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以后的报业：大动荡、大竞争、大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荡论文,报业论文,大调整论文,竞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备受关注的2000年第一缕阳光照射到中国大地上的时候，北京的读者，也在2000年的第一天，捧到了北京日报精心制作的新千年第一份报纸。
别致的策划、独特的视角、空前的厚度、艳丽的彩印……都会让你充分感受到新千年的无限新鲜——
您可以通过“世纪回眸与世纪展望特刊”回头看看北京百年的前进脚步，展望新世纪的美好前景；
您也可以通过《北京晚报》的“北京新年手册”，记下新千年起始的每一个珍贵瞬间。另外，喜爱集报的读者还品尝到了一道风味独特的新千年报纸套餐——北京邮政管理局和北京日报社献上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晨报〉跨越2000年连体报珍藏版》。
北京日报的举动不是偶然的。早在一两年前，报纸市场的激烈竞争就已经开始了。进入2000年，报纸市场的竞争，也进入了新的高潮。你看：
南方的《广州日报》在新千年的第一天，出版了200个版。 他们宣称，此次发行特刊多达4亿张，可绕地球8圈，在中国报业史上创下一天出版版数最多、一天刊出彩版最多、使用新闻纸最多等多项纪录。
《羊城晚报》派出记者奔赴世界五大洲，采访全球各地庆祝新千年的活动。其他一些报纸，利用自身优势，也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报道。
一场新千年报道，一场实实在在的报纸实力大比赛，揭开了2000年报纸市场更加激烈竞争的序幕。报纸市场的新一轮竞争开始了。
虽然风高浪急，可还是有人不断下水报业进入残酷、诱人的竞争年代
普通读者也许并不知道，中国目前共有多少家报纸，但有一个大致的印象：报纸比过去多了，内容也好看了。大家可能还感觉到，现在的报纸反应快了，信息量大了，使人们的视野开阔了。昨天叶利钦刚辞职，今天就有报纸细说缘由。大家想知道的事儿基本上都能从报上看到。其实，二十多年来，不经意间，中国的报业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发展变化，据统计，截止到1998年底，中国共有报纸2053种，而在1978年时只有186种。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专家认为：报业这二十年间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单一报种时期”，这一时期，不但规模小，而且几乎都是机关报。继而是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多报种时期”，也是报业高速成长的“跑马占地”时期。据统计，1983年至1988年，中国平均每三天就有一家报纸产生。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目前正面对的“厚报时期”，中国报业进入以规模化竞争为特点的市场成熟阶段，随之而来的是一轮接一轮的包括扩版和发行在内的白热化竞争。
“竞争”也可以概括为1999年北京报业的特点。
既然是竞争，那场面必然是残酷的。1999年初，一份由某知名公司投资的《中华×××报》出现在北京的市场上，尚未掀起几个小高潮，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跌到了最低谷，目前发行量不足3000份，版面由16个减到对开4版。据知情人讲：投资方前后共投入700万，血本无归。
也有的报纸赚钱了。有消息说北京某报去年广告达到3个多亿， 又新购得一幢办公楼，气派非凡。这也许更印证了这样一个说法：印刷机开印报纸与印钞机开印钞票没什么两样。
记者日前从北京新闻出版局报刊管理处证实：2000年北京报业市场又多了几副新面孔，有《青年足球》、《社区服务报》、《健康时报》等。这些“新生儿”将以什么样招数进军、分割市场，或者说怎么活下去，现在还不得而知。
但不管怎么说，进入市场，就将不可避免地卷入竞争，是沉没，还是扬帆远航，一切都得听读者的，由市场说了算。
省以上党报权威性不可替代报纸全面走向市场
