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城市的规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城市不仅起源早，而且大都经过了一批能工巧匠的精心规划设计，然后才施工建成的。也就是说，从城址的选择、划定范围到平面布局，都是经过事先精密安排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城市的起源与规划是同步的，中国城市起源于西周，西周的城市就进行过整体规划，而且最早使用平面设计图。平面设计图也就是城市建设的蓝图，框定城市的范围，划定不同分区，使城市整体布局井井有序。中国城市从一开始就比较整齐，显然同进行过规划和使用平面图有密切关系。当然，也有人把中国都城规划划分为几个阶段，认为商和西周为初期形态，东周至两汉为密封式形态，曹魏邺城到隋唐长安为棋盘式封闭形态，北宋开封到元明清北京为开放式街道布局形态。〔1 〕这种观点只能视作是对中国古都规划模式的概括，并不反映整个中国城市规划的特点。因为唐代的扬州城已成为开放式城市，“十里长街市井连”，而西周的城市也并非看不到整齐规划布局的影子。从《周礼·考工记》的记载和东周王城的考古发掘，都可以证明西周的城市已进行过规划，而且最早使用了城市平面图。事实证明，中国城市的绝大多数都受规划思想的指导，有自己的规划原则和城市平面图。
一、规划思想
中国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在一定的规划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由于城市是一个地区，乃至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处的地理位置千差万别，各种地理条件各不相同，规划者必须依据地理条件，城市性质和可能，在一定的指导思想下进行规划，尽可能满足各个城市的不同需要，使城市能发挥它的不同作用，并显得庄严、大方、坚固、壮丽，一切都井井有序。当然，中国城市中从未经过规划而杂乱无章的也不乏其例，但对多数城市来说还是布局井然，应该说都是经过周密规划后才建成的。
关于中国城市的规划思想，直到目前尚无系统的理论研究，仅有一些零散的、互不关联的说法。中国城市历史地理所研究的城市，目前主要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城市，应该从这两种不同社会制度时期的主要思想体系，来探讨中国城市的规划思想，才能得出一些规律性的结论，有利于进一步解剖中国城市的特点。
西周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发达时期，把“天命”作为统治其他部族和广大人民的手段，其最高统治者就以天的代言人自居，称为“天子”。因此，“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思想仍占统治地位。也就是说，周人崇尚“天命”，必须把“天”的意志摆在首要地位。因此，在城市规划思想中突出“天命”也就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最典型的就是明堂、宫室、宗庙的规划建筑，这些是“天命”思想的具体表现。
“明堂之制，既为古宫室之通制，故宗庙同之。”〔2 〕也就是说，三者的布局形式是一样的，必须“太室”居中，而且“太室之上，为圆屋以覆之，而出于四屋之上”〔3〕，以表现“天命”最高， “天”是真正的主宰神。圆屋，正是原始社会以来“天圆地方”概念的具体体现〔4〕。太室之外的其他堂室，一律为方形，即代表了“地”。 明堂始于周，“明堂所以正四时，出教化，天子布政之宫也。黄帝曰合宫，尧曰衢室，舜曰总章，夏后曰世室，殷人曰阴馆，周人曰明堂”（《三辅黄图》卷5）。对于明堂的形制，说法不一。 《大戴礼》云：“明堂九室，……上圆下方”；《授神契》说“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牖”；《考工记》曰“明堂五室，称九室者，取象阳数也。……上圆象天，下方法地，……五室者象五行也”等等，“皆无明文，先儒以意释之耳”（《黄辅黄图》卷5）。王国维的通考可作为结论，即“明堂之制， 外有四堂，东西南北，两两相背。每堂又各有左右二个。其名则《月令》诸书谓之青阳太庙，青阳左个，青阳右个；明堂太庙，明堂左个，明堂右个；总章太庙，总章左个，意章右个；玄堂太庙，玄堂左个，玄堂右个”。根据王国维《通考》附图，太室居中，青阳、总章太庙分居东西，明堂、玄堂太庙分居南北，构成东西南北中五个正方形。