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余的话》的话——试析瞿秋白悲剧色彩的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多余论文,悲剧论文,色彩论文,瞿秋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瞿秋白与方志敏两位革命先烈有着众多的相似：生于同年，就义于同年，同样才气横溢，同样投身革命，同样身陷囹圄……然而他俩在狱中留下的遗著却风格迥异，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读来壮烈，豪气横生；瞿秋白的《多余的话》阅罢则怅意袭人，久不能去。正是这一不同之处，使两位先烈本来同样坚贞不渝的情怀和视死如归的坦然，留给后人却是不同的理解和反应，《多余的话》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误解和争议。
国人素重中庸，可中庸之道在史家对《多余的话》的评议上却难得一席之地。要么对它彻底贬斥，国民党御用文人和“文革”时期一些投机文人诬之为“求生”的“叛徒自白书”，这自无须论及。而正直善良的史家也有不少人认为它“主要思想倾向是错误的”，“整个情调是低沉的”；（注：陈云志：《瞿秋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101页。 ）有不忍者如郑振铎则断这是敌人炮制的“伪书”。要么全然否认书中的忧伤情绪，惟恐书中流露的哀怨忧伤都有损瞿秋白的光辉形象，而竭力从书中的每句话探究其微言大义，以发掘隐辞曲笔中的忠贞。（注：叶楠：《瞿秋白评传》，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我从不主张无原则的中庸，但对《多余的话》却觉得有必要走走“中庸之道”。我认为书中表达了作者对党的事业的赤诚忠贞，而浓郁的哀怨忧伤也是书中不争的事实。
摊开《多余的话》，可知作者用艺术的手法表达自己忠贞的情怀。通读全书，明白直露对马思主义坚定信仰只有一句：“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注：陈铁健：《瞿秋白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6页。）但通篇反躬自问，解剖自己， 以沉痛惭愧的心情表达对党的赤诚坦荡，检讨自己对革命成败的责任，检讨自己思想的矛盾和感情的脆弱，每位读者都会为之动容。末尾《告别》一节作者深情地说：“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注：陈铁健：《瞿秋白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8页。）这声呼唤饱含对与之并肩奋斗的战友的眷恋， 也体现了对曾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骄傲无悔的感情。对于书中体现瞿秋白对党的事业的忠贞不是本文所欲着重探究的问题，故不详论述，更何况瞿秋白临刑前所说“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己”（注：《瞿秋白毕命纪》，1935年7月5日天津《大公报》。）和他受审时留下的“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愿做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注：陈铁健：《瞿秋白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3页。 ）的豪言壮语已经为他的情怀作了最好的注脚。
瞿秋白以无情冷峻的笔剖析自己对党的工作失误的责任、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了解的缺陷，无疑是诚恳地表达了自己的愧疚，但作者对此却作了近乎自虐式的夸张。“田园将荒，胡不归？”（注：陈铁健：《瞿秋白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4页。 ）的喟叹确是多年来对文学荒疏的痛惜，而反复诉说“疲劳”、“我只要休息”（注：陈铁健：《瞿秋白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94页。 ）确有文人自顾自怜的夸张，忧悒感情的任性奔泻也是确凿的事实。作者卷首借用《诗经·黍离》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一语，显然“忧”是作者首肯的心态。探究出作者灰暗心态的成因，自无损他伟人的形象，也不会授人以攻讦瞿秋白之柄。
那么，瞿秋白文中流泄的“忧”自何来？文中灰暗情调凸现的作者命运的悲剧色彩是如何调就？这正是本文笔墨所欲着力之处。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三：
一、知识分子和革命家双重角色价值认同的冲突
近代中国的情境使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极其艰难的现实抉择：是进而匡时济世，抑或退而守身立命？瞿秋白就是在这种情境下担负着双重角色的责任：既作为知识分子充当民族文化的载体，又作为革命家救国救民。作为知识分子和政治革命家双重角色的瞿秋白不可避免地存在角色认同、价值认同的冲突。因为，作为知识分子的职业本性要求学术的角色认同，即在专业的活动绩效中认识自我、表现自我、实现自我，而作为政治革命家则要求政治的角色认同，即参加政党及其决策，在革命事业中发挥最大值的社会功能。
瞿秋白出身绅士世家，父亲瞿世玮精通诗文书画，母亲金衡玉也精通唐诗宋词。家学渊源加之自身勤勉使他自幼酷爱文学，他广泛涉猎古今中外的文化领域，博采精华。在文学和理论界，瞿秋白是当之无愧的大师。他的杂文与鲁迅并驾齐驱，他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被奉为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之作，他本人因此被尊为中国报告文学的创始者。他翻译托尔斯泰、契可夫等人的作品，以其对原著精妙的理解把握和无与伦比的文笔，使译家无人能出其右，被鲁迅赞为“中外文俱佳第一人”。
