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元诗研究概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说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00)05-0068-07
元诗研究不是元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也曾经备受冷落，但毕竟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关注。近些年，元诗研究突飞猛进，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总结以往的研究状况及其得失，从社会现实和文学思潮分析认识人们对元诗评价的变化，对于今后的研究，应能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对元诗总体成就的评价
元末杨维桢《玩斋集序》说：“我朝古文殊未迈韩柳欧曾苏王，而诗则过之。”对于元诗成就的评价是极高的。此后历明清两代，人们对元诗成就褒贬不一。
20世纪前半期，人们对元诗的认识多未出前人樊篱。191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元兴，作者蔚起，大德、延祐以还，尤为极盛，要以集（虞集）为大宗”的说法，大体承袭清人之论。1928年石棱精舍出版的李维《诗史》论元诗说：“元诗独不袭宋，而能以幽丽出之，虞（集）、杨（载）、范（椁）、揭（傒斯）四大家，其代表也。四大家之前能诗者，有金履祥、许衡、刘因、吴澄、戴表元，四大家之后，能诗者，有吴莱、黄溍、柳贯，……萨天锡、张翥视四大家稍后出，而名与之埒，其诗专尚清美，与四大家稍异，萨尤长于情，以论夫诗，则四大家不能及也。迨至末季，杨维桢倡霸于越，倪瓒为之羽翼，倡比兴风谕之旨于乐府古诗，一时诗名，无出其右，悠悠末运，独能以诗振一代之势，……则元代大家，当以此老为冠。赵孟頫自宋入元，……以为元诗之先导。”又说元享国未及百年，而诗人之多，至不可数计。至其情致婉丽如萨天锡、杨铁雅者，即宋人亦有时莫能及[1](pp.199-205)，可说有一定见解。1932年出版的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平朴社）运用社会学的分析，说了一些与众不同的话，他说：“元与明初的诗词，论者每有不满之语。但他们虽没有散曲坛那末样的光芒万丈，却也不是很寥落的。特别因为逢着蒙古人入据中原的一个大变，诗词的风格，遂也颇有不同与前的。慷慨激昂者，悲歌以当泣，洁身自好者，有托而潜逃，即为臣为奴者之作，也时有隐痛难言之苦。故元代初期之作，遂多幽峭之趣。”又说，元末诸诗家，其成就似尤在虞、杨、范、揭四家之上。他们处境益艰，用心更苦，所作自更深邃雄健[2](pp.750-754)。所论实涉及了时代特征、作家心灵和文学成就以及诗风特点的关系，在当时应是很有见地之论。1934年出版的吴梅《辽金元文学史》高度评价元诗[3]，但所论似未超出清人宋荦《元诗选序》。1943年湖南蓝田新中国书局出版的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对元诗有具体的肯定，认为北方之诗反黄以入唐，蕲于积健为雄；南方之诗，以唐矫宋，以晋参唐，意趣冲旷，语参游仙，一祛江西粗犷之弊而趋于和雅，出现了“一时之盛”[4](p.757)。
五六十年代没有专门研究元诗的论文，几部重要的文学史中，元代诗文所占篇幅都非常小，对元诗的评价，比三四十年代要低得多。以60年代初两部代表性的文学史为例，游国恩等的《中国文学史》说：“元代诗文或宗宋或宗唐，大都走模拟因袭之路。因此在元代最有成就的诗家中，甚至找不到可以和梅尧臣、元好问并肩的人物。”[5](p.262)不仅对元诗评价不高，而且还把元好问排除在元代诗人之外。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也说：“统观元朝一代诗文，没有杰出作品也没出现杰出作家，很难说什么繁荣。”[6](p.799)这一时期评价文学作品优劣的标准，很重要的就是看它是否反映了社会重大问题和重大事件，是否有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内容。研究元诗的视野也大致局限于四大家为代表的一些诗人。