既然明堂、宫室、宗庙的布局是一个模式，那么，“天圆地方”的思想就应该是中国奴隶社会城市规划的主要指导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城市规划就有了明确的中心点，然后对称布局，明堂结构就是典型的例证。《周礼·考工记》虽然晚出，但也反映了周代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即宫室居中，对称布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模式。这种结构形式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早周的宗庙或宫室就是殿堂居中，有东厢、西厢、后室、门房等对称布局〔5〕。 丰镐的布局虽然得不到考古上的证实，但东周王城考古却可以成为佐证，即与《周礼·考工记》的记载相仿佛。尤其是周原早周都城的发现就更证实了这一点。早周都城位于岐山县贺家村与凤雏村之间地下1.5米深处，东西长700米，南北宽550米，接近方形，宫殿位于中央。〔6〕有了中心，自然也会对称布局。对称的概念虽然来自对人体对称的认识，但运用在城市规划中，却是从周代开始的。
自从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了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封建国家以后，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中国达两千余年之久。在这期间，尽管各种思想文化都有发展，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就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在这种主导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城市规划思想也就是儒家思想的体现。尽管儒家思想也在不断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但被董仲舒发展了的儒家思想，却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以“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作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道德信条。秦汉以后的城市规划思想当然也受这种等级制度的制约，以体现封建统治者的尊严。首都规划中以皇宫为主体和地方城市规划中突出衙署，都是封建等级制度的具体体现。
在每个王朝的首都规划中，都毫无例外的以皇宫为主体，西汉长安、东汉洛阳、曹魏邺城、北魏洛阳、六朝建康、隋唐长安、北宋开封、南宋杭州、元明清北京，都是如此。当然，从邺城开始，中国首都规划中的中轴线已经定型，皇宫无不摆在中轴线上，以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同时，有了中轴线以后，不仅可以突出皇宫的重要地位，也为对称布局创造了条件，使城市庄严、肃穆、大方、壮观。地方城市规划虽不像首都那样严格，但把衙署摆在什么地方也是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在中国地方城市中，衙署不是居中，就是占据高地，几乎无一例外。居中是为了指挥方便，占据高地就是要控制制高点，以维护安全。
《周礼》是儒家经典，《周礼·考工记》关于首都规划的原则，一直是封建社会中都城规划的指导思想。元代的大都城把这种规划思想发展到顶峰，显示皇权的尊严。当然，儒家的“居中不偏”、“不正不威”，也要求皇宫居中，以皇宫为中心对称布局。《周礼·考工记》虽然没有谈到一般城市的规划原则，但中国的地方城市都是封建统治者营建的，必然处处体现封建统治者的意志，把儒家思想贯串于整个城市规划当中了无疑义。
二、规划原则
中国城市规划是由许多能工巧匠完成的，他们既受到当时统治思想的影响，也受到各人学识智慧的制约，但有一点是统一的，即都要因地制宜，巧施安排，不拘一格进行规划设计。
