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日本共产党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二十世纪论文,共产党论文,理论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7)06-0053-06
成立于1922年7月15日的日本共产党(以下简称日共)，迄今已有85年的历史。今天，日共已成为日本国会中的第四大政党，是日本政坛中的第二大在野党和在地方议会中拥有议员数最多的政党，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大的共产党组织。据日共2006年统计，目前，有党员40万人，在全国建有24000个党支部，在地方共有3385名议员，支持日共的成员达到2880万人，《赤旗报》拥有168万读者。日共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低潮期间取得如此发展，引起了日本国内外的重视和关注。总结20世纪日共理论与实践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研究新时期日共理论路线与实践的发展走向，进一步分析发达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前景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将马克思主义日本化和革命方式时代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和日共经验教训的总结，又是日共取得日本式社会主义胜利的前提
日共对日本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经验教训再一次证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是各国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条件。目前，日共已初步将马克思主义日本化，并凝聚为“日本式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该理论产生于战后初期，而明确提出这一概念和主张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1978年7月15日，不破哲三在日共成立56周年的纪念会上，作了题为《日本共产党的路线和展望》的演讲，明确提出要“从理论上、实践上探索日本式的社会主义”[1]。另一领导人上田耕一郎于1979年在日共干部和党员培训班上所作的学习辅导中也提出，对于日共来说，“要争取最适合日本民族、文化和风俗的、而且是完全立足于日本人民的革命传统及其经验基础上的、日本式的社会主义”[2]。在2000年举行的日共22大上，日共提出了“日本式社会主义”的三大特征：社会主义应是以继承和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整体创造的价值和成果；超越资本主义、超越利润第一主义，彻底消灭剥削；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基础雄厚。
“日本式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政治上的“工人阶级的政权”论，即日共在继承资本主义“全部价值和成果”基础上，承认普选制、多党制和政权交替制度的合法性，通过大选赢得国会法定多数而成为执政党，在尊重大多数国民意愿的基础上，建立“工人阶级政权”。二是经济上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论，即日本经济高度的计划性为实现“日本式社会主义”提供了物质基础。将来日共执掌政权后，只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少数大企业中实行计划经济，但这不会是中央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而是实行“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公有制已不是最重要的了，重要的是“维护广大国民的权益”。三是意识形态上的“无国家哲学”论，科学社会主义是日共的指导思想和日本工人阶级及其他广大劳动群众的行动指南，但无论是在日本的民主革命阶段，还是在社会主义阶段，日共都不会将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国家哲学”或将它设立为“特定世界观”，并强加给整个社会和全体国民。四是国际政策上的“独立自主”论，即在“独立自主”基础上，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国与国关系，坚持“独立自主、对等平等、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与国内外所有政党的党际关系。
1958年七大以前，日共承续了战前的纲领路线，实行的是拿来主义，是苏共和共产国际在不了解日本国情的情况下为日共制定的，所以这段时间的理论路线显得僵化有余，灵活不足。党势在战后的50年代初又因严重脱离日本实际，从事暴力革命而出现了大倒退。60年代至70年代，由于日共对当时的日本国情有了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制定了能反映实际的新理论路线，党势发展较快。8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其理论路线又不能反映已经变化了的国内国际形势重新陷入了僵化，党势发展呈现出停滞不前的状况。90年代以来，日共根据国内外形势和苏东剧变后的国际大环境，对其理论路线进行了大调整，使党不仅经受住了苏东剧变所带来的影响，反而使党势出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并成为当今发达国家中最大的共产党组织和日本国内一个较有影响的政党。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马克思、恩格斯从来就反对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无产阶级行动的教条，强调他们提出的基本原理，“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3](P248)，他们所阐明的变革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具体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3](P293)。列宁在1916年进一步指出：“一切民族都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4]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各国工人阶级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前提，而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正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生动体现。
日共对日本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方式的探索，现已定位在通过和平的革命手段上。虽然说当前日本不具备暴力革命的形势和条件，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却为日共进行和平革命提供了可能。日共认为，虽然这种民主制度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但这种制度也包含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且经过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广大国民已认可了这种制度，因此不能对此全盘否认。从理论上讲，在这种制度下，任何一个被法律承认的政党或政党联盟，只要在议会选举中获得法定的议席数，都可以成为执政党。恩格斯晚年在他的《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提出：“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5]当然，这种可能性还不等于现实性，转化的条件我们认为还应包括各种主客观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必然战胜资产阶级，但他们并不认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6]。他们在强调暴力革命必要性的同时，并没有排除工人阶级有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日本是当今世界最发达国家之一，其国情当然与落后国家不同，也与欧美发达国家不同，从而决定了日本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方式与这些国家存在着差异。究竟采取暴力的还是和平的手段，这只能由日共和日本人民按照日本国情去摸索，显然日共当前提出的一些理论和通过和平手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较为现实的。邓小平认为，“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7]
二、增强日共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既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观和政党学说中的应有之义，又是日共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壮大之所在
