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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00）05—032—0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既有过经济的多次飞跃，也发生过几次大的波折。作为一个经过国内战争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国家，政治因素，比如国内力量的对比、政治权力的分配、意识形态的调整等，对经济的影响一直是十分直接的。同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世界上两大阵营的对立，以及冷战后国际格局的调整等国际政治因素，也不断地对我国的经济产生着影响。半个世纪里，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十分密切，经济的几次波动均有政治原因。政治一直是左右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
一 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因素分析
50年来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政治的角度，影响经济的主要有意识形态、政治领导方式、政治权力结构、社会阶层分化、国内政治局势、对外政治关系等。
1.意识形态的指导。
意识形态通过影响人的行为，包括决策者和民众，作用于社会的经济。作为一个通过国内武装斗争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始终有着十分直接的影响。新中国的建立，中国革命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传播和实践的结果。建国以后的50年里，意识形态的几次调整，影响到整个社会实践，给经济带来重大影响。意识形态在中国具有强烈的指导性、强制性和深入性。党对社会的统治借助意识形态来论证其合法性，党和国家通过意识形态手段统一群众的思想，实现党和国家的意图。通过高强度的思想工作、大规模有针对性的说服教育，用来改造人的世界观，塑造新的人生观。
解放初期的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应归功于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一整套新民主主义纲领的指导，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践线是“一五”计划成功的路线原因。50年代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大跃进”的冒进、人民公社的“穷过渡”等重大政治经济失误，都与意识形态上的“左”倾有直接的关系，“十年文革”把意识形态的消极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文革”后的拨乱返正、改革开放的起步离不开邓小平等老一代领导人强调完整、准确地领会毛泽东思想。近20年里，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大，从党的十四大再到十五大，从姓“社”姓“资”之争到把多种所有制成分写进宪法，改革开放的历程伴随着意识形态不断调整。
2.政治领导方式的作用。
“政治领导方式”这一提法是针对中国政治经济的状况而言的。中国常见的政治领导方式有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经济建设、把经济问题提到政治的高度、坚持党对全局的领导、民主集中制的决策机制、利用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财政政策的政治运用等。之所以认为政治领导方式对中国的经济有重要影响，是因为50年里中国对社会各个方面的领导经常性地以政治的方式进行。政治领导方式的频繁使用与我国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有关，与我党曾有过长期的革命战争传统有关，还与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政府的推动有关。
政治领导方式的优点是效率高。凡事确定下来以后，一旦提到政治的高度，各级各地各部门均会高度重视。但快速决策、迅速推行的另一方面是一旦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也会以很快的速度蔓延，使得社会付出高代价。政治领导方式的另一个优点是有利于社会的整合。尤其适合中国这样地域广泛、地区差异较大、多民族的超大型国家的管理。但如果决策失当，其后果也是全国性的，政治领导方式在使用中的界限不好把握，极容易出现“扩大化”现象。政治领导方式的第三个优点是灵活性，在决策和管理时可以根据局势的要求，灵活掌握。但是如果灵活性过度，一是会离开决策科学化的轨道，返回“人治”的老路；二是有可能导致对待政策的“工具理性”态度：把政策当作实现目标的一种手段，而不管这一目标是否恰当。
政治领导方式有人格化的色彩。领导人的人格力量在我国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高明的决策层大都善于利用它。但突出领袖的决定作用难免在决策和管理中出现长官意志，以权代法，违背领导科学规律，因此这项政治领导方式的运用需要高超的领导艺术。
3.国内政治局势的左右。
国内政治局势指的是国家内部在一定时期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各种政治关系的变动所形成的政治状态。局势是一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环境，政治局势是否符合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决定了那个时期经济是否能够取得成功。一般而论，发展需要稳定的政治局势，但如果稳定走向极端，就成了僵化。僵化的社会缺乏活力，也不利于经济发展。总的说来，不稳定是消极的，但有的时候，为了打破社会的僵化，需要某种冲突或一定程度的波动。换句话讲，稳定的局势不一定都是有益于经济增长的，不稳定也不都是消极的。