与此同时，他还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究中国的社会问题，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较早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并论述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知识分子的出身且硕果累累的瞿秋白无疑有着强烈的“本位意识”，渴慕在宁静的书斋、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度过学术生涯。据杨之华忆：瞿秋白曾表示革命成功后要选个有山有水的地方，整理整理中国古典作品。在《多余的话》中，他也屡屡提及对文学的痴谜，留给后人最后的话语是：“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 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可以再读一读。”事实上，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就坦言：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后完全埋身于政治工作，没有时间从事自己所爱好的文艺，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也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可无情的现实不容抗拒地将瞿秋白推到政治的前台，民不聊生的社会惨境，列强宰割的民族危机，使他必须拥有“社会的良心”，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使他义不容辞地投身于共产主义的事业，肩负起政治革命家的责任。可以说，政治家与文人的矛盾是使他困窘终生而又无法解脱的主要矛盾。
二、位非得其所、才未尽其用的缺憾
应该说，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双重角色在瞿秋白身上虽有峰峙，但还不致于陷他于身心憔悴的左右为难，二者之间如果选择好了一个平衡点，二者甚至可以相得益彰。瞿秋白可以紧握如橼之笔为革命摇旗呐喊，同敌人在文化阵地作斗争，同时又以他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研究中国革命规律以指导革命。然而，或许是“历史的误会”（瞿秋白语），（注：《书生政治家——瞿秋白曲折的一生》， 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47页。）他并未能准确地立位于这个平衡点。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袖。作为政党领袖的瞿秋白不由自主地在双重角色认同的天平上倾向政治角色。作为政党领袖不仅需要高瞻远瞩的政治目光，还需要灵活高超的斗争艺术，不仅要研究革命理论，还应善于分析现实斗争错综复杂的局势和对策。而瞿秋白在此具有明显的不足，他缺乏“在第一线斗争的经验”，“对组织和军事非常不明了”加上他“始终摆脱不了文人习气”，因而他作为领袖显然勉为其难，力不从心——如他自己所言“犬耕”。即是说，在角色认同上他无法达到自己所期望的政治角色认同的价值，正如他自己在《多余的话》中所言“捉住老鸦在树上做窠，这窠是始终做不成的”（注：陈铁健：《瞿秋白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91页。）一样。于是乎， 在当时复杂扑朔的形势和群情激愤的气氛下，瞿秋白领导的中共中央在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上矫枉过正，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自身内心的愧疚，更因后来王明等人的苛责，使瞿秋白产生了“劳而无功”的错觉。
与此相反，1931年2月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后， 瞿秋白倒是不自觉地踏上了双重角色冲突的平衡点，过上了一段相对惬意的生活。正如夏衍在《追念瞿秋白》一文中所述“他是那样的乐观，那样的潇洒，那样的幽默，那样的生机勃勃。”（注：《瞿秋白研究文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10页。）他凭籍喷珠般的才思， 如火的热情投入无产阶级文化事业，如鱼入水，畅游文海。一方面进行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令世人瞠目；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了系统而准确的传播和阐发，这方面的成就在当时也是独领风骚。同时，他以满腔热情自觉地领导了左翼文化运动，使之出现了一个辉煌的时期。虽然当时他身患疾病，工作极其紧张艰辛，来自王明集团的打击如阴魂缠身，但文学的成就使他得到位在其所、才尽其用的酣畅，双重角色冲突造成的痛苦得以化解。
一方面，作为政治领袖角色力不从心，感到“犬耕”之累，且遭到当时以马克思主义正统自居的王明集团的迫害；另一方面作为文学家、理论家而游刃有余、硕果累累。如前所述，在投身革命之际，瞿秋白多少带有些恋恋不舍的情结。在狱中追思，面对作为双重角色价值认同的强烈反差（这种反差因王明集团的恶意攻击而导致在瞿秋白心里存在夸大的成分），瞿秋白不免内疚于组织的重托，又惋惜自己在文学“园田”的“荒芜”，发出了“位非得其所，才未尽其用”的憾叹。
三、自身悲惨的遭遇和对党的命运的忧戚
如果说瞿秋白在书中对自己位非得其所、才未尽其用发出的仅仅是遗憾的喟叹，那么，对王明集团的纠缠、迫害则表达了悲愤的哀怨，对王明“左”倾路线控制中央表达了更为深切的不满和忧虑。