中央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机关报，作为主流报纸的权威地位，依然是任何其他媒体所不可替代的。她的新闻性、权威性，她在读者心中的公信度，依然为广大读者所依赖。读者要了解国家的重要举措和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这些报纸最为权威，是绝大多数读者的首选。
1999岁末，一份文件的出台，激起报界几许震荡。
1999年11月16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出台《关于落实中央“两办”30号文件调整报刊结构的意见》。其中这样规定：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原则上不办机关报。现有报纸可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划归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党报或报业集团，归入主流。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所办的报纸，内容重复的予以合并，发行量在3万份以下的予以撤消。
经贸委所属国家局不再办报。其所办报纸可划归党报，未划转的报纸一律停办，其善后工作于2000年6月底前处理完毕。
报刊结构调整后，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继续办的报纸，自2000 年1月1日起，一律自负盈亏；不再标出“机关报”字样， 不再由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发文征订。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直接主管主办的期刊，只保留一种，用于指导工作，其余一律停办或划转。其下属企事业单位所主办的报刊，亦要本着精简压缩的原则，重新审定办报办刊条件和办报办刊宗旨，不符合规定的予以停办。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司、局不办报刊，其主管主办的报刊一律停办或划转；参与主管、主办的一律退出。
另外，《意见》还列出了关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厅局报刊结构的调整意见等。
国家新闻出版署报刊管理司负责人强调，全国报刊调整工作于2000年6月底前结束。届时属调整范围的报刊，如未调整，一律撤消。
国家新闻出版署报刊管理司副司长王国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次调整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公款办报的问题，突出报纸作为传媒的特点，注重其社会效益。今后报纸在经济上要自给自足，要按照市场需要和新闻规律发展。
另据报道：此《意见》已引起报业的极大关注。尤其是那些在调整范围之内的报纸，在新的一年中，面临的无疑是一个严峻现实，甚至是“生”与“死”的选择。国家新闻出版署有关负责人透露：一段时间内，不会再批新的刊号，也就是说，报纸的总数量不会再增加了，只是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调整，“死”一个，“生”一个。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唐绪军认为：中国报业正处在一个转型期，正在经历一个大的变化。其中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在逐渐适应市场的需要，也就是说正处在市场化的进程中。2000年的报业竞争会更加激烈。
看来，今后，不会再有什么报纸处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保护之下，“皇粮”吃不成了。政府主管部门已经下定决心逐步调整计划经济时期残留的、已不适应时代要求的报业结构，进一步推动报业的市场化。
作为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新闻性、权威性为广大读者所公认。她还是北京地区发行量最大的省级以上的日报。但是，她继续随着时代发展的步伐，不断进行改革。1999年5月8日，《北京日报》再次进行了步子较大的改革，由原来的8个版扩到12个版。 重点突出新闻版，加大报道面，增加新闻量，贴近广大读者，面目一新，在专副刊上，突出重点，关注生活和热点，雅俗共赏。广大读者反映：《北京日报》的新闻含量增多了，信息量大了，版面更好看了；她的《京华周末》、《理论周刊》、《文艺周刊》、《生活周刊》和《教育周刊》等等，内容丰富，格调高雅。扩版改革后，《北京日报》的订阅数大幅上升。今年，报纸的订数保持稳中有升的势头。
