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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730(2006)05-0049-06
政府间竞争作为政府行为的一个重要内容，一直备受经济学家关注。自泰伯特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围绕着政府竞争的内容、方式以及绩效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模型。在中国，随着财政体制改革和地方政府自主权的增大，地方政府竞争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税率制订和税种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划分等重大政策问题的制定也将置于地方政府竞争这一背景之下。本文就西方政府竞争理论中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模型进行述评。
一、泰伯特(Tiebout)模型①
1956年，泰伯特(Tiebout)提出了关于政府竞争的第一个经济学模型。这一模型的主要贡献在于发现了选民流动的重要性。泰伯特认为，个人考虑选择社区居住的一个关键要素是社区可供选择的税收和服务结构，居民将考虑在一个社区中承担的税负以及从公共品中享受到的利益。如果有许多居住区，每个社区所供给的税收和服务结构的组合不同，那么人们将选择给予他们最大满足的社区。因此只要个人能够选择社区，就不需要通过投票使公共品供给达成一致。泰伯特强调，个人是公共物品的消费者，而政府则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个人为消费公共物品支付的价格就是税收的水平。由于个人可以通过迁移来换取不同的公共物品消费水平，因此不同政区所提供的税收水平将在这种消费者的选择压力下趋向合理。此外，不同的人对公共产品与服务水平有着不同的偏好。根据泰伯特的模型，居民和投资者倾向于迁移到符合自己偏好的社区，这就是著名的泰伯特假说。
泰伯特模型的基础是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物品的竞争理论。他将公共物品市场作为政府和个人的交易场所，在交易过程中政府具有完全的关于消费者(公众)选择的全部信息，并且能够根据这些信息有效地实现公共物品的供给；个人对于公共物品的生产价格具有完全信息，而不同的个人对公共物品的效用判断也仅仅局限于公共物品的价格水平即税收的负担大小上。在泰伯特看来，所有的税收都将有效地按照公众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信息而调整到最合理的用途上，而公众则具有完全的移动性，即移动成本为零。如果公共物品的供给是竞争性的，当存在许多规模相似的供给者时，公共物品的市场就是完全竞争的。在这一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无论是公共物品供给的数量，还是作为公共物品价格标志的税率水平，都将使居民和政府的福利水平达到帕累托佳境。该模型的理论现实意义是，具有财政自主权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可以导致最佳的财政效率，财政分权比集权的效率要高得多。
泰伯特模型的局限性主要在于：其一，该模型只考虑了个人居民的问题而没有考虑企业的问题。这使得泰伯特在解释竞争性政府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时候显得相对无力，因为个人和企业在公共物品价格投票机制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其次，模型假定过于脱离现实，比如消费者是流动的，可以迁到他们最偏好的社区；消费者完全了解各社区之间的税收和服务差别；消费者流动性不受任何就业机会的约束；公共品在社区之间没有外部性；每个社区能够通过公共品的调节达到最佳人口规模等。整个理论实际上是针对一个零交易成本(无信息障碍、迁移无成本、完全理性)和无外部性世界的描述。事实上，影响居民流动的因素很多，税收水平仅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任何地区的居民不仅要考虑他所承担的税率高低，而且要考虑其收入水平，扣除税费之后的实际收入和环境、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再次，泰伯特没有考虑政府再分配政策的效应。由于不同居民承担的实际税负并不一样，因而经过政府再分配之后形成的某些公共物品的实际价格对不同居民也不一样。最后，泰伯特认为政府可以完全掌握居民的偏好并可以有效地实现公共物品的再次调整，这不仅赋予了政府完全理性，而且赋予了政府非经济人的地位。在公共物品的供给过程中，政府抽象地成为一个独立的利他经济主体，它完全不考虑自身的经济利益而仅仅将收费—供给作为自己唯一的使命。而事实上，政府也是由无数利己的经济人和利益相互冲突、相互依赖的部门组成的。
二、奥茨(Oates)模型
奥茨(Oates)模型沿袭了泰伯特(Tiebout)模型的主要特点，但他研究的对象是具有流动性的资本要素，而不是居民。奥茨提出，经济发展是靠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驱使和推动的。不同政府为了吸引流动资本而展开竞争，如降低税率、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公共投入，如交通、安全等，随着吸引到的资本的增加，当地居民的收入也会上升，并可以提供更多的税收，政府也因而可以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奥茨指出，在一个有众多不同辖区政府机构存在的地区，地方政府对财政资源的竞争将使资本的分布及企业的区位分布趋于合理。