国内政治局势变动的标志是重大事件的发生，外敌入侵、国内政治事件、经济波动、重大自然灾害等都可能导致政治局势的变动。抗美援朝对军需品的大量需求刺激国内相关经济行业的发展，并成为解放初期凝聚国内民心的政治内核。中苏关系紧张导致“深挖洞，广积粮”和“要准备打仗”的发展战略转移，根本改变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三年自然灾害以生命的代价使决策层从大跃进“超英赶美”的幻想中清醒，经济冒进终于得到遏止，等等。
上述重大事件的发生直接导致政治局势的剧变，反过来也可以人为地造就某种局势，以达到政治或经济的目的。1992年，经过1989年的政治风波和三年的治理整顿，中国的经济处于低谷，年初邓小平南巡谈话发表，打破了沉闷的局面，新一轮经济发展的高潮随之兴起。某种程度的动荡也是可以利用的，这是一种处理危机的艺术。政治局势发生变化，原有的政治平衡被打破，社会利益将重新分配。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机会，个人的积极性因此得以调动。精明的领导人可以利用危机进行利益重组，以此来激励社会。50年里中国的政治局势有过几次大的起伏，对经济和社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1989年政治风波等局势的几次大起伏对经济的破坏是毁灭性的，这个教训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因此尽管政治局势可作为动员的手段，但局势可能失控，比如“文革”，毛主席最初的计划是三年搞完，但一下子成了十年动乱，因此对政治局势的发动和利用一定要谨慎。
4.政治权力结构的制约。
一个社会中各种政治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构成该社会的政治权力结构。政治权力结构反映的是利益分配格局，利益的不同分配方式对社会中各种集团的生产积极性产生不同的影响，政治权力结构由此作用于社会经济。政治权力结构在水平方向上是几种国家权力的关系，在中国主要是立法权与行政权，党、政府、人大以及其它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等。在垂直方向上主要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上级与下级的权力关系。从整体上看，还有政治权力与社会的关系等。中国政治权力结构在这几个方面近50年里经历了几次较大的变动，经济随之发生对应性波动。
行政权力在中央与地方的调整对中国经济有着直接的影响。新中国经济基础的奠定是一个经济权力集中的过程。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主要是凭借国家权力，建立起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国家掌握市场的控制权，政府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一五计划”的成功也依赖于权力的集中。分权也曾对中国的经济起过积极的作用。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是从分权开始的，近20年里中央与地方在收权与放权之间有过几次反复，改革的成功最终取决于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在财权和事权、所有权与管理权等之间的科学划分。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是政治权力结构的一种重要体现。不同的政治权力结构反映了政府对社会的不同控制程度，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程度取决于特定时期政治的或经济的需要。中国政治权力结构变动还体现为党的权力的合理调整、人大和政协的权力增加等方面。随着国家与社会在权力边界上的变动，以及中央与地方权力的重新分配，改革开放以来，在坚持党对全社会的领导的前提下，中国的党政关系、党企关系、党与公民的关系等已经有所调整，对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政治权力结构也是一种决策机制，在其中各类权力主体相互作用。静态上，政治权力结构反映的是特定社会中的政治关系，即各种权力主体在权力格局中的地位。动态上，政治权力结构反映的是不同权力主体通过特定的相互作用方式，对政治决策的影响过程。中国的政治权力结构还包括地方之间的政治关系。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经济背景下，地方政治关系对各地的经济，进而对国家的经济整体也会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随着中央向地方的放权，地方独立的经济利益逐渐增多，作为在政治上地位相同的地方政府，经济上的合作和联合缺乏制度上的动力，更愿意做的是维护地方自己的利益。解放以来，曾短期实行过大区制，但很快改为省制。近20年来，又先后增设了特区、计划单列市、地级市、县级市等行政建制，目的在于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但到目前，关于跨地区，特别是跨省的经济合作应采取何种模式，仍在摸索之中。
5.社会分化的影响。
社会分化包括阶层之间、人群之间的分化；产业之间、行业之间、职业之间的分化；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分化；政治与经济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化等几大方面。社会的分化在两个方向上展开，纵的方向基本变化是社会的分层，横的方向以社会分工为核心。社会的分化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动，结构上的分化导致功能上的分化，其背后是社会利益的分化。由于利益是个人行动的驱动器，分化与经济的联系得以建立。
