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时空拓展及其档案制度障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文学论文,史料论文,障碍论文,时空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按照通常的说法，所谓的当代文学史料是指1949年以迄于今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有关文学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在这里，史料时空范畴的界定与人们对当代文学学科时空范畴的界定是一致的，它似乎成了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不证自明的隐性疆域。考虑当代文学史料工作刚起步不久的特殊情况，似不能操之过急；但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这样的时空范畴显然狭窄，它与当代文学史料存在的实际情况也是有抵牾的。
杨义前几年在由现代文学转向古代文学研究中，曾结合自身实践，富有见地地将“世界视野和文化还原”作为现代中国学术的“总体方法或元方法”问题提出，认为只有强调和突出这种“双构性”，“才能找到自己的生长之机，创造之魄，才能在克服抱残守缺，或随波逐流的弊端中，实现一种有根的生长，有魂的创造”，在此基础上创造一种大国的学术①。我们强调史料研究的时空范畴拓展，其意就是通过这种“世界视野和文化还原”的“双构性”的观念、方法与路径，努力对当代文学史料作更有根底也更为开放的把握。当然，由于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是一个涉及当代政治、历史、文献、情报、管理、教育、传播诸多领域的“庞大的系统工程”，它的存在及有关收集、整理、研究与传播，都在当代文学体制尤其是在档案制度下进行，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制度的影响和规约。
一、时间拓展：与现代文学史料的纵向承接
之所以提出当代文学史料时间拓展问题，主要是考虑它与现代文学史料虽不尽相同，但毕竟都是20世纪新文化的产物，彼此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同质性，如果过分强调“1949年”的所谓时间界标，许多问题就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也不大符合文学的客观事实。另一方面，作为与共和国一起诞生的新兴学科，当代文学毕竟稚嫩，为了发展，也为了寻找历史资源以推进学科“历史化”进程，就很自然地将目光投向与之具有特殊关联的现代文学。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当代文学就启动“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和“新文学选集”的编纂，推出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欧阳山的《高干大》等一批解放区的现代文学作品和鲁迅、郭沫若、茅盾、瞿秋白等一批“五四”现代作家选集；此后还创办了《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组织人力编选期刊目录，特别是编辑出版或影印了涵盖文学运动、思潮、社团、流派、报刊等共计40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乙两种，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作了较为系统的整理，目的就是为了藉此强化与现代文学的姻缘联系，有效拓展自身学科的时间长度和历史纵深感。
然而，这些进入“当代”视野的现代文学史料在当时是要经过严格筛选的。尤其是在“十七年”，被允许进入的主要或主体部分是现代革命文学史料，其他如启蒙文学、通俗文学等非革命文学史料不仅非常有限，处于十分边缘的位置，而且一概被纳入刚性的“一体化”机制之中，成为比革命文学低一二个“等级”的二三等或陪衬性的文学史料。因此，尽管在“十七年”期间现代文学史料工作从总体上讲还是显得比较薄弱，但革命文学——主要是20世纪20年代无产阶级文学、30年代左翼文学、40年代延安文学等史料还是受到高度重视，得到相对较好的发掘和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编辑出版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二辑，革命文学史料内容占四分之三：如“创造社史料”、“鲁迅著译系年目录”、“革命作家胡也频、殷夫研究资料”等。另外，像“左联五烈士”、“30年代左翼文艺”、“革命根据地文艺”等有关研究资料及编目，也在当时所有史料中占有突出位置。特别是鲁迅，他被毛泽东称为“革命家”及其斗争性一面的史料不仅被放大(鲁迅杂文在“十七年”特别是在“文革”之时备受推崇，应与此有关)，而且成为评判现代文学史料的价值标准，各种回忆都小心谦恭地往他那儿靠，他的带有强烈个人“印记”的文字，常常被当作仅次于“最高指示”的绝对真理。如1975年评《水浒》，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印的《水浒全传》，在扉页毛泽东有关“《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的“毛主席语录”下，就赫然打上鲁迅论《水浒》“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终于是奴才”的话；鲁迅四十年前的片言只语，成了指导“文革”后期这场政治运动的权威话语，对鲁迅的态度俨然成为革命与否的试金石和分水岭。
