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中的政治控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与经济文化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快速转变相一致，政治上也有一个转型的问题。在政治转型过程中，政治控制的转型有更为关键的意义，它所转变的平稳、效率和规范化程度，直接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一
政治控制是维系一个社会中国家秩序的手段，它与政治秩序、政治稳定和政治参与相联系，其控制程序是一切能动的社会控制中最高的。狭义的社会控制则主要把着眼点放在人们对社会性行为和社会性规范的遵从要求上，因而这种控制是与社会越轨行为紧密联系的。但无论如何，这种划分只是相对的。从系统控制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政治控制、社会控制、道德控制、教育控制，还是更为心理化的舆论控制，其实都是社会控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都是从不同角度对社会构成体（个人、群体、组织机构等等）所实施的程度与效果各异的控制方式而已。因而，政治控制与社会控制等其他控制方式相辅相成，既构成其他社会性控制的一个前提条件，又必须依赖其他控制条件完成自身的控制。也就是说，政治控制与其他控制方式的多样化结合是社会变革中政治控制的必然选择。
一个社会中政治控制的机体是由政治控制主体、控制客体和控制方式以及对于控制程序的规范这样几个方面构成的。政治控制的主体一般由执行政治职能的国家机构——政府来充任，同时也包括了其他次属性政治控制主体，如政党、社会团体等等。在我国，执政党与政府具有二体一位性质的政治控制职能。政治控制的客体一般包括了政治实体要素与政治关系形态，即政治控制从范围上涉及到政治成员、政治关系、政治规范和政治行为过程等各个方面。在泛政治化的意义上，政治控制也包括了对泛政治领域，如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等的控制。我国传统政治控制的客体范围就是如此。但规范性意义上的政治控制一般约束在政治性领域之中，以免造成政治主义和权力渗透的现象，反而影响社会控制的效益。从规范政治控制的角度来看，政治控制涉及下列几个客体范畴：（1）首属政治关系——政治与政党层面的政治内在系统；（2）次属政治关系——政治与行政的周围关系，包括权力相对较弱的其他政治性组织及其与公民的关系状态；（3）政治规范形态， 即以法律为主体兼及纪律、政治道德等的领域；（4）政治行为过程， 包括政治决策行为、执行行为、监督行为以及公民的利益表达与政治参与等行为过程。政治控制正是对于上述几个方面的约束与相对制衡活动，它对于国家与社会的存在状态起着一种能乱能治的重大作用，因而在社会改革过程中，其变革过程与方式是十分重要的。
就个体与个体、个体与整体、整体与整体的关系来说，一个社会的现实存在状态主要有两种；离与合，由此构成程度和状态差异不同的几组社会政治存在范式：自由状态与专制状态、控制状态与失控状态、秩序状态与发展状态。社会政治控制就是在这种相互对抗的两极状态之间充当一种“调停者”的角色，使社会向心与离心的各种力量合理有机地组织成为一体。政治控制由此就要顾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政治的有序组织，另一方面是社会政治的有效发展。从对社会的这二重状态的对抗性研究出发，西方社会控制理论形成了其理论观点相反的两种流派：社会均衡论和社会冲突论。但不论何种理论，其最终探究的目的还是为了社会的有机运转，而社会政治控制理想的范式是构成一种权威下的自由和自由中的权威、秩序中的发展和发展中的秩序这样的社会政治状态。我国现代政治控制的转型前景，就是力图达到这种状态并避免其他极端状态的出现。
二
70年代末，我国开始了现代化过程。真正现代化的开始也就是传统的许多方面走向结束并在此过程中形成新的社会机制与惯性的时候。在这种新旧交错并互相冲突的过程中，我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道德、心理等方面都出现了或轻或重的失范与失控的现象，总括地来看就是一种社会失控局面。其中最为危险的就是政治失范和失控现象，它给社会肌体的其他系统造成的损害是最为直接和深重的。政治失范是政治规范化的丧失过程，即是一种外在行为秩序和内在心理秩序的从有序稳定向无序混乱转化的过程。政治失控则是政治主体权力运转的失灵、权威的削弱直至丧失和控制力度的弱化。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再加上非政治性的社会失控，就使我国的社会运行与发展总是处在忽快忽慢的两难境地之中。国家行政与经济组织的权力时放时收的现象既是这种摇摆局面的结果，也是其显著的表现。