中心布局原则。中国城市不论是首都或地方城市，在规划时都要首先选择中心，中心位置确定后，再向四周扩展，框定城市的总体范围。这个中心往往也就是皇宫或政府机关、钟鼓楼所在地。汉长安城先建皇宫，后建城墙，皇宫位于龙首原北坡，虽然不在中心，但修筑城墙时仍然以皇宫为中心，向四面展开。西墙和南墙的曲折，都和未央宫、长乐宫有关就是明显的证据。未央宫和长乐宫虽然位置偏南，但长安城周围就是皇家禁苑上林苑，应该说二宫既占据高地，又处于长安城和园林区的中心位置。中心，有几何中心，也有实际上的中心，汉长安城的皇宫就是实际上的中心。隋唐长安城也是如此，皇宫位于全城的北部中央，从表面来看也不在全城的中心，但实际上是中心，因为长安城北是禁苑，禁苑的高大围墙也起着城墙的作用。北宋开封和元明清北京的皇宫就相对处于中心位置，说明中心布局原则在都城规划中占主导地位。地方城市规划中，中心布局原则也表现得很突出。譬如，唐代的泉州城以十安街口为中心，宋代的平江城（今苏州）以子城为中心，明清的南阳城以文庙为中心，明清的太原城以鼓楼为中心，明清的济南城以府治为中心，明清的西安城以钟楼为中心，明清的临榆县城（山海关）以鼓楼为中心，右玉县城以钟楼为中心，山西兴县城、上海市南汇、奉贤城等，都以十字街口为中心。当然有些城市在初建城时，中心不明显，后来设置中心，重新进行规划，使城市总体布局也发生了变化。西安城就是如此。西安城是在五代宋元长安城的基础上发展的，当时的中心是鼓楼，明初把城向北、向东拓展，鼓楼已起不到中心的作用。明万历十年（1582年）把钟楼迁移到了今天的位置，四条大街辐射出去，才使全城有了明显的中心，城市布局也随之改变。
中心位置的选择，是根据地理条件、需要和可能确定的，而不任意选择的。中心位置选择适当与否，会直接影响到城市的总体规划。选择中心只是城市规划的一种形式，也不是所有的城市都选择过中心，但中国的许多城市都把中心位置作为规划的依据，确实带有普遍性。
对称布局原则。对称的概念起源甚早，作为城市规划原则运用于城市建设也是很早的。中国的城市起源于西周，西周的都城就对称布局。《周礼·考工记》所反映的西周都城的对称布局模式，一直是中国首都布局的理想规范，影响达数千年之久。对称就要有中心，这种中心不是建筑物，就是街道。从总体上来说，全城的对称中心多为街道，皇宫的对称中心多为建筑物。譬如，隋唐长安城、元明清的北京城，都以纵贯全城的中轴线为中心，左右对称布局；东汉洛阳皇宫、隋唐长安城、元明清北京皇宫，都以主要大殿作为中轴线，左右对称布局。地方城市中凡有十字街道的城市，纵贯全城的街道就往往是中轴线，明清的山西大同城就是典型例证。虽然以十字街口为中心，但以纵贯全城的南北大道为主干道，南关、北关范围也很广阔。因此，南北大道是全城的中轴线，主要军政机关和祠庙，大都左右对称布局。譬如，总兵衙门在西，代王府在东，左右对称布局；太宁观在西，关帝庙在东，也是左右对称布局等等。设有十字街道的城市，尽管不能形成全城对称的格局，但局部对称还是不乏其例。像大同城市西门大街以南的上华严寺、下华严寺，就左右对称布局，清西安城内的满城驻防，从北向南，为正黄和镶黄、正红和正白、镶红和镶白、正蓝和镶蓝旗，也是左右对称布局等等。由此可见，对称布局的原则对中国城市规划的影响十分深远。
街道分割原则。中国城市规划对街道设置十分重视，街道既是城内交通和城外连系的必由之路，也是选择中轴线和分割不同功能区的界线，是城市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街道的城市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但各个国家对城市街道的规划则采用不同的方法，有圆形、斜形、弯曲形和端直形。中国城市从西周起，就采用端直形，即都城要“九经九纬”。中国都城中的街道大都采用棋盘式端直设置，很少有斜街，隋唐长安城、元明清的北京城都是典型代表。地方城市的街道设置虽不像都城那样严格，但端直设置仍为主流。这是因为中国城市的形状多为方形或矩形，街道设置与城墙平行最为方便。像济南、西安、大同、太原、扬州、银川、苏州等城市都是如此。太原城的“相”字形街道很多，但仍为端直形，即南北向或东西向。中国城市的不同功能区，都是由街道分割的。根据地位、需要和地形特点，可以分割成大小不同的区域。由于大的区域占地广阔，四周的直街只能到此为止，与顺城或顺墙街相通。譬如，北京皇城周围的街道，苏州子城附近的街道都是如此。
街道的宽窄也根据需要设置，凡是通向城门的街道都宽，顺城街都比较窄，隋唐长安城的街道宽度就是例证。最宽的朱雀门街通向明德门，是全城的中轴线，宽155米左右，而顺城街仅宽20～25米左右， 差距甚大。
方块居住原则。中国城市中的居民区，大都进行过规划，东魏、北齐以前以里相称，从东魏、北齐邺南城起，主要以坊相称。唐以前里坊为封闭形，从宋代起，已完全成为开放形，尽管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城市居住区的性质有差异，但形态并无变化，即一直是方块式的居住单元。这种居住区是由纵横交错的街道分割的，由于街道端直，并与城墙平行，它的形状也多为方形或矩形，圆形的几乎没有。在方块居住区内，又由许多小街道分割成大小不等的小方块。隋唐长安城的坊，先由“十”字街分割（皇城以南诸坊例外）成四大块，再由“十”字街分割成16个小方块，居民在每个小方块内划分大小不同的院落，临街开门。院落的形状也多为方形或矩形。元大都城的四合院，也就是方形或矩形的居住区。地方城市的居住区虽不如都城整齐，但形态大体一致。由此可见，中国城市规划的居住区，形态单一，具有稳定性，这当然同中国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和木构建筑的特点有密切关系。