更值得关注的是，曾几何时，由“现代”进入“当代”的中国文坛虽然“统一”了，但各种矛盾冲突依然潜伏性地存在，它与频繁发生的文化批判运动纠缠在一起，显得更加尖锐激烈甚至不无残酷。而在每次运动过程中，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及其代言人为了确立自身在文坛的领导权，也是出于政治功利和某种宗派主义情绪，往往有意回眸“现代”的历史档案，从中寻找“有用”的证据和独门秘密武器。这种情形在“十七年”尤甚，它似乎成为那个时期文坛斗争尤其是左翼文艺阵营内部斗争的一个突出现象，自然，它也成为“现代”文学史料进入“当代”的主要存在方式。如1957年批判丁玲、冯雪峰时，为“配合”现实政治，为他们所谓的“反党罪行”提供合法性的历史依据，当时执掌文坛大权的周扬等就曾煞费苦心地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非常手段：前者，在40年代组织已有结论、先后查了丁玲30年代旧档案而又没找到证据的情况下，开始准备给予撤销；后因作家被划为右派分子，“在没有发现任何新事实、新证据、新证人和新理由的情况下，宣布将原结论改为：丁玲被捕后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有计划派回来的”②，又重新对她的有关历史作了修改。后者，他们不仅宣称冯雪峰当年蒙骗鲁迅起草答徐懋庸的信是搞分裂活动，强迫他对《鲁迅全集》这条注释进行修改，而且还对该《全集》第9、10两卷书信中一些有关反映30年代左翼文艺界内部矛盾、批评周扬等的信件剔除不收。
最令人玩味的是，在批判冯雪峰时，当时作协领导邵荃麟甚至还提出了“看远不看近，看难不看易”③的策略。所谓的“看远”，就是要看30年代冯雪峰所谓的“历史”问题，将对他的斗争看成是三十多年来文艺两条道路上的大斗争，置其以永无翻身的境地。所以也就难怪，“比较起现实的问题来，周扬等当时的斗争领导人，似乎更重视‘历史’，特别是30年代上海左翼文艺运动的问题。(因为)‘历史’问题，对于被批判的一方来说，能够加强、深化‘现实’错误的程度：反党且是‘一贯’的，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质。对于批判者方面而言，特别是在有关‘路线斗争’问题上‘一贯’的‘清白’(从消极意义说)、‘正确’(从积极意义说)，那是有关其现实地位的重要‘资本’，一种证明其坚持的主张、路线的‘真理性’的根据”④。而在这种情形下，被引进的现代文学史料自身固有的独特内涵和独立价值自然也就会被“抽空”，变成一种任人捏塑的泥团和政治实用的简单工具。由于“十七年”政治运动频发，这些运动往往更多发生在革命文学内部，而在文学体制内执牛耳者基本都来自20世纪30、40年代的革命文学阵营，他们处于权力中心的显赫位置；另一方面，毛泽东的最大忧虑也是革命文学阵营的“蜕变”(这可从50年代的批判《武训传》和60年代的“两个批示”见出)，所以在开发和利用革命文学史料“为今用”，进行体制性的自我纯洁的同时，自然对革命文学史料造成很大的伤害，一种较其他所有史料更大、更严重的伤害。
明明是重视革命文学史料，将其当作现代文学史料主体予以重点引进，但一俟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却事与愿违，反倒给它带来莫大伤害，并由此及彼地置换成相互斗争、最后集体性纷纷中箭落马的“利器”，将当代文学逐步推向万马齐喑的“文革”。这就是史料政治化与政治化史料的悖谬，也是史料政治化与政治化史料的结果。
如果说“十七年”时期的当代文学主要致力于现代革命文学史料的再利用，那么新时期以降的“后三十年”对现代文学史料则日益明显地表现出多元开放的态势。“文革”结束之初，也许与彼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当代文学首先从破坏最为严重的现代革命文学史料开始，从这里“再出发”走向与现代文学史料的恢复性的对话、交流与沟通。这突出表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丁玲、冯雪峰、胡风等一大批冤假错案平反时，为了拨乱反正的需要，围绕着这些“事件”，曾经掀起了一股颇具影响的史料“回溯”潮流，它使与“当事人”密切相关的一大批现代革命文学史料获得了披露的机会。如丁玲冤案平反，1980年后的《新文学史料》就陆续刊登了李之琏《不该发生的故事——回忆1955-1957年处理丁玲等问题的经过》、丁玲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等文章，为我们提供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材料。同样，胡风沉冤平反，也在同期的《新文学史料》以及稍后出版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李辉)、《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晓风)等著述中，有诸多重要而又权威性的史料的揭示。这些史料的陈述，不仅真实还原了当年被遮蔽或半遮蔽的现代革命文学历史，而且“为寻求历史新的合法性而否定了旧的合法性，其历史意义是积极的”⑤。不过，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知，这些陈述仍不免显得封闭、僵硬与单一，带有明显的政治化或泛政治化的症候，从本质上讲，属于主流或革命文学范畴的史料。
