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理论(下)_恩格斯论文

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理论(下)_恩格斯论文

千难起步,万险征途——试论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革命发生论的双要题(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征途论文,试论论文,发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不会忘记,这是法国无产阶级第二次的社会主义革命起步,比起1848年巴黎6月起义,这一次巴黎3月18日起义壮阔得多、深刻得多、成熟得多;对全球的巨大震撼、对历史的深远影响,更是后来居上。巴黎的这两次起义,都是在为漫长而坎坷的社会主义革命征途寻找第一个突破口;都力求在探索性、创造性的实践中另辟蹊径,不为同时发动之类的构想所束缚,也不因相继发动、同时胜利或相继胜利之类的期待尚无绝对把握而裹足不前;而是敢于把握历史的机遇,以冲天的革命精神奋起搏击。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千难起步与万险征途,其所面对的种种新课题与新挑战难以一揽子同时解决,巴黎的两次起义,特别是第二次起义就集中注意力于先解决千难起步的一系列大难题,在不能不触及万险征途的大险题时,往往只作原则性的提示、思考或预测。人们可以相当明朗地看出:有关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千难起步的难题与万险征途的险题,这既相关联又相区别的两个层次的课题开始了相对地分层探讨并着手处理的尝试。这从马克思、恩格斯阐发巴黎公社的历史地位,现实意义和总结它的经验教训的着眼点与着重点可以得到印证。

在从总体上、综合上评价巴黎公社时,马克思说:“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10~211页)国际总委员会的《巴黎公社一周年纪念大会决议》认为:“英勇的三月十八日运动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同上书,第18卷,61页)这里,作为主要之点而重笔浓墨加以肯定的是定将与历史共存、与日月同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起步。在具体而生动地阐发巴黎公社原则时,马克思、恩格斯则特别注重揭示社会主义革命起步的规律性现象及其蕴含的新启示,现摘其要者而转述之:

其一,革命率先起步,得以无产阶级的觉悟性、组织性为前提。在《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一文中,马克思极其明确地把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提高群众、建立谋求自我解放的“无产阶级大军”(以前把“大军”误译为“军队”),视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开始改变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度的首要条件。而且紧接着说:“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赢得自身解放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26页)

其二,尽管马克思行文中的“大军”非特指军队,而“战场”也非专指军事战场,但决不应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低估、甚至忽视无产阶级以这样那样的形式掌握枪杆子在革命率先起步中的作用。不然,早在巴黎3月18日起义前3个月零4天,马克思就指出:“不管战争怎样结束, 它已经教会法国无产阶级掌握武器,而这就是未来的最好的保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169 页)马克思曾着重指出法国这又一次革命起步的新特点,“在于人民在首次起义之后没有解除自己的武装,没有把他们的权利拱手交给统治阶级的共和主义骗子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06页)这是多么大的长进啊!以前法国人民曾因自行放下武器而一再蒙受沉重的灾难。血的教训提醒无产阶级:不仅必须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战场上,而且必须在军事战场上去赢得自身解放的权利。

其三,在考察革命起步中革命暴力的运用问题时,马克思采取了极为辩证、慎重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认为: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取暴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179页)

其四,率先起步的社会主义革命,尽管是起步,无产阶级也不能以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为满足,这是由它的革命性质所决定的。巴黎3月18日的起义是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 马克思指出:公社革命的“新的特点还在于人民组成了公社,从而把他们这次革命的真正领导权掌握在人民自己手中,同时找到了在革命胜利时把这一权利保持在自己手中的办法,即用他们自己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政府机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06 ~107页)人们清楚记得,马克思、恩格斯一再明示:公社是人民群众获得解放的形式,是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公社是备受地主资产阶级重重压榨的法国农民解放的先声;公社是被债权阶级反复盘剥的债务阶级——法国中小资产者的救星;公社是那些力求从僧侣统治下解放出来、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力量的正直科学家的希望。马克思断定:“无论公社在巴黎的命运怎样,它必然将遍立于全世界。”(同上,94页)

革命千难起步的这一个个规律性现象、这一串串难上难的大难题、这一次次对凸现出来的特大难题求解中展现出来的新启示以及种种思想闪光,至今仍是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各国各界的有识之士细致观察,尽心揣摩,深入领会的首要的客观对象与首选的精神财富。

