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蕾[1]2003年在《东北地区外贸竞争力现状与提升途径问题论析》文中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各国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如何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外贸竞争力，以合理参与国际分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挥“经济增长引擎机”的作用，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的东北地区地域广大、资源丰富、经济基础雄厚，一直是全国重要的农业基地和重工业基地，对全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但改革开放后，东北地区的外贸竞争力提升速度不快，不但慢于沿海的发达省区，而且慢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减弱了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这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东北地区如何在新一轮的市场竞争中扩大对外贸易额，改善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外贸竞争力，以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本文分为引言和四个部分。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东北地区的概况，对外贸竞争力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论述了选题的意义。第一部分为研究外贸竞争力的理论基础，主要论述了国际贸易理论关于外贸竞争力来源的解释，FDI 理论对外贸竞争力的影响和外贸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第二部分应用外贸竞争力的评价指标具体分析了东北地区外贸竞争力的发展现状，得出改革开放后，东北地区的外贸竞争力得到了提升，但整体水平仍然较弱的结论，并针对这一结论进行了原因分析。第叁部分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加入 WTO 对东北地区外贸竞争力的影响。第四部分针对东北地区外贸竞争力较弱的原因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希望能对东北地区外贸竞争力的提升提供一点参考意见。
张李昂[2]2018年在《俄罗斯东部发展新战略与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文中指出俄罗斯东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有世界上最后一块未被开发的宝藏之称。从苏联时期到“梅普组合”时期、再到现在的新普京时期,长期以来,俄罗斯东部地区一直是俄联邦政府关注的焦点,受到了俄联邦政府的高度重视。为了促进东部地区发展,俄联邦政府先后出台并实施了《远东和外贝加尔地区2013年前经济社会发展联邦专项规划》、《远东和贝加尔地区2025年前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联邦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年)》等战略规划纲要,明确了俄罗斯东部发展战略的主体框架和主要目标。为了进一步加快远东地区的发展,俄罗斯联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与法律法规:普京于2013年提出建设远东经济超前发展区的非常规决策;2014年12月29日俄罗斯出台了《俄罗斯社会经济超前发展区联邦法》及相关的法律制度;2015年7月13日普京签署了《关于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的联邦法律》,对税法典第二部分和部分法律进行修订,为实现俄罗斯远东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立了良好的投资环境。2015年5月,中俄两国共同发表了《中俄两国关于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倡导合作共赢的联合声明》和《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强化了中俄区域合作问题,提升并充实了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的相关内容。在“丝路基金”和“亚投行”先后建立的基础上,出台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了中国“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由于“一带一路”建设思想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的开发思路存在诸多的契合点,所以俄罗斯政府愿意积极的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中俄双方存在巨大的合作潜力。中俄对共建“一带一路”已经达成共识,并愿意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的对接,提出共同建设“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中蒙俄经济走廊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方案,同时,会在未来共同合作建设与“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呼应的“北极丝绸之路经济带”,进而形成“海上环形丝绸之路经济带”。因此,在西方经济制裁的大背景下,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发和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新形势下,中俄两国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俄罗斯东部地区的油气资源开发潜力巨大,在满足当地基本生活的情况下,又能形成一定规模的资源出口。