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语境中民生问题之舆论反应
汪效驷，王鑫宏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摘 要：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残酷的战争使民众生活状况急转直下，各行各业民众均为生计所苦，健康、物价、就业等民生议题恶化。从全面抗战伊始直至战争结束，民生问题一直是社会舆论聚焦的一大热点。国人对抗战与民生的关系、各社会阶层的生活改善以及与民生关系密切的物价问题进行了持久的讨论。这场热议反映了解决战时民生问题的现实紧迫性，其本质是对抗战前途和国家命运的忧思，折射了国民政府处理民生问题的困境，反映了国民党抗战路线的进退维谷。
关键词： 全面抗战时期；民生问题；舆论反应；国共两党；抗战路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国民政府被迫应战，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在敌人的强大攻势面前，中国军队丧师失地，大片国土落入敌手，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战争打破了中国民众相对平稳的生活状态，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普通国民的生存和生活陷入困境。国欲求存，民欲求生，国与民共存共荣。在残酷的战争状态下，救国与救民存在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的两难选择。战时民生问题就这样棘手地摆在了全体国人的面前。“为运用优越的条件，以促进抗战建国的成功，关于抗战民生问题，实在是值得讨论的。”[1]11从全面抗战伊始直至战争结束，民生问题一直是社会舆论聚焦的一大热点。国民政府也试图在舆论的关注和热议声中处理好战时民生议题。当今学界对全面抗战时期民生问题已有颇多研究① 对于抗战时期的民生问题，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第一是对中共民生建设的研究，代表性成果有黄正林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粮食问题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1期）、张照青的《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物价问题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3期）、吴向伟的《抗战时期党解决民生问题的基本经验及其启示》（《重庆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张晓刚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民生建设的实践及启示》（《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等。第二是对国统区民生问题的研究，如江满情的《抗战中的民生：陈诚与“新湖北”建设》（《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2期）、朱英的《国计与民生：抗战时期川康区食堂专卖中的蔗糖定价之争》（《安徽史学》2015年第5期），夏维奇的《保国与保民：抗战时期工薪阶层薪酬之调整——以电报员工为考察中心》（《历史教学》2017年第6期），等。第三是对抗战时期民众生活状态和生活水平的研究，如黄天华的《抗战时期川康两省的社情与民情（1939—1942）（《民国档案》2007年第1期）、郝平的《〈退想斋日记〉所见抗战时期的民众生活——以太原为中心》（《史林》2005年第4期），等。 。但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此进行探究尚付阙如② 柴怡赟的 《抗战时期关于孙中山民生主义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8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一文重点探讨战时国共两党在民生主义讨论中的理论交锋。本文所指民生问题侧重于与战时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相关的问题。 。
一、国之危与民之困：战时民生问题凸显
民生问题由来有自。关于民生问题的探讨在近代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也不时见诸于史迹，但其热烈程度未及抗战时期的这场讨论。究其原因，乃与其所处的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抗战全面爆发后，战争的巨大破坏力，导致战区民生问题日益严重，其他非作战区域民众生活也受到牵累。再加上这一时期，国内可谓灾荒连连[2]。灾荒与战争交织，将民众推入险境甚或绝境。正如闻一多所言：“抗战与灾荒既已打成一片，抗战期中的现象，便更酷肖荒年的现象了。”[3]49国之危与民之困相互交织，内外因素的叠加使战时民生问题凸显。
（一）民众生活状况急转直下