没零钱，拿份报纸找，新报纸低价闯市广告滋养，都市报渐成“新贵”
十几年以前，国家新闻出版署将报纸划分为机关报、行业报、社会群众团体报、企业报、晚报、生活服务报、文摘报、综合类报、军报等9种。当时尚未有城市报（包括各类日报、晚报、都市报）这个概念。 而十几年以后的现在，城市报却在报业市场形成一股强劲的冲击波。有数据表明：1998年，全国36家广告收入超亿元的报社中，有30家是城市报，这30家报社的广告收入为70亿，占全国报业广告总收入的63.6%。
城市报纸中最亮丽的风景要数都市报。这些脱胎于机关报所办子报，并在激烈的市场拼杀中站稳脚跟的都市报已成为其母报、晚报、服务类报纸的最大竞争对手。
在成都，《华西都市报》的崛起和飞速发展刺激了成都、乃至西南报业的竞争和繁荣。目前《华西都市报》已经与《成都晚报》、《成都商报》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在西安，1999年8月9日，《陕西日报》推出了它的子报《劳动早报》，这使原本就竞争激烈的陕西报业变得更加热闹，因为目前西安报业市场上已经有了三大“老牌”《三秦都市报》、《华商报》和《西安晚报》。
南京市民的选择余地更大，每天，他们可以从容地从本地11家日报选择自己喜爱读的那几份。他们更不用担心价钱，有些新出的报纸只卖一角、两角钱。
1999年5月，南京报界的名人黄铁男， 接手了江苏省供销合作社主办的一张行业报，注资重新包装成全新的日报《江苏商报》，以两角钱的价钱抛向市场。5个月后，这张几乎全新的报纸已拥有了近13 万份的发行量，成为南京销量最大的早报。据总编辑黄铁男说，主动上门的广告客户已排起队来。由此，南京报界产生了“天下大乱、重新洗牌”的恐慌。
1999年11月12日起，新华社江苏分社主办的《现代经济报》改名为《现代快报》，酬宾价“人民币一角”。一张16个版的报纸，一角钱，比存一辆自行车还便宜，无疑是一个更加“震撼人心”的价格。任何时候，低价总是诱惑的，也是有人喝彩的。上市第一天，《现代快报》的发行量已是以往的3倍多，第二天相比第一天，又上升了12个百分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唐绪军认为：城市报的产生和飞速发展是靠广告滋养着的。城市报拥有数量庞大的城市读者，而他们是社会上购买力最强的人群。广告商通过城市报追逐的就是这个人群。
据统计：全球著名的可口可乐公司，每年的广告支出占其年总营业收入的三分之一，而这些广告额的绝大部分都被投放到了城市中。城市报是许多像可口可乐公司这样的广告大户的首选。
都市报在经营模式和运行操作机制上实现了市场化，从编采、发行、广告、生产、管理各个环节都采取了竞争机制。都市报基本上没有财政拨款，很少公费订阅，靠它的“读者本位”、“市场本位”观念指导着生产，吸引着读者自掏腰包。庞大的读者队伍、巨额的广告收入，使其日渐财大气粗，同时也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市场化是中国报业发展的趋势，而在这一进程中，都市报无疑是一个先富起来的急先锋，成为有傲视群雄资格的报界“新贵”。
“都市”既然是块肥肉，吸引着广告商，因此成为报纸重点经营的领地。全国性报纸《××日报》两年前就在全国二十多个城市创办《××日报·××辅版》如《京津辅版》、《重庆辅版》等等。今年一开始，记者看到北京《××时报》办的《大都市》版出现在了报摊上。《北京晨报》1999年1月10日开始再扩版面，打头的就是《都市》版， 而其他的版面也与都市内容紧紧相连。
读者读厚报的阅读习惯形成了吗？扩版是一个总体趋势
在美国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回到家中，打开门发现地下有一只老鼠在窜，手中一时没有其它工具，情急之下，他抡起手中报纸就把老鼠打死了。这个灭鼠的“有力工具”就是他刚刚拿到的一份当天的报纸，厚达几百版的报纸不得不卷起来投递，本身就是一根又粗又硬的棍子！
报纸不再是薄薄几页，变得越来越厚。10年以前，美国最厚的报纸曾达到100版，而现在，在星期天时，已经达到了800版。现在香港的报纸最多的是70—80版。
在中国大陆，报纸越来越厚也成为一个发展趋势。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全国范围内出现过几次扩版高峰。每逢重大事件或重要纪念日，如国庆五十周年和这次的新千年，多数报纸都会超常规处理，增加更多的版面。现在，已经很难想象：一张对开四版的报纸在市场上还有什么样的竞争力。