日共与其他许多共产党组织一样，长期将自己的性质定位于本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面对急剧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和党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从20世纪90年代后，日共对其性质提出了一些新看法，并在新世纪之初将党的性质定位于日本工人阶级的、国民的和民族的政党。这在许多人看来，与20世纪相比，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日共。于是就有人认为日共已不再是工人阶级政党，而成为了“全民党”，日共已社会民主党化和向右转了，因为共产党历来是以无产阶级作为其阶级基础的。确实，无产阶级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视域中的基本概念，马克思也说过：“无产者在经济学上只能理解为生产和增殖‘资本’的雇佣工人。”[8](P674)这就使不少人认为，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指的是产业无产阶级，是能在生产中直接进行剩余价值生产的工人阶级，并由此进一步得出结论——只有产业无产阶级才能作为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显然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概念本义的，从而又直接影响到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无产阶级概念是一个从经济领域的“产业工人”到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整个无产阶级”的视域。“产业工人”仅仅是“整个无产阶级”，即所有“没有财产的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我也经常把工人和无产者，把工人阶级、没有财产的阶级和无产阶级当做同义语来使用。”[8](P280)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3](P272)。他们又同时强调：“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3](P272)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明确表明了这样几个思想：一是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二是无产阶级是指整个“没有财产的阶级”，即不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和阶层，三是划分资本主义社会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标准，不仅要看该阶级是否占有社会产品或生产资料，更要看它是否利用这些社会产品和生产资料去奴役雇佣劳动者。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日益向社会各领域拓展，产业无产阶级的概念也将随之扩大。马克思指出：“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须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8](P556)这一论断表明，随着劳动过程协作的更加合理化和科学化，以及科技水平的发展：(1)“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生产工人”的概念也随之“必须扩大”。即生产劳动不仅仅是指直接的生产劳动了，它还包括在这一过程中的管理、监督、服务等工作，并成为生产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人也开始具体地扩大为“生产工人”、“管理工人”、“服务工人”等，抽象为“总体工人”，从事不同职业的工人都是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2)在一定阶段，生产工人已“不一定亲自动手”，并将成为知识分子型的生产劳动者；或者说，这时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生产劳动，到那时则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生产劳动了，即脑力劳动也是生产劳动，脑力劳动者是无产阶级的当然组成部分。
无产阶级，不仅是由概念扩大了的生产工人所组成的，而且这些工人和其他各雇佣阶层还处在不断的变动状态之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3](P280)并认为在过去的各个时代，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无产阶级内部也不例外，存在看不同的阶层，从发展的观点看，农民、市民、小手工业者、小商贩等，其中的大部分成员或早或迟地也要成为无产阶级这一“总体工人”的组成部分。因此，产业工人只是整个“没有财产的阶级”和“总体工人”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样，无产阶级的阶级基础就得以增强，群众基础就得以扩大，这是符合产业无产阶级发展规律和社会成员结构变化规律的。
但是，产业无产阶级与其他劳动阶层相比，在社会发展和政治斗争中处于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即具有阶级的先进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他们与现代大机器相联系，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旧社会的掘墓人和新制度的创造者，于是无产阶级又从经济概念上升为了一个政治概念和社会概念。但是产业无产阶级在实现这一历史使命过程中，必须使“无产者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3](P281)。共产党与其他工人政党相比，它没有任何同“全体无产者”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与其不同的是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比其他无产阶级群众更“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3](P273)。因此，共产党为了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不是将其他“没有财产的阶级”中的先进分子排斥在党外，而是应将他们吸收到党内来。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重要内容。
当然，为了保持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马克思、恩格斯对要求入党的非无产阶级分子，特别是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要对无产阶级运动有益处，这些人必须带来真正的启蒙因素。”“第二，如果其他阶级中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在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的世界观。”[9]这就是说共产党不仅可以吸收其他“没有财产的阶级”中的先进分子，而且还可以吸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其条件是只要他们承认党章，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和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可见，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是整个雇佣劳动阶级或阶层的运动，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各阶级或阶层中的先进分子组成，而不仅仅是产业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不仅具有阶级的先进性特征，而且还具有国民性和民族性的特点。恩格斯指出：“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3](P257)这个论断说的就是无产阶级不仅要在斗争中谋求自身的解放，还要使全社会被压迫被剥削的所有“没有财产的阶级”获得解放，因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P283)否则，就不能使自己彻底解放，既然如此，无产阶级运动就具有国民性和民族性的特征。因此，无产阶级运动既是本阶级的运动，又是国民的和民族的运动，使其他阶级或阶层的先进分子加入到党内来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应有之义。