至于百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社会主义革命万险征途中的众多大险题所作的原则性的提示、思考或预测,我们如果联系整个20世纪社会主义的新的实际、新的经验教训、新的探索突破、新的理论飞跃等等,展开再学习、再思考、再认识,定将得益匪浅。特别是马克思在巴黎两次起义后,两次回眸、反思社会主义革命万险征途时,发表了带有总结性的精辟之见,为我们洞察社会主义艰险而辉煌的命运提供了科学指南。

一次是在1848年巴黎6月起义失败, 目睹法国无产阶级开始遭受“难忘的十年”革命低潮期综合症的折磨,并经历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伴生的疼痛之后作出的,马克思郑重指出:“资产阶级革命,例如18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彩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学会清醒地领略其急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无产阶级革命,例如19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它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前面挺立起来;它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588~589页)

另一次概括是在1871年巴黎3月18 日起义后一个月左右作出的。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再度郑重指出:“工人阶级知道,他们必须经历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段。他们知道,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他们不仅需要改变分配,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或者勿宁说是使目前(现代工业所造成的)有组织的劳动中存在着的各种生产社会形式摆脱掉(解除掉)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的目前的阶级性质,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他们知道,这一革新的事业将不断地受到各种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心理的抗拒,因而被延缓、被阻挠。他们知道,目前‘资本和地产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过去‘奴隶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样。但是,工人阶级同时也知道,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他们知道,为了他们自己和为了人类开始这一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98~99 页)这段话在定稿时浓缩为:“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且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同上书,60页)这先后发表的结论性之见闪烁着真理的光芒。一次侧重于启发人们认识社会主义革命与资本主义革命之全然不同,独具特色地谱写社会革命的崭新篇章,达到有史以来革命的最新高度,实现了质的飞跃:严肃地对待生活本身的呼喊,严厉地进行自我批判,严格地坚持高标准;似退而实进或退中求进的螺旋式发展,反复求索多步到位的盘旋式攀登,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的辩证式境界转换,曲径通幽地通向无限宏伟的目标。另一次则侧重于工人阶级对革命的认识的深化,6次叠用“工人阶级知道”的句式,全方位、多层次、 多角度地表明谋求自我解放与解放全人类的主力军,深知革命征途之艰险,深明涉险、冒险、险中磨炼之必须,深通化险为夷、险中求胜的革命艺术与无限风光在险峰的革命逻辑。如果联系发生在20 世纪的社会主义理论的3次大飞跃、社会主义实践的3次大挺进、 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一次大蜕变,重新领会马克思这两次发表的带有总结性之见的精髓,那么,任何一个没有偏见的人都不能不为我们导师的真知灼见而赞叹敬佩。

巴黎公社被法国的凡尔赛还乡团与德国的俾斯麦派遣军联合镇压之后,欧洲经历了一个“难忘的20年”,这是资产阶级一统天下、资本主义相对地和平与发展的20年。反社会主义势力凭借绞杀公社的余威与经济增长势头看好的有利条件,运用硬软两手兼施的手段对付“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社会主义力量。1871年的欧洲毕竟不是1848年的欧洲,“难忘的20年”毕竟不是“难忘的10年”的简单翻版。巴黎公社的事业既然是长青的,巴黎公社的原则既然是永存的,那么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甚至远隔重洋的美国的工人运动就不会销声匿迹。发生在巴黎的两次社会主义革命的千难起步,尽管相继失败,但是它仍在这样那样地、有形无形地、直接间接地发挥着千种的影响。欧美的工人运动在行进,但主要是向横宽发展(如何解决面的开拓与点的深入、即横宽发展与纵深发展的结合问题,有待于实践的回答),呈现出大江东去泥沙俱下之势。列宁曾这样估量,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岁月,是令革命意志不坚定者远离斗争、忘却革命、庸俗思想泛滥的岁月。当时,刚刚遭受严重挫折的法国无产阶级,正在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但重新振作、恢复元气、进行更宏伟的新的斗争,亟需新的更强大的推动力,可是这个新的推动力尚待发现。向大工业过渡已大体完成的英国,无产阶级所处的境况已经稳定;新工联主义者虽较其前辈有所作为,但工人贵族的影响依然有增无减;其世界市场上的霸主地位远未动摇,因而资产阶级阶级实力、其统治力量的发展显得比无产阶级对雇佣奴隶制度的反抗更有力量。而美国的工人运动正处在德国的工人运动在1848年以前所处的那种阶段上, 真正有才智的人物首先应当在那里起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848年以前在各个工人联合会中所起的那种作用;可是,那些自命为有才智的旅美德侨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却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能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美国的无产阶级群众不得不自找出路,他们需要有时间来发展自己,即发展自己的运动;需要有机会,在自己的运动中通过本身的错误、通过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而前进。