奥茨模型的另一主要贡献体现在对财政分权和政府规模的关系分析上。奥茨分别从美国48个州的地方政府横截面数据构成样本和43个国家的中央和州级政府横截面数据构成样本对财政分权和政府规模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程度和政府规模大小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财政分权程度增加既不必然会增大也不必然会缩小政府规模。但与此同时，奥茨运用世界上57个国家的数据所作的另一研究也表明，如果不控制收入水平对政府规模的影响，则统计上存在政府规模和财政分权的强烈负相关关系；如果控制了收入水平对政府规模的影响，则政府规模和财政分权的负相关关系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奥茨模型包含如下的假定：地方政府的目标是使当地社会成员的福利最大化，存在众多的地方政府，其市场结构类似于完全竞争，没有正或负的外部性问题，辖区内公众对当地企业所提供的工资福利有着完全信息，企业能够正确地评价和预期不同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并作出反应。和泰伯特模型一样，奥茨模型也没有考虑竞争政府对社会收入进行再分配的效应。
奥茨模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资本的流动是依附在企业和个人的经济行为过程中的，但奥茨只研究了企业投资，没有考虑个人的消费和择业行为，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此外，奥茨假定企业和政府都具有充分信息，政府和企业不仅对各自的市场，并且对对方的市场状况和对方的行为结果都具有完全信息。然而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政府如何可以准确地计算出一个即将投资于其领域的企业可能带来的收益？同样，企业又如何预测自己进入某一地区将会享受怎样的税收待遇？得到什么价格的公共物品？显然，这种完全信息的假定是不符合事实的。
更为重要的是，奥茨模型所描述的结论没有得到有力的事实支持，相反，这种结论常常与实际生活中的一些现实不符。有一些地区对资本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税率并不低于那些对资本缺乏吸引力的地区，有时甚至远远高出平均的税收水平。一些经济学家近年的研究表明，真正起作用的并非实际税率，而是边际税率。②
三、马克高尔(McGuire)模型③
马克高尔(McGuire)模型认为，辖区之间的政府竞争是一种破坏性的竞争。马克高尔隐含的假定是，个人在对居住地的选择上存在一种倾向，那就是总是试图通过流动来寻找能以最低税负水平享受最多公共福利的政区。不同辖区的政府为了争取更多的选民，就会在公共物品的价格水平上(主要是税率上)展开竞争。尽管在理论上存在一个对于竞争双方及居民都有利的税收水平，但这种在理论上的最优公共物品价格将很难在现实中出现，竞争政府所选择的竞争价格往往总是偏离最优价格。虽然竞争双方都试图就公共物品提供的最低价格达成一致，实现公共物品的价格和产量的合谋，但由于单方面的违约降价将使违约政区吸引到更多的流动性税源，因此，无论政区之间的信息交流是否畅通，暗地降价减税的行为总是不可避免。和经济市场不同的是，这种潜在的合谋不稳定性所导致的税率趋减并不能确保公众福利的增加，因为降低税率和提供公共物品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如果税率降低不能和税源的增长成比例，仅仅降低税率反而会导致地方政府融资的困难，资金的匮乏将使足够的公共物品供给很难得到保证。通过这种分析，马克高尔(McGuire)得出结论，政府之间的竞争常常是破坏性的，而不是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必然导致公众和政府的福利改善。
和前面的几种模型一样，马克高尔也赋予个人对政区税率的完全信息和移动零成本的假设，而这种假设显然与事实不符合。此外，该模型无法准确地指出税率递减到何种水平时会导致公共产品供给的劣化。而且，马克高尔模型仅仅只是停留在同一国内一个大的行政区域的分析上，研究的竞争对象主要是一些辖区政府和社区管理机构，这种分析的层面显然不具有普遍的解释能力。
四、沃尔科夫(Wolkoff)模型④
沃尔科夫不是分析资本流动和税率这样的问题，而是选择了政府补贴的有效性这个角度进行研究。他认为，在那些具有重大经济发展项目和长远规划的地区，政府往往具有较高的财富获取能力和财政支出权力，对企业技术改造、出口信贷、研究开放等项目进行财政支持是政府竞争常用的手段。为了吸引本地企业居留，避免税源和就业的损失，辖区政府常常在补贴的大小上展开竞争。
沃尔科夫(Wolkoff)的主要发现在于，虽然政府补贴的主要目的在于吸引那些具有潜在流动性的企业居留在本地，但事实上，对于哪些企业具有流动性，哪些企业不具有流动可能这类问题，政府是无从知道或知之甚少的，但企业对此却比政府知道得清楚。因此，在补贴发放的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处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状态，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博弈过程中，企业和政府都将致力于自身收益最大化的策略行为。沃尔科夫用博弈论的有关理论分析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如果政府无法判断企业长期的移动倾向，无法对辖区内所有作为重要税源的企业的流动性的强弱进行区分，那么对政府而言，合适的策略就是对所有企业提供适度的补贴，而不是按照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对企业流动性进行排名并依次给予不同程度的补贴。但在实际生活中，按照企业性质和发展前景及行业特征展开的“留住”补贴，却是很多政府在发展地方经济中的常用做法，因为政府得到的信息和上级政府的产业政策都会圈定一些重要行业和重点企业作为一段时间内的扶持对象，倾斜性的政府补贴对任何一个政府都是不可避免的。沃尔科夫认为这并非理性的策略，因为企业的迁移和行业发展前景充满了不确定因素。
