说史)的新范式——“广义形而上学光照-世俗化反射范式”(简称“形上光照-形下反射范式”,最简称“光照-反射范式”),并据以对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史、政治理论史、政治学说史)上一以贯之的“超验型公共理性传统”历史变迁及内在规律进行了梳理和揭示。为进一步说明该特性,文章将中西方古典文明在公共理性传统方面进行了比较,并从类型学上分别概括为“群中龙”型公共理性传统与“超世神”型公共理性传统。这两种政治思维模式或传统文明类型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和西方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或步伐。而在西方“超世神”型公共理性传统(即超验型公共理性传统或形而上学传统)在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史、政治理论史、政治学说史)的历史变迁中,古希腊理性形而上学所提供的科学理性(思辩哲学意义上的“上帝”)与圣经基督教神性形而上学所提供的价值理性(宗教神学意义上的“上帝”)具有始基性、本原性、源泉性地位;中世纪政治哲学和近现代乃至当代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体系都只不过是对这两种理性或“上帝”的地位进行不同权重后的变通运用(并考虑其他可变性历史因素及渗入思想家个体因素),而不具有本根性的学理地位。至于被认为“更新了信仰”、“重塑了世界”的近代路德宗教改革以及加尔文宗教改革也只不过是回到《圣经》逻辑中并尽量适合时代发展要求而已。虽然许多学者认为近代政治哲学是对古典政治哲学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曾经赞誉启蒙思想家的伟大,但在本文看来这种革命性或伟大可能并不是很大,充其量是在文明内部的微调,其从神(神性、神权、神道)到人(人性、人权、人道)的转换和所设计的政治制度模式实际上早已为基督教《圣经》所内在地包蕴着。中世纪奥古斯丁、阿奎那已经为他们做出了为理性预留位置的典范,宗教改革家“回归圣经”所建立的新教更为启蒙思想家开辟了道路,启蒙思想家只需要再往前走一步就可以了。所以,伯尔曼甚至认为近代的主义、精神是源于基督教的世俗宗教。而真正对古典政治哲学实现伟大革命者惟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其对形而上学(在理论意义或哲学学科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和思维方式方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实现了双重的否定之否定的革命,但在价值理性方面无论是近代以来的启蒙思想家政治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实际上都内在地继承了基督教《圣经》所强调的政治价值理念。只是世人对圣经启示所能提供的广阔解释空间及其隐喻内涵不够重视,往往教条地片面地从字面来理解,并过分地突出自己的创见地位。真正的、本源的创新是由文明宗师在“轴心时代”对原创型文明类型的创新。所以,本文绝对不赞同政治理论史家列奥·斯特劳斯“偏见”基督教而偏重古希腊哲学的政治哲学解说模式或政治哲学史谱系,而相对赞同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低调”启蒙哲学家理性观的解说模式(所谓“理性时代”远非理性,启蒙哲学家不过是以新的材料重建另一座中世纪奥古斯丁式“天城”而已)。在本文看来,形而上学和基督教逻辑本身就是超级版(超验版)政治学思维、政治哲学思维;充分利用古希腊理性形而上学资源的《圣经》或曰“圣经基督教”(并非“教会基督教”)所提供的“万王之王”、“上帝天国型政治哲学”意象或启示作为道德理性或价值理念,事实上从深层引领或启发着后来政治哲学史思想家们创立一个个不同版本的“形而上学政治学”、“人间世俗型政治哲学”、“人间天堂模式”、“世俗版圣经”或“世俗版福音”。本文提出了新的政府分类学模式。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从思维逻辑与价值理念双重意义上为公共生活和政治学思维确立了“金科玉律”。
张兴华[5]2011年在《金岳霖“无极而太极”思想的深度透视》文中提出形而上学存在的价值与合理性是实证主义产生以来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涉及到合理性的问题就不可避免的谈到知识与获取知识的方法,谈到形而上学问题自然要考虑经验范畴与超验范畴能否契合的问题。形而上学如传统的“道”或西方的“上帝”,虽然无法证明和把握,但是人类的意象还是赋予了这些形上范畴相当丰富的内涵与外延,并以此影响着人类的知行。中国传统偏重心性与德性的形上学在几千年的发展中潜移默化为一种内在性格并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标识。近现代在西方科技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被清除与被西化的困境。对待西方文化中国近现代哲学家都有自己取舍的偏重,而金岳霖则选择了一条“中和”中西的道路,以知性重建传统道学,以逻辑会通中西方法。本文通过对金岳霖“无极而太极”思想的多维透视,力求客观的分析其元学体系的优点与不足,并以“无极而太极”思想为参照,结合中西哲学,从内容、形式、方法等视角分析其论道体系的问题与意义。首先,概述金岳霖“无极而太极”的思想内涵和体系构建的问题。其次,分析其“中西合璧”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再次,从理性与情感两方面对“旧瓶新酒”模式的元学体系进行剖析。最后,对金岳霖元学体系的建构模式进行理性反思与总结,并强调中国传统形而上学对现代社会价值观重建的意义。