随着战局的全面展开，战争的残酷性即鲜明地体现出来，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急转直下。一方面，战争改变了大多数民众的生活环境。随着大量国土沦陷，在战争严重威胁下的人民被迫离开家园，向自认为安全的区域迁徙。全面抗战的8年间，这种迁徙始终在持续，迁徒人数也不断地随着战争区域的扩大而增加，迁徙范围亦愈扩大。仅到全面抗战第2年，“因战线之扩大，逃出多年居住的故邑、敌乡，流为所谓难民者，实达5 000万人，其中1 600万人，生活穷困至极，成为真正之难民。”[4]8这种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对民生的影响是多层面的。对于迁徙者来说，面对的是离开家乡之后如何生存的问题。因为迁徙很明显地影响到社会原有的生产力，使得“年富力强的青年人，只能终日流浪街头，无所从事。”[5]9而对于那些接纳大量迁徙人口地区的民众，尤其是战时的大后方地区，不仅要作为长期抗战的战略基地，还要面对人口急剧增长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住房紧缺、失业问题加剧等。显而易见，战争改变了绝大多数国人的生活状态，他们的生产和生计陷入困境。
气相色谱技术。气相色谱中常用于有机磷农药残留检测的检测器有ECD（电子捕获检测器）、NPD（氮磷检测器）、FPD（火焰光度检测器）、PFPD（脉冲式火焰光度检测器）等。FPD主要应用于硫、磷农药残留量的检测；NPD主要用于含氮、磷的有机化合物的检测。Benedicta Yayra Fosu Mensah1[8]等人利用GC-PFPD检测了加纳可可产地的土壤和水源中的有机磷农药残留。
另一方面，战争使广大民众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战争需要经济实力的支持，前方大量的军需物资要靠后方供给。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在经济上遭到巨大损失。到1938年底，日本已占有中国1/3的土地，农业生产的40%，工业生产能力的92%[6]1。大片国土的沦陷使政府税收锐减，而财政支出却与日俱增，其中军费更是连年增长。1937年，军费支出为13.77亿元，是战前的2.48倍。此后，军费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一直比战前的统计数字高出很多。军费支出最少的1939年即已超过国家总支出的半数，最高的1940年已超出七成[7]146。国民政府对于作战所需军费，筹措方法主要是增收租税、增发战时公债与政府信用借款。要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去赢得抗战的胜利，民生的投入自然受到影响。在这种状况下，民众显然要承担比战前更加沉重的负担，生活水平自然大幅度下降。
（二）各行各业民众为生计所苦
全面战争的爆发使全国范围内，各行各业民众的生活均受影响。早在战争之初，就有人撰文指出：“在抗战的过程中，一般的国民生活，必然是陷于极其窘迫的状态里面。”他还对战争对各行业民众生活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估计：“第一，战争爆发，在全国的范围内，至少有百万的工人失业。工人们平时的生活，本来十分痛苦，一旦失业，尤其是因战争而失业，既无依归，又无门告贷，他们生活的狼狈，更是莫可名状”；“第二，在各地战区里面，是有广大的农民，离开了他们赖以为生的土地；他们离开了土地，失去了茅舍，便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如不及逃出火线，即不死于敌人枪炮之下，亦必被迫而为汉奸”；“第三，受着战争影响的许多小本商人的破产，大批店员的被裁，各种机关里面的普遍裁员减薪，成千成万的青年学生无力继续其学业”；“第四，一般的事业范围的缩小，金融流通的加以限制，使那些俸给阶级的人们生活不得不极力紧缩起来”。他进而断言：“无论战区或非战区，前方或后方，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造成了无数破产事业的份子，无数的难民，在街头上度其流亡的生活。这是很严重的问题。”[8]77随着战争的推进，这些担忧都不幸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涉及战时民生问题的言论充斥当时各种报刊杂志的大幅版面。仅《新华日报》社论中涉及民生问题的即不下百篇。战争状态下，广大民众何以为生？社会舆论对此有诸多反应，关注的热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三）健康、物价、就业等民生议题恶化
关于导致战时物价上涨的原因，有人认为，不外是“（一）供求失调，（二）成本增加，（三）汇价下降，（四）货币购买力降低及（五）商人之囤积居奇。”[44]154此种认识，已经较为全面。而在这些原因中，“商人之囤积居奇”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最大原因，却还在大资本家，投机操纵，因运输不便，资本短小者，无力经营，于是大资本家，遂囤积居奇，其实出产地之物价，并不高涨，甚或因采办者少，大形低落。”[1]12有人指出：“几项主要日用品，已经成为投机家的赚钱目标。于是，囤积操纵，无所不用其极，而且大投机家同时又是有面子的人物，往往通过某种势力，达到其操纵抬价的目的。”[45]还有人特别强调米价上涨与囤积居奇的关系，“造成米价的飞涨原因，固然由于产米区的沦陷，海口的封锁，敌人的垄断，但汉奸的偷运资敌，奸商的居奇屯积，却未始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46]4
在诸多影响民生的因素之中，物价的上涨最让民众苦不堪言。以重庆为例，其物价总指数在1944年12月较战前高400余倍，1945年1月则突增至600余倍[17]675。徐永昌在1944年2月17日的日记中记录的“物价不合理之高涨，米近九百余倍，而鸡蛋涨至千一百余倍，广柑橘子竟高至二千七百余倍”，已是现实的写照。物价上涨严重影响了战时民生，有贫农曾说：“我往时每月六元工资，可以买米八九十斤，养得活一母一妻一子。现在每月五十元工资，只能买米三十余斤，养不活一母一妻一子。我往时每日工资二角，可以买盐二斤，可够三个人半月之需；现在每日工资二元，只能买盐五两，不够一人半月之需。”[18]5物价过快过高地上涨，会使当局救济民生的努力化于无形，从而加深民生危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先后实施物资统制、限价政策，试图缓解物价引发的民生危机。但由于战争的残酷性和在“抗战第一”的原则主导之下，当局的应对举措收效甚微。关于战时民生问题的讨论正是上述严峻的社会现实在思想舆论层面的投影。正是因为战时民生问题的凸显和棘手，引发了全国上下的关注和热议。