沃尔科夫的视角虽然较为狭窄，但实用性却更强，更贴近实际的经济生活，尤其是其模型中假设的现实性，是其他模型所不具备的。沃尔科夫(Wolkoff)模型中的政府和企业都不再是完全信息的所有者，尽管企业对行业特征和技术发展的前景以及本企业移动的信息知道得比政府多得多，但由于企业面临的是一个风险变幻莫测的世界，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使企业得到多少补贴和企业迁移之间的相关性只可能是一个不确定的数值。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造成了政府补贴的浪费，当各个政府竞相展开这种补贴的时候，因竞争而导致的浪费就更大，补贴的效率也就更低。
沃尔科夫(Wolkoff)模型的缺陷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对政府补贴的类型未作出区分。而不同类型的政府补贴对企业的影响不同，在一个技术竞争激烈的行业中，政府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开放的补贴作用更大，而在一个劳动力匮乏的环境中，政府对教育培训的支持力度会起到更好的效果。二是其中竞争和补贴无效率两者之间的关联性不强。在沃尔科夫(Wolkoff)的理论中，无论是否存在政府之间的竞争，政府补贴都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将这两者联系起来有些牵强。
五、布莱顿(Breton)的模型⑤
前述的几种政府竞争模型都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区域内进行研究的，涉及的是地域竞争(Territorial competition)、“辖区竞争(Competition among jurisdictions)，甚至是社区竞争(competition among communities)的内容。而在Breton所提出的“政府竞争”概念(Competitive governments)中，政府竞争可以是职能部门间竞争，也可以是辖区政府间竞争。所谓职能部门间竞争，就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政府职能部门出于各自不同的部门利益而展开竞争。所谓辖区政府间竞争，是指辖区政府之间围绕有形和无形资源的竞争。辖区则是根据地理分布划分的管辖范围。在布莱顿(Breton)的模型中，政府竞争的范围大可至一国，小可至一乡一镇。而无论是职能部门间竞争，还是辖区政府间竞争，均可分为直接竞争和间接竞争、横向竞争和纵向竞争。这样，政府竞争就不仅仅只是相同维度上的政府之间的竞争，而是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之间和不同的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多重竞争。不同维度、不同层次上的政府竞争相互之间会产生影响，一个方向和一个领域内的竞争将会对其他层次和其他方向的竞争产生影响。比如，某个地方政权在从中央争取资源的纵向竞争中获得较大的利益，它就会在与同级其他地区的横向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布莱顿(Breton)区分了两种不同内容的竞争。一是为了要素的竞争。例如，地方和中央的行为主体为争取居民的支持和忠诚而互相竞争，竞争的砝码就是它们各自提供的政府服务。这时，政府竞争就与市场竞争通过各辖区对重要生产要素(如投资、人才等)的竞争互相衔接起来，这些要素决定各地区经济增长的最终结果。二是对资源分配的竞争。这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分配的财政资源的竞争。多维度的、不同内容的竞争综合在一起，一方面对参与竞争的政府绩效起作用，另一方面对整个市场的经济秩序产生影响。
布莱顿(Breton)模型的缺陷在于：(1)由于将政府竞争的内容定得过于宽泛，对于多维度、多层次的政府竞争如何交织发挥作用很难清楚地给出结论。因此，尽管布莱顿(Breton)的理论是最复杂的、最全面的政府竞争理论，但同时也是最缺乏清晰结论的政府竞争理论。(2)从理论上说，纵向的政府竞争主要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过程，为了使中央政府的政策得到有效执行，在这种竞争中需要一种有效的委托—代理机制；而在横向的政府竞争过程中，为避免出现无秩序的地方政府竞争，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提供合理的竞争秩序。如何使这两个方向上的竞争都呈现较好的效果，Breton模型缺乏统一的解释。
六、何梦笔(Herrmann-Pillath)模型
何梦笔(Herrmann-Pillath)采用Breton的多维度竞争概念，对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转型绩效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大国竞争的范式。他认为，既定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框架导致了两个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竞争的秩序和经济政治领域绩效的差异。俄罗斯和中国都是大国，存在巨大的空间(或地区)差异，地方政府都存在作为产权主体的“地方产权制度”(regional property rights of local governments)，这就导致了当一个转型政策出台的时候，地方政府都会进行资源和利益的竞争，这种竞争促使地方精英不断参与政治决策，形成了许多新的政治团体，使未来的竞争更加趋于复杂。由于全国统一的经济转型政策将引发各地政治经济不同的反应，这种反馈差异将促使各地逐渐形成不同的转型路径。