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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而言，生存与理性本是相互充盈、不可分割的，生存包蕴、承载着理性，理性反过来又解释和范导生存并赋予生存以生存意义。理性从根本上讲不过就是人的生存理由，理性的本性就是追求某种有原因可循、有规则可依并且可以解释的生存态度、思考方式以及与之相贯通的生活方式。而人的生存之所以能够接受理性的引导，就是因为人是理性的动物。
可见，生存与理性的关联本身是内在的，但这种内在的关联并不是抽象的同一性，而是切切实实的关联。然而，应当说，这种切实的关联并未被传统哲学、特别是传统西方哲学明确意识到。传统哲学并没有直接关注人的生存，它只注意到“实存”(exsistence)，即“实际存在物”（注：传统语汇中并无表达现代德语“生存(Existenz)”（即“超越性存在”）的词汇，拉丁文exsistere原为完成时的动词所设，直译为“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即指具体存在者。而且，一直到19世纪，即德语Existenz已经代替了拉丁文exsistere的康德与黑格尔哲学中，Existenz的含义仍然还是“实存”。在康德那里，指“知性概念作用于可能经验”时由“力学形式”所显示出来的“现象的存在”（蓝公武译《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54页），在黑格尔那里，则是指其本质论环节中“经过中介过程的扬弃”所达到的“直接性存在”，就是指“实存着的东西”(Das Ding)（参《逻辑学》下，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13页）。），这一理解表明传统哲学并没有把人的生存与一般生命存在物区别开来，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传统的抽象理性前定了一个高倨于人类生存世界之上并且靠人类现实的生存努力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的理念世界。当哲学家们留连于这种纯粹的理念世界中时，人的现实的生存活动自然远在“哲学”活动之外。（注：当然，并不否认在传统哲学的纯粹理念世界中也应当承载着某种深刻的生存论关怀——这本身也是值得当代哲学深入思考和挖掘的，但是这种关怀毕竟被传统哲学的表现形式所遮蔽。参见拙作《为日常生活世界所承蕴的形而上学》，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5期；《人学的生存论基础》，载《江海学刊》1999年第4期。）这样一来，生存与理性的关联则被抽象为单向的纯粹理性对实存的生成关系，正因为如此，“理性”越来越远离生活世界，以至于通过这种“理性”已不可能实现人生存的自我理解。这正是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切入点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存在主义哲学诉诸非理性的途径来关注和理解人的生存，是在其思想史上的合理性。而且，通过非理性这一途径，存在主义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的真实生存活动中的感性的、个体性的、无意识的层面，这一层面是无法为传统哲学所揭示到的。当然，存在主义哲学也在很大程度上过分张扬了人生存的非理性维度，并将这一维度与人的理性化活动对立起来，显示出一定的反理性主义倾向。
传统哲学的抽象理性漠视人的生存，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则把人的生存与非理性完全捏合在一起，这种情形表明当代哲学尚未实现人生存的自我理解。思考和发现生存与理性之间的内在关联仍然是当代哲学的重要课题。
在具体阐释生存与理性的内在关联时，确实需要看到人的现实生存活动本身就存在着非理性的一面，这是正确分析生存与理性之关联的现实前提。人本身当然是属于一般生命物的一种类型，其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活动同样必须遵循一般生命物的生命规律，同样有生理需求、有生老病死，也会趋利避害、具备一切生物都有的自我保全的本能。但是，与一般生命物的完全是本能的生存活动不同的是，人所有的生存活动都是在、也要求是在理性的范围内发生的，人的现实的生存活动当然具有非理性的一面，这一层面体现了人生存的原生状态与生存本性，也显示着人生存与一般生命物的关联。当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的非理性的生存活动又与动物的本能区别开来：人的非理性应是人的“能够自我意识到的本能”，人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生存活动，直接把“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看成是“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坯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页。）。因此，非理性既是与理性矛盾着的生存要素，又应该被看成是理性的必要的补充形式，它的存在与作用激发了理性的发展；而非理性本身也绝非是反理性的，因为反理性绝非人的生存本性。不存在绝对的“非”理性，今日的非理性随着人生存的发展及理性意义的扩展，在不久之后就可能会赋予理性以新的内容。因此，非理性不仅不会给生存与理性之间的互释造成很大障碍，而且恰恰是非理性的介入，激活了理性从而赋予了生存以现实开放性并促成了人生存的历史性跳跃。