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大背景下,俄罗斯东部地区也积极参与到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来,俄联邦政府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支持并鼓励东部地区与东北亚(主要是中国)的经济合作,为中俄两国更深、更广层次的区域经济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俄罗斯东部地区与我国毗邻,这种优越的地缘经济条件对我国的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开展俄罗斯东部地区发展新战略研究,积极探讨中俄区域经济的合作模式和发展策略,进而准确把握中俄能源合作的战略契机,对深化中俄互惠共赢格局、建立中国能源安全体系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为俄罗斯东部地区同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经济互动创造了机遇,实现两者的有效对接。本研究将基于地缘经济学、区域经济一体化、要素禀赋等理论体系,利用区域经济学相关的研究方法,研究和分析俄罗斯东部地区发展新战略和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等问题。本研究共8章,根据不同的研究特点可以将其划分为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第1章和第2章。这一部分主要阐述了研究的背景、目的以及研究意义,在对国内外研究进行归纳和总结的基础上,指出了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然后介绍了开展本研究的思路、方法与研究内容,提出了本研究的创新点;第2章阐述了本研究相关的一些概念与理论,为下文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包括第3章和第4章。第3章主要介绍俄罗斯东部发展新战略的历史发展进程和影响因素,包括有利因素和阻碍因素;第4章对俄罗斯东部发展新战略的实施过程展开了讨论与分析。第叁部分包括第5章和第6章。第5章阐述和分析了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现状和影响因素;第6章分析和讨论了新形势下中俄区域经济合作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第四部分为第7章和第8章。其中第7章从中俄两国的贸易合作视角对中俄两国的区域经济合作进行了实证分析与研究,通过对中俄贸易合作的发展历程的阐述和分析,进一步总结了中俄贸易合作的发展特点,在此基础上,利用引力模型对中俄两国的贸易合作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最终给出相应的结论;第8章为结论部分,本章对本文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总结。
牛海霞[3]2010年在《跨国污染转移对中国的渗透特征及治理研究》文中指出FDI对促进中国出口、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废弃物进口也解决了一些地区和行业的能源和原材料短缺问题。但如果我们将环境容量作为资源要素,将环境资源禀赋纳入H-O模型,发现现实中的跨国污染转移已影响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并且伴随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跨国污染转移形式已由直接进入转为渗透进入,渗透特征由“北南单向渗透”发展到与“东西单向渗透”并存,由传统制造业的伴随性渗透发展到高新技术行业的隐蔽滞后性渗透等,但目前学者还没有对此进行研究并给出理论解释,因而也就忽略了要素跨国流动引致渗透污染的比较利益扭曲问题。鉴于此,本文立足跨国污染转移现状,从跨国污染转移对中国的渗透特征及时空演变出发,沿着贸易和投资两条主线展开对渗透特征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而跨国污染转移对中国的渗透特征形成机理主要是信息障碍,因此化解信息障碍的制度安排是治理跨国污染转移的关键,通过矫正信息扭曲进而矫正利益扭曲,达到对外开放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跨国污染转移对中国的渗透可归结为伴随性、隐蔽滞后性和产业链污染叁大特征：一是伴随性渗透特征。跨国污染转移伴随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在全球分布的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北南单向渗透”特征,在中国国内同时具有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东西单向渗透”特征。废弃物进口对中国的“伴随性”渗透污染主要表现在禁止进口的有害废弃物以自动类或限制类固体废物进口名义夹带、欺骗或走私引致的渗透污染。伴随外资准入制度和技术引进的渗透污染主要表现在污染密集型行业和外资垄断行业,部分高新技术行业也具有伴随性渗透特征。二是隐蔽滞后性渗透特征。通过瞒报、夹带等手段以可资源化废弃物名义走私有害废弃物,以及大部分可资源化废物在堆放、再加工、消费等过程产生隐蔽滞后性渗透污染。由于高新技术特征掩盖了一些环保方面的隐患,因此FDI进入高新技术行业引致的隐蔽滞后性渗透污染更严重,其危害难以计量甚至不可逆。叁是产业链渗透特征。不仅传统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环节,而且高新技术行业,特别是IT产品制造的层层外包致使“产业链渗透污染”包括IT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到最后的报废。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加工行业也存在产业链渗透特征。本文在以下方面有创新性探索：第一,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创新。