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亚洲：共同复兴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路论文,亚洲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导言
古代亚洲曾是世界经济发展、文化先进的地区，近代亚洲随着西方工业化时代的到来而落后了。二战以后，亚洲总体上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正在成为世界地缘政治重心，世人称之为“亚洲的复兴”。在“后危机时代”，亚洲复兴处在关键时刻。我们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亚洲能继续走复兴之路吗？中国崛起与亚洲复兴能继续良性互动吗？本文认为，亚洲仍有可能抓住机遇，凭借独特优势，克服共同困难，实现更伟大的复兴。在此过程中，中国和亚洲各国共同发展是亚洲复兴的重要前提。我们认为，只要中国与亚洲各国树立起“亚洲命运共同体”意识，确立与区域内外国家的“共同责任”和“共同规范”，共同完善各方良性互动的框架，那么亚洲复兴的伟大事业就一定能实现。
一、亚洲走上复兴之路
二战后60多年，亚洲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复兴道路。在此过程中，亚洲复兴与中国崛起形成了良性互动。首先，亚洲正在成为世界重心。冷战结束后20年，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GDP占比从24％上升到27％；对外贸易占比从24％上升到34％；外来投资占比从12％上升到28％。① 2010年，亚洲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上升到27.4％，首次超过北美（25.8％）和欧盟（25.9％），成为全球最大的地区经济板块。② 1998年至今，亚洲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占比从7％上升到23％。③ 除日本外，近10年来中国和印度迅速跻身大型投资国行列。
同时，亚洲发展中国家还是南方国家中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南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例从1980年的25％上升到2010年的45％，其中亚洲发展中国家独占2/3。亚洲发展中国家占全部南南贸易额的3/4，占南方国家全部对外直接投资的70％。④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亚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2009年，世界经济整体衰退0.5％，而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高达5.9％，中国和印度分别为9.2％和8％。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5％，亚洲发展中国家整体增长9％，亚洲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而这一比例在2000年仅为5.6％。⑤
伴随着亚洲地缘经济板块的崛起，亚洲地缘政治板块也发生剧烈变动。世界主要大国和力量均加大对亚洲的关注和投入，亚洲成为世界地缘政治的新战线。美国奥巴马政府加紧战略重心东移步伐，中国积极推进“和谐亚洲”，印度继续推行“东进”政策，东盟加强一体化建设和大国平衡战略，日本努力维护其在亚洲的地位，韩国力争成为“亚洲新兴国家领导者”，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积极融入亚洲，俄罗斯则南下亚太。各大力量在亚洲形成多中心力量结构，彼此交织、错综复杂，既竞争又合作，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中俄印新兴大国合作框架、美国传统同盟体系、以东盟为中心的多层次同心圆结构等等。在此过程中，亚洲还兴起了纷繁复杂的地区合作机制。在东亚，东盟建立了以其为中心的10＋1、10＋3、10＋6和东亚峰会机制；在东北亚，中日韩建立合作框架；在中亚，中俄与中亚国家建立起上海合作组织；在南亚，印度等国建立了南盟；在亚太，有东盟地区论坛、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以及美国力推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等。各大国之间普遍围绕地区合作机制的主导权进行激烈的竞争。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亚洲的军事影响力也在上升。亚洲集中了全世界主要军事力量中的6支（中日朝韩越印），各国国防现代化进程普遍扩建，军事开支增长也很快。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年鉴2009：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统计，1999－2008年（按2005年美元固定价格换算）亚洲（包括中亚、东亚和南亚）地区军费开支从1237亿美元增长到1894亿美元，增长了53％。而同期欧洲地区军费开支从2810亿美元增长到3200亿美元，仅增长13.8％。当然，亚洲国家整体军事实力与美欧发达国家仍相差甚远，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力量投入令地区各国望尘莫及。从军费开支占GDP的比例看，1999－2007年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分别为1.8％－2.1％、0.9％－1％、2.4％－2.6％、2.5％－3.1％，美国则为3.0％－4.0％。2008年，亚洲地区的军费开支仅占美国的37.6％。⑥ 这在客观上反映了军事现代化是亚洲各国的共同需求，它与亚洲经济力量增长相匹配，是亚洲国家逐步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军事技术和实力差距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全球战略界对亚洲复兴形成了一个主流意见，即亚洲正在崛起，世界权力重心正在向以中印为代表的亚洲转移。