战后，日本阶级结构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论述在日本失去了普遍意义，如阶级的“简单化”了，然而另一方面又证实了他们相关论述的正确性。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工人阶级就成为了日本最大的阶级势力。对此，日共认为，工人阶级不仅是指体力劳动者或生产劳动者，而且是指更广泛意义上的雇佣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掌握生产资料，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靠劳动的工资维持生活的工人都是工人阶级。所以在日共看来，日共既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又是日本国民的政党和日本民族的政党，阶级的政党与国民的、民族的政党并不矛盾。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及其理论品格——与时俱进的根本要求。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在强调产业工人重要地位的同时，丝毫不轻视作为整个无产阶级中的其他雇佣劳动阶级或阶层的作用，合乎逻辑的是：为了反对强大的雇佣资产阶级，共产党应以整个工人阶级为基础，而不只是其中的生产工人；共产党应是无产阶级和其他各阶层中先进分子所组成的，是所有“没有财产的阶级”的先锋队，在资产阶级运动中是“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部分”，而不只是产业工人或整个无产阶级阶级中的各个个体；共产党既是工人阶级的党，又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党和整个民族的党。
三、正确进行党内斗争和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既是日共取得日本式社会主义胜利的根本要求，又是日共从不成熟到逐渐成熟再到成熟的重要标尺
虽然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其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其组织的纯洁性和党员思想的统一性，但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不表明不存在个人的具体利益，组织的纯洁性和思想的统一性并不表明不存在个人意见。但是，日共在长期的实践中，注重的是前者，忽略了后者。对后者采取的是无情打击，进而使党内一般矛盾扩大化，有的人民内部矛盾甚至转化为了敌我矛盾，最终导致了日共的多次分裂。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提出过，工人政党的先进性是与其斗争性分不开的，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必须坚持党的斗争性，这种斗争性除了表现为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坚定性外，还表现为党内的思想斗争和路线斗争。并同时强调党的团结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达到，坚持原则性的党内斗争是巩固党的组织、纯洁党的队伍的最好办法。列宁也指出，世界上所有社会民主党都是经过多次的艰苦内部斗争才形成、成长、壮大和锻炼出来的，并强调甚至不惜组织的“多次分裂”来实现党的团结。但是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没有全面谈及在党内通过什么方式、怎样进行斗争才能达到党的团结和统一。
事实上，无论日共再怎么强调统一思想，与中央保持一致，其内部还是因意见分歧而存在着隐性的派别。由于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当这些隐性的意见成为显性意见后，多数情况是这些人被“主流”共产党(日共)所开除，少数情况是宣布自行脱党。当然，无论哪一种情况对于整个日共来说，实质上都是一种分裂。然而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分裂出去的部分有的又冠以各种共产党的名称，虽然其力量弱小，但仍坚持马克思主义，也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并支持国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日共历史上就曾出现过被开除出去的“亲苏派”和“亲毛派”等十余个组织。这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一个新问题，如何认识和解决这一新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面临的一个新任务。
日共历史上的多次分裂，给日共的团结和力量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进一步削弱了本来力量就弱小的作为一个整体的共产党力量。更为严重的是，日共与这些分裂出来的组织都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相互攻击，互揭疮疤。日共攻击说这些分裂组织是“反党集团”和“暴力团体”，攻击这些组织与苏共和中共的“友好关系”，认为这些组织进行的“暴力”等活动损害了“真正的”共产党形象。而“分裂”出去的组织则反唇相讥，说日共是“现代修正主义政党”，认为日共每一次对其纲领路线的修改和方针政策的调整，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次“背叛”，攻击现在的日共已与自民党并无二致了。组织的分裂又为真正的敌对势力提供了攻击日共和其他民主力量的口实，并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日共在国民中的形象。为了实现工人阶级的目标，不仅要在原则基础上加强自身的团结，还要按照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要求，必须与其他民主政党、阶层和人士求同存异，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这又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虽然共产党在工人阶级斗争运动中具有其他工人政党不可代替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它与其他工人政党相比，不是与其对立的“特殊政党”，它没有任何同“全体无产者”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因此，工人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理应与其他工人政党和民主力量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壮大自己的力量，认清敌、友、我，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认为，在工人阶级斗争运动中，要排除其他工人政党的参加，更没有把其他工人政党和进步人士视为共产党的敌人，相反他们却认为共产党必须要与他们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在斗争中求团结。列宁指出，要战胜强大的敌人，除了要利用敌人之间的“裂痕”外，还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认为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他还进一步强调：“以上所说的一切，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同样适用的。”[10]这说明共产党要极其重视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作用。
长期以来，日共统一战线的目标未能建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日共在斗争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唯我独革”倾向，将其他工人政党、左翼组织、民主人士和“中间势力”攻击为“右倾”，或是工人阶级斗争运动的“叛徒”等，同时，在自己力量相当弱小的时候，不现实的竭力与力量强大的社会党争夺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而对于其他比自己更加弱小的左翼力量，也在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上犯了策略错误，结果使日共与日本工人运动和其他群众运动在总体上处于分裂状态，社会主义运动成了日共“孤家寡人”的斗争运动。在当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共产党应与其他工人政党、左翼政党和组织、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资产阶级政党中的开明人士等，建立统一战线，并根据一定的运行机制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各左翼力量大联合的“合力”，避免资产阶级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而导致共产党与工人运动和其它群众运动的分裂。社会主义运动不是共产党的“独唱”，而是包括在这些阶级、阶层、组织和人士等在内的“合唱”中的“领唱”。在新时期，日共必须要转变策略，放下架子，与其他民主力量“求同存异”。
总之，日共85年来所取得的各种成就就是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日本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的结果；而日共在革命中的各种失误都是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日本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走自己的路所造成的。
标签：工人阶级论文; 恩格斯论文; 日本共产党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工人运动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