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李清照词愁情的内涵——与陈祖美等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涵论文,李清照论文,词愁情论文,陈祖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来，拜读了朱靖华、戴学忱二先生的论文《论李清照词“欲说还休”的复杂内涵》（注：见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9年第1期。）该文认为， 李清照词中大量“欲说还休”的谜被他们破译了，谜底是抱怨赵明诚娶妾。并且不无坦诚地说，早在1991年版的《李清照研究论文集》中，陈祖美先生的《对易安内心隐秘的破译》就是这种看法。
这一观点颇有点新人耳目，被不少学者视为李清照研究的新成果，颇有影响。我是很敬重陈祖美先生的。作为山东人，她对同乡名人李清照的研究用力颇勤，已经出版了多种相关的编著和专著，其中《李清照评传》可视为她的力作。不过事关学术研究，笔者还是不揣浅陋，想谈谈自己的看法，以就正于大方之家。
陈、朱、戴诸先生是如何破译李清照的呢？论据包括逻辑推理和作品内证两个方面，而以后者为重。
陈、朱、戴认为，宋人纳妾习以为常，连苏轼亦不能例外，赵明诚自然也纳了妾。加之李清照没有生儿育女，犯了七出的天条，明诚纳妾也就名正言顺，势所必然了。
这种推理犯了不周延的逻辑错误，根本不能证实明诚纳妾。宋人虽多纳妾，纳妾者未必是明诚，多纳并不等于全纳。苏轼纳妾更不是明诚纳妾的前提，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这样的推理缺乏事实根据，自然难以服众。
至于说李清照没有生儿育女，明诚自然纳妾，听起来理所当然，其实也未必如此。首先，遍索有关赵明诚、李清照的笔记、杂录、词话，没有一种历史文献记载明诚纳妾之事。其次，赵君无嗣，就其生理因素而言，可能因在李清照，也可能在赵明诚，也可能两人都有问题。宋代医学完全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如果问题在赵，陈先生等人的推测就是错误的。第三，把李清照无嗣的责任推到赵明诚身上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科学的。陈先生在讲到《声声慢》时说“李清照借古讽今地抱怨赵明诚像卫庄公宠幸其妾、冷遇庄姜那样，疏远了她，致使她无有子嗣，无依无靠”（注：陈祖美：《李清照评传》（以下简称《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页。）。这种推论缺乏生理常识。赵李有过甜蜜的婚姻，李清照伴随赵明诚走完了全部人生，把清照无嗣说成是“被疏”的结果，稍有生理常识的人就会觉得滑稽。退一万步讲，明诚即使纳了妾，就能导致清照无嗣吗？中国历史上有不少皇帝、高官妻妾成群，子女多达几十个，这种现象又如何解释呢？
陈、朱、戴先生深知，推理缺乏必要的史料是苍白的，所以就把“破译”的重点放在所谓的内证上，即通过对李清照作品的解读，来证明明诚纳妾。这样的内证归纳起来有六条。为了论述的方便，下面逐一列出这些所谓的内证，并进行剖析，以供各位同仁甄别是非。
内证之一：《满庭芳·小阁藏春》作于“崇宁四、五年间”，李清照“冒着一定的风险悄悄回京探望丈夫，但她却遭到冷遇，并敏感到自己已成了宰相府邸中不受欢迎的人，她只好回到婚前在汴京居住的‘小阁’”。词中“又何必临水登楼，无人到，寂寥浑似何逊在扬州”正是对赵明诚的抱怨，这首词“简直就是传主为自己写的《长门赋》和《白头吟》”（注：《评传》第23－26页。）。
陈先生把《满庭芳·小阁藏春》定为崇宁四、五年间的长门赋式的作品是没有根据的。我的理由是如下六点：
第一，仅从逻辑推理上讲，从赵挺之当时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条件而言，如果想抛弃李清照，完全可以采取离婚，或者强迫李清照进行政治回避的方式，根本没有必要采取既冷遇了她，又不能最终解除李家对赵家影响的方式。