从要素的跨国流动及时空演变视角探讨跨国污染转移对中国的渗透特征,从信息扭曲视角分析跨国污染转移对中国的渗透特征形成机理并提出化解信息障碍的制度安排有一定的理论和实际意义。研究方法除采用理论分析和一定的定量分析外,因隐蔽滞后性渗透污染、产业链渗透污染缺乏统计数据,还大量采用典型案例剖析跨国污染转移对中国的渗透特征。第二,从贸易和投资两条途径逐层剖析跨国污染转移对中国的渗透特征。一方面,废弃物进口对中国的渗透污染具有伴随性、隐蔽滞后性和产业链污染渗透特征,而可资源化废弃物“合法”进口对中国的渗透污染更具隐蔽滞后性。另一方面,跨国污染行业转移对中国的渗透特征主要表现在传统制造业的“伴随性污染”渗透特征、高新技术行业的“隐蔽滞后性污染”渗透特征、加工贸易及资源加工行业的“产业链污染”渗透特征。而中国IT行业FDI引致土壤污染典型案例分析进一步验证了跨国污染转移对中国的渗透主要通过投资途径,而土壤污染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第叁,揭示了利益扭曲引致信息扭曲是跨国污染转移对中国的渗透特征形成的主要机理,因此治理跨国污染转移需从化解信息障碍出发,并最终协调跨国污染转移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
赵战伟[4]2010年在《辽宁省港航业与沿海经济带协调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十一五”以来,辽宁省逐步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为主题的新发展时期,随着辽宁沿海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必将对辽宁省港航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为了迎接这难得的机遇和挑战,如何保证辽宁省港航业与沿海经济带协调发展,应引起辽宁省有关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因为辽宁省港航业与沿海经济带协调发展将对辽宁省的经济全面腾飞起到至关重要重要的作用。因此,对辽宁省港航业与沿海经济带协调发展研究具有十分深远的现实意义。全文共分六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作为全文的铺垫,交待了本文提出的背景和意义,以及本文选取该模型的原因,同时也介绍了相关国内外研究状况。第二部分介绍辽宁省港航业的现状,分析了港航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并对辽宁省港航业发展现状进行评价。第叁部分介绍了国内外的沿海经济带,并对辽宁省沿海经济带的发展现状以及发展前景做出了深入的分析评价。第四部分谈DEA模型的基础理论知识,将模型的基本思想、特征及理论框架呈现给读者。同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本文的具体情况及研究目的,从模型的设定到模型变量、参数的定义,再到具体方程的定义,建立了辽宁省港航业与沿海经济带协调测定模型并求解。第五部分依据前叁章对辽宁省港航业与沿海经济带发展现状的评定,以及第四章对辽宁省港航业与沿海经济带协调发展测定模型的结果分析,对辽宁省港航业与沿海经济带做协调发展规划,为辽宁省港航部门提供科学依据。最后一部分是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存在的问题,并为后续研究埋下伏笔。
李铁立[5]2004年在《边界效应与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综合运用国际经济贸易地理学、制度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通过对边界、边界效应、边境区位等的系统研究，揭示以上叁者对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以及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因机制、制度安排和组织特征等问题。以求进一步丰富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研究内容，拓展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范围。本文在分析概括边界的本质和边界效应对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基础上，从企业集聚的角度重点论述了在边界效应转化过程中，边境区位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从区域和企业两个层次讨论了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因机制、制度安排和组织结构的演化过程及其特征。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它更是一种经济、社会、文化现象，它要受到边界的强烈影响。因此，就其本质而言，边界具有“矛盾”、“复杂”、“演变”等属性。边界对跨边界经济合作的影响可以概括为屏蔽效应和中介效应。屏蔽效应对跨边界经济交往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显性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上，更在于其深层次的隐性的社会、文化、心理等因素的影响上。一般说来，边界通常是空间认同感、归属感和信任感的分隔线，并且它也是空间认知的分隔线。正是基于此，边界的屏蔽效应便提高了跨边界经济交往的交易费用。而边界的中介效应，则使边境区位成为企业集聚地区，通过对边境区企业集聚的机理分析，笔者构建了边境区企业集聚动力机制的理论模型，得出如下重要结论：边境区企业集聚的动力来自于企业寻求收益剩余和成本剩余，且两者相互影响；企业成本剩余的实现机制包括要素成本、空间联系成本、市场交易成本的降低；企业收益剩余的实现机制则包括市场拓展机制和价格机制；在垂直型企业集聚的初期，一般成本剩余的实现机制居于主导地位，在集聚发展到较高阶段时，成本剩余和收益剩余的实现机制均作用于企业集聚；而在水平型企业集聚中，两种剩余的实现机制则始终交织<WP=5>在一起。在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本文基于对次区域经济合作概念的界定以及合作类型、特征和目标的概括，主要论述了跨边界制度安排和组织结构对降低边界屏蔽效应的作用机制。