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中国大陆没有元诗研究的论著。在台湾，1978年出版了包根弟的《元诗研究》，书的自序中肯定了元诗的成就，说：“然平心论之，元代建国虽未满百年，而其诗在蒙人之汉化政策、北方汉军将领之重视文教、道教之庇护士子及学术之自由等有利的政治环境中，亦盛极一时，毫不逊色。”以为当时诗学，“彬彬称盛，上继唐宋二代，而下启明代诗坛。”[7](p.3)他的这些观点，深受台湾较为兴盛的蒙元文化研究的影响。
80年代，元诗研究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1980年，周惠泉发表了《元诗浅谈》，文章说：元诗常常为文学史家所忽略，这种忽视元诗的倾向是不正常的。又认为元诗中出现了抨击封建制度和大小官吏的作品，这类讽刺作品概括生活的广度和表达思想的深度，在中国诗歌史上都是值得注意的。这种认识与60年代文学史著中的观念，形成了鲜明对比。文章还指出：元诗中反映民族意识的作品和描写边塞风光的作品，都为中国古典诗歌宝库增加了新的内容，使人耳目一新。在艺术上，作者认为元诗力矫宋诗之弊，恢复了诗歌创作中的形象思维，“仅此一点，就可奠定元诗在中国诗歌史上不可抹煞的地位”[8]。1985年第3期《文史知识》发表隋树森的《元代文学说略》，对人们轻视元诗表示不满，“只就数量说，元诗也很丰富，不容轻视。”他还列举了一些代表性的诗人，指出他们值得注意的成就。《苏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2、3期合刊发表刘明浩的《元诗艺术成就之我见》，也对历来否定元诗的论点提出批评，说“一个研究元诗的浪头正在兴起”。
80年代只是对否定元诗价值的观点提出质疑，真正重新评价元诗则是90年代的事。不过，80年代的文献整理，则为90年代元诗研究的展开准备了条件。198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清人顾嗣立编选的《元诗选》初、二、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近人陈衍所辑《元诗纪事》。从80年代起，一些元人别集也陆续整理出版。而《元诗别裁》一书解放以来印行了多种版本。
进入90年代，首先是1991年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对元诗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这部书中，诗文所占篇幅超过全书的四分之一，大大改变了几十年形成的元代文学史著的格局。当年6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元代文学学术讨论会，对元诗研究同样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95年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张晶的《辽金元诗歌史论》，该书32万字，用约11万字谈元诗，就该书本身论，比例有些失衡，但以如此巨大篇幅谈论元诗的著作，此前大陆上还没有。元诗研究的论文，90年代也发表了不少。80年代后期，北京师范大学承担的《全元文》、中央民族大学承担的《全元诗》两大项目的启动，也带动了元代诗文研究的展开。