各方对亚洲崛起及其影响见仁见智，成为新世纪最重要的战略议题。来自亚洲本土的战略思想家、新加坡人马凯硕称，伴随亚洲崛起的是西方对世界历史主宰地位的终结。⑦ 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也认为亚洲崛起势不可挡，欧美即西方世界将随之没落。⑧ 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虽然强调美国并未绝对衰落，但承认世界权力正从西方转向东方。⑨ 在西方社会，尽管还有不少“亚洲崛起会带来地缘政治和经济灾难”的声音，但主流意见是积极适应、变挑战为机遇。世界经济论坛提出了顺势应对亚洲崛起的历史课题。美国全国亚洲研究所（NBR）在其《亚洲崛起的力量和美国的持续目标》（2010年）中指出，亚洲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史无前例，美国若想从与亚洲的经济接触中获得最大利益，必须调整其国际经济政策。⑩ 欧洲政策中心的文章指出：“为了应对全球主要挑战，欧洲和崛起的、充满自信和经济活力的亚洲必须重新相互联系，以建立更强大、更有效的21世纪伙伴关系。”(11) 2007年德国执政党联盟也发表题为《亚洲作为德国和欧洲的挑战与机遇》的决议，称亚洲崛起并不意味着欧洲衰落，欧洲的目标是与亚洲一起走向未来。(12)
其次，亚洲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复兴道路。二战后，亚洲经济表现出持续增长、波浪式推进、多中心互动、群体性崛起的涟漪式发展特点，西方学者称之为“雁型模式”。日本于20世纪50年代首先腾飞，日本崛起不仅为东亚经济体提供了“政府主导、出口导向”的发展理念，也通过“雁型模式”提供了地区产业转移和分工的发展机遇，带动了70－80年代亚洲“四小龙”（中国台湾和香港、韩国、新加坡）和“四小虎”（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发展。以上经济体不断积蓄资金、技术和经验，逐渐成为区域内重要贸易伙伴和投资者，又给中国、印度等国实施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实现经济崛起创造了条件。中国和印度通过促进区内贸易、投资和产业分工，逐渐成长为亚洲经济融合和发展的新引擎，带动了一批充满活力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发展。三波发展潮流从西向东，地理范围不断延伸，人口规模不断扩大，梯次效应不断显现，日益形成群体性崛起的态势。尽管亚洲也遭受了1997年、2008年金融危机的袭扰，但都能很快走出危机，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新动力。
亚洲复兴的道路与欧美明显不同，表现为独特的政府主导、发展优先、出口导向，积极参加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是由亚洲各国的历史、发展环境、地缘位置、文化特性等综合因素决定的。绝大部分亚洲国家曾遭受殖民统治和掠夺，独立后在拥有较高威望领导人的带领下，为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克服了种种巨大困难。从内部看，大部分亚洲国家经济基础薄弱、产业不健全、发展资金不足、技术落后、劳动力教育水平低下；从外部看，亚洲国家也难以在资金、技术、市场和资源诸方面与欧美发达经济体展开竞争。因此，亚洲国家既不可能走西方殖民者的老路，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亚洲各国人民满怀不畏艰难的乐观心态和振兴富强的强烈愿望，发挥了特有的自力更生、勤劳节俭、集体协作的传统，既坚持独立自主，又学习和借鉴西方经验，探索出一条独特的发展与赶超之路：政府主导，借助西方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瞄准西方消费市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产业链接，在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过程中带动自身经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亚洲各国逐步发展壮大，提升国际竞争力。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有效的，它缩小了亚洲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也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
“发展优先”、“求同存异”的理念成为亚洲整体发展的思想基础。亚洲各国国情千差万别，矛盾冲突极其复杂，有局部地区冷战结构的残存，如朝鲜半岛的南北对峙、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分离、美日和美韩军事同盟的存在；有众多领土争端，如在中日、日韩、印巴、中印、泰柬之间；还有历史问题的纠葛，如日本领导人未就战争罪行向亚洲受害国深刻道歉，甚至参拜靖国神社等等。但近20年，除了美国在阿富汗与伊拉克发动的战争外，亚洲各国之间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和战争，而是遵循“求同存异”原则，发挥亚洲人的特有智慧，逐渐摆脱“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影响，创造性地采取“搁置争议”等办法，将矛盾和冲突置于可控状态，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各方通过务实合作，增进相互了解，扩大共同利益，不仅经济得到发展，还使一些棘手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