二、何以生民：战时民生问题讨论的热点
关于战时各行各业民众的生活状态，已有不少成果进行了论述① 除了前述民生问题的相关研究外，关于战时各阶层民众生活的研究还有郑会欣：《抗战时期后方高级公务员的生活状况——以王子壮、陈克文日记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2期；倪蛟：《抗战时期大后方大学生的日常生活》，《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徐畅：《战乱与生存：抗战时期鲁西冀南乡村平民生活管窥》，《安徽史学》2016年第4期；潘建华：《苦撑待变：抗战时期公务人员生活状态探微》，《贵州文史丛刊》2015年第4期；谯珊：《抗日战争时期成都市民消费生活水平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3期；谭刚：《抗战时期重庆市民的日常生活》，《重庆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等。 。此处就时论所及，略加补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生活甚是悲惨。总体而言，当时的“农民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歉收的地方固然‘室如悬磐'，只好去吃树皮，吃杂草，吃野菜，吃观音土甚至吃死尸；丰收的地方，因为战事爆发，因为交通不便，因为奸商之垄断操纵，弄得分配不公，弄得广泛的农民，走投无路，懦弱的上吊服毒，强悍的聚啸山林。”[9]工人的生活状况也极度恶化，“据重庆××工厂一位工人说：抗战以来，物价是跳跃式的向上涨着，而我们的工资却象河水似的向下低落了！我是一个中等工资的工人，每日工资六角钱，这六角钱怎样支配呢？它只能够卖两餐小摊贩吃（每餐至少需要三角钱），那么第三餐怎么办呢？就只好紧束自己的裤带了！至于养家是根本谈不上的。其他工资更少的工友们，就连自己也怕养不活了。”[10]其他社会阶层也度日艰难，即便“一般大学教授的待遇，月不过三千元左右，其中助教津贴之最低者，则仅及千余元……在近日生活成本惊人高涨的情况下，即孑然一身的教授，亦仅能自给。”[11]总而言之，各行各业民众为生计所苦已是不难陈述的事实，“在过去，文人笔下所咏叹的‘生活难'，那总不免带着一种轻烟似的感觉，今则已变成非常沉重的声音了。”[12]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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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抗战与民生关系的论争
国难当头，国家之命脉与匹夫之生存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抗战是为了保国安民，抗战又需要国民的全力支持甚至为国牺牲。如何抗战、如何图存成为摆在全体中国人面前的一道难题。抗战与民生的关系自然成为各方争论的重点。围绕这一问题产生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以抗战为中心，以国防为先，民生次之。另一种观点是在维护抗战大局之下，适当改善民生，即抗战与民生兼顾。
持前一观点的人士中，钱昌照、翁文灏、杨杰等国民政府要员的看法颇具代表性。他们主张抗战高于一切，认为：“在抗战中谈不到改善人民生活，在抗战中要求改善人民生活，就会使生产力与生产量日行缩减，使政府的收入减少，负担加重，使劳资双方发生摩擦，有碍于抗战，这是一。抗战中人民生活应刻苦耐劳，生活程度高的应降低，低的不可提高，才能集中物力财力人力，于国家以应抗战需要，这是二。如果在抗战中提倡改良人民生计，这是刺激个人政治经济的要求，奖励个人活动，会有害于抗战，这是三。”[19]291战争初期，时任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钱昌照认为：“我们在抗战时期，一切建设，当然以国防为中心。”[20]5而时任经济部长与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翁文灏也认为：“为了增强国力，全国人民吃苦，这是绝对应该的。”[21]62军事委员会顾问杨杰则主张：“我们今天所遭遇的问题，是国家求存的问题，也是人民求生的问题。解决之道，应当是先求存，再求生。在战争中牺牲一部分人民的一生，以争取国家民族的‘存'。在战后，则巩固国家民族的‘存'，以保卫并改善全体人民的‘生'。”[22]经济学界的方显廷、粟寄沧、吴景超等人也持相似的看法。方显廷建议：“我国工业应采之政策，以国防工业树立为首要，民生工业次之。”[23]92粟寄沧的看法是：“当此弱肉强食的时代，尤其是值此抗战建国期间，我们确有偏重国防工业建设的必要。”[24]10吴景超则指出：“在我们的国防基础还没有牢靠之前，我们的经济建设便应牢牢记住，‘国防第一'。”[25]14以上表述各不相同，但核心观点是一致的，即面对强敌，为争取抗战的胜利，有限的资源应优先投入到以抗战为目的的国防和军事当中。至于民生建设，需服从抗战需要，有所牺牲。也就是“只容许‘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绝不容许个人利益，以破坏国家民族之利益。如尚有人假‘改良人民生计'之口号，以刺激人民对政府之感情，加多政府对内部之顾虑，斯即无异于破坏抗战力量，妨碍抗战运动。”[26]444这种观点显然认为在抗战的大目标之下，“人民吃苦”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关于战时民生问题的热议，既反映了解决民生问题的现实紧迫性，也包含着更深层次的历史内涵。从参与讨论的主体看，既有《新华日报》和《中央日报》这样的国共机关刊物的高调介入，也有党政高层、知识界的专业人士以及一般社会大众的频频发声。讨论的内容如前所述，也相当广泛和深入。这样一场以民生问题为焦点的舆论“轰炸”，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对社会热点的“七嘴八舌”和对政府施政的“指手画脚”。这场思想交锋折射了深层次的历史内涵。
