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我国经济伦理学：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伦理学论文,我国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经济伦理学，已成为我国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在即将跨入21世纪之际，本文拟对我国经济伦理学的兴起和发展作一回顾与展望，以期有助于这一新领域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进一步发展。
一
在回顾我国经济伦理学发展情况之前，有必要先简略谈谈“经济伦理学”这个概念，因为这涉及到哪些进展应归入本文所要论及的这个新领域。
我用“经济伦理学”这个术语指的是这样一门新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经济领域中的道德现象，包括宏观经济制度、中观经济组织和微观经济关系承担者个人这三大行动层次上一切同道德有关的问题。经济伦理学与企业伦理学不同，前者是从伦理学角度对经济的系统研究，具有描述性、规范性和批判性这三种功能；后者只涉及中观伦理，作为职业伦理学的一个分支，突出的是规范功能。经济伦理学与商业伦理学也不同，商业伦理学“主要研究商业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类道德现象和理论。”（注：刘光明：《商业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4页。）商业伦理学也属于职业伦理学范畴，同经济伦理学的关系也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再者，经济伦理学与管理伦理学也不同，“管理伦理学是以管理学作为元理论，主要研究“道德与管理的关系问题”，它包括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一切领域的管理。（注：温克勤等：《管理伦理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管理伦理学在经济管理伦理、企业管理伦理、商业服务伦理等领域同经济伦理学研究对象交叉，但后者并不限于这些管理领域，还包括对经济制度的伦理评价、企业或公司之间的伦理关系等宏观和中观经济伦理问题。最后，经济伦理学与规范经济学也不同，规范经济学以经济规范为研究对象，对它作包括伦理分析在内的多种分析，目的是确立经济规范，因此仍属于经济学科。而经济伦理学不限于经济规范，还包括经济制度、惯例、关系等经济问题的研究，其基本任务是研究一般伦理学理论如何特殊地运用于经济领域，因此它仍属于伦理学科。概而言之，尽管两者的研究对象和性质部分重叠，但有着系统、目的和所属学科方面的区别。（注：陆晓禾：“论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框架和学科特征”，《学术季刊》1998年第4期。）
如此定义的“经济伦理学”这个概念， 比较贴近英语所称的“business ethics”。国内对此的中译有许多，如“企业伦理学”、 “管理伦理学”、 “生意伦理学”或“商业伦理学”。 据我了解， business
ethics 是仿效十年或更早些时候出现的“医学伦理学”（medical ethics）这个术语而构成的。（注：Richard T.De George:Business Ethics,Prentice Hall,Inc.,1995,p.17.）作为一门新学科，它最早兴起于70年代的美国。从美国及之后它在欧洲的研究看，business ethics并不限于对企业或商业或管理伦理的研究， 而是包括对上述三大行动层次上的伦理问题的研究。美国《伦理学百科全书》中的“business ethics”条目就将它概括为三层次上的研究， 即制度伦理：涉及整个社会制度的安排和意识形态；组织伦理：涉及组织的政策和文化；个人伦理：有关个人的选择和品行研究。（注：Goodpastr,K.E."Business Ethics",Encyclopedia of Ethics,ed., L.
