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庄[1]2000年在《当代报纸社会新闻报道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试图运用传播学、新闻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对近年来报纸的社会新闻报道进行较系统的研究。首先，对社会新闻的定义、范畴、传播特性等做一界定，然后运用内容分析法具体分析社会新闻的勃兴，及其兴盛的社会学动因，进而评析社会新闻发展中的问题，最后探讨社会新闻报道的发展趋向。全文约46000字。
吴立斌[2]2011年在《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及影响力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中国开始重新崛起为世界性强国。但是,当代中国的崛起更多是经济等硬实力的崛起,而不是文化等软实力的崛起。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严重缺失,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还相当滞后,中国在世界上的文化影响力还相当有限,中国的对外舆论力量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还极不相称,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舆论环境塑造权还掌握在西方媒体的手中。以CNN、BBC、《纽约时报》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它们所传播的中国声音、中国形象,以及它们传播中国声音、形象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受众关于中国舆论的视听和认知,基本上掌握了当今国际涉华舆论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它们将中国发生的事情按照西方国家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进行报道传播,形成了涉华舆论传播的强势,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核心价值观、内政外交形成冲击和干预。这样一种发展态势向中国提出一个紧迫性课题:发展软实力,掌握国际话语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适应地对外舆论力量,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性任务。这一战略任务能否完成考验中国能否真正崛起。历史与现实一再证明,只有硬实力与软实力同时崛起的大国,才能称得上是真正崛起的世界性强国。70年代所谓苏联的崛起(军事崛起),以及80年代所谓日本的崛起(经济崛起),都只是硬实力的崛起,都是不全面、不可持续的崛起,最终的结果是“一个解体、一个停滞”。媒体的国际竞争力表现为两个力——媒体国际传播力与媒体国际影响力。当代中国媒体经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多介质、多层次、全方位的传媒体系。历史看,中国媒体的国际竞争力有了相当程度地提升。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媒体相比,中国媒体的国际竞争力还相当欠缺。在国际传播力方面,中国媒体的传播基础实力、传媒产业发展水平、信息生产能力,与世界传媒强国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尽管传播基础实力近年来有了一定改善,但是传媒产业水平、信息生产能力两方面仍相当落后。在国际影响力方面,中国媒体的国际受众接触率、国际公信力、“走出去”能力,与西方发达国家传媒相比,差距更为明显。中国媒体目前面临的一种尴尬局面是:“传而不通”,中国媒体拥有与西方一流媒体相差不大的全球覆盖率,但却只拥有为数不多的国际受众接触率、落户率、收视率、收听率、收读率;“通而不受”,在为数不多的接触率、落户率、收视率背后,更难见有实质性地中国媒体国际公信力和国际舆论引导力的提高。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媒体国际影响力发展所面临的这种“有覆盖率而没接触率,有接触率而没公信度”的情况,将长时期得到维持,中国媒体的国际竞争力仍亟待提高。制约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力、国际影响力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不是某个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众多交互性因素所产生的结果。这就需要我们深入仔细梳理制约中国媒体影响力发展的深层次、根本性原因,探究问题背后的问题,给出一个客观辩证的问题单。第一,以经济、科技为基础中国综合实力虽然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中国还不能拿出更多的资源去发展国际传播力。第二,在当代国际传播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中国媒体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有中国特色的、具有国际公信力地国际传播战略。第三,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媒体传播体制,明显落后于国际传播发展现实,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中国媒体的新闻生产力,制约了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活动空间。