研究者对元诗成就的评价也逐步提高。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用很大篇幅回顾和分析了明清两代对元诗评价褒贬的是非。作者指出，除了出于民族偏见，将元诗一笔抹煞者外，历史上对元诗的评价有褒多于贬和贬多于褒两种看法。作者着重分析了这些看法的自相矛盾之处，然后说：跳出传统偏见，跳出前人门户之见，从具体作家、作品出发，分析它们各自在思想、艺术上的成败得失，而不笼统地作出褒贬，才是公允的做法。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增刊发表了李梦生的《元代诗歌概论》，文章认为元代诗人有广阔的创作领域，有宽松自由的创作环境，又有帝王在上推波助澜，元诗的繁荣与发展的各方面条件都很优裕。因此，“在元代百年中，作家辈出，华章佳什，错杂纷呈，诗风多样，蹊径各别。清代康熙年间选编《御选四朝诗选》，于宋诗选七十八卷，诗人882人，元诗选八十一卷，诗人1197人，元诗鼎盛状况，于此可见一斑。”又说元诗以抒发真情实感为宗旨，显得积极向上。历史上除唐以外，在短短百多年内，名家之多，水平之接近，风格之多样，恐怕很少有及得上元代的。90年代也有与此相反的意见，如王英志《元明诗概说》认为：“古典诗歌自宋至清，可以说经历了‘马鞍形’的发展过程。”“元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确实处于低谷这是无庸讳言的。”[10]
90年代对元诗成就评价的提高，有着深刻的学术史变迁的背景：首先，当社会——阶级分析方法逐渐淡出，文化——心理分析逐渐为人们所接受时，人们便从新的理论视角认识了元诗的价值。我们把吴组湘、沈天佑的《宋元文学史稿》和张晶《辽金元诗歌史论》的有关论述和分析作一对比，就会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前者说：“整个元代没有出现什么杰出的诗文作家，无论诗和文，题材都偏于狭窄，内容也较贫乏，当时社会和时代的一些本质矛盾和重大事件都没有在诗文中得到应有的反映，有的作品即使是反映了一些，但也比较肤浅，加之艺术上因袭前人较多，没有什么创新和开拓，所以元代诗文总的成就不大，缺乏一批感人至深、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11](p.373)后者说：“理学对元诗的影响，首先是儒家‘雅正’观念对元代诗论与创作的影响，……其次是理学家轻视事功而重心性的思想传统，使元代诗词曲有着普遍性的对于现实政治的离心倾向，视功名事业为虚空诞幻，……元诗更多的是抒写创作主体的内心世界，而很少直接反映动荡的现实风云，也不能不说是来自理学的深层影响。”[12](p.8)两者的着眼点大不相同。我们做此比较，决不是说两者有什么优劣轩轾，只不过说明，对元诗成就的评价，受着研究者理论视角的制约。
其次，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宏观研究和心态分析成为风气的背景下，研究者也从多个理论角度来认识元诗，自然也就有与以往不同的看法。以章培恒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为例，它在分析元诗时认为，元诗作为文人文学中居正宗地位的最重要的形式，强有力地反映着元代社会经济形态和知识阶层人生观念的若干重要变化，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审美趣味的变化。从元代前期开始，崇尚唐代乃至汉魏六朝的风气在诗坛上的覆盖面不断扩大，“作为对宋诗的反动，这首先起到了把诗歌从重理智而轻感情的道路上拉回来的作用”；到了元代末期，以商业经济发达的东南城市为主要基地，以杨维桢、高启等人为主要代表，“诗歌中更出现了与市民文艺相融合、反映商人生活、突出个人价值与个人情感、在美学上打破古典趣味等种种新的现象，这实际是中国古代文学向现代靠拢的动向，因此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一环。”[13](p.90)这些认识，章培恒在《元明清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的序中已经有所表述。元诗的这些价值，只有在新时期的理论层次上才能为人们认识。