由此可见，承认现实的人生存活动具有非理性的一面，并不意味着否定人生存活动的理性规定性。非理性与理性都属于人生存活动的两个维度，彼此之间并不构成尖锐的对立冲突，其原因就在于理性不仅是人生存的内在要素，而且是引导人实现自身生存的根本保障。整个生存活动直接就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统一过程，但这一矛盾统一过程本身又是合乎理性的，理性应当是人生存的最主要的特征，人的生存是以理性为内在尺度的。因为理性，人的生存变得有条理、合逻辑，可以理解并赋予历史连续性。“在理性的领域里，生存可以把所有暂存的事物转变为既充满历史性，又得以永存的事物。”（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7页。）可见，理性引导着人的生存，而人的生存正是通过理性规定并且通过理性的方式才表达出来的。雅斯贝尔斯讲得好：“理性，一方面它深得生存的好处，因为它以生存为依据才不致于沉沦下去；另一方面，它又反过来使生存的真理成为可能：使之实现其自身，使之显现自身。”（注：雅斯贝尔斯：《生存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52页。）
其实，即使是在一般人类学的意义上，也应当把理性看作人与一般生物的最大差别，康德就说过：“人类的首要特征是作为理性生物的能力。”（注：康德：《实用人类学》，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241页。）在人的现实的生存活动中，本就不存在纯粹的本能活动，人的一切活动都要求赋予理性内涵，一切标示着人生存的行为与思想，诸如实践活动、语言符号、自律、审美、决断能力、历史与时间观念等等，都是由人生存的理性特征所确定的。人的行为具有清醒的历史和时间意识，就是由人的生存活动的理性本质所决定的。西塞罗说得好：
“‘自然’赋予每一种动物以自我保全的本能，避免一切似乎可能引起对生命或肢体的伤害的危险，获取和提供一切生命所必需的物品，譬如食品、住所等等。生殖的本能（其目的是传种）以及对自己后代某种程度的关心也是一切动物的一个共同特征。但是人和兽之间最显著的区别是：兽只为感官所驱使，几乎没有什么过去或未来的概念，只是使自己适应于现在此刻的情形；而人却容易测知自己生命的全过程，并为营生作必要的准备，原因在于人有理性，凭借理性人能领悟到一连串后果，看出事情的起因，了解因对果和果对因的关系，进行类比，并且把现在和将来联系起来。”（注：《西塞罗三论》，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94页，译文稍有改动。）
从理性所确立起来的类的观念去理解人的生存，即现代、特别是当代哲学人类学的理论基础，从前的人类学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只是人种学的延伸，它只是把理性看成是人类群体性存在方式的表现，而不是人生存的特征。传统的人类学常常只是把人的理性外推到对其它群居动物的研究上，这样一来也就赋予了其它一些动物的生存以理性。而现代哲学人类学的一个根本的理论前提就是把理性看成是人生存的特征并把文化看作是人生存的直接前提，通过对人生存的理性活动以及文化活动的具体阐释去理解人类活动本身。“哲学人类学应当是对于人类作为高级动物应有的生活本性的内在的哲学分析”（注：海德格尔：《存在与生存》英文版，第107页。）。
人的活动之所以是理性的，是与人的类生存方式直接相关的，因此，应当自觉地用类的思想方式来看待人生存的理性尺度。人的生命存在确实是一种“可以预先认识到”的规定性，然而，对人来说，“他只有作为‘类’才能做到这一点”（注：康德：《实用人类学》，第242页。）。确实，人之作为“类的存在物”，本身是因为人的“有意识的生活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区别开来”的结果。但是，一旦人作为类的存在物被确定下来，又具体地规定着人生存的一切活动：“正是由于他是类的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本身的生活对他来说才是对象。只是由于这个缘故，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坯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页。）在此，“类的存在物”是人的生存方式，“有意识的生活活动”是人生存的自我认识形式，而“自由的活动”则是类的存在物的表现方式（即自由个体的生命表现方式），三者之间是相互阐释的，这种互释之所以可能，就在于理性作为人生存活动的内在规定性在其中起着“穿场”和总体的涵摄作用。
理性对人生存的内在规定性大体上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理性理解人的生存。