第四,当代中国媒体所走的发展路线主要还是一种内向型发展路线,而不是一种内向型与外向型并重的发展路线。第五,中国媒体在进行国际传播时缺乏敏锐的机遇意识,面对突发性地重大事件时,还不善于进行危机传播,变危机为契机。鉴于以上五方面原因,笔者认为,中国媒体要想从根本上提高中国媒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必需通过两条途径:第一,大力发展中国综合国力,强化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力建设,推动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力建设跨越式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眼于当代中国发展现实和全球视野,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紧密联系经济全球化、传媒全球化、传播全球化的发展现实,适应当今世界传媒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趋势,适应当今世界信息传媒技术日新月异的新潮流,依托现阶段的中国媒体格局、媒体资源分布,以核心、骨干媒体为建设重点、为有效抓手,紧紧围绕骨干媒体,调动各种政治、经济力量进行传媒资源的重新配置与重新整合,坚持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建设并重,中央媒体与非中央媒体并重,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并重,坚持媒体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并重,大力提升中国媒体的基础设施水平、信息播发能力、产业经营实力、国际竞争力,加大经济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在未来5-10年,构建若干个语种多、技术先进、信息量大、受众广、影响力强、覆盖全球的跨国传媒集团,使我们的图像、声音、文字、信息更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地,进入千家万户,实现我国重点媒体集团国际传播能力的跨越式发展,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媒体国际传播能力。第二,实施国际传播新战略,打造中国媒体的国际公信力,提升中国媒体的国际话语权。不断地改变和创新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观念、传播内容、传播手段、传播体制和政策,提高中国媒体国际传播的针对性、感染力和实效性,在涉华舆论和国际重要舆论争夺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着力加强国际新闻事件的第一时间报道、现场报道、首发报道、独家报道、全面报道和权威报道,最大限度地提高新闻报道的时效性、独家性、权威性和全面性,最大限度地提高新闻报道的原创率、首发率、落地率,实现重大国际新闻事件报道“首发有我,首发用我”,创新国际传播艺术和技巧,善用国际受众听得懂、易接受的方式和语言,把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族精神、时代风貌、价值观念融汇于国际传播内容之中,大力推进传播内容的全球化和本土化,加大对对象国和本土事务的报道力度,努力推出一大批具有“中国视角、亚洲元素、全球视野”传播力作,积极创新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建设,打破束缚国际传播能力发展、国际传播能量释放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塑造中国媒体的灵活性、应变性和机动性,完善媒体报道机制与信息发布体制,加强媒体危机传播体制机制的持久性和柔韧性建设,为中国媒体的危机传播提供一个良好的体制机制环境。
吴越民[3]2010年在《中美报纸新闻中女性形象塑造的跨文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媒介领域中,比起其他的媒体,报纸等新闻媒体由于它所具有的真实性和严肃性特征,已成为当今社会主要的获取信息的渠道,成为某种权威的象征。目前,国内外女性主义媒介文化研究均呈活跃繁荣之势,并得到学界广泛关注。这些研究主要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从分析性别权力结构入手,对大众传媒在社会性别特征建构方面发挥的作用进行评估与判断。然而,传媒在社会文化体系中并非独立的存在,它既是社会文化的载体,同时也造就社会文化,它与不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各方面因素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研究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把“性别视角”和“跨文化研究”的方法结合起来对中美报纸新闻报道中女性形象的塑造进行对比分析,探讨中美两国女性文化的异同,以及女性地位与性别传播的关系,说明社会性别不平等产生的原因,真正揭示不同社会文化下性别歧视的内在机制。性别和传播的跨文化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全球化语境下,结合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分析和研究传播领域中的性别话语呈现,把它与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包括女性问题产生的历史与现实的背景联系起来进行理论上的深入研讨。本研究选取了《人民日报》、《新民晚报》和《纽约时报》三家报纸,对其中新闻报道中的女性人物报道和女性形象塑造(政治新闻中的女性参政形象,社会新闻中的女性形象,专题报道中的女性形象,时尚消费报道和娱乐新闻中的女性形象)采用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对比分析,包括分析两国主导报纸中有关女性人物报道的现状,与男性相比较报道的比例、在被报道事件中的作用等,并用性别视角考察这些指标所反映的媒介现实中女性的比例是否合理和平衡、是否存在和强化角色陈规定型等现象。