其三，新时期文学史观的更新，也开阔了研究者的研究视野，扩展了研究对象。明清以来论元诗者，一般以延祐时期出现的虞、杨、范、揭所谓“元诗四大家”作为代表，这自然是由于他们是元中期雅正诗风的代表作家，也是所谓“治世之音”的代表作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谈元诗者，以刘因、王冕为最重要的代表，则是由于他们的作品中较多地反映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新时期的学者，从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等角度研究元诗，便发现，“四大家”也好，刘因、王冕也好，都不能代表元诗的成就，甚至不是元代最有成就的诗人。一些有个性、长于抒情的、对后世文学史产生了较大影响的诗人，一些作品中出现了“新质”的诗人，便被认为是元诗成就的代表。从多个方面认识元诗，肯定不同类型诗人各自的成就，元诗总体成就，也就会得到比较充分的认识。
二、关于元诗特点的认识
关于元诗的特点，元后期的欧阳玄就曾谈到，他说：“我元延祐以来，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一去宋金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罗舜美诗序》）元末戴良在《皇元风雅序》中也说：元之盛世，一时作者，“悉皆餐淳茹和”。就艺术上说，他认为元诗“其格调固拟诸汉唐，其理趣固资诸宋氏”。“语其为体，固有山林馆阁之不同，然皆本之性情之正”。此后明清两代，论者颇多，然大抵在与唐宋诗的比较中，从诗史承袭与流变的角度，论述元诗的风格体貌。
20世纪前期，对元诗风格特点的研究，没有多少创论。一些代表性的文学史著，基本沿袭明清人之论。即使是在元诗研究上用功颇深的钱基博等人也不例外。到60年代，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中国文学史》出版，由于从社会学的角度认识元诗，才使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该书认为，元代对于汉族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苦闷的时代。这一时代特点使得元诗有一些与前朝诗歌不同的特点，即表现文人的这种苦闷，就仕元文人说，是反映他们作奴才的悲哀、恐惧心情。他们在诗文中表现的是一种特殊的希望，向往一个安定的环境、生活不太奢华和热闹、没有强烈的刺激、半城半乡、半隐半仕的生活。这种心情和意境都是在元代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6](p.800)。这种深层次的认识，对后来的研究颇多启发。
70年代，台湾学者包根弟的《元诗研究》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元诗的特点：少佚乐荒诞男女艳情之作；多山林田园之隐退思想；多精工俊逸之题画诗；多塞外景色及风物之描写（第二章《元诗之特色》）。她这四点概括，今天的研究者大约不会完全同意，因为人们知道，到元后期，写“诗家之大香奁”的宫体诗成为风气。在《元诗之分期》一章中，作者又论述了各时期的风格。