新中国分化与反分化（整合）对经济均产生过较大的影响。解决初期在国民经济恢复中没有即刻推进新的分化，这个政策对于解决就业，提供生活必需品，以及经济的恢复起到积极的作用。“大跃进”中反分化过于极端，农村中任何社会和经济上的差别均被消灭。结果不少地方吃光了集体的积累，农民的生活难以为继，甚至饿死了人，经济也受到人为的摧残。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振兴离不开社会的分化。以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镇中个体工商业为开始的新一轮社会分化，就是建立在对“文革”期间反分化过头的否定的基础之上，改革后第一次经济高潮随之到来。1998年党的十五大以及随后对宪法的修改，对私人资本和其它非公有制经济合法地位给予确立，是对社会分化的又一次肯定。这就为中国下一步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建立提供了制度环境。
不同的分化导致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果，并非所有的分化都有利于经济发展。近20年里出现的两极分化现象是一种分化过度，贫富差距过大会造成阶层之间的冲突，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加大可能引起地区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不稳定的来源之一。由于这种分化导致潜在的社会对立，社会经济发展随时可能因突发的冲突而受到冲击。由于社会分化具有这种两面性后果，对于社会的分化必须加以控制，使之保持在有利于激发社会积极性，不危害社会稳定的程度。
6.对外政治关系的导向。
良好的对外政治关系可以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包括国内的经济和对外经济往来开创良好的国际环境，紧张的对外政治关系可能为国家经济发展处处设置障碍。新中国50年政治经济的起伏中对外政治关系对经济有明显的影响。
影响中国对外政治关系的因素主要来自外部的干忧和内部的失误。50年来国际局势和外部的对华政策的每次大的变动都迫使我国不得不修正自己的对外政策和经济政策。另一方面，国内对国际关系判断的失误也是造成对外政策失当，付出不必要的经济转型代价的原因。50年代的对外政策以中苏关系为主导，走重工业优先的发展道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这两种急躁冲动均有外部政治压力的促动。西方国家遏制新中国，使我们随时面临遭到武装干涉的危险。这是当时盲目制定高增长指标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原因。另一个外部动力来自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示范作用。60年代中苏大论战开始，苏联不再是可靠的“老大哥”，加上对美国军事动向的判断过于严重，认为我国处于两面受敌的不利局势，必须立足于反侵略战争，国内经济战略遂转向战备化，以兴建“三线”为重点。
“三五”时期的中心任务改为以备战为核心，其突出特点是大力加强内线的工业建设，扭转我国主要工业集中于沿海地区的局面。新的计划要在我国西南、中南和西北地区建立一个部门齐全、基本自给的战略后方工业基地。这是一次产业结构和工业布局的重大改变，发生在我国刚刚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状况下调整过来的时刻，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稳定，以及形成稳定和适当的经济结构均十分不利。
70年代末新一代领导人准确地把握了国际局势，跟上了和平与发展这一国际潮流，对外政策开始大幅度调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开始全面对外开放，90年代以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为目标，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强调抓住机遇，利用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自身。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明显提高，国际环境向着有利于国内经济的方向发展。这些成就与中国对外政治关系的改善有着直接的关系。
二 几种政治因素的相互关系
以上几种政治因素有的时候交替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有的时候集中作用于中国经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条件下，其中的某一种政治因素会成为主要影响因素。
1.一般情况下的相互关系。