本研究采用跨文化比较的方法,以性别和社会性别作为中心角度,致力于挖掘女性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探讨性别和传播之间的相互关联,探讨处在传播生产的边缘位置上的女性,以建立以女性自觉意识、以女性为主体的知识体系。通过对中美报纸新闻报道中女性形象塑造的比较和分析,结论认为随着女性对社会主流文化的参与,她们的身影和话语逐渐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美报纸新闻报道都对女性在“公共领域”里的形象进行了多层面的积极呈现。然而,在不同的文化、历史、政治、经济以及社会背景中,对于具体的新闻陈述,包括报道的对象、事件、态度以及意识形态导向,其实也都隐含着性别观念的不同意识,因此中美两国报纸新闻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也存在着差异。在跨文化的视野中比较中美报纸中女性形象塑造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阐释大众传媒中的社会性别。
刘劲松[4]2011年在《都市类报纸的社会角色研究》文中提出都市类报纸是社会转型期中国报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在“政府、市场、社会”三大牵引力作用下扮演着独特的角色。本文在对其形成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系统梳理和反思性分析、解读的基础上,揭示和阐明了都市类报纸在转型期的重要功能作用及角色价值,同时剖析其现存矛盾和角色困惑产生的原因,为其未来发展路径的选择提供了新的思路。论文由绪论、主体(共六章)和结语构成：绪论交代了研究目的、意义、研究方法和论文基本框架；第一章回顾了转型期都市类报纸形成发展的历程,概述其基本特点；第二章提出了我国媒体社会角色分析的框架,并联系实际对都市类报纸社会角色定位作出具体分析；第三章剖析了都市类报纸的社会角色扮演及角色失调的主要原因,进而指出,当前都市类报纸的角色困惑在于如何协调几种角色之间的关系(喉舌角色、市场竞争主体、社会公器即公共角色等)；第四章依据笔者所进行的“受众对都市类报纸的角色评价和期待”问卷调查及分析,着重论述了都市类报纸丰富自身角色内涵的必要性；第五章从报纸的公共性入手,探讨都市类报纸公共角色构建的不同方式,并以《南方都市报》作为典型个案,深入分析了公共角色的构建路径；第六章从理论层面进一步探讨了都市类报纸的基本属性及其社会角色规范问题,提出要协调和平衡都市类报纸的多元社会角色,增强媒体社会责任意识,兼顾“两个效益”的评价标准；结语强调了都市类报纸具备自觉的角色意识的重要性,并展望其创新发展的前景。
刘敏[5]2012年在《媒介生态视阈下的新闻平衡报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平衡报道”自1729年提出后,西方新闻界一直将其视为新闻报道实践中必须遵循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当前,随着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到来,利益群体的分化和社会矛盾的加剧,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媒介市场化带来的竞争加剧,新媒体的异军突起,新闻失衡现象日趋严重,平衡报道的作用和意义更加突显。平衡报道已成为提升新闻报道水平,促进媒介生态平衡和社会良性发展的时代诉求。本论文将平衡报道置于媒介生态背景中进行全面多维、动态发展、系统全面地透视和剖析,立足现实和实践,结合大量的案例分析和调查研究,采用质化与量化研究相结合、微观与宏观研究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系统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平衡报道进行了理念溯源、本体研究、现状考察、实践分析和对策研究。期冀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推进该理论研究向前发展,明晰平衡报道的理念内涵和发展演变,深化平衡报道的价值体认,突出其作为专业理念的本质,强化新闻工作者的平衡意识,准确全面地认识其发展现状和现实困境,探索实现对策,从而促进平衡原则在中国新闻报道实践中更好地运用和发展。第一章,从历时性维度研究新闻平衡报道的历史演进,梳理其理念演变、西方主流媒体对新闻平衡的实践运用、相关的传媒法规及在中国的发展轨迹。第二章,对平衡报道进行本体研究,分析新闻平衡报道的内涵和基本要素。第三章,深入剖析了媒介生态中各种因素对平衡报道的制约和影响,揭示“平衡报道”理论与实践的复杂性及多面性,以及在当代中国新闻实践中平衡报道的现实困境。第四章,考察了平衡报道在“争议性事件、国际报道、司法案件、社会新闻以及弱势群体”等新闻报道领域的实践现状,探究新媒介生态下平衡报道的发展契机和存在的问题。第五章,选取《人民日报》、《南方周末》、《新京报》分别作为党报、综合类报纸和都市报的代表,并结合相关的新媒体报道考察,对典型案例“7·23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的媒体报道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第六章,在理论研究、现状分析和实践考察的基础上,从新闻报道的微观层面、媒介组织的中观层面以及政府、社会、公众等宏观层面,进行多维且富有针对性的对策探究,探索如何把握好新闻平衡报道。