再次，亚洲复兴与中国崛起良性互动。亚洲复兴过程中，中国崛起无疑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崛起既受益于亚洲复兴，又有益于亚洲复兴，二者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的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来自海外华人及亚洲新兴国家的资金、技术，以及亚洲各国的资源和市场，为中国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日本、澳大利亚、美国等于1989年倡导成立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盟倡导的东亚合作、中俄与中亚国家共同创建的上合组织等，都为中国参与地区经济合作提供了良好平台。同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给亚洲带来新的机遇。2010年，中国的贸易进口额为1.4万亿美元，对亚洲国家贸易逆差达955亿美元，给各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中国拥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成为亚洲的重要投资主体。截至2009年末，中国在亚洲直接投资存量达到1855.5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75.5％。2010年，中国国内市场销售额为15万亿元人民币，预计未来5年会扩展到30万亿元人民币以上，将继续拉动亚洲经济增长。
中国作为亚洲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在危机时刻表现得更为明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信守“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并在自身面临巨大风险的情况下，积极为亚洲各国提供资金支持。而亚洲国家迅速走出危机，也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2008年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坚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并以扩大进口、实施货币互换、提供贷款、购买国债等方式，帮助亚洲各国渡过难关。危机面前，中国展示了负责任的态度，回报了地区各国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持。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证明，稳定的内外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冷战后，中国积极倡导新安全观，主张通过谈判和对话解决分歧，与有关各方一道，创造性地解决了众多难题。
中国与俄罗斯通过谈判解决了边界争端，确定了两国间4300多公里的边界线走向。正如两国元首在联合声明（2004年10月）中所指出的，“中俄边界问题的解决……为世界各国解决边界争端树立了成功的典范”。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不仅划定了边界线，而且将之建成了互通有无的“和平线”、“友谊线”。中国与越南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了陆地边界纠纷。
当前，中国正致力于通过谈判处理海洋权益争端。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03年，中国第一个以域外大国身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11年7月，中国与东盟各国签署《落实南海各方宣言指针》：
中国积极参与地区合作机制，建设性地应对地区热点。中国作为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主席国，积极劝和促谈，与有关各方一道，为维护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中国发挥自身优势，与亚洲各国共同应对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地震、海啸及非典、禽流感等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成效显著，为进一步推进亚洲合作作出了应有贡献。
总的来看，没有亚洲的整体复兴，中国崛起无从谈起；中国发展形成的巨大市场规模和负责任态度，又为亚洲各国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和红利。
二、亚洲复兴的机遇、优势与问题
在新一轮金融危机冲击下，世界进入大转型、大调整、大变局的“后危机”时代，亚洲仍有可能利用自身独特优势，把握和运用好全球化、信息化、多极化、区域化交织演进的发展潮流，沿着和平发展、快速发展、持续发展、均衡发展、合作发展的复兴道路继续向前。当然，亚洲各国仍面临极其复杂的环境，必须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共同复兴。
第一，世界潮流为亚洲提供机遇。全球化的进一步调整和发展为亚洲顺势而为提供了新的机遇。全球化有助于亚洲各国通过合作，参与生产要素的全球市场配置。这意味着亚洲国家可以摆脱西方老路，不需要通过武力，而是凭借竞争优势与比较成本，就能获取经济发展所需的外部市场、资源、技术、资本与管理经验等，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后危机时代，亚洲扮演着全球化进程维护者和调整者的角色。面对欧美发达国家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亚洲国家继续推动区域与全球合作：东盟与中日韩继续推进自贸区建设，扩大区域内贸易、投资与金融合作；中日韩决定在首尔成立秘书处，就三方自贸区建设进行共同研究并启动谈判；中日印等国积极参与20国集团，推动国际金融秩序改革，致力于引导全球化向更加公平、合理、均衡、有序的方向发展，争取在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中赢得更多权益。