第二，李格非在党争中，被列为余官第二十六人，不是被贬官，就是遣送回家，城中的住所自然早已空闲荒芜，与李词中所描绘的“藏春”、“篆烟”的环境绝然不合。
第三，说李清照是宰相府邸中不受欢迎的人，太笼统，查《宋史》等有关史籍，赵挺之是崇宁元年升任尚书右丞，崇宁二年升中书侍郎，崇宁三年转门下侍郎，崇宁四年三月初七升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才可以称为宰相，而这时已经不是梅花绽放的时节了，与词中景色不一致。
第四，在党争之中，李清照不应列在“党人子弟”之列。这一轮党争是从崇宁元年徽宗亲政、重用蔡京开始的。到本年十月份，罢元祐皇后之号，处分官员六百余人，李格非被列在余官第二十六位。崇宁二年三月，诏“党人子弟毋得擅到阙下”，七月“责降人子弟毋得任在京及府界差遣”（注：以上引文皆见脱脱等《宋史·徽宗本纪》，中华书局1977年版。），九月“诏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内已定未过礼者并改正”。到崇宁三年，把王珪、章惇也列为奸党，与元祐党人同等看待，总共三百零九人，又一次刻石文德殿。不过，这已是这场政治斗争的强弩之末，皇帝对此已有倦意，除这三百零九人外，“余并出籍，自今毋得复弹奏”（注：以上引文皆见脱脱等《宋史·徽宗本纪》，中华书局1977年版。），看来是想划个句号了。在封建社会中，女性没有独立的身份和人格，“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仪礼·丧服》）。崇宁二年时，李清照已嫁给了赵明诚三年，是赵家的人了，自然应该依从赵明诚的身份，而不是李格非，所以不在所禁之列。赵挺之不是皇室宗族，也自然不应受到“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的限制，更何况诏书明文规定，改正的是那些“内已定未过礼者”，并不是要拆散已婚的夫妻。
第五，崇宁四年、五年时，赵挺之家已经根本没有必要再避讳党人子弟，李清照也自然不可能被排挤到早年娘家小院之中独守空房，抒发《白头吟》的哀叹。因为崇宁四年正月蔡京的弟弟蔡卞由知枢密院调知河南府，已经露出了皇帝并不一味器重蔡京的端倪，三月初七，赵挺之升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也登上了相位。五月便下令解除党人父兄子弟之禁，这是第一次松绑。七月下令流放边荒的官员回归家园。九月又“诏元祐人贬谪者以次徙近地，惟不得到畿辅”。到崇宁五年，正月初五彗星西现，八天后徽宗躲到偏殿以少食自裁，接着党人碑在雷雨中被击毁，太白星显于白昼，于是三天之后便下令“崇宁以来左降者，各以存殁稍复其官，尽还诸徙者”，“赦天下，除党人一切之禁”（注：《宋史·徽宗本纪》，中华书局1977年版。）。在这种情况下，李清照还有什么理由东躲西藏呢？
第六，从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看，陈先生的推测也是站不住脚的。李清照说：“后二年，出仕宦，便有饭蔬衣綀，穷遐方绝域，尽天下故奇字之志。日就月将，渐益堆积。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一代奇器，亦复脱衣市易。尝记崇宁间，有人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耶？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这里的“出仕宦”是指赵明诚开始登上官场，所任何职不可考。而“亲旧或在馆阁”，主要是指赵挺之的二儿子思诚担任秘书少监。崇宁四年十月，由于“挺之入相累月，引疾乞罢，而有是命。十月乙丑朔，挺之既罢相，上以挺之子存诚为卫尉卿，思诚为秘书少监，明诚为鸿胪少卿。挺之辞不敢当，乞收还成命，诏答不允。”（注：《宋宰辅编年全录校补》卷十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秘书少监是掌管皇家文书的次长，这种亲旧关系，使得赵、李二人得以借阅大量秘籍。崇宁共有五年，从李清照的这一段表述看，虽然党争之中李格非受到了打击，但赵李的关系是正常的，李清照绝无如陈先生所说，被迫一人到娘家老院生活的经历。