C.Becker,New York / London:Garland Publishing,1992,pp. 111－115.）美国著名经济伦理学家狄乔治在80年代末定义business ethics时，还专门对ethics in business（企业中的伦理学或企业伦理学）与business ethics作了明确区别。概括说来就是，business ethics并不限于企业伦理研究，尽管它包含了后者，但它在包含企业伦理学的同时，也改变了后者。它研究的范围更广，包括三大层次上的伦理问题，而且已形成专门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涉及对经济活动的整体和各个活动层次的考察。（注：Richard T. De George: The Status
of Business Ethics:Past and Future,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6(1987),pp.201－211.）欧洲经济伦理学网络创始人之一、现在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任教的恩德勒教授也认为这一有关business ethics的“三层次概念”很重要，他说：“尽管这一至少三层次的区别不是我的发明，
但在我看来，
它对全面和有区别地理解什么是businessethics这一概念非常重要。尽管还可进而增加诸如工业、国际秩序等层次， 但关键是， 不能混淆或取消这三个层次”。（注：
Georges Enderle:What is Business Ethics? in Dunfee,T.,Nagayasu,Y.(eds.).1993.Business Ehtics:Japan and the Global Economy,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3,pp.133－150.）由于businessethics包括这三大行动层次上的伦理问题，无论用“商业伦理学”、“企业伦理学”还是“管理伦理学”都不能确切地表征其研究范围。因此，我在1994年发表的《乔治·恩德勒经济伦理学述评》中提出这个问题，并将它译为“经济伦理学”，在此后有关翻译和论述中，也采取这一译法。在1996年的《西方经济伦理学研究述评》一文中，我还专门谈到：“这一译法的好处是，它不仅可贴切地传达国外business ethics 方面的研究，而且可使国内现有的相关研究，包括职业伦理研究、商业伦理研究和属于哲学范畴的经济与道德关系的研究，都在这一名称下结合并得到拓宽。”（注：陆晓禾：“西方经济伦理学研究述评”，《社会科学》1996年第12期，第57页。）简言之，我认为“经济伦理学”这个术语不仅能较恰当和确切地反映这门首先在美国出现的新学科概念，能较充分地容纳和反映我国学术界多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在这一能反映和结合中西研究成果的名义下学习和交流。因此，本文下面也将以这一概念为依据论及它在我国的发展情况。
二
大致说来，经济伦理学的发展在我国经历了三个阶段，传统文化中的伦理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尤其是改革中提出的问题是推动前两个阶段发展的主要动力。只是在第三个阶段，西方经济伦理学才传进来并发生影响。在这三个阶段中，道德与经济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政府工作和人们关心的话题，围绕这个话题的讨论延续至今。可以说，我国经济伦理学就是在这种讨论中兴起和发展的。
我国经济伦理学发展的三个阶段是：（一）1978－1984年：在哲学伦理学和职业伦理学层次上的讨论。70年代末，改革开始，实行的是宽松的计划经济。在此阶段，尽管尚无经济伦理学概念，但它为后来经济伦理学的出现提供了重要条件：经济成为人们关心的主要问题；伦理研究开始面向经济领域；企业伦理规范开始形成；道德取代阶级斗争成为衡量社会、企业和个人面貌的一个标准；文明道德不再受到漠视，从而为下一阶段经济与伦理的进一步结合奠定了基础。（二）1984－1994年：研究商业伦理、管理伦理和经济学的伦理问题。此时改革进入新阶段，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界也告别拨乱反正阶段，开始研究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在前一阶段一般伦理学与职业伦理学讨论的基础上，围绕经济改革，商品经济与道德关系的研究获得重大进展。从这时期出版的三本书：《管理伦理学》、《商业伦理学》和《经济学的伦理问题》（注：参见刘光明：《商业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4页。温克勤等：《管理伦理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来看，可以这样说，尽管经济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尚未出现，但学术界已分别从管理学、商业和经济学三方面探讨经济伦理这同一主题，因而涉及了西方经济伦理学“三层次概念”。（三）1994年至今：经济伦理学阶段。此时改革进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作为一门学科的经济伦理学概念也脱颖而出，作为一门课程，经济伦理学开始进入个别工商管理院校。原来分别在哲学伦理学、职业伦理学、管理伦理学和商业伦理学以及经济学的伦理问题标题下讨论的问题，这时也开始归入经济伦理学名称下讨论了。