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有助于推进工业化与现代化的亚洲国家形成新一波“后发优势”，走出一条与过去工业化不同的发展道路。信息化对亚洲复兴最大的贡献在于，能真正激发亚洲最大的优势——人的优势。信息化有助于改善亚洲庞大人口的教育状况，符合亚洲国家普遍遵循的“人本”原则，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降低对低成本劳动力的过度依赖。信息化有助于亚洲国家创新发展路径，加快实现产业升级换代，逐步进入国际产业分工链的中高端，为从粗放发展转向集约发展提供可能。信息化还有助于亚洲国家向生态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转变，缓解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资源能源竞争压力，为实现共同增长提供可能。当前，亚洲国家均致力于提高信息化水平，增强信息科技领域的竞争力。2005年以来，印度一直是全球最大的信息技术服务出口国，目前已承接全球65％的软件外包业务，服务业在2008年已占印度GDP的53％。(13) 印度可能依靠信息产业走出一条与多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不同的工业化道路。
多极化则有助于亚洲将经济实力转化为相称的国际政治地位，更好地维护亚洲整体利益。从全球范围看，随着亚洲成为与欧盟、北美自贸区比肩的三大经济板块之一，其在多极化进程与国际战略格局中占有越来越突出的位置，这有助于亚洲各国分享现有国际体系的权益并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建设。从亚洲内外关系看，亚洲正逐渐形成中国、日本、印度、美国、俄罗斯等大国协商共处的趋势，彼此良性互动若能延续，将促进亚洲的复兴。从亚洲内部看，亚洲各国正在探索具有鲜明“亚洲特色”的区域化道路，即以次区域合作为主，总体开放，尊重成员国的多样性，协商一致，不强制约束，注重内部协调和冲突管理。
第二，亚洲自身具有推进复兴的三大独特优势。一是亚洲动力。无论处于何种发展阶段、也无论经济规模大小，亚洲各国均把谋求发展确定为基本目标。经济规模、经济模式和发展阶段的差异性，有助于亚洲各国进一步借助外力，开展互补性合作，推动梯次型、包容式发展。据估算，2010－2020年，中国的消费额将从2.7万亿美元上升到14.5万亿美元。(14) 中国的消费增长将加快其向周边投资和产业转移，成为拉动亚洲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力量之一。印度经济也步入快速增长轨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印度2000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44％，到2010年跃升为5.39％，2015年将更高。亚洲开发银行2011年8月的最新报告《亚洲2050：真正的亚洲世纪》预测，到21世纪中叶，亚洲的经济产值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将增加近一倍，达到52％，超过30亿的亚洲人将跻身富足行列，收入与今日欧洲人不相上下。
二是亚洲精神。深厚的文化传统将为亚洲继续实现包容式发展提供人文支撑。就思想文化而言，亚洲的“集体主义”思想中包含着自我克制、顾全整体、注重协作、着眼长远等道德传统，成为“包容式发展”的思想基础。同时，公民社会的理念和形式也在亚洲成长起来，如能合理引导、善加利用，形成集体主义与人本主义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将确保亚洲复兴在平稳有序的同时更加充满活力。就生活方式而言，亚洲各国人民在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同时，将继续保持勤劳、节俭、注重储蓄等美德。这既有利于维持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也有利于确保各国福利制度和财政体系的健康发展，从而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1997－2010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年均储蓄率为37.9％，高于34.6％的年均投资率，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净资本输出地。就发展理念而言，绝大多数亚洲国家注重创新、善于学习和自我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这种能力将推动亚洲在未来的发展中继续借鉴、消化和吸收全球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文明成果，博采众长，为我所用。2008－2009年，中国、印度、韩国和日本赴美留学生占全球赴美留学生的45.5％，而2009－2010年则进一步上升到47.7％。(15)
三是亚洲方式。可能引发亚洲各国冲突的历史障碍仍具有相当程度的可控性。当前亚洲各国之间的领土领海主权争议大多具有“被给予性”，是西方殖民统治及二战、冷战等重大事件遗留的历史包袱。从当前和未来相当长时期看，尽量避免战争仍是亚洲各国最普遍的选择。和平相处、相互包容的政治智慧，如求同存异、灵活务实、善于变通等，有利于推动亚洲各国在互谅互让中克服差异与障碍。亚洲特有的顾全大局、自我克制的政治传统也将使这些争端难以左右各国关系的发展。近20年间，亚洲各国为解决争端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了相当成果。着眼未来，似乎还没有哪个国家希望为边界争端和历史宿怨而挑起全面战争，也没有哪个国家（无论是域内还是域外）认为可以从一场大规模的地区冲突中受益。相关各方仍将积极控制事态发展，着意有效管控危机，探索超越争端的和平之道。这也是亚洲复兴的应有之义。