张昊[6]2012年在《中美报纸新闻中女性形象对比研究》文中指出当今社会,媒体的新闻报道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也在通过媒介这面“镜子”找寻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可以说,媒体不仅让我们认知社会,同时也反映了很多社会问题的现状和根源。此外,媒介与社会文化是相互依存的,媒介既是呈现社会文化的载体,同时又塑造和改变着社会文化。在各种媒体中,又以严肃性报纸成为评估社会文化的权威渠道,因此本研究选取了《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华盛顿邮报》作为研究样本,对这三家报纸中的政坛女性、社会新闻中的女性、体育新闻中的女运动员做以分析对比。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挖掘性别与传播之间的联系。本文以社会性别理论为依据,通过文本分析和对比分析的方法,比较研究中美两国报纸中所建构的女性形象,分析两国女性形象的异同,并追溯造成这种异同的根源,最后得出结论：随着女性对社会主流文化的参与,她们的身影和话语逐渐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美报纸新闻报道都对女性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里的形象进行了多层面的呈现。然而,在不同的文化、历史、政治、经济以及社会背景中,对于具体的新闻陈述,包括报道的对象、事件、态度以及意识形态导向,都隐含着性别观念的不同意识,因此中美两国报纸新闻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也存在着差异。
丁骋[7]2005年在《中国当代报纸体育报道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我国报纸体育报道获得了可喜的发展。体育报道已经成为报纸之间以及和其它媒体之间竞争的拳头产品之一。报纸体育报道的精彩与否已经直接影响到报纸的质量和受欢迎程度。 然而在经历了20年的大发展后,报纸体育报道暴露出了存在的问题,也走入了一些误区。围绕着报纸体育报道已经出现的问题以及形成原因,本文提出了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提高体育采编人员体育专业素质、职业道德素质的根本解决之道。 毋庸置疑,搞好报纸体育报道的仍然是未来报纸发展的重头戏。在当今资讯快捷的时代,面对电视直播、网络新闻的成熟和崛起,报纸体育报道要继续发展就必须紧紧抓住深度报道、擅长细节表述、图片报道等特色提供给受众比电视和网络更准确而详实的报道,并在与网络和电视等媒体的互动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所在。 随着我国体育职业化改革的全面推进,发展体育商务报道既能发挥报纸深度报道的特长,又拓宽了报纸体育报道领域。其次,体育报道的专业性很强,所以报纸体育报道如果能在专业化基础上的建构自己的报道并且形成自己鲜明的风格,就会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独树一帜,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言论代表着报纸的个性所在,体育版作为报纸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评论也代表着报纸的个性,可以说体育评论是报纸体育报道风格的最重要体现。
段勃[8]2017年在《比较视域下的中美调查性报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调查性报道是新闻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学术话题。在中国,调查性报道被视作最能够彰显新闻品质的报道方式之一;在美国,它和客观报道、解释性报道三足鼎立。过去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调查性报道的个案分析、源流梳理、实务探究方面,在中外比较研究领域成果较少。本文主要以中国新闻奖和普利策新闻奖中的获奖调查性报道作品为样本,从概念、历史、采访、写作等方面全景扫描中美调查性报道异同,并从传播观念、新闻体制、调控规制等方面解析造成差异的原因,以求寻找中国调查性报道的个性和不足,并尝试提出建议和策略。研究发现,中美两国调查性报道都诞生于19世纪中后期,中国以外商中文报刊出现为契机,美国则以黑幕揭发运动为标志。在以后的发展中,中国调查性报道命运多舛,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郁郁勃发,尤其在2003年至2013年进入黄金十年。美国调查性报道在黑幕揭发运动结束后也归为平淡,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步入第二个高峰期,从90年代开始式微,伴随着网络媒体的勃兴迎来又一次发展机遇。在采访实务上,中美调查性报道都关注被掩盖的新闻价值含量较大且具有冲突性的负面选题,采访难度高、危险大、相对独立。相较而言,中国调查性报道题材中含有关于社会问题的中性选题,采访对象相对单纯,调查记者面对较大的法律风险;美国调查记者更富有挑战性,大量报道敏感和富有争议的国际选题,调查过程更加复杂,面临较大的人身风险。就作品文本而言,中美调查性报道都趋向于精确、平衡、大篇幅、碎片化、富有逻辑、凸显调查的写作特点。热衷于“寻宝”叙事母题,偏爱线性结构、悬念制造手法以及外焦点叙事视角和二元对立模式。写作语言简洁、准确又富有张力,平实、自然又生动鲜明,客观、公正且表达主题。相较而言,中国调查性报道作品以独立式报道为主,文体多元,经常采用记者加政府调查的模式,叙事结构更加朴直,语言感情色彩相对浓厚,较多运用间接引语。而美国调查性报道以组合式报道为主,文体单一,调查作品由记者单独完成,叙事结构更加曲折,文体互渗现象相对突出,更多运用直接引语。研究发现,中美调查性报道出现上述差异并不完全是调查性报道自身造成的,中美新闻传播观念、体制和调控规制等不同是造成差异的根本原因。对比中美两国调查性报道既要看到同一又要看到差异,既要看到中国在重视程度、人才支撑、调查技术等方面存在一些差距,同时更要拥有自信,遵循扬弃原则,保持独立个性,尤其要摒弃美国调查性报道单纯揭丑、制造噱头、过分依赖工商业资本等缺陷。