1982年第6期《语言文学》发表了范宁、吴宇的《元代诗歌散论》，文章分析了元代不同时期诗歌的不同特点，如指出金元之际北方诗歌的特点有三：一是对金的灭亡，怀有淡淡的留恋，二是这些诗人自甘贫贱不做新朝的官，故能在壮丽山河的陶冶下写出一些刚健清新的风景诗，三是同情民生疾苦。到80年代末，研究者显然对以往概括不满，而开始作新的探讨。1987年，邓绍基在《河北师院学报》第2期上发表《元诗“宗唐得古”风气的形成及其特点》，认为“宗唐得古”（古体宗汉魏晋、近体宗唐）是元诗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他抓住这一点，展开对元诗特点的探讨。从这一特定的角度看，元诗发展的历史，就是宗唐风气形成和衍变的历史。同是宗唐，前期、后期和元末是各不相同的。元之宗唐与宋末严羽等人的宗唐不同，与明人的宗唐也不同。就风格说，元诗宗唐的结果是万花千木。就诗史发展说，元诗的宗唐也具有以复古为“新变”的性质。这里虽然探讨的是元诗宗唐的老话题，但与历史上的宗唐之论有质的不同，不仅具有前所未有的理论深度，还具有前人所没有的史家眼光。《苏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2、3期合刊发表刘明浩的《元诗艺术成就之我见》，将元诗艺术上的倾向概括为几点：一、由于受蒙古族民族性格和由金代继承来的苏轼诗风的影响，元诗“发展和拓宽了豪放和洒脱的诗风”。二、与洒脱和飘逸的风格有关，元诗创造了迷蒙恍惚的境界，具有回味无穷的审美情趣。三、元人虽然学唐人追求诗的言有尽而意无穷，但却并不是只注意诗的整体，元人也在字、词、句上刻意研炼，有意无意效法唐之李贺。四、一部分元人诗歌具有口语化和民族风味，他们努力探索文人诗和民歌乐府结合的途径。这些论述，与传统的认识有某种渊源关系，如第一点与过去说的所谓“粗豪”、“风沙气”有关，第三点与以往说的宗唐又受江西派的某些影响有关等，但我们还是感到，这是以往所没有的探讨，理论视角和研究眼界都不同了。
90年代，关于元诗特点的探讨继续深入。林邦钧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上发表《元诗特点概述》，认为元诗的思想特点表现为受理学的影响，继承了扶世教化的诗旨；温柔敦厚的诗教深入人心，诗风以典雅雍容、委婉含蓄为正宗。作者队伍的特点，就诗人自身素质而言，是受理学濡染浸淫极深；就队伍构成而言，少数民族诗人数量之多，成就之高，堪称空前，对丰富元诗的题材、繁荣元诗的风格作出了贡献。题材特点是：边塞题材多；隐逸闲适、怀古咏史题材多；题画诗多。审美特点是：宗唐复古是其审美取向。与宋诗相比，“宋人以议论为诗，往往有直尽之嫌，而元人则议论较少，讲究蕴藉含蓄，意深韵远；宋人有生硬拗折处，元诗则尚婉转流逸；宋诗末流粗疏质野，而元诗虑周藻密，精工秀丽”。他概括以“四大家”为代表的元诗风格是“气韵典雅，法度严密，音调婉转，辞藻工丽”。元诗的缺点是纤弱绮靡，缺乏苍然之骨，浩然之气。虽然标榜师法盛唐，却没有盛唐诗歌赖以生长的时代背景、社会心理及才力气魄，所以实际多学中晚唐，不免气骨孱弱。“多规往局，少创新规”是元诗的最大缺点，使得元诗成就就总体而言不如宋诗。李梦生在《元代诗歌概论》一文中，不赞成将元诗特点概括为近体宗唐古体宗汉魏，他认为元诗的一大特色就是风格多样化。如果从创作心理与表现手法上来下定语，则“元诗最大的特点是真率”，是那个时代真率的世风造就了真率的文学。元诗的真率，首先是毫无掩饰地把自己的真情实感通过诗歌奉献出来，其次是在一些以豪放著称的诗中，诗人对人生强调惬意，追求精神上的满足，表达宏阔的胸襟。这种真率的世风士风，对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使诗人在最大程度上得到自由发挥，从而也造就了一大批多才多艺的文人”；又“使得诗人在学古时不是泥古不化、亦步亦趋，而是参合变化，把艺术手法只是作为抒发性情的手段”，元人学唐做到了变通、变达，所以取得了较高的成就。章培恒在为《元明清诗鉴赏辞典》写的序中，概括元诗各个时期的特点是：初期追求“鸿朗高华”，中期为“风流儒雅”，元末则是一个“奇材益出”的时代。所谓“鸿朗高华”，指诗具有直抒胸臆、感情强烈、不受羁勒的特点。所谓“风流儒雅”的说作品有真情实感，在艺术上经过精细锤炼，达到了优美的境界，但一般不反映个人与社会的矛盾、自我与群体的冲突，在感情上没有剧烈的震荡。元末所谓“奇材益出”的时代，其最突出的代表是萨都刺和杨维桢[4]。对于元诗的这些认识，是以往研究者想象不到的。