那么，在目前情况下，对于所有报纸来说，难道都真的是“一扩就灵”吗？并非如此，也有在盛行的扩版风下减版的。据《新闻出版报》报道：1999年10月，中国记协开了一次“报纸扩版与减版研讨会”，会上，南方一家报纸负责人，介绍了他们先扩版后减版的情况：该报1997年由对开8版扩到对开12版。 一段时间后出现了一些问题：扩版不提价，又加了彩印，开支增加，广告效益将要下降，无法弥补因扩版带来的亏损；扩版后没有增加人员，采编人员紧张，报纸质量受到影响。报社做的社会调查显示：大多数读者认为扩版效果不理想。最后报社决定从对开12版减回到对开8版，狠抓报纸质量。调整结果较好。 他们的经验是，要以经济市场为目的，有了重大事件需要扩就扩，广告来了就扩，随机应变。
针对这一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专家认为：扩版要有针对性。
首先要考虑老百姓的阅读承受能力。一般来讲，阅读方式决定阅读容量。目前中国老百姓的阅读方式还是习惯于从头读到尾，每个角落都要涉猎到。在这样的情况下：读者拿到一份太厚的报纸会有一种读不完的压力，甚至认为自己浪费了信息资源。
而在国外一些国家，读者是淘汰式、选择性的阅读习惯。对于他们来说：买到一份报纸，往往只阅读自己感兴趣的部分。如果是一个拥有固定住宅的读者，他在买到报纸后随手把几十张房产版扔掉，一点也不新鲜。
多版面、细分类、高厚度的报纸适合于淘汰性、选择性的阅读习惯，所以，对于中国报纸来说，扩版还需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其次要为新扩充的版面找到广告市场。应该说：扩版是为了广告找到充分发挥的舞台。在这种前提下扩版，才能保证收支平衡。
强势媒体王者通吃报业集团不断涌现
集团化企业是大家所熟悉的，集团化报业在中国则是一个“新事物”。
中国的报业集团最先出现在广州。1996年1月， 广州日报社正式挂牌成立报业集团。两年后，南方日报和羊城晚报相继组建报业集团。
北方也开始行动：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报业集团于1998年6月8日同时成立。
一个月后，上海也有了动静：文汇报和新民晚报组建文汇新民报业集团。
1999年11月1日，深圳特区报也宣布成立报业集团。
国家新闻出版署报刊管理司副司长王国庆日前透露：1999年底，又有8家报业集团获准成立，它们是：北京日报、解放日报、四川日报、 浙江日报、大众日报、辽宁日报、沈阳日报、哈尔滨日报。
这样，目前，全国的报业集团就达到了15个。
同其他行业一样，报业发展到相当程度出现集团化、规模化是很正常的。这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马克思就曾说过：“集中规律在报业起着比纺织业中更快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博士曹鹏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这样阐述：中国在此时出现报业集团是必然趋势，决不仅仅是对外国的媒体经营管理模式的学习和模仿，而是因为自身的发展已经到了需要报业集团这一模式来承担重任的程度。因为改革开放近二十年来，中国报业的总资本增值至少上百倍，在国内经济领域里是最引人注目的发展行业之一。
报业经济本身是直接受社会经济形势影响的，经济景气与否决定报纸发行量与广告收入的多少。而新闻纸作为全球市场中的一大工业原料，价格波动更为频繁，严重影响报业。单靠经营报纸这一项目，并不能保证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走多元化的经营之路，对此时的报业来讲，是最自然不过了。曹鹏说：连古人都知道，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第一个吃螃蟹的广州日报如今已成为中国报业的龙头老大，1998年广告营业额达7.4亿，居全国之首，充分显示了集团化的优势：
对内实现了信息互补，集团拥有10报1刊1个出版社，集团所属报纸占广州市公开发行的报纸总数的1／3以上，形成了一个立体交叉的各种信息互补的网络；
人才互补，培养出一批新干部，主报先后向子报（刊）派送骨干20多人，促进子报的发展；
财力互补，建立了以资产为纽带的集团内部经济关系，实行“内部银行制度”，整体实力增强；
对外竞争力加强，集团下属的广告公司、报刊发行公司、房地产公司、印务公司、连锁店公司、宾馆酒家及俱乐部等经济实体迅速发展，利润占集团的50%，初步具备了现代化报业集团的经济实力。