我们可以从下述六个方面来看经济伦理学的发展情况：
（一）从出版物看，不仅发表了上百篇经济伦理学文章，而且出版了多部经济伦理学著作，有的尽管标题中没有“经济伦理学”字样，但书中有专节论及经济伦理。有的刊物还开辟“经济伦理学”专栏，讨论经济伦理问题。（注：参见：朱林、陈泽环：《功利与奉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学引论》，1996年版；王小锡：《经济伦理与企业发展》，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陆晓禾：《走出“丛林”——当代经济伦理学漫话》，1998年版；《伦理新视点：转型时期的社会伦理与道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其中有关“经济生活伦理”章节；《复旦学报》1998年第1期开辟了经济伦理学专栏。）
（二）从所论及的题目看，涉及的问题也比较广泛和深入。大致可归为四类：1、具体探讨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特征、 主要课题和基本问题，如有的提出经济伦理学的主要课题是“经济独立化以及经济动机在伦理上的正当性”等三大问题（注：赵修义：“经济伦理的研究对象和主要课题”，《复旦学报》1998年第1期。）， 有的提出经济价值与伦理价值是经济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注：陆晓禾：“论经济与伦理价值”，The Online Journal of Ethics Vo1.2,No. 1,
http://www.depaul.edu/ethics/；《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2、挖掘可古为今用的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 可洋为中用的西方近代经济伦理思想，如讨论“儒商的经济伦理精神及其现代意义”、“重商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等；3、 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原则和体系，如有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原则应当是“发展生产力的经济效益原则、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公正原则、保护环境的生态平衡原则和个性发展的文化原则”（注：见陈泽环：“文化形态与经济伦理”，“经济哲学高级研讨会”论文，1998年5月。）；4、还提出一些新论题，如三资企业中的伦理问题和网络伦理等（注：苏勇：“论中国三资企业的管理伦理问题”，《世界管理论坛》；戴黍：“网络伦理：现状与前景”，《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三）在研究和教学方面，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已确定了有关设置。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早在1994年就成立了经济伦理学课题组，上海复旦大学成立了包括经济伦理课题组在内的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都已在MBA学生或伦理学研究生层次上开设了经济伦理学课程， 上海财经大学开设了以经济伦理学为专业研究方向的哲学硕士生点；武汉还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经济伦理学研究所。
（四）国内学术界、学术界与企业界之间以及中外经济伦理学界的研究交流活动也日趋频繁。据不完全统计，5年间， 以经济伦理学为会议论题或主要论题的全国或国际学术研讨会至少有7次， 还不包括地方学术界与企业界联合举办的经济伦理问题研讨会。这些会议从不同文化传统角度、运用交叉学科分析方法，对我国经济伦理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拓宽了研究者的视野，促进了海峡两岸、内地与香港以及我国与国际经济伦理学界之间的联系和交流。
（五）除教学和学术研讨活动外，在企业方面也有引人注目的发展。如海尔集团总裁走上美国哈佛讲台，“海尔文化激活休克鱼”成为哈佛商学院教材，引起人们注意经济活动背后的文化之手。此外，政府方面也设置了反贪局和稽查员制度，由直属中央的稽查特派员分期分批进驻大型国有企业，这些举措将从宏观层面上对经济伦理实践发生重要影响。
（六）从经济伦理问题研究者来看，不仅有哲学界人士，经济学、工商管理学、法学界人士，大众媒介和政府也程度不同地参与进来。例如经济学家厉以宁1995年发表了《经济学的伦理问题》，1997年参加了“北京国际经济伦理研讨会”，1999年又接受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主持人的直播采访，谈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消费者至上与企业至上、个人经济权利与经济选择等问题。去年“全国经济哲学高级研讨会”上，一些经济学家也开始对经济伦理问题感兴趣。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大众媒介。上海电视台的“新闻透视”、“案件聚焦”，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都在黄金档时间播出，讨论的大都是经济伦理问题，收视率很高。许多案件还对现行法规提出了新的问题，引起媒介注意。法院与媒介联手，以案件形式追踪报道，特别是新近采取的庭审直播形式，请有关专家联网评论，影响很大。还可以看到，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也参与经济伦理问题研究，作用也相当突出。政府在稽查员制度、反腐败和保护知识产权等问题上采取措施，因而也成为经济伦理学队伍中的重要成员。