内证之二：《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 “当是重和元年（1118）屏居结束，赵明诚离青州赴任前夕，李清照为他写的送别词”（注：《评传》第66页。），词中“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说白了就是担心赵明诚有‘天台’崔护之遇，也就是类似今天所说的外遇或桃花运”（注：《评传》第8页。）。
这一看法存在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赵明诚是否在重和元年起复，学术界多存歧见。因为早在政和二年（1112），赵明诚已担任了秘书少监，思诚也已起复。明诚出仕的时间当与其二位兄长相仿。我们暂且把这首词定为明诚青州屏居结束起复之时。这时明诚还没有外出，此前两人一直共同生活在青州，而且是明诚政治生涯的低潮时期，李清照凭什么怀疑明诚会有天台之遇？如果说在青州期间，赵明诚已经有了天台之遇，李清照早就了如指掌，不管是烈火烧心，还是被迫接受，早就在日常生活和创作中表露出来了，为什么非要等到赵明诚离家远行时才这样旁敲侧击，闪烁其辞呢？
从这首词的内容上看，“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抒写的显然是明诚走后李清照的慵懒、低沉、无精打采，而不是赵明诚赴任未走之时的情形。就其感情格调而言，“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表现的是对情投意合的丈夫的“离怀别苦”，而不是担心、抱怨，否则，在楼头“终日凝眸”的思念和盼归，就无法理解了。李清照自己直言不讳地说明词的感情“非干病酒，不是悲秋”，而是“离怀别苦”，不知为什么陈、朱、戴等先生偏要在字缝里去破译什么所谓的谜底。
另外，就词中的用典而言，“武陵人”之典，出陶渊明《桃花源记》“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一般人都耳熟能详，武陵已成为理想境界的代称。“秦楼”则是指秦穆公女儿弄玉和丈夫箫史所居之处。“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一笔写出两面情，意谓赵明诚从政，奔向遥远的理想境地，李清照留在家中，往日夫妻恩爱相处的“秦楼”，如今烟锁雾埋，被孤独所包围，只有楼前水看见词人终日凝眸。陈先生把词中的典故说成是赵明诚有了天台之遇，李清照被冷落在秦楼之中，其结果，与全词“离愁别恨”的基调相悖，也使箫史与弄玉的美满爱情没了映照对象。以李清照的博学，是不会如此滥用此典的，更不可能在一句之中，前一个典故正用，后一个典故反用，把秦楼说成是长门之类的独居之所。
内证之三：陈先生等认为，《声声慢》（寻寻觅觅）本应是前期之作，长期以来却被硬看作后期作品，“从而造成不求甚解，以至多处误解、曲解了此词的原意”（注：《评传》第68页。）。其中“晚来风急”，根据《艺蘅馆词选》应是“晓来风急”。它隐括了《诗经·邶风·终风》和《诗经·卫风·硕人》两首诗的诗意，“表达作者的‘无嗣’和何以‘无嗣’的‘难言之隐’”（注：《评传》第22页。）。“一则寄寻觅良人之意，一则借‘晓来风急’之事，诉说其被疏无嗣之怨，说白了就是李清照借古讽今地抱怨赵明诚像卫庄公宠幸其妾、冷遇庄姜那样，疏远了她，致使她无有子嗣，无依无靠，就像衰败后堆积满地的黄花一样，多么可怜！”（注：《评传》第71页。）
陈先生之所以能把“晚来风急”与庄姜被疏联系起来，是绕了好几道弯子，经过两次置换才“寻觅”到的。她先把“晚来风急”说成应为“晓来风急”，然后认定“晓来风急”就是“终风且暴”之意，当然也就是《卫风·硕人》的诗意了。