其主要结论是：跨边界制度安排和组织建设能够降低边界的屏蔽效应；在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制度变迁和组织结构演变；按照制度变迁和组织结构演变的特征，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可以划分为政府主导、企业主导以及政府、企业、民间的正式与非正式组织共同推动等叁个阶段。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最重要行为体是企业。在对企业的性质进行归纳的基础上，借鉴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理论、网络理论和心理距离理论的研究成果，得出如下结论：企业间跨边界合作在空间上表现为组织结构的扩张，在组织结构上则表现为企业间网络的连接；企业跨边界合作主要表现为一种松散的、非正式的网络关系，它有赖于企业间互动与学习；企业间建立合作关系一般包括叁个过程，即寻求机会、发现共同利益和建立合作关系。在实证研究中，以我国参与的、具有代表性的粤—港—澳次区域经济合作和辽宁—朝鲜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作为研究对象。前者代表了非均质型次区域经济合作形式，后者代表了均质型低水平以贸易为主要形式的跨边界合作。在粤—港—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通过对边界效应转化的机制、过程以及叁地间合作的评价，指出政府间制度安排是该次区域经济合作今后发展的关键。在辽宁—朝鲜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中，通过对朝鲜半岛地缘环境的评价，指出该次区域经济合作受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较大，并且尚处于以双边贸易，尤其是边境小额贸易为主的合作阶段。这一类型的次区域合作宜以项目开发为主，采取点—轴开发战略模式。
赵永宏[6]2017年在《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研究》文中认为资源型城市以其先天的资源禀赋优势而出现,伴随着资源的开采和加工也会经过一个产生、发展、壮大和衰退的过程。我国资源型城市众多,建国后至今几十年的采掘,已经有很多资源型城市走过了发展的鼎盛时期,资源接近枯竭,处于衰落阶段。储量仍较丰富的资源型城市也由于种种原因而困难重重,经济发展面临困境,尤其是在当今出现的经济“新常态”形势下,资源型城市的整体发展势头普遍低于一般的城市。我国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刚刚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为了实现下一步的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奠定坚实的基础,就需要努力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发展是全社会的任务,也对资源型城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整体处于落后的状态下,要实现转型发展,赶上或超过其它地区,资源型城市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资源型城市要实现经济转型,首先要克服经济结构单一、环境破坏严重、生产方式粗放、科技发展水平低等共性的问题,其次要结合自身的特点,因地制宜,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要转变观念,在比较优势选择上改变依赖以外生的自然禀赋为主的优势为以创新为主的内生优势,要着力培养新的产业,依托产业集聚的优势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转变依赖外生比较优势的观念并非完全抛弃已有的自然禀赋优势,一方面要在原有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进行产业的升级,发展行业内高端产品,另一方面要在原有资金、技术和科技积累的基础上寻求新的主导型产业,利用内生条件培养新的经济增长途径,或者是发挥外生条件,引进与原有比较优势关联度不大的新的行业和产业。资源型企业在资源型城市中占有重要地位,资源型企业的转型对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意义重大。文章结合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平顶山的实际,对资源型企业平煤神马集团的经济转型进行了探讨,认为平煤神马集团应该以绿色低碳和创新为主,一方面将资源的优势进一步发挥,发展高端资源性产品,另一方面要深化改革,积极转型,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核心竞争力打造的方法上,主要依据钻石模型和GEM模型,结合企业的特点全方位推进。通常,钻石模型的使用范围被界定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相对完整的较大系统内,在这个范围内分析国家的竞争力或者是某一产业(或行业)的整体竞争力。这里考虑到企业集团,尤其是资源型企业的特点,试图将资源型企业集团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来考虑,使用钻石模型建立企业集团的核心竞争力。同样的,GEM模型主要用于分析企业集群的整体竞争力。那么,基于资源型企业系统的完整性,同样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考察对象,结合GEM模型所要求的外界因素,运用该原理分析企业集团如何来打造其核心竞争力。资源型企业的发展源自于所在的资源型城市,必然有为所在的城市承担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责任和义务。资源型企业在规划和建立具有竞争力的下属企业时,首先要考虑将这些企业落户在当地,而不是投资于其它地方。只有这样,才可以回馈原生地,解决大量从事采掘业的职工的就业和生活问题,促进社会稳定。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地方政府责无旁贷。