同时，转型过程中各地的不同制度安排会引起相互趋异的结构变迁，而这种相互趋异的结构变迁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使地方利益逐渐形成并日益显著。何梦笔(Herrmann-Pillath)将中俄两国转型的绩效差异以及转型中存在的问题归结到两国地方政府竞争秩序的不同。中国和俄罗斯在转型过程中之所以出现经济和政治绩效的差异，是因为中国强调更多的集权主义政策，政府竞争的主要矛盾集中在省一级，地方政府竞争主要是为了资源的竞争，而既定利益的竞争则是其次；而俄罗斯在引入议会民主制度之后，更倾向于分权和自主决策，竞争的主体更多，政府竞争的矛盾集中在市县一级，各级政府竞争主要是围绕既定利益的竞争而不是资源的竞争，由于没有提供一个好的竞争秩序，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了较大的混乱。何梦笔通过比较分析得出结论：在处理转型问题时，转型国家的经济政策不应该是直接制订有关转型的具体方案，而是确立有关政府竞争的博弈规则，这些规则允许各级政府自己制订具体的方案。由于中央政府行为主体的偏好和行为会受到政治文化的影响，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建立一个独立和强大的司法制度。
在何梦笔之前，转型分析中常用的假设是一个国家在转型过程中的政治结构是均质的、相同的。何梦笔推翻了这种假设，认为空间差异是转型分析的起点，在空间的差异下，经济制度和结构的多样化、政治主体利益的多样化是影响转型政策绩效的主要因素。和一般的政府竞争相比，何梦笔的切入点是大国内部的辖区之间的竞争，其研究主题对解释中国和俄罗斯这样规模的国家在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现象与差异更具适用性。其主要结论，即中央政府应该致力于地方政府竞争秩序构建的观点，对于解释和解决转型国家中出现的种种市场秩序混乱和政治领域中的寻租现象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上述这些模型只是财政学政府竞争理论中的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型，与之类似的研究还包括：(1)格尔施(Giersch)的区位竞争理论。格尔施(Giersch)在其理论中指出，在同一层次的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环绕吸引对于实现经济增长所必需的生产要素的竞争，这是一种“不流动生产要素围绕可流动生产要素的竞争”。不流动要素主要指大多数劳动力，只有小部分劳动力具有区际流动性。可流动要素主要指资本。(2)塞里格(Seliger)的规制竞争理论。塞里格提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自由选择影响到一国(和一地)对规制的选择，政府之间的竞争是一种规制方式与规制绩效的竞争，包括税率和政府效率尤其是公共提供(public provision)的效率。(3)德国学者阿波尔特(Apolte)的制度竞争理论。阿波尔特(Apolte)认为政府竞争的实质是制度竞争，在辖区政府间的制度竞争过程中，政治家出于增进一国或者一个地区的福祉而陷入竞争压力之下。他认为，虽然公共选择理论证明了政治选票竞争的确存在多种多样的欠缺之处，但制度竞争能够启动一些机制，这些机制作为政治选票竞争的补充，迫使执政者更好地受到被治理者的监督。制度竞争“必须始终把政治行为主体置于竞争压力之下，而且它必须增进一国或者一个地区居民的福祉”。⑥(4)简尼哈(Janeha)的税收竞争模型。简尼哈(Janeha)从传统上两个重要的经济模型——战略性贸易理论和经典税收竞争模型入手，建立了不完全市场条件下的税收竞争模型。这一模型综合了前两个模型的重要假设前提，认为在不完全市场和资本可流动的条件下，如果国家间税收的较小变动就可导致不同的市场结构，政府采取的最优行动是调整干预方式，放弃补贴政策，并对可流动资本采取零税率。
注释：
①Tiebout.C ( 1956)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64,pp.416-424.
②经济学家霍夫曼和罗森塔尔在对近代早期欧洲国家的税率进行分析之后得出结论，经济增长快慢的关键不在于税收的水平，而在于边际税收效应。要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并不一定要减税，而应该特别关注边际税率和财政制度给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详见约翰·N.德勒巴克编：《新制度经济学前沿》(中文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③McGuire,Therese J.1991." Federal Aid to States and Localities and the Appropriate Competitive Framework." In Kenyon,DaphneA.and John Kincaid,eds.Competition among States and Local Governments:Efficiency and Equity in American Federalism.Washington,DC:The Urban Institute Press.
④Daphne A.Kenyon,( 1997) Theories of Interjurisdictional Competition,New England Economic Review March/April,34.
⑤Breton,Albert,( 1996) Competitive governments.An economic theory of politic fina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⑥转引自冯兴元：《辖区政府竞争的理论框架》，思想评论网http://www.sinolibera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