其实，以“晚”作“晓”，并非是艺蘅馆词选一种，据王学初先生《李清照集校注》，《古今名媛汇诗》等十余种版本均做“晓”。明人田艺蘅的《艺蘅馆词选》并非最早的版本。即使原词就是“晓”字，也只不过如梁启超云，词中描绘的是从早到晚的一整天的生活情景，而不只是黄昏时分，更不能证明“晓来风急”就是“终风且暴”。据《康熙字典》、《辞海》等工具书：“暴”有暴虐、损害、急骤、猛烈、突然等意，也有“日出而风”、“方六里命之”等意。“终风且暴”中的暴是“猛烈”之意，意为风刮得终日不息而且猛烈，根本没有“日出而风”的意思，因此，“晓来风急”与《邺风·终风》、《卫风·硕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自然也没有被疏无嗣的内涵了。
再说，李清照词的主体风格是“以寻常语度入音律”（注：张端义：《贵耳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注：彭孙遹：《金粟词话》，词话丛编本。），被同郡人侯寘、辛弃疾亲切地称为“易安体”，即使偶尔用典，岂能由“晓”而“暴”，由“暴”而《终风》、《硕人》，九曲盘旋，胜似训诂呢？
《声声慢》历来被视为李清照后期的代表作之一，不但倾诉家庭的不幸、寡居的凄苦，更抒发了国土沦丧之悲，流民漂泊之痛。倘若按照陈先生等人的理解，不唯《声声慢》之类词的深沉思想内涵被阉割，李清照也将降格为一个纯粹吟唱闺阁怨愤的家庭主妇了。
内证之四：《蝶恋花·晚止昌乐馆寄姊妹》是李清照得到青州姊妹们的“鼓励”，“孤身走上了寻夫之路”。其中“方寸乱”的谜底是恐惧“即使到了丈夫身边，如果他仍然无动于衷，该如何是好？心里装着这样的难言之隐，其‘方寸’如何不乱？”（注：《评传》第71页。）
在清照词中，这是一首通俗易解又含词题的作品。《晚止昌乐馆寄姊妹》的题目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这是李清照寓居昌乐馆中写给青州姐妹的作品，其题旨是表现姐妹情谊。临行之时，姐妹们置酒饯行，泪湿罗衣，阳关之曲唱了一遍又一遍。如今清照已到了昌乐的旅舍，她告诉姐妹们莱州离青州并非如蓬莱仙山一样遥远，希望以后大家多寄书信，让友谊万古长存。至于“方寸乱”作者交代得斩钉截铁，就是“惜别伤离方寸乱”，陈先生等有什么理由要撇开词人的本意，来千猜百度破译所谓的“谜底”呢，这不能说没有断章取义之嫌。
再说，李清照的大量作品，使我们对她自尊、自强的人格深信不疑。如果赵明诚不欢迎李清照随任，李清照会抹着脸皮在姊妹们“鼓励”之下去找赵明诚吗？退一万步说，倘若真有其事，莱州尚未到达，去后的情况不得而知，李清照又有什么必要在寄给姊妹们的词中诉说心曲，让她们为自己提心吊胆呢？
内证之五：《感怀》诗是李清照到莱州后“受到冷遇”，“被打入冷宫”，其中的“公路可怜”是李清照以袁术自况，到了无粮的境地（注：《评传》第72－76页。）。
上文中我们已经谈到，鉴于李清照的骨气和自尊，莱州随任，她是非邀不去的。此前，明诚任何职，现无确考，可能因种种客观因素，李清照没有随任。明诚知莱州，成为一州的行政长官，才接李清照随任。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深情地写道：“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这里的连守两郡，就是指莱州、淄州。陈先生把赵、李的关系理解到打入冷宫，不同室而居的僵局，显然与李清照的自述不合。
况且，赵明诚是一州之长官，要在官场和百姓面前维护自己的形象，封建的伦理道德和人格标准要规范他的行为。直到明诚去世，李清照在名分上是赵明诚的妻子，这是不争的事实。怎么可能在李清照到达莱州后像罪犯一样的被打入冷宫，连饭都不给吃呢？村夫尚且不为，更何况一州之长！
我认为，《感怀》诗中的“公路可怜”是李清照同情赵明诚居住的公廨非常简陋，没有文化氛围，缺乏精神食粮，而不是说自己连饭都吃不上。赵明诚作为一州的长官，酒、钱之类的俗事“终日纷纷”，李清照对此类应酬很不适应，于是“作诗谢绝聊闭门”，而且“佳思”潮涌，在清静中与文学为友，自得其乐，而不是被关闭在冷宫之中。如果按照陈先生那样理解《感怀》诗，“青州从事孔方兄，终日纷纷喜生事。作诗谢绝聊闭门，燕寝凝香有佳思”数语，就无法理解了。
内证之六：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中“‘分香卖履’典故的出现，就是赵明诚曾经有过蓄妾之事的‘内证’”。“如果赵明诚压根没有蓄妾之事，那么，这里借用曹操对其妻妾的遗嘱，就很不得体。学识渊博而又极擅用事的李清照，在涉及自身内讳的事情上，绝不至于有不伦不类或顾此失彼之嫌”（注：《评传》第35页。）。