查阅平顶山市1982年以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可以发现市政府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科技进步、寻求上级政策支持、为企业筹资融资和推.进产业集聚区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除了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外,还来自于利益驱使,多层级的政府之间由于利益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博弈关系。资源型城市既有上级政府的约束和指导,也有下级政府的抗争和接受,还有同级政府之间发展经济的相互竞争。多层次的博弈关系使得资源型城市要以寻求上级政府的支持为主,必要时要和上级政府进行抗争,同时还要取得下级政府的认同和接受,以便于政策的贯彻实施。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博弈最佳的结果是采取合作的态度,最终达到的目的是要寻求在与同级政府发展经济的竞争中胜出。资源型城市的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时要有一定的具体可行的方法。例如,平顶山市,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数据分析经济增长的历程,可以发现经济增长主要的来源是“投资”,经济增长结构中“消费”难以带动经济增长,而“出口”所占的份额相对更小,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差甚远。因此,平顶山市下一步经济增长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形势下着重“补短板”,借助“一带一路”的机遇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扩大国际市场的占有率。产业集聚区是资源型城市实现经济转型的可行道路之一,在产业集聚区促生产业的聚集,发挥集聚效应,能够带动经济增长,增强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进步,实现绿色低碳、创新发展。鉴于资源型城市生命周期的规律,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在产业集聚区的规划上和实施过程中,要防止产业的单一化、低端化和负外部效应,要注重产业的互补性、已有技术和基础设施利用的高效性,以“多核共生可替代”的发展模式促进产业集聚区的可持续发展。文章通过数理模型的推断和论证,通过充分的相关理论支持,论述了“多核共生可替代”的产业集聚区发展模式的可行性。总之,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要结合实际,谋划全局,长期坚持。资源依然丰富的资源型城市可以继续深入挖掘其自然禀赋的潜能,将这一比较优势发挥到最大,同时要未雨绸缪,为经济转型做好积极的物质、技术和人力准备,积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资源已经枯竭或接近枯竭的资源型城市要立即着手新兴产业的培育。无论资源优势存在与否,资源型城市都要转变观念,以发展内生优势为努力方向,深化改革,坚持绿色低碳、创新发展,以建立“多核共生可替代”的产业集聚区为基础,实现向创新型城市、智慧城市的转型。
薛文礼[7]2006年在《中国传统药业史论》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传统药业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模塑下诞生的极具中国特色的实用行业。 原始社会是发现、认识药物的漫长过程的开始,还不可能出现药物商品及其交换。奴隶社会的药业经历了从愚昧、迷信状态中脱胎出来的历史过程。 进入封建社会,中国传统药业开始了长足进步。战国时期医学理论体系处于刚刚形成之际,用药经验不足,使用品种不多,药业处于萌芽时期。汉代,由于用药范围的扩大和对配伍组方规律的深刻把握,中国药业走向第一个高峰。叁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药品来源丰富,交流区域扩大,中药叁大品类开始形成。隋唐时期,临证医学迅速进步,国家药典正式颁布,中外交流日益拓展,中国传统药业登上了历史发展第二个巅峰。赵宋王朝时代医药工商体系全面建立,在官营与民营的相互竞争中,传统药业经济发展到第叁个高峰。明清时代人口和医药人员猛增,中国药业品牌树立,传统药业攀上了第四个高峰。 中国传统药业的历史发展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性,而且多是数量积累,而不是层级提高。从经济形态上看,中国传统药业是农业经济形态,主要是对自然药物的自然而然的应用。从科技形态上看,中国传统药业是经验技术形态,鲜有科学方面的发现和发明。从学术形态上看,中国传统药业是人文学术形态,这是传统学术形态遮蔽其上的结果。 中国传统药业的独特性是传统文化模塑的结果,表现为强烈的伦理性、实用性和功利性。中国传统文化对传统药业具有限制和保护的双重作用。 现代中药产业必须以科技重塑传统药业内涵,突破资源、用药方式和生产技术的限制,实现中药产业的标准化、规模化;同时,又必须兼顾中医与中药平衡发展的战略导向,坚持科技与市场互动战略。 这是传统药业在面向未来发展时的必然选择。
王光[8]2007年在《东北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对策研究》文中提出近些年,我国在向农业现代化建设迈进的进程中,一些发达地区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加快农业发展的新路子,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具有勃勃生机的农业产业化的道路。这种新的农业经营机制符合党中央、国务院新时期“叁农”工作的战略意图和总的思路,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本文以东北地区为研究对象,根据东北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现状,简要论析了东北地区在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了东北地区发展农业产业化的具体对策和建议。本论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有关农业产业化的基本理论知识,包括农业产业化的内涵、特征以及经营组织模式。