法国、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文明国家工人运动这样的态势,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的马克思,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恩格斯,都把社会主义革命再度起步的希望寄托于德国无产阶级。恩格斯在1884年11月8 日致考茨基的信中,较详细地提到他抱此希望的根据:“整个德国(也许只有容克的东北地区除外)都卷入社会革命,小农被拉入工业,最守旧的地区也被卷进这个运动,因而整个德国的革命化比英国或法国彻底得多。而这场最终导致剥夺小农和手工业者的社会革命,又正是发生在这样的时候:恰好一个德国人——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总结了英国和法国的实践和理论发展史的成果,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本质,从而也揭示了它的最终的历史命运,这就给德国无产阶级提供了它的先驱者英国人和法国人从来没有过的纲领。一方面是更加深刻的社会变革,另一方面是人们更加心明眼亮,——这就是德国工人运动势不可挡地发展的奥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669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德国无产阶级寄予殷切希望的同时,也意味深长地把眼光转向俄国。他们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写道:

“现在来看看俄国吧!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不仅欧洲的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作是帮助他们对付刚刚开始觉醒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沙皇被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在加特契纳成了革命的俘虏,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

“《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相互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250~251页)这短短几行文字,浓缩着当时导师密切关注与沉思的主要问题:怎样发掘、凝聚社会主义革命起步的新推动力;欧洲有哪几支力量可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先进部队;这些先进部队在革命起步时如何有效地实现彼此之间的相互呼应、相互配合和相互补充;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有没有可能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一系列的问题,可以说是与实现《共产党宣言》两个“必然”的时代大课题息息相关的重要的子课题。是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发生论的拓展、深化而提到无产阶级面前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无产阶级的殷切希望之所以未能变成生动的现实,倒不是由于原估量的误差,而是恩格斯辞世不久,伯恩施坦主义者、考茨基主义者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推行了反马克思主义路线,背叛了他们曾信誓旦旦表示坚决拥护的《巴塞尔宣言》,反对用社会主义革命去制止帝国主义的争霸战争;而在战争全面爆发后,又鼓吹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各国无产者均享有保卫祖国的同等权利,破坏国际无产阶级的联合反战行动,拒绝实施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即战争引发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方针;葬送了德国无产阶级迈出社会主义革命起步,实现众望所归的“德国人开始”的历史使命的大好时机。

不幸中的大幸是,面对数十载难逢的机遇,原本可以大有作为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在德国遭受重大挫折,却在俄国得到加倍的补偿。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俄国国情,研究俄国公社的命运,研究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研究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前景。俄国人则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研究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研究西欧、特别是法国德国的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恩格斯在1885年4月23 日《致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写道:“我再对您说一遍,得知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和带有点泛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我感到自豪。如果马克思能够多活几年,那他本人也同样会以此自豪的。这是一个对俄国革命运动发展将会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669页)“我所知道的或是我自以为知道的俄国情况,使我产生如下的想法:这个国家正在接近它的1789年。革命一定会在某一时刻爆发;它每天都可能爆发。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就像一颗装上炸药的地雷,所差的就是点导火线了。”(同上,670 页)何等科学的预言呵!恩格斯辞世后10年,导火线点着了,俄国的1905年革命爆发了,这确实可以说是它的1789年,而且甚至可以说略高于法国的1789年。再过12年,另一根更粗的导火线又点着了,一枚重量更大的地雷爆炸了,这是俄国的1871年,是巴黎公社的直接而伟大的继续,由于它相比于巴黎公社来说,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起步,是开创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第一个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世界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划时代起步,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说,它就是它自己——俄国的1917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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