胡小安[6]2006年在《虚拟技术若干哲学问题研究》文中指出虚拟技术是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项崭新的、综合性的信息技术。当前,虚拟技术正日益向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如科学、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不断渗透,并掀起了一股虚拟化的浪潮,对人类的社会生活正在产生巨大影响。以虚拟技术、网络技术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的兴起不仅是作为工具的技术革新,它们还造成了人们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认知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等发生巨大转变,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技术改变了我们这个世界,也改变了我们人类自身,即“我们所造就的东西,同时也造就了我们自身”。对于如此一项正在引起我们这个时代重大变革的新兴技术,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当代哲学是不能够也不应该忽视虚拟技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哲学的生命力源于对时代变革作出积极的响应。因此,我们不仅仅要以极大的热忱去接纳它,更要充分注意到这项技术的更深层的文化含义,并从哲学的高度来反思以虚拟技术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本文首先对虚拟技术的基本情况作了一个概述,包括虚拟技术兴起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条件、虚拟技术的发展历程、虚拟技术的目的、特点、类型以及应用、前景等等。在此基础上,我们从技术哲学的角度考察了虚拟技术对“媒介理论”发展的推动作用,并概括出当代信息技术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特点;虚拟技术如何促进人-机关系的发展;然后着重论述了虚拟技术以及计算机的极限问题,即虚拟技术与计算机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的问题。关于虚拟技术对传统形而上学产生的重要影响,论文先是从语义学与词源学角度分析了Virtual Reality这一个概念,并追溯了虚拟实在的哲学渊源,以此为出发点,论文澄清了传统哲学中关于几个与虚拟性相关的哲学概念如可能、真实、现实、具体、因果等等的误解。而在虚拟实在的本体论讨论中,我们分析和论述了虚拟实在的生成与存在方式、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虚拟空间的独特性,虚拟实在的哲学本质以及虚拟实在的本体论等问题。关于虚拟技术对认识论的作用和影响,论文首先分析了虚拟技术作为一项新型的认识技术的重要特点,接着论述了虚拟技术导致了认识主体的虚拟化、认识客体和认识空间的虚拟化以及认识中介的虚拟化,从而引起了认识论的虚拟转向。正是这种转向使得虚拟技术对于人类的认识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虚拟技术导致了主客体之间的认识关系发生明显的变化,主要包括主客体作用的方式的变化、认识中介的数字化以及认知模型的情景化等;虚拟技术提高了主体认识能力和水平:虚拟技术增强了主体的感知能力,引起了主体认识结构的变化,认识主体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变革,提高了主体对认识活动的调控能力,张扬了主体在认识活动中的能动性与创造性;虚拟技术拓展了主体的认识领域,即它扩展了主体的认识空间、丰富了主体的认识来源。虚拟技术的出现导致人类实践活动发生了重大变化。虚拟实践是人类实践活动不断虚拟化的结果,虚拟技术的出现使得人类从思维的虚拟走向了实践的虚拟,即虚拟实践。虚拟实践的出现是对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印证与发展。虚拟实践是一种以人-机感性为基础的新型的感性活动。虚拟实践既具有客观性的特点又具有虚拟性、体验性、超越性等特点,它的出现导致了人类实践方式的重大转变,即从单线的现实实践转向虚拟实践和现实实践同时展开的双向发展模式,从此,虚实相生的实践模式得以在人类实践活动中完整地被展现出来。虚拟实践的凸现使人类的实践水平和实践能力得到空前提高,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虚拟技术作为一种新型的认识技术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虚拟技术的出现导致了模拟方法的重大变革,它为人类的认识活动提供一种强大的、综合性的模型工具即虚拟实在模型;虚拟技术与虚拟实在为当代科学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实验方法——虚拟实验。它不仅在人们处理人与物理世界的关系中具有革命性意义,而且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当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柯文涌[7]2018年在《心灵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当代发展：现状、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的反思》文中提出在当代心、灵哲学中,唯物主义已经成为心灵哲学研究的基本架构和不二范式。