第二部分客观描述了东北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现状及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探索。这一部分,笔者力求用事实和数据尽量客观真实地反映东北地区在农业产业化发展上所取得的成就;第叁部分客观分析了东北地区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主要问题和障碍因素。第四部分笔者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根据当前东北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现状,从东北全局的角度出发,为东北地区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提出了相应的建设性意见。
王涛[9]2011年在《基于随机规划的辽滨综合保税区建设规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伴随着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辽宁沿海经济带国家展略的实施,东北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呈现了蓬勃发展之势,保税物流量在逐年递增。而东北地区现主要有两个高级别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即大连大窑湾保税港区和黑龙江绥芬河综合保税区。由于绥芬河综合保税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其主要是针对俄罗斯的保税贸易,这就决定了其对整个东北地区的保税物流作用有限。大连大窑湾保税港区作为东北地区保税货物主要的通道,现已经无法满足东北地区国际贸易快速发展的需要,需要有新的综合保税区对其进行补充。在考虑到我国土地成本、建设成本等的不断增加,以及综合保税区对土地使用的一些特殊要求,需要考虑一个合理的建设面积,以避免出现土地浪费或是用地紧张。本文首先是对综合保税区的简单介绍,包括综合保税区的发展历程、发展现状等,并将综合保税区与其他各类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做—比较并形成表格。在对各类型海关特殊监管区对比的基础上,并运用SWOT分析结合辽滨当地的经济环境和区位环境选择建设综合保税区。对辽滨综合保税区做以需求分析,包括辽滨沿海经济区的需求、盘锦市的需求、辽宁沿海经济带的需求和东北老工业基地需求四个方面。通过需求分析表明有建设综合保税区的需要,进而需要确定辽滨综合保税区的选址位置。前期的需求分析间接的反应了辽滨综合保税区的腹地范围,进而做预测分析,考虑到新建的辽滨综合保税区对现有大连保税港区、绥芬河综合保税区分流量、保税物流量的随机性和综合保税区的带来的溢出效应等因素,构建带有乘数效应的随机波动方程作为预测模型。再对综合保税的内部功能区的分析,主要区域面积计算方法和单位面积的计算,并以预测为基础,运用机会约束随机规划,建立达到一定服务水平的面积规划模型,进而得出在分叁期建设情况下辽滨综合保税区各期的建设面积和总的规划建设面积。
熊理然[10]2009年在《中国西部城市群落空间重构及其核心支撑研究》文中提出本研究以“中国西部城市群落空间重构及其核心支撑研究”为选题,在对城市及城市群体形成与发展理论进行梳理与扩展、对中国西部城市群体发展的特殊路径与历史特点进行比较与概括、对西部城市群体发展现状及发展困境进行分析与提炼的基础上,考虑城市群体引领区域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并结合西部地区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发展实际,试图解决“新时期中国西部城市发展应该选择怎样的城市群体空间组织形态、又以什么来支撑这种新型城市群体空间组织形态发展”等核心问题。在对中国西部城市群落空间重构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本研究提出了以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作为中国西部城市群体发展的空间组织形态,同时对中国西部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发展的重点区域进行了选择,对西部未来的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格局作出了战略构想,并以成渝双中心—外围城市群落为实证,分析了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的成长路径、成长机制与成长阶段,提出了作为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发展核心支撑的经济基础培育路径及制度安排构建策略。在西方国家关于城市及城市群体形成与发展的经典理论中,区位论中的农业区位论与工业区位论、城市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理论、空间经济学的中心—外围理论等主要从产业发展的视角研究了城市的产生与发展。而中心地理论、空间相互作用理论、点轴网络系统理论、外部经济理论、空间经济学城市体系中心—外围理论则从产业地域扩展与产业关联发展的视角解释了城市群体形成与发展的内在机理。因此,西方经典城市发展理论无一不是从产业发展与演化的视角来研究城市及城市群体的发展演化的。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是在工业化推动下完成的,而工业化则是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推进的,因而西方经典城市化理论虽然极其重视产业支撑的推动作用,但在研究内容上相对缺乏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与制度建构的内涵。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推动下的城市化路径不同,中国西部城市群体发展经历了一条特殊的历史路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和中期,西部地区城市的发展曾经一度处于中国乃至世界城市发展的领先水平,到封建社会中后期,西部城市的发展开始落后于东部、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差距越拉越大。