真正开始走向多维且带有某种回归文学本体特点的，是这次“平反”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至90年代末，在这十几年间，尽管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思想阐释”在文学研究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学科发展的内在需要和治史的意识，还是驱使有些当代学人执著地将探究的目光投向与当代文学密切关联的现代文学领域，并取得了一批阶段性成果。这里所说的成果，除了创办以发表史料为主、或者史料与论述并重的《抗战文艺研究》、《延安文艺研究》、《晋察冀文艺研究》等刊物；推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丛书”、“延安文艺丛书”、“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史料丛书”、“江苏革命根据地文艺资料汇编”以及《左联回忆录》、《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汇编》等大型革命丛书或著作；推出陈荒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甲、乙、丙三套丛书“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数据丛书”、“中国现代文学书刊数据丛书”，北大中文系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丛书”外；主要还是陆续不断地发表和出版了原来被压抑或遮蔽了的自由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和通俗文学等相关史料，如《新月派评论资料》、《上海“孤岛”文学报刊编目》、《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野百合花丛书》和海派文学、京派文学、新感觉派、学衡派、鸳鸯蝴蝶派，以及胡适、林语堂、徐志摩、周作人、沈从文、废名、张爱玲、钱钟书、张恨水的全集、选集、书信、日记、回忆录等等，数量十分惊人，而且同一个作家、流派或思潮，往往就有多种甚至近十种史料。这对80年代文学“由一向多”转型，无疑起到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像沈从文、废名作品及其史料的热销，客观上为汪曾祺和新乡土文学创作提供了直接的精神资源；而张爱玲、鸳鸯蝴蝶派史料的盛行，也为王安忆的新海派和众多大众通俗文学写作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从这个意义上，我不大认同把上述“三重”(即“重评文学史”、“重写文学史”和“重排文学大师”)活动看成是与史料无关的“纯观念”的产物，而更倾向于将其视作一种隐性的催化剂。这种回归和转型的意义在于营造一个“共生性”的文化环境，用含而不露的特殊方式为“三重”活动提供史料支撑。
当然，不必讳言，“后三十年”在这方面也存在着某种偏颇。其中一个比较显见的问题，就是在强调文学及其史料研究在突破原有革命或阶级斗争范式的“现代转换”时，相当程度地表现了对革命文学及其史料的忽视。这样，不仅使其颇具新意的有关“启蒙”或“现代性”文学史的阐释失之空泛，甚至有可能出现如王瑶批评的导致“不讲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不讲(或少讲，或只从消极方面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俄国与俄国的影响”⑥，即对这方面历史内容的有意无意的忽略，与20世纪中国文学实践不相吻合；而且直接影响到对现代革命文学史料的进一步发掘、整理和研究，导致“后三十年”在这方面相对滞后，包括《抗战文艺研究》、《延安文艺研究》、《晋察冀文艺研究》等杂志的停刊，也包括重大史料成果及其宣传的薄弱等等。
如果说在“前三十年”大一统的革命文学观压制了现代文学启蒙等其他文学史料，造成文学研究的简单粗暴和武断僵硬，那么“后三十年”是否存在着启蒙文学观遮蔽了革命文学史料，导致了文学史编写对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的不应有的冷漠呢?20世纪90年代以后编写的“20世纪文学史”(或曰“现当代文学史”)，包括在此前提出并十分流行的“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左翼文学和革命文学愈写愈短，被无情遮蔽，乃至变成了启蒙文学的一家独大或准一家独大的演绎，多少可从这里找到原因。自然，它亦与“后三十年”去革命的大的社会环境和学术风尚有关。这也提醒我们在文学史料研究时，有必要对现代文学史料尤其是革命文学史料抱持一份“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的态度。
二、空间拓展：与台港等海外及国外史料的横向关联