政治失控现象发生的原因总体上来说是社会变革引起的社会政治的二元分化，而从具体的方面来看，则有许多可探讨之处：首先，我国政治失控的发生是我国现代化发展行为的必然派生物。美国当代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动荡不安，原因并非在于其社会落后，而是在于它们企图摆脱落后实现现代化。他认为，高度传统的社会和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都是安定的，因而现代性产生稳定，而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即是说，社会政治不稳定的失控状态在于落后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之中。功能主义社会学家杜尔克姆认为，在传统农业社会里，人们的工作单一，价值观念和生活目标大致相同，因而集体意识很强。而在工业化社会里，人们根据不同的利益和地位形成的彼此不同的亚文化会形成多种社会规范，人们对此就产生无所适从的感觉，从而减弱社会控制。因而他认为，一个社会的工业化和都市化的过程会引发社会失控。可以说，这是构成政治失控的社会结构因素。根据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一些分析，象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特征一是晚（晚于已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二是外（靠外在的影响和推动而开始现代化），因而缺乏内部的现代化自我生成因素。由此也就规定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在其内部动力上是强制性的，即可以称之为强制现代化。这些因素恰好是造成人们在社会政治方面无所适从和相应抵抗的行为失控的根本原因。
其次，社会动员与低制度化的矛盾造成人们的政治行为方向发生相逆性运转，从而削弱政治控制的力度和强度。由于我国的政治现代化带有内部促动性和强制性，因而它不是来自于社会政治下层的自觉要求与行动，而是来自于上层的推动力。这样，现代化的进程就必然要通过社会动员来促进。亨廷顿认为，这种社会动员的速度往往高出于经济发展的速度，从而使人们产生社会挫折感，这种社会挫折感没有适当流动的机会与渠道，人们就通过政治参与向政治体系提出自己的要求。但在这些国家中，政治参与远远高于政治制度化，从而导致政治参与对政治秩序的冲击和摧毁。政治失控往往表现在政治参与过早与过量上，由此也就使政治控制陷入两难的境地；如果扩大政治参与，则容易发生政治失控；而如果抑制人们的参与要求，又会扼制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或者成为社会不满与冲突发生的潜伏因素。
再次，社会经济的变更对于政治关系与政治秩序的松懈。我国改革首发于经济领域，并以经济现代化为中心目标。经济的变革，打破了过去习惯的同一工作同一报酬和同一效率的既定秩序，把商品经济的种种要素与观念引入了社会。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分工与分层加剧，新的不平等强化，经济利益渗入政治结构之中，以往建立在权力主义与官本位基础之上的政治控制权威被商品主义化，这就松懈了做为根本秩序的政治控制过程。
第四，社会观念与政治意识的移入与派生取代了一元的思想观念形态，由此人们产生了信仰与心理的失衡，这就加剧了政治控制的松驰。社会变革的震动效应引起人们心理意识上的断层，同时外来观念的移入和内在本来单一的观念形态的派生分化使人们失去了内在的支柱与依傍。从而产生迷茫、失落直至绝望的心理。人是心理上易于单一化的生命体，而社会现实的变革使以往的信仰支柱断裂，道德教化动摇，致使人们心灵安定的心理需要得不到满足。由此人们对人生与社会丧失了“意义目标”，产生了“无所谓”的轻视社会政治秩序的心理状态，这是行为上反抗社会政治控制的必要准备。
第五，政治控制主体的自我道德修养和政治控制能力的弱化造成政治不公正不廉洁的后果，从而引发了人们对于政治秩序与制度权威性和合法性的怀疑，也提供了人们进犯政治控制的效仿参照。
三
上述对社会政治失控现象的分析着重是从现代化过程入手的。其实，政治控制有力与否，还与政治控制本身的特性是否与被控制的社会政治状态相一致有关。由此，就有必要对我国政治控制的传统性状况和现代化要求做一番概括的分析。
从独立的角度来看，任何政治控制的方式都是合理的，很难说谁优谁劣。政治控制的优劣，只在于社会状况这个参照域的映衬。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建立的是一套传统形态的政治体系，其政治控制过程也就是传统的。这种传统型的政治控制建立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之上并与这种经济状况相一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种有效的政治控制机制。其特征为：一是政治控制与高度集中的产品经济体制相联系，其方法与手段也具有高度集权性和封闭性，这种政治控制适合于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单一经济模式，也适应人们单一的观念意识和对于稳定的片面追求，因而具有其一定的实现力。二是与强有力的内在化的道德体系相联系。在单一思维与单一行为方式下，社会的维系主要是依靠个体的内在道德力量，即依靠人们好坏两极划分的内在价值标准和内心良知意识，使人们的行为成为一种无独立见解的自觉，而不是依靠政治制度化程度，因而忽视了制度的建设。三是高度意识形态化。国家社会政治体制的单一，同时要求意识形态的单一，并把这种单一的意识形态升华为人们的终极信仰，运用强大的宣传舆论给人们灌输这些信仰和意识，社会政治失控的多意识冲突条件自然就难以具备。四是泛政治主义，即把政治标准、政治要求和方式普遍化，推广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系统，上升为人们的终极行为标准，即发展到“上纲上线”、谈政治色变的程度，发生政治失控的宽松情境就无法产生。