市场固定原则。中国的城墙兴起很早，因城内或附近设市才发展成为城市，设市是城市的必备条件。中国城市的市在唐代以前规划为固定市场，唐代以后规划为商业区，沿街道布设。唐代扬州城已经有十里长街的繁华区域只是特殊情况，并不代表唐代以前城市设固定市场的规划原则。唐代以前由于市场固定，经济活动很少在市外进行。尽管市场是固定的，但在规划时要考虑交通方便，汉长安城的市主要在城的西北部，接近西去的“丝绸之路”，唐长安城的东市、西市，接近东西城门，交通也较便利。为了出入市方便，唐长安城的东、西两市，各设置“井”字形干道，每面各开两个门，仍然以交通方便为原则。地方城市规划中的市也是固定的，但随着城市区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市场多有迁移。譬如，秦汉时代，苏州的市设在子城东北和西北，唐代由于城区布局的变迁，市场也随之转移〔7〕。南朝时，有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之说（《南齐书》卷32《王琨传》）；证明市场在城门附近。唐代时城西得到发展，设有蕃坊〔8〕，市场已向城西转移。
唐代以后以街道为基干形成商业区，但这些商业区仍然相对稳定，极少变动。北宋开封的州桥南街、东西街，南宋杭州的南瓦、中瓦和北瓦，元大都的斜街市，明清北京的东华门外、棋盘街和几个城门附近等，都可以作为代表。这些商业区有许多也是经过规划的，如明北京城门附近廊房的设置，就是为了招商。地方城市也是如此。明清西安城的商业区在西大街和东关，清末才在南院门巡抚署外甬道左右建楼十楹，招商居住，开辟了南院门商业区。直到1934年陇海铁路通车西安，重新规划有关街道，商业区才向今东大街、解放路转移，形成今天的格局。其他城市也有类似情况，随着铁路、商埠和租界的发展，古老而稳定的商业区才发生变迁，向铁路沿线、商埠和租界区转移，济南、武汉等城市就是如此。
三、规划地图
中国地图起源很早，相传黄帝时代“方制万里，画野分州”（《汉书·地理志》）。颜师古说，方制，制为方域，画，谓为之界。画、划可以通用，可能就是按图划分疆界。现在有文字记载可证最早的地图就是西周初年的洛邑图。近年来考古发掘已为中国早期地图找到了实物证据，这就是天水放马滩出土的地图和长沙汉墓出土的地图。
1986年在天水放马滩一号秦墓中出土了7幅绘在松木板上的地图，其时代一说为昭襄王八年（前299年），一说为秦始皇八年（前239年）。7幅图均绘制在26.7×18.1×1.1cm（长、宽、厚）的松木板正反两面。除反映山、水系、沟溪、关隘、道路等地理特征外，并有县、乡两级政区治所位置的标注〔9〕。这应该是目前中国最早的实物地图， 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地图。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三幅绘在帛上的地图，其时代为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长、宽各96cm的正方形图， 被称为《西汉初期长沙国南部地图》；98×78cm为《驻军图》；40×45cm为《城邑图》。《城邑图》所绘城邑为四方形，标注了城的范围、城门堡、城墙上的楼阁、城区道路等。街道分为二级，有宽有窄，并以象形符合标出宫殿的位置〔10〕。这就是中国城市平面图的最早实物证据。
中国城市起源于西周，中国城市图也起源于西周，二者是同步的。由此证明，城市规划与地图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往往先有规划图才建城市，洛邑的营建就是例证。从西周的丰镐起，直到明清的北京城，都是依据规划图而兴建的著名都城。丰镐如此整齐，不可能没有规划图，只是已无从考证罢了。春秋战国时，地图的使用已十分普遍，而“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城郭之大小”的地图比比皆是（《管子·地图篇》）。这些地图后来都被收藏在秦都咸阳，刘邦灭秦，萧何尽收藏之（《史记·萧相国世家》），成为西汉长安国家图书馆中的重要图籍。秦咸阳是否有图，不得而知，汉长安有图，毫无疑问。《三辅黄图》就有汉长安城图，只是已经失传罢了。《三辅黄图》中的“图曰”、“旧图曰”等，应该都是指汉长安城图而言。既然有“图”、“旧图”之分，可见还有几种城图，说不定“旧图”就是最早的长安城规划图。东汉末年，杨修绘有《西京图》（《后汉书艺文志·杂艺术家》），其图当有所本，是否《黄图》所说的“图”或“旧图”，已不得而知。三国时，如淳说：“《长安图》，细柳仓在渭北，近石徼”（《史记·文帝本纪·注》）证明长安城图依然存在。