回顾我国经济伦理学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下面四个因素促进了它的发展：
（一）经济改革是促使中国经济伦理学发展的根本动力。首先，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如邓小平所说，是一场革命。经济关系变化涉及人们的根本利益，就有一个合理公正也即伦理正当的问题，这并非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当对经济关系变化从伦理上加以辨明时，也必然涉及同计划体制相连的伦理观念，需从伦理上匡正。其次，从计划到市场，对我国内地来说，还是一件陌生的事，究竟应如何搞才能使中国经济体制既有效益又使绝大多数人获益，需要理论的包括伦理学上的考虑。再次，中国转向的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面临着市场经济尤其现代市场经济的共性问题。现代西方市场经济制度下碰到的一系列问题，诸如企业目的、企业管理、企业责任、企业同雇员的关系、企业同关民和社会的关系、政府同企业的关系、国际商务原则等，中国对此应如何处理？怎样才能建立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有这些问题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涉及人们利益的伦理问题。正是在改革的推动下，人们开始思考并深入研究这些经济伦理问题。
（二）在中国传统伦理学中，义与利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长新的话题。尽管各派学者对义利概念及其关系解释不同，如梁漱溟先生所说，孔子等儒家并不反对讲利，而是主张寓义于利，以义取利，反对只讲利，不讲义。一方面，由于东亚经济的崛起和西方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中国传统伦理获得比过去更大的重视；另一方面，传统伦理中的义利观，很容易使人们认可经济伦理概念。因此经济伦理学在中国并未重复在美国“从无稽之谈到新学科”的那番经历（注：陆晓禾：《走出“丛林”——当代经济伦理学漫话》，第2－3章。），而是以继承和发展我国传统经济伦理的面貌出现。例如许多文章都从传统伦理资源来思考经济伦理问题，探讨诸如“儒商的经济伦理精神及其现代意义”，甚至因此发生了“中国有否传统经济伦理学”的争论。（注：王小锡：“关于我国经济伦理学之研究”，《哲学动态》1997年第11期，第22－26页。）尽管看法不一，但无可否认，儒家的义利话题本身有助于人们思考经济伦理问题，从而显示出我国经济伦理研究中的传统向度。
（三）经济改革自然提出道德适应问题。在中国思想界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历来强调道德随经济关系变化而变化，道德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提倡共产主义道德，注意思想工作，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等。传统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一方面有助于经济与伦理的结合，另一方面，也在经济改革中受到挑战，促使人们思考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达到义利统一问题。例如，有的学者据此作出有关我国当前道德相对于经济、政治处于滞后状况的评价，认为国家的行政力量及其手段直接承担了本应由道德承担的传统社会控制功能，因此强调应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尽快确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原则体系。（注：见陈泽环：“文化形态与经济伦理”，“经济哲学高级研讨会”论文，1998年5月。）应指出的是， 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原理有助于经济与伦理的结合，但近年来这方面的文章大都未停留在对这种结合必要性的论证上，而是进而探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结合的问题，因而也有力地促进了经济伦理学的发展。