现代化的改革进程其实就是对于传统的挑战。变革的社会带来了全新的社会目标、人生意义和生活方式，单一而僵化的政治控制体系就不能再适应这种变化的进程，而需要同样地予以转化。这种转化的原因就在于新的现代化参照系中，现代的政治控制方式显然优于传统的政治控制方式，能够适应变革的社会正在建构着的新的体制。传统与现代的两种不同的政治控制的区别在于：第一，在目的上，传统政治控制主要追求稳定，而忽略发展，其核心就是治人，即抑制人的自然欲望、社会政治参与要求。在现代化过程中，显然需要建立新型的政治控制的目标模式，重视人的自主化与能动化，追求稳定中的政治发展。第二，在主体上，传统政治控制的主体多为单一的政治组织系统，而其他政治性组织很少，也就难以发挥控制功能。现代政治控制则为首属主体下的多主体控制过程，第三，在制度上，传统的政治控制重集中与宗法的准制度性建设，而现代的政治控制则以法律为基本的制度建构。很显然，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分工的精细化产生人们行为的规范化要求，这种规范化需要以法律的方式予以确定。而保证政治控制公正和人们权利实现的要求也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对于法律秩序的渴求、依赖和信任。因此法律化是我国社会政治控制的根本出路。第四，在方式上，传统政治控制为自上而下的单向度方式和单一的行政化手段，而现代的则要求达到方式与手段的综合化。第五，在文化上，传统政治控制重思想道德，现代政治控制重逻辑理性。第六，在信息上，传统的政治控制具有封闭性。因而控制程度较高，但社会政治得不到交流，容易发生政治专断和政治障碍。现代社会需要开放的信息和利益表达，以便达成政治控制的有效共识。
现代化的进程要求政治控制追求下述几个方面的功能和效果：第一，道德性追求，即政治控制吸收传统控制的优点，以社会普遍的道德化为其基础。第二，法律化追求，即以法律为最高的政治控制手段和控制程序。第三，权威性追求，即达到控制的一定力度。达到这一点要求与政治控制的合法性、能力性和合理性（公正性）相联系。第四，适应性追求，即具有相对的控制性，使政治控制能随着现代社会快速的变化而发生有益的效力。第五，效率性追求，包括了对最佳利益和最大效率的追求，这是政治控制保证社会繁荣与发展的必然要求。
四
综上所述，现代化必然导致一定程度的社会政治失控，这种失控状态在一定限度内可以提供社会发展的活力，但超出限度则会酿成社会动荡。为此，必须建立合理的社会政治控制机制，而达到这一目的的必然途径就是促使政治控制由传统型向现代型有序地转变。
政治控制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被动的转变方式。这就是在社会经济的变革起动并且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之后，国家政治体系和政治控制仍然沿用传统的一套，结果造成政治控制与经济文化发展的脱节，形成政治控制对经济文化发展的后制力，使经济文化发生不应有的停滞与失误。但在社会经济的强大冲力下，政治控制的传统方式还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摧毁，并迫使其不得不向现代方式转变。因而这种方式是消极的、应该尽可能地避免。与此相反的是主动的转变方式，即政治控制主体从战略上审视由自己推动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向，并积极适应这种经济文化发展的过程，主动地调适自身与社会变革不适应的一切方面，毫不犹豫地抓住时机实现自身从传统向现代的战略转变，从而完成经济与政治的同步发展。这种方式是一种积极的、有效率的、比较平稳和短痛苦性的转变方式。一般来说，良好的社会政治控制的转型应该是这种具有主动性的转型和过程。
如何良好地实现我国政治控制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这里再提出以下几条途径：第一，改变传统的政治稳定与政治控制的观念，建立新的社会政治稳定观——动态稳定观，即在发展中达到稳定的观念，防止政治稳定走向政治停滞。同时，也要树立新的政治控制观——参与的控制，即在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中求取控制，以达到控制的共识，防止控制过硬。第二，倡导以法律为政治控制和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法律是能动而客观的统治手段，它的权威性可以使政治控制充分发挥其效力而防止人为引起的可能性动荡。在目前尤其要加强政府行为的法治化，从而使政治控制主体具有较好的权威度与可信度。第三，政治控制应以保护和实现公民的民主权利为先决条件。过去我国的政治控制过强，权利实现较弱。现代社会既需要形成环节上封闭的控制链锁，也需要以开放的方式容纳社会成员（公民）的充分权利，这两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其实，充分实现公民权利，同时也就意味着使其充分地承担义务，而义务正是构成政治控制的有力手段。第四，改变意识形态化的思想控制方式。大环节上控制意识形态，小环节上注重言论自由与公民的意见参与的方式，即利用大众舆论的政治倾向性实施控制。第五，改变传统的单向度手段的控制方式，建构起人民与政府之间双向度的民主与权威相配合的控制方式。这种方式可以解决大众心理上对于政府控制的合法性要求，建立政治控制的权威，同时也可以为社会动员提供一定的流动与释放机会，减轻大众对政治体系的冲击力。要达到这一点，必须通过国家政治的进一步民主化这一根本的政治现代化手段。同时，在防止社会泛政治化倾向的前提下，综合利用道德、文化、教育、经济、社会等多种控制手段，以便为政治控制的实现创造良好的实施条件，以积极的方式将社会推向一个稳定发展的动态前进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