亚洲复兴虽然成就显著，但也面临不少严峻挑战。其中最主要的挑战有五：其一，世界经济风险不降反升。尽管世界经济总体被认为已走出危机，也出现了恢复增长的苗头，但“后遗症”频发，复苏基础并不稳固，亚洲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恶化。当前美欧日经济同时“下沉”尤其值得亚洲国家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危机削弱了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根基，引发了激烈的货币战和金融战。在此背景下，发达国家为对抗衰退、刺激经济，采取极度宽松的经济政策。美国推出的两轮量化宽松政策不仅未能提振实体经济，反而导致美欧集体陷入高债务、高成本、高失业与低增长的困境，并引发全球通胀压力加剧、资产泡沫膨胀等多种问题。尤其是欧债危机与美债风险形成相互激荡上升的危局，可能引发全球金融体系再度震荡，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造成巨大冲击。同时，美国消费过度扩张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世界经济进入艰难的结构调整期。为争夺后危机时代新的战略产业、保护本国工业和贸易竞争力，主要经济体间的经济摩擦可能加剧，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保护主义可能兴起。同时，能源、资源短缺等痼疾日益突出，制约经济发展，威胁经济安全。而今年中东北非乱局与日本大地震进一步引发能源、资源、粮食供应紧张和国际价格震荡。
其二，亚洲内部发展瓶颈加剧。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10年10月公布的《世界人口白皮书2010》，2010年亚洲人口为41.7亿，占全球总人口的60％，预计2050年将增加到52.3亿，占全球57％。未来15年，亚洲城市人口将从目前的16亿增加到31亿。(16) 庞大的人口将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但也同时加剧了粮食安全风险、能源资源短缺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目前亚洲能源消费总量约占全球的37％，预计2035年，亚洲的能源消费量将占全球1/2，占全部增量的70％，成为世界能源消费中心。(17) 亚洲未来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使用能源资源的效率和打造低碳经济的能力。除此之外，亚洲地区重大自然灾害频仍。据联合国统计，1980－2009年，亚太地区承受着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85％的死亡人数和38％的经济损失，其易受自然灾害影响的程度是非洲的4倍、欧洲和北美的25倍。(18) 2011年日本大地震估计造成1500亿－2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占日本经济总量的3％－4％。(19)
其三，地区热点和安全问题积聚。随着亚洲各国的快速发展和民众更多参与政治进程，各国的维权意识和民族主义情绪均明显上升。目前，存在争议的相关国家之间大多缺少有效的对话、协调和管理机制，而公众舆论对政府决策的制约，又给相关方的外交协调带来更大困难，出现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域外大国的介入更加剧了形势的复杂化，使争端的协调处理难上加难。奥巴马政府利用“天安”号、南海争端等偶发事件和潜在矛盾，推进“重返亚洲”的政策，以强化美国在亚洲的同盟和一些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一些亚洲国家有意利用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竞争为本国利益服务，造成中美在这一地区恶性竞争、甚至对抗的可能性上升。与此同时，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海盗、核扩散、重大自然灾害和高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对地区发展构成威胁。
其四，亚洲普遍经历剧烈社会转型。在信息化与对外开放背景下，亚洲的社会转型也可能造成激烈的社会冲突。一方面，亚洲国家在探索发展道路过程中面临西方价值观的诱惑和侵袭，极端个人主义的“民主”、“自由”理念与亚洲的集体主义文化传统之间容易发生冲突。一些亚洲国家盲目学习西方但又学不好，“移植民主”造成“水土不服”，政局染上了“多动症”。另一方面，亚洲国家遭遇“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重合，相继出现发展失衡、贫富分化、体制僵化、管理弱化等问题，政府的执政能力与治理水平经受严峻考验。亚洲复杂敏感的社会矛盾处理不好，很容易引发社会对抗与反政府活动，甚至可能导致现代化进程半途而废。亚洲国家仍面临着如何准确把握主流民意，寻找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问题。
其五，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出现新的认知差异。迄今，中国崛起与亚洲复兴形成了良性互动，但随着中国与美国实力差距逐渐缩小，与亚洲国家实力差距逐渐拉大，一些亚洲国家开始不适应这一新的现实，对中国发展的战略意图与走向疑虑重重。经济上，指责中国掠夺别国资源、占领别国市场、破坏别国环境，担心与中国合作“吃亏”、不能互利共赢；安全上，担心中国军事实力不断增长，日后会仰仗武力来解决各类争端，一些国家不时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指责中国军事现代化“不透明”，害怕中国对邻国“展示肌肉”；战略上，担心中国最终将寻求“主导”或“支配”亚洲，恢复“朝贡体系”或搞“亚洲门罗主义”。与此同时，中国也不太适应亚洲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及过高期待，担心一些国家拉着“域外大国”来制衡中国，或一些邻国“抱团”对付中国。以上问题既有客观性也有主观性，过于强调对抗性，而忽略了亚洲国家之间长期形成的适应性和包容性。