关于抗战与民生关系的争论始终未有定论，“国防经济与民生经济的缓急轻重问题，则直至今日，论者的意见，没有完全趋于一致。”[36]19-20舆论分歧反映了战时民生问题的复杂性。
（二）对不同社会阶层生计问题的关注
抗战全面爆发后，不同的社会群体面对的生活困难各不相同。因此，围绕他们的生活改善问题，各界纷纷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并提出了很多建议。
农民占中国人口的最大多数，“为了争取这最大多数的农民来参加抗战，为了保障抗战中粮食和原料之供给，我们非解除其痛苦，改善其生活不可”[37]22。时人提出不少改善农民生活的建议，而最主要的是实施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论者呼吁政府“厉行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以来之废除苛杂政策，除田赋等正当捐税外，各地方政府不得擅自增收任何捐税举行摊派；除百亩以上之大户外，一般农民二十六年下忙前之欠赋，一概免催”[38]8来降低农民负担。另外还有“关于佃租制度，应规定最高租额及废止包农制；关于减租，在目前这个非常时期，政府应切实执行五二减租的决议”[37]30-31等主张。还有人提出，抗战伊始阎锡山在山西所积极倡导的“二五减租，分半减息”对于激发人民抗战热忱，收效是非常大的，应予以推广。此外，缓解农村高利贷、开展合作事业、荒地招领等方法，也是时人建议改善农民生活、增加生产的措施之一。
工人的生活受抗战影响甚巨，各业工人生活日益维艰，其中主要的问题在于收入降低和工作时间延长。“在抗战以前，我们每日做工九个钟头，现在呢？加到十一个钟头了。资本家利用在‘抗战期间要加紧生产'的口号下，使工人几个月得不到一天的休息，干的筋疲力尽，头昏眼花，如果提出请假，就要按汉奸治罪，轻罪也得十天禁闭。”[10]40-41舆论普遍认为，要加强抗战的力量，就非安定工人的生活不可。为此，必须要改善待遇，保障职业，废除一切不合理的劳动形式。使工人除了日常生活之外，还有余力来参加救亡工作，抗敌前途才有希望[39]。在战时改善工人生活当务之急在于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对此，许涤新的建议颇有代表性。他认为工人工资“至少要配合着一般物价之变动，务使实质工资，不致落后，同时禁止以物品代工银。工银须不经包工和其他中间人的手而直接给与工人，对于解雇者须给与一月以上的工资”。至于国防工业及其他给养所必需的工业在抗战期间，为了增加生产可以采用轮班制，一天三班则整天24小时中，机器可以动作不息[37]30-31。此外，加强劳工福利、改善工作环境、成立职业介绍所等也被认为是可行的办法。
抗战以来，生活水平降低的群体首先即是低级公务员[40]32。及至1941年，“一简任官每月之收入，仅与一洋车夫等；荐任、委任者更无论矣”。因此，改善公务员生活也受到舆论关注。王世杰就认为：“不增加公务员薪水，或予以米贴，势必促其离心离德”[17]351。也有人指出：“公务员待遇的低薄，是贪污的主要原因，如果公务员不能维持其最低限度生活，要期望其奉公守法，恪尽职责，是不能的。”[41]而改善公务员生活，主要在于及时调整薪金。“这就是说，隔着一个相当时期，物价指数与生活指数间的差别相当大的时候，主管机关就应该不待公务员的请求，自动的定期的加以调整，按照原薪增加若干成数。”[42]另外，还建议除食米之外，可配给公务员某些生活必需品，例如油盐煤和衣料等等。前述大学教授生活的困窘也引起社会关注。新华日报社论即呼吁“对于他们的薪俸，应提高到符合目前一般中等生活之水准，并应时因物价之涨落而加以增减。”[11]
此外，对难民、灾民、妇女、士兵、青年等群体生活的改善，舆论也多有聚焦。限于篇幅，此处不一一赘述。不难看出，对于抗战时期民众生活的讨论是相当深入的，涉及各个阶层、各个群体。这说明抗战对民众生活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而民生问题与抗战前途也是息息相关的，政府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社会舆论所表达的意见和建议与当局解决民生问题的举措形成事实上的互动关系。
（三）对影响民生的物价问题的讨论
战时影响民生的因素颇多，如物价、粮食、失业、兵役、田赋等，社会各界对此都有关注和议论。其中，对物价问题的讨论最为热烈。抗战以来，物价变动，逾越常规，“国计民生”深受影响[43]。物价问题遂成为举国上下关注之焦点，人们分析了物价上涨的原因，提出了平抑物价的措施，对政府调节物价政策进行了评论。
应用型本科院校旨在培养“应用型”人才，培养具备一定实践操作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作为一名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教师，如果自身的实践能力弱则无法胜任实践课程。而目前应用型本科院校青年教师工程实践意识淡薄，实践操作能力普遍不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目前大多数青年教师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受“重理论，轻实践”的思想影响，认为理论知识更加重要，工程实践意识淡薄，导致忽视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是受应用型本科院校内部政策导向和考核机制的影响，很多院校在教师绩效考核时，比较注重科研成果对教师职称的评定，更注重论文的发表数量，从而导致教师不重视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和提升。