从一般意义上，社会分化是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经济的发展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社会在水平方向上和垂直方向上都会出现分化。社会财富分配的变化必然会导致新的阶层出现，或是原有阶层内部出现分化。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以及行业之间的差别也会加大。随着社会的分化，政治权力结构迟早要进行调整。行政权力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几大公共权力机关之间的权力关系、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边界等都会发生变动。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是为了适应经济的变化，并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治手段，国内政治局势、对外政治关系、政治领导方式、意识形态等可以变革和调整。经济的发展需要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这是经济启动的微观动力。领导当局可以通过所掌握的动员手段，营造适于经济增长的国内局势，以激发广大民众的发展积极性。同样，当经济出现“过热”的苗头时，也可以制造平息性的局势来配合政府的调控。在经济日益一体化的背景下，国家的对外关系对本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重要，一方面对外政策的国内影响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国内政策越来越带有国际后果。政治权力中心可以通过政策调整，作用于对外关系，从而影响国内的经济。意识形态是一种有效的动员手段，通过左右人们的行为，意识形态与经济绩效之间建立起联系。是否运用、如何运用上述政治手段左右经济，就表现为不同的政治领导方式。善于操纵局势的当局在政治上积极主动，被形势拖着走的政府缺乏对社会的操纵能力。适时变动对外关系的政府在国际关系中握有主动权，“以不变应万变”的当局在国际关系中总是处于被动。适时调整意识形态的权力中心在政治领导方面显得得心应手，思想僵化的领导人往往使意识形态成为束缚自己手脚的桎梏。
社会分化并非完全的自发过程，权力当局通过政治手段或经济手段可以控制社会分化的过程。我们知道分化不足和分化过度都不利于经济发展，对社会分化必须加以控制。建立起社会分化与经济绩效之间的联系以后，可以从特定的发展目标出发，选择所要达到的分化程度。这也是政治领导方式的一种表现。
2.某一因素可能被突出。
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条件下，这些政治因素中的某一个可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即其中的某一种在某一时刻，可能会处于决定性地位。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动在社会分化最为激烈的时候作用最明显，这个时候如果不对权力结构进行调整，就无法适应已经分化了的社会结构。90年代中期以后，非国有经济在中国增长的势头很盛，在经济总体中所占的份额已经超过国有经济。作为重要的经济力量，他们的利益要求体现在国家的政策中，他们的声音势必要进入政治权力结构。相应的政治变化是人大、政协在各级政权的“五大班子”中的份量逐渐增加，民间人士的政治要求经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集中和转达。社会团体也得到较快的发育，一些行业性的团体成为某些非国有经济较为集中的行业中的民意代表，起着沟通政府与民间的桥梁作用。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政治权力结构。
意识形态的作用突出在意识形态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时候，这时如不改变意识形态，就无法推动经济发展。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意识形态领域。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发表，指出“左”也会葬送社会主义，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争论下了政治结论，从此中国的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政治领导方式显示威力多数是在启动新一轮发展热潮或是经济需要“降温”的时候，启动经济需要在短期内有较大的投入，这需要集中力量，动员资源，调动积极性。按常规的方式难以做到，因此需要用政治方式。当经济出现“过热”，需要“刹车”时，行政性的强制往往比经济自然地调整更为迅速，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小。
国内政治局势对经济作用明显，往往发生在一种社会状态持续时间较长，到了非要发生变动的时刻。当局势过于沉闷，社会像一潭死水的时候，需要借助某次事件或某种意识形态符号来激发社会的活力，调动民众的积极性，经济由此得到启动。当社会长期处于混乱，破坏了起码的发展环境时，需要坚决地控制局势，恢复平静，为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经济才能得以恢复。对外关系对经济影响的偶然性成分最大，国际风云变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国际上的重大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一旦面临突发性国际事件，本国领导层的应变能力就是至关重要的。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能否果断地处理危机，理顺国际关系，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3.几种因素可能同时起作用。