在五大挑战中，前四个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第五个涉及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相比之下，前四大挑战更系统、更复杂、更重要、更紧迫。所有这些挑战相互交织，互为因果，不能割裂，只能一揽子解决。
三、推进亚洲复兴的四大倡议
今天的亚洲在复兴道路上正逐渐形成一个日益牢固的“命运共同体”，每个亚洲国家都是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休戚相关，荣辱与共，都离不开亚洲整体的支撑。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未来需要其所有成员及域外国家共同探索和践行亚洲复兴之路。
第一，继续追求亚洲的多样性统一。亚洲与世界其他地区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性，从这个角度看，亚洲是“散”的、不统一的、难以整合的；但亚洲的差异性也是孕育多种发展动力的巨大源泉，从这个角度看，亚洲是“聚”的，具有整体性和聚合性。这就是亚洲多样性的统一，是“形散而神不散”。亚洲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不能效仿欧洲一体化道路。欧洲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基督教文明，其一体化道路尚且相当艰难，文化各异的亚洲国家更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追求价值观、意识形态、治理模式和发展步调的一致。
亚洲追求的多样性统一，其要义有三：一是整体性发展，但这个过程必然是梯次性、延展性的，各国实现经济发展的方式是多样的，次地区经济合作的方式也是多样的。二是发扬共有的亚洲精神，并与时俱进。比如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开放包容的学习精神，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等，都是传统价值观与现代理念的结合。三是追求良治的共同目标，但治理模式是多样的。亚洲国家既要学习外部先进经验，将“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价值观“本地化”、“亚洲化”，适应和引导信息化时代公民社会的发展潮流；又要坚持独立和传统，对域外大国的渗透和干预保持足够警觉，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逐步完善具有自身特色和有效的民主体制，创造性地将传统文化、地域特色与时代潮流有机结合，将政府主导与公民自主相结合，努力避免转型困境，逐步走上长治久安之道。
第二，完善亚洲良性互动框架。在亚洲复兴过程中，建设和平、繁荣和开放的亚洲是各方的共同事业和共同责任。为此，中国应与亚洲各国及域外大国一同倡导和完善良性互动框架。各方首先应明确一些共同的行为规范，即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折腾；要对话，不要对抗；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克制，不要激化；要自主，不要干扰；要开放，不要封闭；要共治，不要霸权。
在共同规范基础上，中国应与区内外各方共同倡导，并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区内互助”、“对外开放”、“大小共治”、“多极协调”为主要原则的良性互动框架。“区内互助”即强调亚洲国家独立自主与团结互助，亚洲事务应主要由亚洲国家集体决定；“对外开放”即亚洲是世界的，欢迎域外国家建设性参与亚洲事务并发挥积极作用；“大小共治”即大小国家应平等参与亚洲事务，共同承担相应责任；“多极协调”是指各大国摒弃单边主义与零和思维，协商解决问题。
第三，促进亚洲多层次的互联互通。无论是多样性统一还是良性互动框架，都需要各方加强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沟通交流，增进经济融合，破除旧制度藩篱，促进互敬互信互谅，厚植亚洲认同。在此过程中，中国倡议与其他区内外大国一起发挥积极作用，东盟、南盟、上合等次区域组织也应发挥特殊作用。首先是“经济通”。经济通是解决亚洲发展不均衡问题，逐步实现共同繁荣的有效途径。亚洲各国不能停留在商品、资金、技术、产业、人员的互“通”上，更应该共同编织覆盖整个亚洲的交通运输、能源供应、通讯联络的基础设施网络，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利益捆绑。其次是“制度通”。制度通是破除制约互联互通的制度性障碍，便利亚洲各国官、商、产、学、媒、军、民等各领域深入交往的有效路径。主要做法是在亚洲各国自主自愿基础上，从双边、多边到泛亚，由易到难，形成各种制度、法律、规范、机制的相互协调、接轨、联通和兼容。对现有各种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应加强它们之间的协调与联通，而不是刻意追求统一的泛亚机制。最后是“情感通”。情感通是克服亚洲潜在的冲突和分歧，增进互信的有效路径。主要做法不是追求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统一，而是追求情感上的将心比心、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同舟共济，努力让发展成果惠及地区所有成员，让全亚洲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第四，建设亚洲危机管理机制。亚洲国家应明确坚持按照相互理解、自我克制、协商解决的方式管控争端和分歧，尽可能避免局势恶化升级，避免外部因素干扰。为避免分歧和冲突升级，各方可长远规划，以中美良性互动为主轴，以地区大国对话为支撑，以各种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为网络，逐步建立危机管理机制。
中美分别作为域内外的最大国家，有责任妥善管理相互在亚洲的竞争，通过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机制，不断就亚洲政策“对表”，共同促进亚洲和平发展，有效避免争夺“主导权”。中美实现战略默契，有利于第三方理性行事，有利于亚洲的和平稳定、多方共赢。