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无外乎健康、物价、就业等议题。而这些在战时都存在恶化的趋势，变成了严重的“问题”。当时的《申报》就不乏这方面的记载。在1946年的河南，“从抗战开始到现在，遭遇的是年年灾荒，岁岁兵燹。能有窝窝头度日者已不多见。终年吃不到盐和糖的，更是不知多少。”[13]在抗战大后方的重庆，“普通一般人民，终岁勤劳，仅过半饥半饱之生活，故有‘人无三分银'之谣。而挣扎于饥饿线上者，更占极大部分，加以连年灾荒，故路上仍有鬻儿卖女之饥民，乞丐亦颇众多……至于路毙者几日有所闻，江北设有化尸炉，去岁火葬路毙之数在千人左右。”[14]在抗战相持阶段的上海，“民生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了，这是应当马上加以解决的。许多人已为了生活的压迫，做了国家民族的罪人，许多人为了生活的压迫，正被迫做着抢劫掠夺的非法勾当，更有许多人正在无望的挣扎中。”[15]政府大员对此也深有感触。陈诚指出，在中西部地区，“一般说来，大部分民众是终年辛苦，不得一饱。据湖北省严代主席① 指严立三。1938年6月，蒋介石改组湖北省政府，任命武汉卫戎总司令陈诚兼任湖北省主席。由于陈身兼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之要职，公务繁忙，便由时任鄂省民政厅长的严立三代理省府主席。1940年7月，严卸任代主席一职。 说，鄂西人民即使是在丰年，一年也要缺少3个月的粮食，鄂西的老百姓，是经常的喫蕨根，有的连蕨根都得不到喫。四川西北部和贵州西部的情形也同鄂西差不多，十岁以下的孩子连裤子都没有，十岁以上的姊妹则几个人共穿一条，姊妹无法同时出门。在冬天，穷苦的老百姓全恃烧草烤火御寒，其余更可想见。”[16]
事实上，从“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这一争取抗战胜利的准则来看，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国防与军事是必须的、无可厚非的。但与此同时，适当地改善民生，“使人民获得最低限度生活的解决”[53]4也是必要的，且改善人民生活乃是在“政府财政的可能之下进行”[37]12-13，而民生的改善则会为抗战提供更多的人力与物力的支持。因此，适当改善民生乃是抗战最终取胜的关键因素之一，抗战与民生兼顾是政府政策的应有取向。
除了上述原因，论者还指出影响物价上涨的其他一些原因。其一，运输困难。朱襄在金华所见“堆积车站待运之米，因雨淋日晒，积久成腐。这原因虽半由车运过忙，不克兼顾。”[1]12，而后方粮食紧缺，可见运输苦难对后方物价上涨的影响。其二，有法不依。“往往有许多良好的法律，交给执法的人去办，那人利用职务上的方便，自作生意，设立黑价者有之，与地方上恶势力相勾结，囤积垄断者有之，结果不但失了立法的本意，转足加重人民的负担。”[45]其三，政策失当。有人指出：“米价的突然上腾，即是因为现行统制方式的结果——无论这统制是怎样的良善，和当事人怎样的苦心。”[47]6
皮亚杰把人的认知发展分为了四个阶段：感知运动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和形式运算阶段，对应的年龄段分别为：0—2、2—7、7—11、11—成年。很明显，初中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属于形式运算阶段，在这一阶段的学生，能够根据逻辑推理、归纳或演绎的方式解决问题，抽象概括化水平高，思维发展接近成人水平，此外一个特征便是青春期自我中心：青少年并不否认他人有不同的感知和信念，并开始关注他们自己的观点、信念、态度。
同时，论者也对如何平抑物价提出了不少应对措施。其中主要观点有：第一，积极从事各种生产。物价之涨落，与供求多少有必然联系。因而，促进生产、增加产量是平抑物价的根本措施。《中央日报》社论指出：“在今日的中国，要想提高人民的生活，必须先从增加生产着手。”[48]《新华日报》社论也认为：“要设法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提高生产，因为商品之供给如果能源源不断，物价是不会扶摇直上的。”[49]第二，取缔囤积操纵。平抑目前物价，“主要工作，应当重于商人囤积之取缔。”[44]155《新华日报》社论则主张“扫除一切情面，要以严格的手段去对付那些利用特殊地位而从事囤货的败类。对于这些败类，不应看成是简单的奸商，而应把它看成破坏抗战的汉奸”[50]。该报社论还指出，“为防止商人操纵，政府应事先必须精密地进行调查，明白了各地各物的盈虚之后，才可着手进行调整。而各级评价委员会最好要有工人和农民的代表。”[49]第三，稳定通货价值。币值如能稳定，则物价一般皆可平稳。因此“在生产日见萎缩的情势下，最好还是紧缩通货的发行，以免刺激物价上涨，并防止通货价值日益低下”[41]代表了不少人的看法。第四，发展合作事业。合作社是基于平等原则，在互助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较为合理的经济组织；在战时可为政府运用，成为统制物资动员物资的基层经济单位。《新华日报》社论指出：“在陕甘宁边区内，消费合作社已经表现出可喜的成绩。合作社不但以其公平的物价，去牵制商人之随意抬高价格；而且又可保障社员获得其所必要的物品。”[50]王世杰也认为：“当值物价高涨的时候，各种消费合作社，自当应运而生。”[17]475第五，进行物价统制。有人认为，物价问题应该从物资的全盘管制上去求解决之道，即“把物资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诸过程予以全盘的连贯的有系统有步骤的管制”[51]2是平抑物价的根本对策。
三、“舆论”之解读：思想交锋折射的历史内涵