但是,这一结果和成就远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实,而是经历了极为漫长和艰难的哲学思维方式转变和范式革命的历史过程。从心灵的观念史来讲,心灵向来都是一个脱离了生活现实过程本身的被彻底神秘化和严重误读的纯粹概念,人类曾经对心灵概念的理解充满了种种类比、隐喻、谬误和夸大其词。因此,不能从从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得到令人满意的种种心理现象、状态、事件和过程不仅是神秘主义论调大行其道的主要根据,更是盛产种种唯心主义二元论形式,以致于唯物主义和科学难以指染的渊薮,当然也是当代西方心灵哲学家借以为自由意志辩护的根本性原因。对于心理现象的解释,大致经历了四次脉络比较分明的四个发展阶段,即机械唯物主义、感性唯物主义(不包括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当代还原物理主义、非还原物理主义,唯物主义的每一次发展都是基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恩格斯语)”。但是,无论那种形式的唯物主义,似乎都没有解决心身问题和意识产生问题。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似乎在生产实践和社会交往的基础上对这两个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解决。本文可以分为六章:第一章论述心灵的自然化必须坚持唯物主义的正确指导方向;坚持唯物主义的前提是跟自然科学结成联盟;唯物主义应该随着自然科学的每一次突破而修正自己的观点,改变自己的理论形态。第二章粗略地介绍了心灵科学研究范式转换过程,在近代启蒙主义的理性精神的启发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相继建立,大量的相关的科学事实无疑推动了心灵哲学的研究范式的转换,即从以唯心主义为主导的研究范式到以唯物主义为主导的研究范式的转换。第叁章的论述:心灵哲学中的唯物主义的现当代发展最初是以探讨心身问题的形式出现的,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英美分析哲学在心灵哲学中掀起的“语言学转向”,激活了心身问题在当代唯物主义的架构中讨论。从此,唯物主义的心灵哲学范式逐渐占据了难以逆转的主导性地位,“解构心灵”成为当代心灵哲学家们乐此不疲的话语。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心灵哲学家都成为了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他们的基本工作就是用物理学的语言和理论或自然科学的语言和理论来说明心灵的、功能和本质,以便深化科学的世界图景。在将心灵自然化的过程当中,唯物主义的形态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出现了类型同一论、个例同一论等功能主义和取消主义多种唯物主义新形态;这为心灵的还原或取消提供了逻辑上的可能性发展空间。第四章的论述:随着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从主观观点的角度对心灵还原的可能性的质疑以及澳大利亚心灵哲学家杰克逊的知识论证的提出,在英美分析性心灵哲学中,重新掀起了一场现象主义运动,意识问题成为心灵哲学当中的难问题。麦金认为,如何化解意识难问题呼唤着一场心灵哲学的概念革命。第五章的论述:关于如何以一种非还原的方式关联心理现象和心理现象的物理主义范式革命接踵而来:相继出现了随附性、构成性和实现性等叁种物理主义新范式,因而形成了随附物理主义、构成物理主义和实现性物理主义叁种非还原唯物主义新形态。尽管心灵哲学中的当代物理主义有了这样或那样的新发展,但是并没有触及到意识问题的根本,因为它们并没有真正地说明意识产生问题,即物质如何产生意识。第六章的的论述:当代物理主义者鲜有关注到跟他们同属唯物主义哲学阵营的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其实早已对心身问题提供了可能性的回应。进一步说,马克思哲学的哲学革命当中或许本身就包含着对心身问题以及意识难问题的解答。根据对新唯物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文本的解读,马克思主义里的哲学革命包含了语言革命和意识革命双重维度;前者要求在现实生活当中建立语词和现实世界的内在逻辑,清除无用的、空洞的哲学语词,这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革命有一致之处,后者要求拒斥旧的形而上学及其孤立、静止的哲学分析方法,因而反对用形而上学同一性来分析心身关系;主张“现实的人”是一个统摄物质和心灵的原初的历史概念,物质和意识在人的能动生活发展中逐步实现它的辩证同一性。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分析了心身二元论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即它是物质和精神的分工的产物。马克思强调了只有在消灭分工的感性实践的历史发展中,才能慢慢消除这种二元对立的历史幻象。
