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大革命”之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大革命论文,知识青年论文,上山下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其中大部分论著侧重于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回忆与反思。事实上，知青上山下乡始自5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爆发之时，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已进行了近10年。本文拟对此作些探讨。
一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提法最初见于中共中央文件中。1957年10月25日，党中央提出的《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写道：“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单行本），人民日报出版社1957年10月版。）这是第一次把城镇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概括为“下乡上山”。此后，这一提法逐年沿用下来，成为城镇知青参加农业生产的一个习惯用语。
知青上山下乡的出现是以我国50 年代中期的社会状况为背景的。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报》社论明确提出了当时动员城镇中、 小学毕业生到农村的缘由：“新中国成立的时间还短，还不可能马上就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如果国家用分散经济力量的方法把每个人的职业都包下来，那么，工业的发展就要受到挫折。必须指出，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中有一部分人目前的就业问题是有一定困难的。”“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容纳量是十分巨大的。”（注：《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人民日报》1955年8月11日。）同年， 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也指出：“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据此，他发出了那个几乎家喻户晓的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54、255、247—248页。）此后，《人民日报》又多次发表社论，鼓励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建功立业，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
可见，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是试图解决城镇就业困难问题，在农村及边远山区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就业路子。自1954年开始，我国转入和平建设时期，人口增长加快，而我国实行的是劳动管理中央集权制和固定工制度，增加新职工要由主管部门审批，国家劳动就业的包袱十分沉重，致使每年大量的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就业面临困难。其次，知青上山下乡也是农村发展的需要。随着合作化的进行和实现，农村迫切需要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和有文化的农民，而当时国家正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还不可能在这方面有过多的投资。因此，吸收城镇知识青年从事农业生产，显得十分必要和自然。
二
1955年8月16日，北京郊区青年杨华等5人发起组织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边疆去垦荒，这应算是第一批上山下乡的青年。8月9日，杨华、庞淑英等5人向青年团北京市委提出到边疆垦荒的申请，11日， 青年团北京市委批准了申请。接着，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亲切接见了他们，高度赞扬了青年们的爱国热情，同时审慎地指出，这是第一支队伍，还没有经验，规模不宜太大，各地如有条件可有重点地试行组织少数青年参加近距离的垦荒。不久，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第一批队员60人正式奔赴黑龙江，以苏联共青团员建立共青团城和开垦荒地为榜样，建立了萝北青年垦区。随之，天津、河北、哈尔滨等地的垦荒队陆续到达这里。到年底，萝北垦区规模迅速扩至700人。
9月18日，上海青年陈家楼、吴爱珍等组织了100人的志愿垦荒队去江西垦荒；天津、广东也组织了远征垦荒队。1956年春播季节，垦荒远征渐成燎原之势，河南、山东、吉林等省市的远征队到达新疆、青海、黑龙江垦荒。6月7—10日，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对萝北青年垦区进行了视察和慰问，转达了青年团中央的关怀，鼓励知青们不向困难低头，做到劳动、团结、学习、纪律、身体五样都好，基本上肯定了知青下乡垦荒的做法。
1957年，中央继续号召中小学毕业生下乡或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社论；7月11日，又发表了《妥善安排中小学毕业生下乡》的社论。 虽然社论主要针对回乡毕业生，但也在城市中小学引起了巨大反响，学生们争看社论，举行“响应祖国召唤”、“农村在欢迎我们”的班会，表示自愿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8月起， 大批城镇毕业生直接到农村生产合作社安家立户，改变了过去单一的垦荒做法，下乡高潮再次掀起。至1957年底，城市下乡青年已达7.9万人。 （注：张化：《试论“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4期。）
在全民讨论农业四十条纲要的推动下，1958年仍继续鼓励知青下乡。各大城市知青下乡热情不减，“向往农村，已成风气”。5月16日， 上海知青900人出发到湖北、安徽农村下乡；杭州、武汉、 沈阳等城市下乡知青均愈千人。还有成千上万的知青在等待再一次召唤。恰在此时，“大跃进”运动骤起。在全面跃进的口号下，全国基建规模急剧膨胀，职工人数扩弃了近一倍；文教事业的“跃进”使各级学校招生规模剧增。这样，1959年4月，国家统计局在年度公报中宣布， 在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基础上，“失业现象已经消除”（注：《国家统计局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公报》，《人民日报》1959年4月15日。）。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上山下乡的口号在报刊上销声匿迹了，知青下乡工作也基本停顿下来。
从1955年到1958年下半年是知青下乡工作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知青下乡主要是以远征垦荒为主，辅以去农村合作社参加生产；主要是知青自愿，加以国家的号召动员。知青下乡工作主要从经济角度考虑，基本不含政治动因；而且大都依靠知青自发而起，缺乏有效的组织、指导；下乡知青人数也较少，社会影响不大。