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华文学通史》这样概括元诗的特点：“与宋诗多议论不同，元诗注意意象韵味；与宋人以才学为诗不同，元诗特别肯定‘吟咏性情’，承认并强调诗人感情的抒发；与宋诗各立门户各有专主不同，元诗走向转益多师。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注重抒发性情。”“只是元人学唐却缺乏唐代特别是盛唐诗人的信心、抱负和气度，因此元诗中看不到唐诗中那种恢弘的气象。”[15](p.138)
对于元诗特点的认识，明清两代数百年，20世纪的前数十年，没有大的突破。而最近的十来年，却取得了如此令人欣喜的进展。这一成绩的取得，得益于近年来思想的解放和文学史观的革新。但同时我们还感到，元诗特点的研究仍然显得薄弱，还有一些沿袭下来的成见需要破除，一些问题还需要重新思考，有些概念还需要重新界定。可以预料，这一问题的研究，还会有新的突破。
三、关于元诗的发展和分期研究
古人关于元诗发展和分期的论述，有戴良《皇元风雅序》之论，他把元诗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泰定末年(1328)以前为前期，按他的理解，这一阶段属涵养培育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富于“雄浑之气”。元文宗天历以后至元顺帝中期（14世纪中叶）以前为中期，这是元诗的极盛时期，“餐淳茹和，以鸣太平之盛治”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也就是说，诗风由前期的“雄浑”演变为中期的“淳和”。忽必烈时期征召入京和仁宗延祐时开科所取之士是这一时期文坛的主力。这一时期诗歌“格调固拟诸汉唐，其理趣固资诸宋氏”，是综合学习和借鉴唐宋而发展的，并非后人理解的“宗唐”一边倒，这种说法似更接近事实。元顺帝后期是元诗发展的后期，在戴良看来，这一时期的诗歌没有自身的特点，都是“本之性情之正”。之所以划分成两个时期，主要依据是由盛到衰的转变。
考虑到古人“文”的概念往往包括诗，则元后期至宋元之际人如欧阳玄、杨维桢、王理等人关于元文分期的论述，也可作为元诗分期的参考。如欧阳玄《潜溪后集序》说：“中统、至元之文庞以蔚，元贞、大德之文畅而腴，至大、延祐之文丽而贞，泰定、天历之文赡以雄。”清代顾嗣立《元诗选凡例》就把这几句话引去说明元诗的发展。
清人论元诗分期的，主要有顾嗣立、宋荦。顾嗣立在《寒厅诗话》中说：“元诗承宋金之季，西北倡自元遗山（好问），而郝陵川（经）、刘静修（因）之徒继之，至中统、至元而大盛。……东南倡自赵松雪（孟頫），而袁清容（桷）、邓善之（文原）、贡云林（奎）辈从而和之，时际承平，尽洗宋金余习，而诗学为之一变。延祐、天历之间，风气日开，赫然鸣其治平者，有虞、杨、范、揭，……一以唐为宗而趋于雅，推一代之极盛。时又称虞、揭、马、宋（马祖常、宋褧）。继而起者，世惟称陈、李、二张（陈旅、李孝光、张翥、张宪）。”在《元诗选》丙集袁桷小传中，他又说：“元兴，承金宋之季，遗山元裕之以鸿朗高华之作振起于中州，而郝伯常、刘梦吉之徒继之。故北方之学，至中统、至元而大盛。赵子昂以宋王孙入仕，风流儒雅，冠绝一时，邓善之、袁伯常辈和之，而诗学又为之一变，于是虞、杨、范、揭，一时并起。至治、天历之盛，实开于大德、延祐之间。”在同书的凡例中又说：“有元之诗，每变递进，迨至正之末，而奇材益出焉。”宋荦《元诗选序》则十分简明地概括元诗发展说：“遗山、静修导其先，虞、杨、范、揭诸君鸣其盛，铁崖、云林持其乱。”他们的这些论述，为后人研究元诗的发展与分期，提供了重要参考。
20世纪前半期，没有人对元诗分期问题进行专门研究。1932年出版的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没有为元诗分期，但从他的论述看，他应是把元诗分为三期的。吴梅《辽金元文学史》照抄了上文所引清人宋荦的几句话，可以认为他同意宋氏模糊的三分法。今所见30年代的文学史著，如梁乙真《中国文学史话》[16]、张振镛《中国文学史分论》[17]，都把元诗发展分成三个时期。40年代钱基博《中国文学史》没有讨论元代诗文的分期问题，但从目录看，我们知道，他也是采取了三分法。