主张在抗战的同时要改善民生的观点似乎更有说服力。国共两党、知识分子、社会贤达中均不乏持此观点之人物。他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战时改善民生的重要性。第一，国防与民生乃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则亡。”[27]4“仅仅建设国防，而不提高大众生活的水准是不能取胜的，仅仅注重大众生活，而不提高民族自卫能力，也是不能克存的。”[28]9还有人形容国防与民生“都是中华民族生命前途的鸟翼车轮。”[29]100《新华日报》社论也指出：“我们在改善民生工作上下一点成绩，也就等于前线上打一次胜仗，而且我们坚信，改善民生工作的发展，一定可以动员广大民众起来参加粉碎敌寇‘扫荡'的战争，保证我们前线上打更大的胜仗。”[30]第二，忽视民生有碍抗战利益。正如《新华日报》社论所指出的那样：“在抗战时期中，让农村的农民，走上自杀或聚啸山林的道路；让失业的工人，彷徨在十字街头而有力无处用；让在业的工人，一天束缚在十四五个钟头的工作中而无功夫受训练参加救亡工作；让伤兵与军人家属颠连困苦而影响到人民参战的积极性，对于抗战是不利的。”[9]罗振业强调要使民众起来积极参加抗战，当然就非解除民众的痛苦不可，不然，徒欲凭空动员饥寒交迫的民众，这无异“缘木求鱼，纸上谈兵”，是绝对不可能的事[31]11。有人甚至将“汉奸多如牛毛”的原因归于“一般人生活太穷之故”，指出：“这些人纵令在良心上是很想抗日，可是生活却又逼迫它们破坏抗日。因此，我们要长期抗战，而且要使抗战顺利，那我们对于社会下层人民的生计，是应该特别注意的。”[32]第三，强调抗战归根到底是为了民生。欧阳中庸认为：“建设‘国防国家'，不是为的‘国防'，而是为的‘民生'——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国防'保障国家，也即是保障‘民生'。”[33]44齐纬也认为抗战目的“主要在于保障人民的经济利益，假使民生不能改进，即使抗战胜利也是没有内容的。”[34]9还有人断言：“倘说我们是为了民族的利益而战，但脱离了民众自身的一般的利益，也就毫无民族利益可言。”[35]2
近年来，我国对水利工程建设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主要是因为水利工程建设在我国防洪和降雨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而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建设质量与安全是最为重要的，如果建设质量有问题，无法保证其质量，则无法发挥水利工程建设的作用，最终将会失去它的价值，而安全在任何领域都是放在第一位的。因此，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监督管理体系的有效构建极其重要。
（一）本质上是关于抗战前途和国家命运的讨论
这场讨论与其说人们关注的是现实的民生问题，不如说是对攸关国之存亡问题的建言献策。七七事变发生后，敌我实力悬殊。国民政府虽隐忍交涉，尽力避战，但全面战争终不能免。这是一场毫无把握的抗战，须举全国之力和准备最大的牺牲与敌较量，正如《中央日报》社评指出的那样：“惟今日之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为民族生存计，为国家尊荣计，我实不能再行忍受日军之无理压迫，而使世世子孙陷于万劫不复之境地……中国今既不得已而应战，亦只有竭全国之人力物力，与彼侵略者周旋到底。”[52]而彼时的民心士气也处于沸腾的边缘，“对日抗战之心理，实为举国一致之最大要求。”[17]21抗日救亡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社会上所流行之口号，即为‘抗战高于一切'一语，在报纸中，在刊物中，以及在文化人之讲演词中，几无不如此表示。”[26]社会舆论的焦点就是如何抗战、如何支持抗战、如何参与抗战。战时民生问题即是这一舆论背景中的中心话题。它与抗战进程相始终，虽然意见或有不同，且或针锋相对。但议论的目的均在于服务抗战，即争取抗战最终胜利乃是这些讨论的共同价值取向。参与讨论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抒己见。因此，关于战时民生问题的舆论本质上则是对抗战前途和国家命运的忧思，是全面抗战语境下国人思想认识的一个微观缩影。
以Td1为界限,Td0～Td1段的斜率k1要小于Td1～Tdmax段的斜率k2,则有折线形特性曲线的数学表达式为
（二）折射了国民政府解决战时民生问题的困境
民之所论，亦为政府所关注。社会各界的意见更为政府调整政策提供参考。事实上，当局的施政与舆论也产生了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上作出了政策的调整，强调在抗战的同时注重改善民生。社会各界关注的民生问题，也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试图解决的难题。在民众热议声中，国民政府注重改善不同人群的生活问题，如《公务员生活改善办法》（1941年）的出台、改善教授生活专款的发放等。
特别是对百姓生活影响最大、社会舆论关注最多的物价问题，更体现了舆论与施政的互动。关于物价管制，蒋介石早在1937年6月即有指示，要求“凡属民生攸关之日用品限定价格，防制投机，并定单行法制裁。”[7]180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始终关心物价的平抑问题。随着物价问题日益凸显，在蒋主导之下，1939年12月6日，公布实施平价制度，设置物资平价机构。1942年，《加强管制物价方案》经国民参政会通过，成为抗战后期统制物价的法源基础[7]183。