（四）西方经济伦理学的影响正好适应我国改革提出的经济伦理问题研究的要求，顺乎由传统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所强化的经济与伦理结合的倾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在《西方经济伦理学述评》一文中曾说：“西方在市场经济秩序建立的今天，才认识到经济伦理问题的重要。中国尽管在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发展较晚，但‘前车之辙，后车之鉴’，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就把它作为一个经济伦理问题来处理，这样要比空喊‘超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踏实得多。因为我们现在就吸取西方的教训，因而有可能在这方面避免走弯路。”（注：陆晓禾：“西方经济伦理学研究述评”，《社会科学》1996年第12期，第57页。）这也是我们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伦理学，开展中国经济伦理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原因。
三
尽管经济伦理学在我国已有一定发展，但总体上仍落后于实践。这主要表现在经济伦理研究基本上仍停留在学术圈子，未能及时应答和影响实践。例如，在媒介众多的热点、焦点和案件讨论中，尽管涉及的大多是经济伦理问题，但人们并没有听到伦理学家的声音。三大行动层次上实际已经提出了许多经济伦理问题，企业尤其国有企业及其关民碰到的难题更多，但经济伦理学者还未能对这些问题作出具有影响力的回答。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从经济伦理学研究本身看，主要存在下面一些问题：
（一）在交叉学科和跨领域方面，伦理学与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结合不够。一方面，这些年来转向经济伦理学的研究者主要来自哲学伦理学领域，他们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知识有限，而有兴趣于经济伦理问题的经济学者又发现自己并不善于运用伦理学理论。另一方面，一些经济学界或企业界人士或者以为经济伦理问题是低层次问题，不在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内，或者认为企业在能够思考和关心经济伦理问题之前，必须先解决它们的生存问题。由于存在这些知识结构和认识上的问题，经济伦理学研究难以为学术界真正重视，也影响经济伦理问题研究的深入和实践作用的发挥。
（二）在研究成果的定位上，经济伦理学者往往满足于构建经济伦理学理论体系。文章发表了，似乎任务就完成了，未能进而追溯所论问题在实践中的发展、所提观点对实践的意义（当然他们也缺乏政府机构、媒体和法院所拥有的手段和渠道），因而客观上也难以产生真正有理论深度和实践影响的研究成果。
（三）在研究力量的组织和运作上，目前经济伦理研究力量相当分散，缺乏沟通交流，没有相应的组织机构可运作，也难以从理论和实践上发生整体效应。
（四）在经济伦理学资源的利用和共享上，80年代西方文化热，现在注重东方传统文化研究，对当代西方经济伦理学在总体上仍缺乏研究。既然是市场经济，有共性，就应注意研究它们的经验教训。重要的是找出中国市场经济的特殊性，而不是简单搬用。忽视西方经验教训，难免重蹈复辙。目前三大行动层次上出现的经济伦理问题，西方还有我国香港都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党中央关于宪法修改的建议表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经济基础的这一重要变化已经“提升到宪法的高度”，还将进一步反映到上层建筑各领域。因此在我看来，今后几年，尽管仍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但将是改革成果的巩固和向上层建筑推进的深化阶段。经济伦理学的发展和实践作用，将取决于它把握实践问题的程度和水平。在即将跨入21世纪之际，我想把回答改革对经济伦理学提出的挑战，作为发展经济伦理学的关键，并提议注重下述六方面的研究：
（一）经济伦理学应重视描述伦理学和元伦理学研究。目前经济伦理学研究，大都采用传统思辨探讨方式，并藉此“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规范体系。对规范经济伦理学的重视是对的，经济伦理学当然要回答人们是否应当如此行动的问题。但在经济伦理事实描述不清、道德术语和元伦理概念分析不清的情况下，急于形成，必定容易流于空谈。经济学家的批评之一，就是经济伦理规范不是靠主观“构建”的，而是只有在经济实践中起作用，才能形成。因此我们应注重描述伦理学和元伦理学方法的运用，尤其是注重对现行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具体做法和惯例的描述研究和元伦理学分析，然后才能进而寻求和提升出可加以论证的伦理规范。缺乏描述基础和逻辑考察的规范只能是意见，难以规范实践。
（二）结合上层建筑研究经济伦理问题。从媒体所曝光的大量问题看，多少都涉及上层建筑问题。经济不仅同包括道德在内的观念上层建筑，而且同这些观念的“物质附属物”也交织一起。对中国经济的分析表明：三种经济方式及其与上层建筑交织作用，大量是市场经济问题，也交叉着计划经济问题，甚至封建残余问题。因此市场经济伦理问题不仅同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局限性有关，更与市场经济实际运作中的上层建筑不完善因素有关。例如有关高速公路和大桥案例，就直接与现行工程承包等制度设置有关。因此需要从这些因素的交织而非纯经济角度来研究这类经济伦理问题。