以地区性大国的安全对话为支撑，是指相互承认地区大国的独特影响，率先建立双边危机沟通与管理机制，实施预防性外交，携手建立更加广泛的集体安全机制，共同应对各种安全威胁，形成亚洲稳定的基本保障。
以地区安全合作机制为网络，是指充分发挥东盟、南盟、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香格里拉对话会等机制的协调作用，坦诚交流，增信释疑，建立共识，推进地区安全合作向深层次发展。危机管理机制的建立应先易后难、循序渐进。针对亚洲灾害频发的特点，可从建立防灾救灾机制起步，逐渐向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和海盗扩展，随着各国互信不断增强，再向管理危机的职能转变。从管理范围看，也宜先双边，后多边；先建设预防危机的机制，后建设管理危机的机制。
注释：
①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UNCTAD Handbook of Statistics (2000-2010),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Geneva.
②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s,http://www.imf.org/external/ns/cs.aspx? id=28.（上网时间：2011年8月4日）
③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UNCTAD Handbook of Statistics (2000-2010),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Geneva.
④ Asian Development Bank,“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11,South-South Economic Links”,2011.
⑤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s,http://www.imf.org/external/ns/cs.aspx? id=28.（上网时间：2011年8月4日）
⑥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年鉴2009：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287－312页。
⑦ 参见［新加坡］马凯硕著，刘春波、丁兆国译：《新亚洲半球：势不可挡的全球权力东移》，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
⑧ Paul Kennedy,“Asia's Rise:Rise and Fall”,The World Today,Volume 66,Number 8/9,2010,pp.6-9.
⑨ Jean-Pierre Lehmann,“Don't Write off the U.S.”,The New York Times,July 14,2011,http://www.nytimes.com/2011/07/15/opinion/15iht-edlehmann15.html.（上网时间：2011年8月20日）
⑩ Ashley J.Tellis,Andrew Marble,Travis Tanner,“Strategic Asia 2010-2011:Asia's Rising Power and America's Continued Purpose”,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Seattle and Washington,D.C.,http://www.nbr.org/publications/strategic_asia/pdf/SA10_Executive-Brief.pdf.（上网时间：2011年8月10日）
(11) Sada Islam,“Europe and rising Asia must re-engage in a new partnership”,July 12,2010,European Policy Centre,http://www.epc.eu/pub_details,php? pub_id=1141&cat_id=4.（上网时间：2011年8月10日）
(12) Asia-Strategy of the CDU/CSU Parliamentary Group Decision from 23rd October 2007,Asia as a strategic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for Germany and Europe,www.cducsu.de/GetMedium.aspx? mid=976.（上网时间：2011年9月5日）
(13) ［日］牛山隆一：“印度加紧向亚洲市场发起攻势”，《日本经济新闻》，2010年8月2日。
(14) 胡鞍钢：“‘中国奇迹’是否可续？”《21世纪商业评论》，2011年8月，第84期。
(15) U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Open Doors 2010.
(16) Asian Development Bank,Asia 2050:Realizing the Asian Century,May 2011.
(17) 2011年4月日本政府在第四届亚洲能源部长会议上做出上述预测。
(18) U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Asia Pacific Disaster Report 2010:Protecting Development Gains”,2010.
(19) Asian Development Bank,“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11,South-South Economic Links”,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