国民政府实施的统制物价政策，始终是社会各界讨论的重点之一。政府实施物价统制的目的，基本上获得了舆论支持。《新华日报》社论认为实施《加强物价管制方案》，是“全国人民所企求，所渴望的。我们拥护这一办法，希望它能发挥其积极的效果。”[54]邓发也认为实行战时物资统制的目的，是在保障抗战之物质资源，“平抑物价，有利民生，反对奸商市侩只操纵居奇，这种目的，对于抗战是有利的，对于抗战有利我们当然赞同”[53]6。还有人表示政府为企图全国人民之安全与幸福计，遂不得不将生产、金融、劳力、运输、价格、配给、消费等给以强力的统制，事实确保战力与安定民生的国防政策[55]13。但各界在表达支持的同时，也不无忧虑，“经济的事项究竟不像军队，单靠发号施令便能奏效的”[56]11。倘若统制不严密，配给不普遍，势将整个社会都得弄成极度混乱的状态。[55]13事实上，统制物价在实施的过程中确实暴露出一些问题，“使少数无耻官僚，自私政客和少数只顾自私自利不顾国家存亡之大资本家能利用物资统制法令，来包办统制，囤积居奇，操纵市场物价，以大发其国难财。于是每一商品如食料颜料等一被统制，立即涨价数倍，市场货物之流通立感缺乏，如此统制不但不能达到统制是为了有利于抗战之目的，反而处处损害抗战之国策，增加人民疾苦，形成社会不安，以致怨声载道。”[53]6王世杰在日记中也认为统制物价的实施存在问题，在其1943年2月15日的日记中有“限价之令在渝实施已盾一月，一般舆论对限价令之信誉颇不佳。”“公共汽车、电话之类，均在其期间内经政府核准增价，而政府所能控制之粮价、糖价，亦任其增价，尤为大误”[17]488等文字。
因此，对战时民生问题的热议是为民众生存权而呼吁；这种呼吁理所应当受到政府的重视，并进而调整政策。但是，抗战与民生之间的政策尺度如何拿捏，实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国民政府解决战时民生问题的决心和能力都是不足的。抗战最终取得了胜利，而民生问题未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到抗战后期，物价飞涨，民生问题出现了恶化的趋势，这直接影响了战后中国政局的走向。“倘若我们仍在听任后方社会向着畸形变化，无力或无意加以适当的制止，则其对战争甚至对战后所发生的严重影响，恐远非今日所能逆料的。”[57]306美国学者卞历南指出：“战时有关国防与民生之争论对战后中国经济建设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58]268为求得抗战取得最终胜利，民生问题难免要服从于抗战大局。战争初期，战事大规模展开，政府改善民生的精力和财力有限，这本也无可厚非。但在战争中后期，当局应该着手改善民生的基础建设和长期规划，而非对民众生活的困窘放任自流；否则一旦失去民心，政权的根基就会被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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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映了国民党抗战路线的进退维谷
在这场关于民生问题的讨论中，“民主改革”“民众动员”常被一并提及。而这3个方面是抗战路线的核心内容，具体到战时历史时空中，即是全面抗战路线和片面抗战路线的区分，表现为国共两党的矛盾和冲突。中共的机关刊《新华日报》、中共领导人和左翼知识分子一直站在舆论前沿。虽然在政策取向上，国共两党都主张抗战与民生兼顾，但双方始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深层矛盾。这一矛盾使国民政府在抗战路线的选择与坚守上，出现进退失据的窘境。
在全民族抗战的大背景下，国共两党捐弃前嫌，联合抗敌。就抗战的纲领和路线而言，1938年3月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和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由毛泽东提议并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无本质的差异，都涉及到民众动员、民主改革和民生改善这3个核心的问题，表明国民政府吸取前期片面抗战的教训，决定采取全面抗战的路线。国共双方在武汉抗战时期还在民众动员方面进行了很好的互动和合作[59]。
从农资“忽悠团”到零库存分销，很多时候不走寻常路的朋友还是值得行业研究的，或许他们还真的给行业进步带来了新思维。虽然农资“忽悠团”，还有零库存的分销商有着销售不合格产品的可能，但是他们也在探索一种新的模式，从市场看这种模式是被认可的。如果我们这些生产优质农资产品的企业能够从他们的创新精神得到启发，把合格的农资产品通过新的模式销售农民的话，农资行业必将发生巨大变化。对于市场上的行为，不能简单以售假看待，要领会人家的核心，取其精华，发展自己。
民众动员是抗战致胜的重要条件；而民众动员与民生改善实为密不可分的关系。早在抗战初期，就有人指出：“为了争取抗战之胜利，广泛的动员民众，这是绝无疑义的。现在成为问题的，是怎样才能使全国民众都能动员起来。关于这一点，条件是很多的。但是改善人民的生活，乃是其中之一。”[37]4也有人认为“动员民众的先决条件，还是需要改善民生”，“所以要抗战胜利，须先全民动员，欲全民动员，还得先改善民生，这是必由的步骤。”[60]4《新华日报》社论也指出：“要使抗战得到胜利，必须对于占人口大多数的几万万工农贫农大众的过重负担加以解除，减轻他们的痛苦，改善他们的生活，以便更切实的增强民族的抗战力量。”[61]国民党总结抗战初期失利的教训，也认识到通过改善民生动员民众的重要性，1938年4月1日通过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民生主义之实行，当于抗战期间求之，且当于此求得抗战之胜利，绝非俟抗战胜利之后，始从事民生主义之开始。”[62]471