对于整个人生存的阐解不过是理性本身的展示。靠非理性的方式我们是无法理解人的生存的，非理性只能“把生存禁锢在自身之中”（注：雅斯贝尔斯：《存在与超越》，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5页。）。既无法厘清人生存的具体结构和过程，更无法展示对人生存的具体理解。
因此，理性是内在地蕴含于人生存中的。人的生存需要理解，而理解不过就是理性的具体化。理解活动本身之所以可能，都是由于理性的缘故：“理性打开了通向理解之路，以阐释来加深相互的联结，保证生存的连续性。”（注：雅斯贝尔斯：《存在与超越》，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5页。）惟其如此，我们也就不应该以一种主一客二元对立的思路去定位和看待人生存与理性的关系，理性并不是与人的生存相外在的客体，相反，它就是人生存本身的具体展开过程，也只有通过理性，才能具体展现人生存的意义内涵。
因为理性，人的生存活动具有历史性，而且，因为人生存活动是内在地蕴含着理性，因此这种历史性本身不过是生存个体不断趋向于整体性和人类性的过程。依雅斯贝尔斯的理解：“理性自身为其生存所负担，而生存又只能通过理性才能获得现实的完满性。”（注：雅斯贝尔斯：《存在与超越》，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43页。）“如果没有理性，我们就会被束缚于历史性中，就会被限定在有限的生存中，因为我们不能觉察到这种生存的历史性。但理性把我们从禁锢中解放出来，使我们第一次充分意识到了我们的历史性，并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并不是不受束缚，但我们却感到毫无束缚。”（注：雅斯贝尔斯：《存在与超越》，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3页。）理性帮助我们从有限的生存中解放出来，并真正进入我们自己的历史中，在早先，正是由于缺乏对“生存的历史性”的理性的理解，从而使我们陷入了某种外在的历史逻辑中：把人自身的历史当成了与人的现实的生存相外在的客体精神。
当然，与此同时，理性也经历了一种从实体性向生存性的提升，这种提升恰恰是通过对生存历史性的解释所实现的，“理性仅仅是依靠从实存的明显封闭的实在越入生存自身而成为存在意义上的真实的东西。”（注：雅斯贝尔斯：《存在与超越》，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9页。）在“明显封闭的实存状态”下，人的生存被分割为动物性的物性化生存与纯粹精神存在，前者被完全看成是动物的本能与非理性活动，而后者则被看成是纯粹人的理性活动，这样一来，人的本来正常的动物性活动的那一面也就失去了理性的合法性。但正因为如此，理性本身也失去了对人的非理性活动的解释从而成为与真实的人的生存活动相对立的东西，靠这种“理性”当然不能理解人自身的历史——这种“理性”其实是某种虚假的理性，它或许并不配享有“理性”之盛名。其实，就存在于具体历史中的人生存而言，理性并不能仅仅成为分割和整理人的活动的工具，那样的话，理性就很可能僭越本位，成为某种高高在上的专制性的东西；所谓“理性的狡狯”，在黑格尔那里可能只是显示了某种思维的优越，但在其具体的话语历史中却浸透了某种对真实生活的深深的轻蔑。因而真正的理性必须把理性本身看成是人生存的内在尺度，它不仅要张扬人的超越于动物本能之上的那些精神性生活，而且还要重视和阐释人的所有生命活动。它既需要现实地理解已经被认定为属于人的“理性生活”的那些东西，也需要赋予人的生存中的那些非理性的东西以理性的理解：凡是属于人的生存的东西，都是合理的；而凡是合理的东西，也都会表现为人的生存活动。
其次，理性反省并评价人的生存。
人的生存虽然是现实的，但未必都是合理的，而且，因受自我认识能力的限制，人往往认识不到自身的生存状态。人的生存活动毕竟只是一种现象，它需要借助于一种既与它直接同一、而又具有某种对象性功能的力量去使得这一现象本身得到本质性的理解。因此，作为人生存的内在尺度，理性对人生存的理解绝不只是对人生存的单纯的解释，而是同时贯注着一种反省与评价活动。
理性对生存的关系既是直接融为一体的，又是对象性的，理性一方面直接参予生存活动，另一方面又审视和检查着生存活动。理性确实是由人的生存承载着的，但理性一旦确立，对人的生存又具有强烈的意向性作用，它直接指向人生存的各个层面。理性对生存的反省与评价功能有如电脑中的自检系统对电脑本身的职能，自检系统本身就是存在于电脑中的，随电脑的运行而运行，但与此同时，它随时都在检查和维护着电脑的正常工作，一旦电脑出现故障，自检系统首先给你显示出故障原因，甚至自动为你排除故障。就像自检系统的自检功能是电脑所自备的一样，理性对人生存的反省与评价功能也是直接内存于人生存的自我理解中的。因此，理性对人生存的反思与评价并不意味着理性作为一种外在于人的标尺，去比量人的生存活动，反省与评价活动仍然是人生存自我理解的一部分。
理性对生存的反省活动与黑格尔式的反思活动应当区分开。在黑格尔那里，反思是思维把思维本身当作对象来考察，这种反思活动能使思维本身明晰，也能使思维确切地反映出它所指涉的存在。可以说，对思维本身的对象性的考察仍然只是黑格尔式的反思活动的过程，而通过这种考察使得思维能够真正切中存在，才是反思本身的目的。认识论是为本体论服务的，但问题仍然在于，这种反思并没有进入到生存论活动中，先行设定的存在本身就已经将人的生存悬搁起来了，而作为反思主体与反思客体的思维的全部活动不过是使既定的概念及范畴体系化罢了，通过这一活动当然也就不可能达到对人生存的还原。黑格尔式的反思不过只是思维活动自身的清理。但是，理性对生存的反省，本身就是融合于对生存的理解活动中的，甚至于可以直接看成是对人生存活动的内省活动，因而反过来说也就是人的生存面向理性的展开过程。