陈先生把“分香卖履”作为赵明诚蓄妾的内证，那么，我们要问，赵明诚不是帝王将相，李清照为什么要选用魏武帝曹操的典故？古今用典，只是取其大意，岂有丁对丁、卯对卯的道理？“分香卖履”典出曹操，后人运用此典，其意不外两点，第一，颂扬节俭自律、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第二，表示临终遗嘱，后事安排。据《三国志·武帝纪》，曹操文武并施，位极人臣，御军三十余年，昼讲武策，夜思经传，攻无不克，登临必赋，然而素性节俭，不尚华奢，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衲，茵褥取温，无有缘饰，女儿出嫁都是布帐，从婢不过十人而已。临终之时，命近待取平日所藏名香，分赐诸侍妾且嘱曰：“吾死之后，汝等须勤习女工，多造鞋履，卖之可以得钱自给。”《金石录后序》写赵明诚临终之时，“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其用意主要是说没有留下遗嘱，安排后事。赵明诚英年早逝，李清照痛不欲生，怎么会在写到临终情景时，心怀悲愤，憎恨赵明诚蓄妾呢？再说，赵明诚不留遗嘱，不安排后事，可能是鉴于以下原因：当时国家面临金人的强大攻势，安危难以预料，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安排后事，有何意义？就家庭情况而言，无妾无子，所有的财产和责任都是李清照一人承担，自然无需分香卖履。由此想到李清照日后的生活和出路，难以预测，也无法控制。因此，不作遗嘱，任其自然是最明智不过的了。《金石录后序》叙述明诚死后，李清照如何转移文物，四海漂泊的经历，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以上推测的合理性，陈先生以“分香卖履”作为赵明诚蓄妾的内证，恐怕有点一意孤行，在牛角尖里钻不出来的味道。
朱、戴二先生说：“我们证明赵明诚有妾云云，并非出自本意，也非目的本身，而是想通过对李词的复杂内涵进行深入探析，而开出一条研究李词复杂‘愁’情的新路。”还涉及到李词的分期问题。李清照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著名女词人，一向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研究了这么多年，未免有一种难出新意的困惑和寻求突破的欲望，在这一点上，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我们不是为了维护李、赵恩爱伉俪的名声，而笼统地反对别人说明诚纳妾，而是认为寻求突破必须以事实为根据，而不能不顾词作的基本内容、情绪、风格，抓住其中的个别词句穿凿附会，生拉硬扯。
我早就认为，李词的传统分期不十分精确。以南渡为界把李词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抒发少女情思和少女相思，后期则多乡国之思和身世之叹，这种观点在学术界根深蒂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南渡前的部分作品曲折地表现了党争中的凄凉情怀；而南渡之初，明诚逝世之前的部分作品也并非割尽爱情的烦恼和幸福。即使真的明诚纳了妾，清照词中的“愁”的内涵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只不过增添了一份爱的痛苦，对清照的分期是没有影响的。关于分期问题，笔者将另文讨论，恕不详论。
“愁”在李清照的词中占有较大比重，正确理解“愁”的内涵，对把握李清照的思想、人品、作品的内容和风格，都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这也正是笔者撰写本文的初衷，期待着各位专家和读者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