但国民党始终认为中共藉由改善民生来拉拢民众，在民众动员方面占得主动权，从而对其统治形成威胁。有舆论对此进行附和，认为“即云一致对外，即不应有改善民生之要求。”[61]1938年，国军在东部战场败退之时，指共产党提出改善民生是别有所图，“一是乘我国军败退时尽量假‘提高人民生活'之口号，以离间政府与人民之感情，俾政府从此坍台，彼即取而代之，以遂其‘利用战争夺取政权'之企图；二是即彼等见国军日趋胜利，尤其是见国军有此次津浦北段之胜利，深感政府在民众中信用日趋巩固或提高，对彼等不利，于是又施行其一贯之伎俩，重新提出‘改良人民生计'之口号，以挑拨阶级感情，以减低政府信用，而彼等亦可利用此种‘口惠而实不至'的呼声，以博得人民之好感，而遂其‘夺取民众'之企图。”[26]444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共在敌后的势力发展迅速，“三三制”的民主改革、彻底的民众动员和以大生产运动为代表的民生建设呈现出明显的比较优势。国共之间的嫌隙越来越大，双方在动员民众与改善民生问题上的深层矛盾愈发不可调和。国民党的改良民生在施政层面上越来越难以为继；其所谓全面抗战的路线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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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Opinion Reaction to the People's Livelihood Problem in the Context of the Full-scal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WANG Xiaosi，WANG Xinho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s，Anhwei Normal University，Wuhu Anhui 241002，China）
Abstract： The outbreak of the July 7th Incident brought China into a period of a full-scale counter-Japanese war.The cruel war made the living standard of the majority of people drop sharply.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were struggling for their livelihood,and people's livelihood issues such as health,prices,and employment had deteriorated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full-scale war to the end of the war,and the issue of people's livelihood had always been a major focus of public opinion.Around the issue of people's livelihood in the wartime inclu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s livelihood and the war of resistance,the improvement of the lives of different social strata,and the price problem affecting people's livelihood,the community had launched a lasting discussion.This hot discussion reflected the realistic urgency of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people's livelihood.Its essence was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war and the fate of the country.It reflected the dilemma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people's livelihood in wartime and the rout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of nationalist party.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full-scale war of resistance;livelihood issues;the reaction of public opinion;the nationalist party and the communist party;the rout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中图分类号： K265；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19）03-0174-09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0835
收稿日期： 2018-06-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资助“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民众动员的比较研究”（14BZS110）
作者简介： 汪效驷（1968—），女，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wxs1016@163.com；王鑫宏（1978—），男，博士研究生，副教授，E-mail：wangxinhong2003@163.com
[责任编辑：箫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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