进入近现代,西部城市一度有所发展(如开埠城市及抗日战争时期西部城市的发展),但与全国乃至世界城市发展的差距不但未能缩小,反而越拉越大。新中国成立以后,“156项”建设及“叁线”建设时期,西部生产型城市获得了飞速发展,与全国差距迅速缩小,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政策倾斜于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城市发展与东部的差距迅速扩大。经由这种特殊历史路径发展而来的西部城市化进程具有其浓厚的历史特性,表现为城市发展基础薄弱、城市布点区域集中、城市建设政府推进、城市循环相对封闭等。从西部城市群体的发展现状来看,其不仅面临着城市数量不足、城市密度过稀、城市化水平低、城市群体综合竞争力弱等制约因素,城市群体的进一步发展还面临着制度空间不足、经济基础薄弱、城市体系结构失衡等特殊困境。在制度安排上,西部城市群体的发展面临着经济调节制度缺陷(市场体制不完善及市场机制的固有缺陷)、总体制度安排缺陷(城市偏向和农村忽略)、产业布局制度安排缺陷(政府指令布局与地方关联缺失)、要素流动制度安排缺陷(城市无限索取与有限回流农村)、城市设置制度安排缺陷(行政审批设置与行政级别强化)等制度障碍的制约。从西部城市群体发展的经济基础来看,西部城市群体的发展不仅面临着农村贫困和农业发展落后、工业发展水平低下以及工业结构不合理的制约,还面临着第叁产业“虚高”、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的影响与制约。从西部城市体系结构分析来看,无论是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组合结构,还是地域空间结构都处于失衡状态。等级规模结构的失衡主要表现为大城市这一层级的严重断层,职能组合结构的失衡主要表现为绝大多数地级及以上城市职能趋同,还没有形成区域城市的合理分工,城市地域空间结构的失衡主要表现为中国西部数量和规模本就有限的城市群体又集中分布在面积较小的几个区域。针对中国西部城市群体发展面临的制度空间不足、经济基础薄弱、城市体系结构失衡等特殊困境,本研究基于结构与功能的相互关系原理,提出了中国西部城市群体发展困境的破解路径——产业与制度支撑下的城市群体空间重构。中心—外围结构是当今世界区域和城市群体发展普遍的地域空间组织形态,但从西部地区的实证分析来看,西部城市发展及城市体系演化并不符合空间经济学的中心—外围理论模型。因此,本研究在加入产业联系要素和制度安排要素后对空间经济学的中心—外围理论模型进行了扩展,并以扩展后的空间经济学中心—外围理论模型为理论基础,结合西部地区的实际,提出了中国西部城市群落空间重构的空间组织形态和空间格局是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在此基础上,对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进行了初步的理论界定：在发展极点上由多中心(城市)引领与带动城市群落及区域发展；在空间结构上呈多层级、多中心—外围型城市群落层级体系；在产业支撑上,以不同类型产业发展支撑各层级空间发展,以城市间的产业关联与网络化发展引致中心与外围及腹地间的多重联动与网络化发展,经由产业的层级网络化发展推动城市间形成合理的层级网络结构；在制度安排上,城乡之间、相邻城市之间、不同层级城市之间以协调发展与合作竞争取代二元分化与行政分割,以“城市经济区”制度安排取代“行政区经济”制度安排；在城市功能上除强化经济集聚与扩散功能外,还注重城市发展的社会和生态等综合功能；在地理布局上呈极具生态学意义的群落状展布。针对中国西部城市群体发展面临的经济基础薄弱、制度空间不足及城市体系结构失衡等特殊困境,在产业和制度支撑下经由空间重构建立的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作为中国西部城市群体发展的特色空间组织形态需要行政、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要素的综合支持。本研究的第六章在对中国西部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的成长路径、成长要素、成长机制、支持体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把经济基础培育与制度空间拓展作为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发展的核心支撑。在经济基础上强化以产业群落支撑城市群落的发展,并对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不同层级的支撑产业选择进行了探讨。在制度基础上突出以制度发展拓展制度空间,尤其注重在总体制度安排、经济制度安排、行政制度安排等方面拓展制度安排空间,以建立起推动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发展的制度基础。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在广大的西部地区不可能大规模推进城市化进程,只能选择自然地理环境较优、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局部地区进行重点城市群落建设,并以重点城市群落的发展带动西部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在第七章,本研究以主体功能区战略为背景,利用城市群落形成与发展的空间相互作用理论与实证分析方法,考虑到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发展的历史联系、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和动力机制,以及西部各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吸引力和相邻中心城市之间的相互吸引系数,把成渝双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南贵昆叁中心—外围城市群落、西兰双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呼包银叁中心—外围城市群落作为中国西部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发展的重点区域,并在四大重点城市群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四大重点城市群落再次进行空间整合,发展培育成为中国西部未来(?)