王明宗派集团的纠缠和迫害使瞿秋白长期难以排遣心头的阴影。早在1929年瞿秋白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时，因对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动和控制代表团的企图进行过抵制和斗争，被王明集团视为眼中钉。他们利用中山大学清党运动，污蔑瞿秋白以右倾路线与共产国际相对抗。继而在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凭米夫的扶植夺取中央领导权后，给瞿秋白强加上“对立三路线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的罪名，把他排除在党的领导之外。1933年9 月又炮制了一场批判“狄康”（瞿秋白用过的笔名）运动，指责他犯有“严重的有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
在小组批判会上，中共上海局书记李竹声对瞿秋白蛮横地吼道：“象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注：转引自《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王明宗派集团这种置人于死地的迫害和打击， 使本已处于自责和负疚状态下的瞿秋白更增痛苦，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使他倍增哀怨之情。在《多余的话》中《何必说》一节中，他悲愤地写道：“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器，被拉出了队伍。只剩下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己的冲动和需要……”，（注：陈铁健：《瞿秋白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94页。 ）一个“拉”字含有多少悲愤和无奈之情啊！
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突调瞿秋白去中央苏区， 据他挚友彭玲当时说：“我一直疑心，这是王明有意为难的花招”。（注：转引自《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 将身患重病的瞿秋白遗留在中央苏区，这是王明集团对“异己”实行“肉体消灭”的隐蔽手段。据当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有些‘左’倾路线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他们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如瞿秋白、何叔衡等同志身体根本不宜游击环境，也被留下，结果使他们不幸被俘牺牲”。（注：转引自《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曾跟毛泽东作过长谈的冯雪峰回忆说：“毛泽东曾气愤地指出‘将来要跟他们算帐，为什么不把瞿秋白带到长征的大队伍去！’”（注：《冯雪峰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99页。 ）瞿秋白得知被留的决定后，情绪异常激动，喝了很多酒，悲戚地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侯命运的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注：转引自《中国现代史文学研究资料》，第583页。）日月可鉴的忠诚和残酷迫害的遭遇， 使瞿秋白表现出对党和革命事业忠贞不渝的同时，也不禁发出了“枉抛心力作英雄”，壮志未酬的悲怆和苦涩。
对王明路线的领导，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瞿秋白并没有也不可能表示公开的抗争和反对，但他心中总有一种隐隐的或只是直觉的怀疑。在《多余的话》中，他用隐晦的语言表达了不满和忧虑：“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地了解。相反地，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考；我既然不思考了，自然也就不怀疑了。”（注：丁守和：《瞿秋白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76页。）对这些话， 我们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理解为瞿秋白对革命的动摇，联系当时的现状，这些话恰恰反映了当时党内民主被扼杀，党内生活窒息以及瞿秋白身受打击迫害时对党的命运的忧虑。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书中流露的抑郁情结的形成也有瞿秋白自身心理特征的因素。瞿秋白幼年时期正是家道破落之际，母亲在极其困窘中自杀身亡，其后一家星散，情形极为凄惨，这给他的心灵留下了重重的阴影。而社会的一片黑暗，自己苦闷空虚的心情使他潜心研读老庄哲学和佛学，厌世避俗的消极思想在他心理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痕，他常从古诗文、古典经籍中寻求安慰的企图，使之染上了名士化的气息，再加上极度虚弱的病躯使他容易产生自顾自怜的多愁善感。
综上所述，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流露出的忧伤哀怨的情绪，既是对自己“位非得其所，才未尽其用”的境遇的感叹和惋惜，更是对王明宗派集团迫害的愤懑，对“左”倾路线占据中央领导地位的状况表达的深切忧虑。政治革命家和知识分子双重角色的冲突，政治角色价值认同的失意，是瞿秋白抑郁心境产生的潜在因素，而对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的专制的愤懑以及对党的命运深切的忧虑，则是瞿秋白情绪偏激、抑郁的直接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