董媛媛[9]2009年在《深度报道的当代审视》文中研究说明新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媒介生态环境的快速转变,在我国深度报道领域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也给深度报道这一特殊时代产物的新闻报道形式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当代新闻界中,我国深度报道究竟面临着怎样的压力,深度报道又是凭借什么对这些压力进行抗衡,深度报道未来的发展趋向将会如何,这是本文要解决的三大主要问题。对深度报道的当代审视,是在传统媒体面临新媒体严峻挑战的背景下展开的,深度报道作为传统媒体的优势之一,其价值、功能、意义和影响力都应该得到重视和再认识。本文以深度报道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媒介生态学、新闻生产社会学、法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视域,结合历史研究、理性思辨、实地考察和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对深度报道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审视,以凸显深度报道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对传统媒体的价值和意义,以及深度报道在新的媒介格局下的地位和作用。在本文上、中、下三编的内容中,依照压力——抗衡——趋向的逻辑顺序,分别探讨了深度报道不同层而的问题。首先,深度报道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娱乐化、专业主义、社会控制和阅读方式,在上编的分析中,媒介生态学和新闻生产社会学是主要的研究方法。其次,深度报道的抗衡主要来自于其本身的价值、功能、意义和社会影响力,中编对深度报道起源和社会功能的重新认定,对深度报道正义价值观的构建,对深度报道意义生成的肯定以及对深度报道法律张力的论述,从本质上抗衡着深度报道所面临的压力。中编主要运用的研究方法是历史研究和理性思辨。最后,深度报道的前景是可观的,这主要从传统媒体中的深度报道、新媒体中的深度报道、深度报道的采编机制和深度报道的媒介分层等几个方面来进行论证,其中,深度报道的媒介分层现象将会成为深度报道未来的发展趋向。下编综合运用了实地考察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呈现了不少新闻媒体的第一手资料。本文立足于我国当代新闻界的现状,揭示出媒介生态环境中的许多现实问题,这不仅仅是深度报道所面临的压力,也值得整个中国新闻界为之深思。而对于深度报道在当代的价值和意义的重审,将会有助于使传统媒体发展之路的指向性更加明确。
吴定勇[10]2005年在《接受美学视野中的都市报新闻传播策略》文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个“嫁接”出来的、定位于综合性市民生活报的新兴报种——都市报在中国报坛上异军突起,取得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在都市报效应带动下,许多新创办的早报、晨报、时报、快报、生活报,一些老报纸如部分商报、青年报和大量的晚报等,通过改革、改版也纷纷走上了综合性市民生活报道路;少数机关报亦与都市报“对接”而带上了浓厚的都市报色彩。故广义上的都市报实际上应涵盖上述各类报纸,而当今中国报业市场上读者最多、效益最好、影响最大、最有活力的报种亦非都市报莫属。 令人瞩目的“都市报现象”是近年来新闻传播理论界一大热门话题,学者们带着惊喜的心情、欣赏的眼光和高度的热情,对都市报现象投入了极大的关注。论者或对都市报的崛起进行现象性描述和考察,或剖析都市报的报纸定位、新闻理念和新闻策划艺术,或阐述、总结都市报的实践创新和理论贡献,或探讨都市报同晚报、机关报等报种之间的渊源关系和矛盾冲突,或对都市报的竞争形势和竞争策略进行分析和探讨,也有学者对都市报的特质与特征、内涵与外延、都市报的经营管理和营销策略、都市报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与未来走向等话题进行把握和考量,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和精彩之笔,为业界实践提供了有用的理论支持,也为对都市报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作了必要的铺垫。但就笔者所见,这些研究基本上还局限在比狭窄的视野里,主要是对都市报现象本身以及都市报新闻竞争问题等进行比较微观、具体的探讨,且多停留于经验总结、技术分析和竞争对策等操作性层面,未能从更为宏观的社会时代背景和更加深入的学理性层面上对都市报横空出世笑傲江湖的内外部原因加以比较系统深入的把握和透析,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参考文献：
[1]. 当代报纸社会新闻报道之研究[D]. 邓庄. 暨南大学. 2000
[2]. 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及影响力研究[D]. 吴立斌. 中共中央党校. 2011
[3]. 中美报纸新闻中女性形象塑造的跨文化研究[D]. 吴越民. 浙江大学. 2010
[4]. 都市类报纸的社会角色研究[D]. 刘劲松. 暨南大学. 2011
[5]. 媒介生态视阈下的新闻平衡报道研究[D]. 刘敏. 复旦大学. 2012
[6]. 中美报纸新闻中女性形象对比研究[D]. 张昊. 兰州大学. 2012
[7]. 中国当代报纸体育报道探析[D]. 丁骋. 广西大学. 2005
[8]. 比较视域下的中美调查性报道研究[D]. 段勃. 华中科技大学. 2017
[9]. 深度报道的当代审视[D]. 董媛媛. 复旦大学. 2009
[10]. 接受美学视野中的都市报新闻传播策略[D]. 吴定勇. 四川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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