60年代出版的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将元代诗文分为前后两期。根据他们把虞、杨、范、揭“四大家”作前期作者论，可知他们大约是以文宗天历末年为界来分期的。这一分期法长时间被沿用。
1978年台湾出版的包根弟《元诗研究》对元诗分期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她首先介绍了几家分期意见：一是金达凯《历代诗论·金元诗的主流》以延祐、天历为界的两分法，有意思的是这一分期把“四大家”的虞集作为前期作家，而杨、范、揭则属后期，又说：“至元末，杨维桢的风格又再一变”，如此则元末应该是与前期、后期都不同的又一时期。这其实也是一种三分法。二是孟瑶《中国文学史》的三分法，他以至元、元贞之间为元诗发展的初期，延祐以前为中期，以后至元、至正间为末期。他没有提出明确的时间断限。三是高越夫《元诗试评》一文提出的三分法，他以至元十四年至大德元年(1277—1297)为初期，大德元年至后至元六年(1297—1340)为中期，至正元年至二十七年(1341—1367)为后期。他依据诗风衍变分期：“初期诗混合南北，沈雄华赡；中期诗规抚唐宋，隽秀郁丽；晚期诗脱略今古，高爽老健。”包根弟对这三种分期各给以批评，然后参考清人顾嗣立《寒厅诗话》一段论述，提出了她关于元诗发展的三分法：第一期，宋理宗端平元年窝阔台灭金至元成宗大德元年(1234—1297)，第二期，元成宗大德元年至元顺帝至元元年(1297—1335)，第三期，元顺帝至元元年迄至正二十七年元亡(1335—1367)。她分析说：“此期（第一期）中南北诗风虽然有华秀与雄伟之异，但诗人们皆属宋金遗民，目睹战祸之惨烈，身负国亡之沉痛，所以他们的感情、怀抱完全一样，故归为一类”，“此时期（第二期）中，国家已归一统，加以仁宗延祐元年开科取士，文宗建奎阁、置学士，一时文风蔚郁，诗学亦达于极盛”，“此时（第三期）诗人又面临世乱国亡之世变，衰世之音自然与治世大异，故诗风又为之一变。”[7](pp.67-71)
1987年，邓绍基在《元诗“宗唐得古”风气的形成及其特点》一文中提出了以延祐为界的两分说，他以元代“宗唐得古”形成为分期依据，“延祐以前是宗唐得古诗风由兴起到旺盛，延祐以后宗唐得古风气继续发展”。但他又认为，到元末，这种诗风又出现了新变。我们上文曾指出金达凯的两分法似乎可作三分看，邓绍基的分期也给人类似的感觉。与邓绍基同时，李修生《中国文学史纲要》（三）也持以延祐为界的两分说[18](p.289)。于是这种分期法便产生了很大影响。80年代末，还有刘明浩《元诗艺术成就之我见》一文提出的三分法：太祖至世祖的89年(1206—1294)为初期；成宗以下九帝39年(1295—1333)为中期；顺帝35年(1333—1368)为后期。这一分期的主要依据，应是元代社会政治的阶段性。
90年代的元诗发展分期研究，有李梦生《元代诗歌概论》的三分法，有黄瑞云《元诗略说》的三分法[19]，有张晶《元诗发展概说》的三分法[20]，有章培恒《元明清诗鉴赏辞典序》中提出的三分法，有《中华文学通史·古代文学编》的两分法。李梦生和包根弟一样，参考顾嗣立《寒厅诗话》的论述来分期，他以元灭金至大德以前(1234—1297)为初期，从大德至至顺年间(1297—1333)为中期，以至顺末年至元亡(1333—1368)为晚期。他认为顾嗣立三个时期特点的概括“切中肯綮”。黄瑞云则以诗人出生的年代来分期，他以1270年大致是世祖建元以前出生的人属前期，前期诗坛以遗民诗人为主体；1271到1280年也就是元建国的最初几年出生的为中期诗人，“他们大都供职于朝廷，是典型的元代诗人”；1280年以后出生的诗人属后期，以平民和低职官员为主体。“三个时期的诗人，其出生年月有明显界线，其活动年代有大致区间，诗人的成分有极大差别，诗歌的内容也就相应地有很大的不同。”