（三）重点研究宏观层次及其与中观关系上的伦理问题。经济体制改革，宏观层次是重点。随着中观从宏观独立出来，中观伦理问题将成为经济伦理学主要内容，但目前仍处于建制阶段，因此，宏观及其与中观关系上的伦理问题仍很重要。我们应注意西方经验教训，特别是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如有关市场制度的限度和对单纯利润动机的批判，以避免重蹈复辙。同时应注意这些问题在我国环境中的特殊表现，尤其是由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而产生的一些特殊问题。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公有制为主体，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既维护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又保证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公平竞争？又如，工人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而市场经济又要求劳动力自由流动，那么如何既开放劳动力市场又保证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目前中观层次上的许多问题都同宏观制度层次问题有关。例如，不少国有企业已转为公司制，但由于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产权过分集中，决策政企合一，使政企很难真正分开。此外，代理层次过多，企业家阶层形成机制存在障碍，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空缺等。（注：曹凤岐：“股份制改革路在何方”，《上海证券报》1997年9月14日。 ）这些都迫切需要我们从经济学和伦理学角度交叉分析，发挥经济伦理学的批判和规范功能。
（四）以经济伦理学研究促进社会主导规范价值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我国经济伦理学面临的难题是，它是应用伦理学，但社会经济基础正在发生变化，与计划经济制度相适应的基本道德规范体系发生了问题。因此，它面临着双重任务：基本道德规范研究和特殊经济伦理规范研究。不可能等到前者完全解决了再考虑后者。我主张采取立足后者促进前者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难题。换言之，从特殊的经济伦理问题出发，进而追溯或上升到一般伦理学层面来研究，提出或论证哪些一般伦理规范是可行的。经济伦理学的基本任务应是研究和形成特殊经济伦理规范，但它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促进社会主导规范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后者的新生长点。
（五）经济伦理学研究应拓展到文化研究领域。经济全球化，文化问题重又引起人们的注意。一方面，作为全球化过程一部分的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使我国社会文化价值体系发生变动，这种变动作为大环境影响和制约着在其中运行的企业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市场开放，经济全球化主要在企业层次上展开。无论是请进来建立的“三资”企业，还是走出去发展的跨国企业，所进行的经济活动都是交叉文化活动，而不止是技术和资金层面的问题。（注：Lu Xiaohe:The Globalization ofthe Economy and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orporations
inChina,Annual Congress of the Wissenschaftszenrum Nordrdein －Westfa len 1998"Future Prospects: Ideas for a culture ofChange",Gerrmany.）因此，“处于全球化环境中的经济伦理学很大程度上将在文化研究领域中进行。”（注：Zimmilier:Cultural Valuesand the Future of Economy ,1998.）
（六）建立我国经济伦理研究网络。目前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不仅大都建有与企业界有联系的经济伦理研究中心，还进一步形成了跨地区跨国家的经济伦理研究网络组织。但在我国，迄今还没有一个类似的网络机构，这不仅与我国在世界的文化地位不相称，也不利于我国经济伦理学研究者从伦理方面为我国经济的进一步腾飞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推进经济伦理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经济伦理研究的网络建设，从机构层面上促进经济伦理学研究在国内和国际的进一步发展。
在我看来，中国在下一世纪是否有大的发展取决于我们现在如何解决面临的问题。这类问题既是经济的，也是伦理的。如果不解决好，就会影响下世纪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但是仅仅由经济学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因此，经济伦理学对世纪之交的中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伦理资源和对外开放带来的国际经济伦理学研究成果，从理论和实践上推进我国经济伦理学的发展，争取从伦理学方面对我国社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