自西汉以后，中国城市规划多有平面图，都城如此，地方城市也不例外。西晋时裴秀绘制《晋舆地图》，指出洛阳太仓西南“池水名狄泉”，证明该图包括西晋洛阳城图（《历代宅京记》卷8）。 隋唐长安和洛阳都是宇文恺规划设计的规模宏大、布局整齐的都城，应该都有规划图。长安城“凡所规画皆出于恺”，筹建明堂时也先绘制规划图，并撰有《东都图记》二十卷（《隋书·宇文恺传》）。《元和郡县图志》就有长安、洛阳城图，只是与《东都图记》一样，早已佚失罢了。宋人吕大防把长安城图、兴庆宫图刻在碑石上，长安城图残石（1934年出土）、兴庆宫图碑石现均藏西安碑林博物馆。考古发掘证实，这两幅图都相当精确，显然是依照原图刻石的。吕大防在《题记》中所说的“长安故图”，《长安志》中称为“长安图”，应该就是宇文恺设计长安城时的规划图，或者是这幅图的副本。正如《题记》所说，“予因考正长安故图，爱其制度之密”〔11〕，又仿唐人冒疾，史氏没其实才制图刻石的。《云麓漫钞》明确指出，此图是以《旧图》和《两京新记》为本而绘制成的（《云麓漫钞》卷8）。南宋人程大昌《雍录》中有《阁本大明宫图》、《阁本兴庆宫图》等，证明隋唐长安城图依然存在。直到元代，李好文在《长安志图》中还有“城图”的记载，可见元代人还能看到长安城图（《长安志图》卷上）。
北宋开封外城建成于后周，但宋初重修时，“赵中令鸠工奏图，初取方直，四面皆有门，坊市经纬其间，井井纯列。上览而怒，自取笔涂之，命以幅纸作大圈，纡曲纵斜，……时人咸罔测，多病其不宜于观美”（《历代宅京记》卷16）。可见先有规划图，然后才施工建成的。北宋末年的开封城，“一撤而方之如矩”，十分“引直”，是经过多次改建后的形态，与原来的规划图有差异。北宋开封城的规划图早已佚失，只是得之“耆老相传”而已。
元代的大都城是按照《周礼·考工记》规划的，使用规划图当了无疑义。刘秉忠就是元代上都、大都城建设的决策人和设计者，应该说两都的建设都是按照规划图施工的（《元史·刘秉忠传》），不然如此整齐、完全对称布局就无法实现。明清北京城，更是严格按照规划图来施工的，今天传世的清代北京城图当有所本，就是证明。《大明一统志·图叙》说：“顾昔周官诏观事则有志，诏地事则有图。”可见建城立邑必有规划图，更不用说像明代这样规模宏大、建设时间长久的京城了。明初重修西安城时，就首都“规制为图”（《洪武实录》卷83），地方城市尚且如此，首都有规划图不言自明。宋代刻石的两幅地方城市图特别珍贵。一幅为南宋绍定二年（1229年）刻在碑石上的宋《平江图》，即苏州城图，现存苏州文庙。碑高2.48米，宽1.4米， 是目前古地图中保存最详细、最准确的城市平面图。一幅为南宋咸淳八年（1272年）镌刻在桂林鹦鹉山南崖壁上的《静江府城池图》，即桂林城图。图高2.9米，宽2.98米，上方还有高0.31米，宽3.08米的《图记》文字。这两种城图虽然都不是规划图，但在制图时必有依据，说不定也都参照了原来的规划图或有关记载。尤其是《静江府城池图》，实际上是该城竣工时的总平面图，应该是以规划图为蓝图而制定的。
《平江图》的刻图时间晚于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对大城的重修时间，但刻图并不是成图，应该说成图在先，刻图在后，因此，《平江图》仍然是南宋重修城池的规划图。该图制图技术之高超和对城区绘制之详细，在中国城市地图史上都是空前的，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南宋时平江府城街巷十分密集，证明城市人口众多，社会经济繁荣，是南宋时地方城市发展状态的典型代表。
《静江府城池图》是静江府城的竣工图，但该城的旧城很小，先后有四次扩展，等于在旧城外重筑了四座城池，有李制使城池、朱经略城池、赵经略城池、胡经略城池之别。胡城是最后一次筑城，该城竣工于咸淳八年（1272年）三月，城图是在城池竣工之后一个月内制成的。城图包括旧城和四次扩展的城在内，使静江府城成为不规则的南北向长方形。〔12〕由此可见，静江府城的最后一次修建，是与规划图同步进行的，是在规划图的指导下完工的。像图中就有“城壕广袤，缗钱砖石，灰木工役之数”的记载，显然先有预算，最后记入城图。因此，《静江府城池图》即是竣工图，也是规划图，与《平江图》齐名。