张晶也把元诗发展分为三个时期：从大蒙古国建立到成宗即位之前为元诗的前期，以延祐诗坛为代表的成宗、武宗、仁宗时期为元诗中期，从泰定帝到元亡为元诗的后期。他说，元代前期诗坛，是一个众派汇流的阶段。这时期诗人成分较为复杂，因而形成了诗坛上异彩纷呈的局面。前期诗人有三部分：参与蒙元王朝创建的士人，由金入元的诗人，由宋入元的诗人。由于来源不一，心态各异，诗风也就不同。中期为元朝的“盛世”，诗坛上出现了繁荣景象，诗学观念上追求“雅正”。这一时期，集中地体现了元诗的特色。后期由于一批色目和蒙古族诗人的创作，使元代诗歌更为丰富厚重。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异彩纷呈，使中华诗史长河多了一些奇美的浪花。这一分期特别之处，在于把元后期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带来的诗风转变作为分期的依据来考虑。统观以上几种三期说，可以看出，尽管研究者分期的依据各不相同，作为具体分界的年份各不相同，但初期与中期的分界，中期与后期的分界，都相对集中在两个不长的时段中，说明各家对元代诗风衍变的认识是比较接近的。章培恒干脆就不再确指分界的具体年份，他说的前期，“是指从蒙古王朝入主中原到南北统一稍后（十三世纪末）的一段时间”；中期指从14世纪开始到30年代末“元统治相对稳定的时期”，“后期指至正年间，即元王朝的最后二十多年”[13](pp.90-91)。他的划分也参考了顾嗣立《元诗选》中的说法。《中华文学通史》仍是以延祐为界的两分法，说：“前期是元人诗风形成期，后期是成熟期和新变期。”书中也引了顾嗣立《寒厅诗话》的一段论述，而后说：“从‘承宋金之季’到‘尽洗宋金余习，而诗学为之一变’是元人诗风形成的过程。‘一以唐为宗，而趋于雅’是对极盛之时以虞（集）、杨（载）、范（椁）、揭（傒斯）‘元诗四大家’为代表的诗风的概括。此后经过一个‘标奇竞秀，各自名家’的阶段，诗风发生了新变，出现了‘开阖变怪、骇人视听’的晚元诗风，其代表人物是萨都刺、杨维桢。”[15](pp.135-136)这种表述更明显地让人感到是一种三期划分。
总结20世纪关于元诗发展分期的研究，我们感到：第一，研究者分期的依据和表述虽各不相同，但实际分期的意见却比较接近，至于具体分界年份的不同，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文学风气和风格的转变，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它需要一定的阶段才能完成，而不会因某些政治和社会事件的发生或出现而突然改变。第二，研究者在分期研究中运用了一些新的理论，也采取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各时期诗风的特点进行了不同于前人的概括和总结。但总的说来，就分期本身说，则没有大的突破。第三，对各时期诗风的概括，也还没有一个既简明，又为大家普遍接受的说法。今后对元诗分期的研究，主要力量似应放在对诗风衍变和各阶段诗风特点的把握上。
20世纪的元诗研究，除了上述总体的研究外，还有大量的专题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比较集中的专题研究，涉及元诗的社会文化背景的，有关于元代诗人隐逸问题的研究；对元诗作分类研究的，突出的是题画诗和山水诗的研究；关于元代诗风的专题研究，主要是复古与宗唐等的研究。此外还有理学与元诗关系的研究；少数民族创作对元代诗风影响的研究等。作家研究中比较集中的有萨都剌研究、杨维桢与铁崖派研究等。
但元诗研究还是很薄弱的，许多问题还需要解决。比如关于作家作品的微观研究不足，所以宏观概括的基础就不够坚实。一些本应纳入元诗研究范围的作家作品，被研究者人为地排除了。元诗的文献整理做得不够，也影响着研究的深入。可以预料，21世纪的元诗研究将有一个喜人的开端。
收稿日期：2000-0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