三
60年代初，为缓解大跃进失败造成的经济困难，国家开始了政策调整，压缩基建规模，大量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而知青下乡的做法又被重新提起，成为精简城镇人口措施的重要一环。
1961年12月，武汉市1100多名知青到河北的国营农场参加生产，拉开了60年代初知青插场下乡的序幕。1962年春季，西安、北京等市的知青也纷纷去国营农场参加劳动，支援农业战线。1963年4月7日，《人民日报》以《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有最广阔的前途》为题，报道了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接见知青代表的情形。彭真指出，下乡知青走的是正确的道路，是千万知识青年的方向，有最广阔的光辉的前途。此后，各大报刊加大宣传力度，有力推动了知青下乡工作的开展。
1964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第一次发布关于知青下乡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不久，中央成立了“知识青年下乡指导小组”和国务院安置办公室，各级政府也成立了相应的分支机构。这就标志着知青上山下乡问题正式纳入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标志着知青下乡进入有组织、有计划的阶段，是知青史上的一大转折。为此，《人民日报》从2月至5月连续发表社论，对知青下乡的意义、途径、政策、措施进行了阐述。于是，广大知青热烈响应号召，争先恐后奔赴农村。由于采取了集体插队的方式，加之动员组织的计划性，知青下乡的规模大大超过以前。1964年，有32万知青下乡。（注：1965年5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
1965年知青下乡热情不减，1—8月份，有25万名知青下乡上山。 5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知青下乡“决不是一项临时的措施， 而是今后很长历史时期内都要认真做好的工作。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情，而是一项具有革命战略意义的大事情。”“应当从关怀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意义上来看待城市下乡劳动的知青。”（注：1965年5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社论虽然提出了要加强对下乡工作的领导和关怀知青的生活等正确思想，但由于受当时日益浓重的“左”倾思想的影响，上山下乡被说成是帮助青年实现“革命化”、“消灭三大差别”、“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措施，开始带有了鲜明的政治色彩。从此以后，知青下乡的政治倾向渐浓，直至“文化大革命”中发展成为一场规模空前的政治运动。
1965年7月5日，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视察了新疆石河子垦区，亲切探望了杨永青等上海知青，勉励他们献身边疆建设。对此，全国媒体进行报道，安定了下乡知青的思想，带动了新一轮的下乡高潮。这样，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全国下乡知青超过129 万人（注：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0 页。）。在严寒的北大荒和炎热的海南岛，在井冈山上和太行之巅，在内蒙草原和新疆戈壁绿洲，在八百里秦川和华北平原，到处都有了城市下乡知识青年的身影。
从1961年底到1966年夏，是知青上山下乡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知青下乡途径基本是插场和集体插队的方式，便于发挥青年突击队的作用，有利于安排生产和知青生活；下乡仍然是自愿，但政治动员和政治压力的因素加大了。知青下乡工作的政治性日显，经济动因不再提及；政府开始进行组织指导，知青工作开始进入国家建设的整体规划；下乡规模也大大超过前一阶段，有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四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前的知青上山下乡与“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区分开来，二者存在质的差别。从指导思想看，前者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场试验，虽然后期带有了一些政治色彩，但总体上主要是对就业途径的一种探索；而后者完全是在“左”的理论指导下的一场政治运动。从下乡方式看，前者基本上是知青自觉自愿赴边疆、农村去参加建设；而后者则是靠搞运动，甚至采取行政手段。从工作方式看，前者动员组织工作较为谨慎，有重点有选择地在大城市进行；后者则是一刀切，所有城市都要搞上山下乡。从规模看，前者仅有百万人下乡；后者下乡知青达1700万，几乎占全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影响广泛。
从总体上说，“文化大革命”之前的知青下乡工作基本上是健康的。首先，百万知青上山下乡，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的就业压力，加强了我国农业生产战线。在当时的国情下，120 多万知青下乡参加农业生产，还带动了60年代初缩减城镇人口工作的开展。知青们垦荒造田，开路建场，在边疆办起一个个新农场、工厂；和社员一起生产，在落后山区办起许多林场、牧场，发展多种经营，为我国边远落后地区农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一时期，安置下乡知青的社队，大多做到了增人、增产、增收。
其次，知青在传播文化科学知识、推广生产技术、改变农村社会风尚等方面，都作出了一定贡献。许多知青插队后，担任记工员、会计、医生，办扫盲夜校，帮助农民学习文化和生产技术，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
第三，知青通过生产劳动和生产实践，提高了觉悟，学到了本领，对意志也是一种磨练。上山下乡实践，形成了一种爱国奉献、艰苦创业、不怕困难、坚韧不拔的知青精神，这种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但是，其积极的收效是有限的，不能过高评价。因为作为一种解决就业问题的探索，它仅仅是在短时期内起作用的，而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路只能是越走越窄；至于1965年以后的政治动因和做法，应该加以否定。在当时的认识水平和历史条件下，没有认识到解决就业危机的根本出路是改革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没有认识到知青下乡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致使知青上山下乡长期延续下去，给我国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以及知青个人带来了影响深远的不幸后果。对此，许多论著和知青回忆录都作了较充分的阐述，在此不再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