这几种政治因素也可能同时起作用，这一般发生在社会处于剧烈变化的时候。解放初期中国的政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政治对经济的积极作用最为显著。政治权力结构全面更新，搬掉“三座大山”以后，人民当家作主，过去处于社会底层的工农群众成为政权的依靠对象，他们不再受压迫，过上了扬眉吐气的日子，因而迸发出空前的积极性。建立在指挥军队模式上的新政权继承了军事工作令行禁止的传统，具有特别高的效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革命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意识形态。毛泽东的革命学说与建国理论反对剥削，主张平等，把新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广大民众根本利益的基础之上，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各阶层的生产积极性。中国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宝：党的领导、事实求是、群众路线，与国民党官僚买办、军阀、封建地主的腐朽统治成为鲜明的对照。新的政治领导方式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发动群众为基本方式，赢得了人民的拥戴，人们把战争期间支前的热情投入到建设中去，工作起来不计报酬，大大降低了建设的成本。解放初期的国内政治局势极其有利于新生的人民政权，新制度建立之初，改朝换代所带来的报酬递增效应正处于高峰，新政权得到广大民众空前的拥护，政府具备巨大的动员力量。以上这几种政治因素同时处于正功能的巅峰状态，解放初期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一五”计划的顺利推行得益于它们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文革”时期社会剧烈分化，先有强行抹平一切差别的“打倒一切”和“四大”，后又人为制造分化，连党内也被认为出现了“资产阶级”，阶级敌人的“大帽子”满天乱飞，几乎每个人都随时可能成为专政对象，社会中普遍缺乏安全感。这时的分化和反分化都不利于经济发展。“文革”以打倒一切开始，原有的权力体系完全瘫痪，接着领导层又有几次被“打倒”，政治权力结构一再被打乱，无法对经济进行正常的管理。政治领导方式异常，政治运动不断，阶级斗争“大棒”挥舞，搞得人人自危，哪有心思搞经济建设？意识形态走向极端，把政治对社会其它方面的作用抬高到离奇的地步，以政治取代经济；个人崇拜达到顶点，以对领袖的忠诚取代党性原则；不是从现实的需要出发，而是以是否与意识形态相符来评价政策，使经济发展缺乏起码的动力。“文革”期间国内政治局势多变，对外关系紧张，经济增长的起码的正常条件都不具备，结果经济走上崩溃的边缘。
4.目前的主要趋势。
目前我国主要起作用的政治影响因素是社会分化。随着非国有经济成分的宪法地位的确立，民营、外资企业、合作制企业、股份制企业等经济组织形式将以较快的速度增加，社会利益主体多样化趋势明显，社会的分化进一步加速。从政府方面看，在国有企业仍没有从困境中走出的情况下，为摆脱经济需求不足，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需要鼓励非国有经济发展。为此政治权力结构已经主动做出调整，通过吸纳更广泛的社会力量进入政治体系，以调动广大非国有经济经营者的积极性。围绕刺激经济这个中心任务，当局将尽一切努力使国内局势保持稳定。对外关系的处理亦会以大局为重，尽量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随着中国“入世”的脚步临近，对外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近期内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是至关重要的。意识形态在根本方针不变的前提下，适时进行局部的调整，目的也是有利于调动尽量多的大众的积极性。这是政治相对平稳、经济发展较为迅速时期的政治特点。
除此之外，政治领导方式的变动将会比较大，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领导方式会进一步转变。目前中国改革的重点之一是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实际上是政府改变对企业的领导方式，现在国有企业改革遇到的阻力更多地来自政府，有些政府部门仍习惯于以前的领导方式，仍把企业当作自己的财产，所以什么时候政府不再直接管理企业了，国有企业改革才可能有实质性的进展。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后果之一也是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的方式的转变，因此政治领导方式的转变对于国有企业改革能否成功，政治体制改革能否进一步推进，具有决定性。政治领导方式的转变的基本趋势是尽量地恢复经济方式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地位，尽量减少用群众运动等方式来管理经济。政治领导方式的转变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的一个必然结果，市场经济对政治干预有一种天然的抵制，建立市场经济必须放弃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性经济管理方式。
建国50年来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交织，政治对经济既起过巨大的促进作用，也有过阻碍，政治对经济的作用在中国不可忽视。经过对50年政治经济发展经验的总结，今后在邓小平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坚持对外开放的国策，注重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对决策的辅助作用，不断提高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使今后中国政治与经济的互动更趋向合理。本文只谈到了50年来影响中国经济的主要政治因素，并没有穷尽所有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的政治因素。除此之外，影响中国经济的也不仅是政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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