杨广军[8]2006年在《符号的批判》文中指出消费社会是一个符号社会，是一个由符号支配、人被符号化的社会。在消费社会中，人们的精神及信仰由消费意识形态形塑，在消费意识形态背后隐藏的则是资本的黑手。因此，消费社会是一个由资本制造出的消费意识形态引导的符号社会。 消费社会课堂场域潜隐地受消费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操控，本质上发生的仍然是资本的故事。资本匿于幕后，以消费意识形态为潜在手段，以教育政策、教育措施为表现手法，潜隐地对课堂场域进行置换。最后，消费社会课堂场域事实上成了一个由符号操控、对人进行符号化改造的屠宰场。严格地说，这样的课堂场域执行的不是本真的教育功能，而是符合资本需要的异化功能，是对人性的泯灭，是对精神的虐杀，是对意识的悬置，是对批判的剥夺，是对学生的摧残，是使人成为一个空无的符号。 为了揭示消费社会课堂场域的本质，本报告首先对其进行背景分析和概念设定，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形上的追问与批判。全文共分叁个部分。 第一部分，分为五章，主旨是陈述与分析。讨论消费社会课堂场域的生成背景，对消费社会、场域、课堂场域、符号、异化等相关概念进行设定，并论述进行形而上学思考的必要性。 第二部分，包括四章，主旨是进行解构与批判。在消费社会课堂场域中，对学生而言，教育身份是符号化生存手段，文化是符号化消费，知识与话语是符号化控制，意识与意识形态是符号化塑造，其最终结果是把学生形塑为一种符号化存在，一种符合资本运行需要的、失去了教育本真意义的、丧失了人的本真精神与追求的、没有生命内涵的空无的符号。本部分主要批判符号化塑造的机制和手段，并对隐藏于幕后的资本的罪恶进行揭露。 第叁部分，含有两章，主旨是得出结论。基于上面九章的批判分析提出诘问：人是什么?消费社会课堂场域是什么?消费社会课堂场域中的人是什么?由此得出结论：在消费社会课堂场域中，所谓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一个真实的谎言，它是，而且只是一个欺骗性的宣传，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在尾记中，本报告提出了一个“也许”的可能，对消费社会课堂场域中学生符号宿命的改变暗含些许期望。也许，我们还有“也许”的可能。
魏屹东[9]2008年在《从哲学预设到科学前提——试论科学预设的合法化》文中提出预设是科学不可或缺的前提,但科学常常忽略预设,不是因为它们没有必要,而是因为它们语境特征的规定。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到康德的哲学,都不同程度地探讨了预设、证据和常识的关系,使得预设逐渐成为科学的合法和必要部分。康德之后的哲学,特别是从实证主义到逻辑经验主义,拒绝科学中的预设,而当代科学实在论则把预设看成是科学的必要组成部分,并给出精确的定义。
韩旭[10]2017年在《实用主义哲学的演进及其价值》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主要目的在于试图总结实用主义不同阶段主要代表人物的形而上学思想,论述实用主义在形而上学当代建构中的价值,从而进一步确证形而上学从“上行”到“下移”的内在趋向。论文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简要介绍了古典实用主义时期、实用主义分析哲学化时期和新实用主义时期形而上学思想的演进过程、发展脉络及其存在的价值。本文力图论证的基本观点是.:实用主义是一种哲学研究的思维方式或方法,它主张关注事实、收益和后果,在根本上是要解决形而上学的争论。实用主义作为形而上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有助于破解传统形而上学的困境和争论,其方法、资源和路径对于形而上学当代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实用主义重视人性和生活,重视符号和语言,也重视行动和实践,其发展过程呈现出“经验”与“语言”交织的线索,也蕴含着未来哲学的发展趋向。以往形而上学的“是”被实用主义的“将是”所取代,哲学的中心从对形而上学问题本身“向后看”的视角转移到“向前看”,从而完成了从天到地的转向。本论文由六章和结语组成。第一章绪论对论文的选题缘起、研究意义、实用主义的基本内涵和方法、研究现状、主要思路、可能创新点和不足做了详细说明。第二章到第四章具体论述了古典实用主义时期、实用主义分析哲学化时期和新实用主义时期这叁个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形而上学思想。在实用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哲学家间思想的延续和观点的分歧并存,新实用主义对语言关注的侧重取代了古典实用主义对经验的关切。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处于互动博弈的复杂关系之中,随着分析哲学陷入困境,后现代主义成为新的哲学源泉。第五章从经验与语言的“缠绕”和形而上学历史演进两个视角分析了实用主义的发展脉络和演进逻辑。第六章阐释了实用主义的形而上学价值和存在的问题,集中介绍了实用主义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和改造,它的开放进取和兼容并蓄适应了形而上学发展和演进逻辑,其思想资源、研究方法、崭新路径和后哲学文化推动了形而上学当代建构。同时,论文也简要介绍了实用主义存在的问题。结语部分简要阐明了实用主义进一步确证了形而上学从“上行”到“下移”的内在趋向。形而上学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曾以多种多样的“样貌”展现在哲学发展史中。走进实用主义,我们可以看到皮尔士“符号学形而上学”、詹姆斯“彻底经验主义”、席勒“具体的形而上学”、胡克“实用主义的形而上学”、奎因“本体论的承诺”、罗蒂“后哲学文化”以及普特南“实在论的多副面孔”……因此,通过把握实用主义的演进逻辑,试图厘清不同时期实用主义代表性哲学家的形而上学思想,我们可以从思想高度与历史深度把握哲学发展的演进逻辑和形而上学发展的未来路径。现代社会人的精神被对物质的膜拜所替代,物质追求的膨胀催生了精神生活的萎缩,从形上维度窥探实用主义的形而上学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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