有关人士指出：当前全国的报业集团，正处在发展阶段，无论从规模效益还是运作方式上与国外的媒体集团存在较大差距。有的专家还说：集团化发展需要雄厚的基础和成熟的先决条件。否则的话，如同一个溺水的人身上再绑另外几个溺水的人，那他只能沉得更快、更深。
北京报业：“密不透风”市场的发展空间还有多大？
北京地区究竟有多少报纸，普通的读者恐怕只能开列出自己经常阅读或者见到过的一些，诸如《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晨报》、《北京青年报》等有数的几种。据北京市报刊发行局1999年编发的《报刊简明目录》的统计， 北京地区公开出版并邮发的报纸总数就达156家。另据有关研究人员对北京街头和地铁站的30多个报摊的实地调查，共购得98种“上摊”报纸。因此，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喻国明分析：目前，至少有200 家以上的报纸在“分割”和“抢占”北京的报业市场。而这个数字比素有报业大战“密不透风”之称的香港还要高出三倍多。这说明北京报业市场在现象上已经非常‘拥挤”了。
是不是报业已没有发展余地了呢？喻国明认为：并非如此。“密不透风”的表象背后事实上是有着“疏可跑马”的广阔天地的。
首先，与国际社会报业发展的一般水准来衡量，我国报纸产业的发展还处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上。现阶段我国日报的千人拥有量仅仅在50份左右，距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发展中国家在本世纪末的最低限度突破标准—— 100份／千人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而在我们的近邻日本，早在九十年代初，报纸的普及率就已经达到了591份／千人， 几乎每个家庭都订阅了报纸，平均1.7人就拥有一份日报。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1999年8 月完成的一项调查表明：即使在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地区，也有高达30%多的居民不读报纸，而在双休日，这一比例更升至50%。与发达国家90%以上的居民读报率相比，北京报业读者市场的开拓率还是低水平的。
理论上，北京地区有可能成为报纸读者的应有660万人（按14 岁以上的识字者有可能成为报纸的读者计算）。而目前，北京地区每日报纸读者群的实际规模约为周一至周五为428万，双休日为310万。也就是说：还有35.2%人有待发展。
同时还对人们少读不读报纸的原因作了调查，分析结果：如果报纸自身质量得到提高，读者群还会增加。
另一方面，从广告投放的角度看，喻国明认为，北京媒介市场的广告投放量还远未达到“饱和”的程度，相对于广告宣传对于媒介的巨大需求而言，媒介产品自身还不够多。以北京报业市场为例，《北京晨报》的问世，并没有削减其他综合性日报读者与广告份额，相反，当《北京晨报》仅仅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就使自己的广告额迅速增至5000万的同时，1999年《北京晚报》的广告额也由过去的3.2亿直逼4亿元，《北京青年报》的广告额更是由1998年的2.1亿直线上升为1999年的3.5亿元的水平。这一切都表明，北京报业市场放量做大的空间还是极大的。
读者：报业竞争的最终受益者
报纸的竞争和其他商品的市场竞争一样。刚刚开始的时候，有许多不规范的地方。因为缺乏有效的约束，一些不那么讲究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的报纸，就可以故意使用不规范的手段来哗众取宠。比如抄袭。你的报纸刊登了一篇独家新闻，我拿过来就在自己报纸上发，连照片都一齐搬过来，然后堂而皇之地写上“本报讯”，甚至署上本报记者的名字。还有的报纸用假新闻、用耸人听闻的标题招徕读者。有的报纸故意打“擦边球”，搞一些格调低下的所谓新闻，以取悦读者。这些现象恐怕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但大多数读者的心里是有杆秤的，那些格调低下的报纸，终究会失去读者而被淘汰。报纸竞争的结果必将推动报业的发展，使报纸的质量提高，那么最终受益的，是读者。
总之，2000年，北京、全国报业面临更严峻的考验，竞争更趋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