同理，理性对生存的评价活动与纯粹的认知活动有别。人当然需要认知自身的生命活动，需要从人种学或生物人类学中寻求生存理解的客观的知识学前提。但是，一旦进入到人生存的理解活动中，这种认知活动就上升为通过对人生存意义的确证以及通过这一活动对人的生存现实予以价值评判的活动。在这里，理性对生存的理解既是反省活动的直接前提，也是评价活动的内在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来自于人种学或生物人类学的知识本身还存在一个“意义化”的过程，它必须融入生存理解的视野并为生存主体所接受。因此，在生存理解中，纯粹的认知活动是不可能的。当然，来自于人种学或生物人类学方面的知识学根据也可能成为人生存的客观评价尺度，但它本身仍然是以对人生存活动的应然性的理解为前提的。而且，理性对生存的评价活动并不都是建立在认知活动基础上的，它还需要从人作为社会性存在物这一规定性上去判定哪些生存状态是好的或有意义的？哪些生存状态是糟糕的或无意义的？人作为社会性存在物这一点，主要说来并不是人对于人本身作为群体性存在活动的高级认知活动的结果，而是对于人现实所处的社会生活实践的理解活动的结果。
上述反省与评价活动之间也存在着内在联系。一方面，反省活动是评价活动得以可能的前提。理性对生存的评价绝不是无立场的，但这一立场本身就是经过反省活动所确证的，人为什么是社会性的存在物？人的生存为什么是一种意义性的存在？为什么要用理性的、而不是非理性的尺度去判定人的生存？这些问题都是通过理性对生存的反省活动才确定下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不经过反省活动的价值前提都是应该拒绝的，而拒绝接受反省活动的价值前提本身就是虚假的。另一方面，评价活动其实又是反省活动的具体化，如果没有具体化的评价活动，反省或许难以从黑格尔式的反思中区分开来。作为评价活动的前提，反省活动本身就是置身于评价活动之中的，反省活动本身就直接表现为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活动，这一活动所涉及到的那些问题是在评价活动展开的同时就应该予以解决的。一个问题经过反省被确认为合法的，那么评价活动也就同时铺陈开来，评价都是对于某种真实存在状况的评价，如果价值判断的前提被确证下来，那么具体的评判工作也许就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了。但作为具体化的评价活动反过来也规定着反省的对象与人生存的关联程度，是评价活动把一种现实的人生存问题带进反省的视域内。
第三，理性范导人的生存。
应当说，理性对生存的理解、反省和评价活动本身就已经包含着对生存的规范与引导功能，理性对人生存的理解、反省和评价都是趋向于一定的目的的，而这一目的也就是对人生存活动的范导。理性要求从意义化的层面上去理解人的生存，这实际上给人的生存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解范式；理性使人不断地超越其“实存”状态从而历史地获得生存性，正是对人的生存活动的总体性的引导；理性要展开其反省功能，就必须切入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把一种经过反省的价值观念带进生存的具体评价活动中，而具体的评价活动不过就是对人生存活动的具体引导。
理性之所以能够范导人的生存，在于理性本身所表现出的历史合理性。前面阐述过，理性在理解人生存的活动中，本身就实现了从实体性向生存性的提升，这一提升的结果是理性能够按照人自身的历史去理解人的生存活动。反过来说，理性之所以能够完成这样一次提升，就已经表明理性能够很好地完成对人的生存的引导。一个无序的生存世界是需要理性引导的，人们也应该赋予理性以足够的信念。人的生存确实存在许多值得引起重视的非理性活动，人的非理性活动应当能够被理性地看成是人生存的正常行为，但非理性活动本身也可能导向反理性活动，后者很明显是人为的，但它本身就可能以一种潜在的样态存在于非理性活动中，而理性的作用就在于甄别和消除这种反理性成分。人生存的历史发展，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人的非理性活动通过不断扬弃自身，从而向理性活动的不断转化和提升过程。当代文化似乎习惯于指责现代社会的理性过多地排挤、压抑并扼杀了人的非理性活动，但须知恰恰是在当代社会里，人的非理性活动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理性化可能性。但是否能够真正实现非理性的理性化，恐怕并不是取决于非理性活动的实现程度，而是取决于理性在非理性的实现过程中是否获得了对人生存的整体上的统辖与规范能力。是否能够看到并重视人生存活动的非理性的一面是一回事，但由此否定人生存的理性规定性则是另一回事。生存这一看起来极易解决的基本事务，越是在晚近越是显得茫然无措、困境重重，根本的问题倒并不在于非理性活动没有得到充分地表现，而在于当代人日益匮乏的理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