元李好文的《奉元城图》，即五代宋元的长安城图，成图时间不详。李好文曾于至正元年（1341年）作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迁河东道廉访使。至正四年（1344年）复除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元史·李好文传》）。那么，李好文的《长安志图》，其成书时间必在至正元年与四年之间，已在元代末年。书中有《汉三辅图》、《奉元州县之图》、《太华图》、《汉故长安城图》、《唐骊山宫图上》、《唐骊山宫图中》、《唐骊山宫图下》，另外还有咸阳古迹和唐陵图（《长安志图》卷上、中），应该说，《长安志图》就是一本西安历史地图集。这些地图，大都是李好文根据文献记载和遗址绘制的，图记中往往有“今天”怎么样，就是明证。李好文在长安期间，亲自踏勘文物古迹，为制图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像他到汉城地区去考察，对汉长安城是不是“北斗形”、“南斗形”的问题，说“今观城形信然”，经考察后发现，“盖是顺河之势，不尽类斗之形”（《长安志图》卷中），就是典型例证。唯独《奉元城图》就该是依据元初的规划图而绘制的，因为元初重修了长安城，并“遍访周、秦、汉、唐故宫废苑，遗踪故迹”，才选择了安西王宫的城址（《类编长安志·序》）。该图称安西王宫为安西故宫，其方位确切，也符合历史实际。元代重修后的长安城，四角的角台为圆形，有现在西安城的西南角为证，以及考古发现的元京兆府城西北角为证。西北角的圆形半径为27.5米〔13〕，与西南角相仿。然而《奉元城图》的四角为直角形曲折，显然为制图时的疏忽。图中对城门和城内布局的标注应该是可信的，作为元代遗留下来的地方城市图，仍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今天的西安城是明初修建的。明初在原长安城的东北隅修建秦王府城（即今新城），并把西安城的北墙、东墙向外扩展了1/3左右。明初重修西安城时，就有规划图，“命中书省考形势，规制为图以示之，使按图增筑”（《洪武实录》卷83）。因为修城时间从洪武三年（1370年）开始，到十一年（1378年）才竣工，历时将近十年，没有规划图是不可想象的。《西安城墙史话》一书中所复制的《明西安会城图》，为嘉靖时的西安城图，可能就是明初重修西安城时规划图的副本。这可从尚无北、南、西三关城和钟楼仍在西大街以北得到证明。嘉庆《咸宁长安两县续志》所载《城关图》，为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的测量图，与今天的城图相似，对指导今天西安城市建设有一定参考价值。
收稿日期：1997—05—30
注释：
〔1〕 俞伟超：《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 《文物》1985年2期。
〔2〕〔3〕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3《明堂庙寝通考》。
〔4〕 申言：《中国古代城市研究概说》， 《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2期。
〔5〕
《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 《文物》1979年第10期。
〔6〕 《西安晚报》1995年4月27日头条新闻报导。
〔7〕 《苏州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8〕 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230页。
〔9〕
丁建伟：《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地图天水〈放马滩地图〉》，《地图》1993年4期。
〔10〕 赵荣：《地理学思想史纲》，陕西科技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11〕 [日]平冈武夫：《长安与洛阳·吕大防的题记》杨励三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2〕 马崇鑫：《试论桂林宋代摩崖石刻〈静江府城池图〉在地图史上的意义》，《历史地理》1988年第6辑。
〔13〕 李建超：《〈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西安》，《西北历史资料》1985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