型成渝西兰四中心—外围城市群落的战略构想。同时,本文以成渝双中心—外围城市群落为实证,分析了成渝双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发展的经济基础培育、制度安排构建及产业和制度支撑下的成渝双中心—外围城市群落的培育路径与培育阶段。本研究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以下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方面进行了尝试性的拓展：在理论研究上,对西方经典的城市及城市群体形成与发展理论进行了梳理与概括,并在空间经济学中心—外围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产业联系和制度安排要素对空间经济学中心—外围理论模型进行了扩展分析,提出了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的概念性理论框架。在研究内容上,在对中国西部城市群体发展路径、发展特点、发展现状、面临困境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基于扩展的空间经济学中心—外围理论模型,提出了中国西部城市群落空间重构的空间组织形态是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并对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进行了初步的理论界定；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把成渝双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南贵昆叁中心—外围城市群落、西兰双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呼包银叁中心—外围城市群落作为中国西部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发展的重点区域,同时前瞻性地提出了中国西部未来(?)型成渝西兰四中心—外围城市群落的战略构想与空间格局,并对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的培育及其产业支撑和制度安排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在研究视角上,本研究在对中国西部城市群体发展的历史、现状及特殊困境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针对西部城市群体发展的现实矛盾,着重针对中国西部城市群落的空间重构、空间格局、重点区域、经济支持与制度安排等核心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本研究的基本目的是探索建立适应西部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特点的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城市群落发展的重点区域、未来格局、以及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发展的经济基础培育与制度安排构建等。在方法应用上,体现了多种研究方法组合使用的研究特色。应用理论研究方法对空间经济学“区域模型”和“城市体系模型”中的中心—外围理论进行了扩展,并以扩展后的中心—外围理论模型作为中国西部城市群落空间重构的理论基础；应用历史分析方法对西部城市发展的特殊历史路径及历史特征进行了梳理、概括及比较分析;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基于经验数据对西部城市发展的城市体系结构、城市职能结构、城市群体发展演化进行时空综合分析；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分析西部城市发展的空间格局、空间特性、空间障碍,并探索西部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发展的空间形态、重点区域及区域实现模式；运用实验研究方法探索建立切合西部实际的重点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发展的空间重构、空间格局、经济支撑、制度安排及其实施策略等。
参考文献：
[1]. 东北地区外贸竞争力现状与提升途径问题论析[D]. 石蕾. 东北师范大学. 2003
[2]. 俄罗斯东部发展新战略与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研究[D]. 张李昂. 吉林大学. 2018
[3]. 跨国污染转移对中国的渗透特征及治理研究[D]. 牛海霞. 浙江大学. 2010
[4]. 辽宁省港航业与沿海经济带协调发展研究[D]. 赵战伟. 大连海事大学. 2010
[5]. 边界效应与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D]. 李铁立. 东北师范大学. 2004
[6]. 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研究[D]. 赵永宏. 中共中央党校. 2017
[7]. 中国传统药业史论[D]. 薛文礼.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2006
[8]. 东北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对策研究[D]. 王光. 东北师范大学. 2007
[9]. 基于随机规划的辽滨综合保税区建设规模研究[D]. 王涛. 大连海事大学. 2011
[10]. 中国西部城市群落空间重构及其核心支撑研究[D]. 熊理然. 西南财经大学. 2009
标签：贸易经济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中国城市群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产业转移论文; 空间分析论文; 中国边界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经济学论文; 区域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