这里所说的史料空间拓展较之上述的时间拓展，范围更大，情况更复杂，其难度相对也更大。就当代文学史料的内涵而言，它大致包括两层：一是中国大陆流传出去的有关中国当代文学史料(汉籍)，如在西方的文革小报、民刊、书信等；一是域外社群和离散作家群写的有关中国题材的文学创作以及研究中国当代文学问题的学术著作，如新移民文学、海外汉学等等。它成了大陆之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的另一种空间存在，不仅极大丰富充实了大陆的当代文学史料，而且对推广和扩大其在域外的辐射影响，发挥了很好的载体作用。王国维当年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很重要的就在于“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⑦；同样，陈寅恪也正因善于在汉文文献之外搜集和利用外文文献及域外史料，才获取卓越的研究成果。如今香港、澳门回归，海峡两岸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全球一体化、网络化已成事实。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当代文学研究如何打破狭隘的空间疆域，充分发掘和利用因各种原因散落在域外的史料，与大陆本土史料互渗互证，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这也是关系到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的大问题，是构建“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学”必须正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当代文学史料空间拓展是一个庞大的题目，本文限于视野、积累和篇幅，无法在此作较周详的归纳和分析。这里仅择取台港、苏俄和欧美(主要是海外新移民文学、海外汉学)三个板块中的某些部分试作分梳，肯定有不少疏漏和差错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关于台港文学史料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海峡两岸文学长期“老死不相往来”，彼此处于非常隔膜的状态，直到1979年元旦叶剑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以后，才逐渐有所松动，但也十分有限。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台湾诗选》、《香港小说选》按照内地有关“祖国统一大业”和“资本主义是人间地狱”的观点，所选的差不多都是怀乡爱国和揭露台港社会阴暗面的作品，因而遗漏了一些该选而没有选的重要作家作品。其当代文学史编写也相互抄袭，漏洞迭出，存在不少常识性错误(张冠李戴、生卒性别搞错的为数不少)；并且因国民党御用文人围剿过乡土文学而大力推崇陈映真、叶石涛和尉天骢等，抬乡土文学压现代派文学，将乡土文学当作贯穿台湾当代文学发展的“主线”。这种简单的“以政划线”的评判，当然经不起历史检验：“后来乡土文学阵营发生了裂变，在统独两派中众多乡土文学作家倒向独派一边，这对有些论者过高评价他们来说，无疑是莫大的讽刺。后来大陆学者意识到这个问题，已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正。”⑧香港文学研究也一样，不少文学史不适当夸大“南来作家”作用而贬低“香港本地作家”成就，宣扬“南来作家”在香港所谓的“主导地位”和“领导作用”，并断言“九七”回归后，“这种主导地位和领导作用将必定加强而不削弱”⑨，“到了那时，香港文学的面貌将会改观”⑩。而事实与这种预言恰好相反：回归后的香港“不仅马照跑，舞照跳，而且通俗文学照旧大行其道，严肃文学虽然有‘艺术发展局’的资助，但只是杯水车薪，无法改变纯文学照旧在寒风中颤抖以及刊物旋生旋死、转瞬无声的局面。所谓‘博大深厚的作品’，至今还未和读者见面”(11)。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误判，除了观念僵化之外，显然也与掌握的史料过于陈旧或不全有关。
台港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在域外的重要存在，因空间场域尤其是政治文化场域的原因，有自身的独特发展道路，包括文学制度和政策，也包括文学思潮和现象。前者，如台湾20世纪50年代蒋介石的《复国建国的方向和实践》、《第一届国军文艺大会训示》、蒋经国的《敬告文艺界人士书》、张道藩的《三民主义文艺论》，以及1949年和1950年颁布的两份“查禁反动书籍目录”(即台湾省政府公布的《反动思想书籍名称一览表》和台湾保安司令部公布的《反动书籍名单》)和港英政府对文学不管也不干预，一概纳入市场进行管理的政策；后者，如台湾的反共文学、乡土文学、香港的“绿背文学”、武侠文学、无厘头文学等，往往鱼龙混杂，“逢中(共)必反和逢英必崇并存，写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并存，现代和后现代并存，进步作家和反共作家并存，宗教文学与‘咸湿’文学并存，学院文学和打手文学并存，回归文学与观潮文学并存，方言文学与国语文学并存”(12)，而显得特别复杂。在这里，既有陈映真这样比较坚执的左翼作家，也有叶石涛这样在“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之间摇摆、最终摆向台独，亮出“台湾文学国家化”的作家，还有余光中那样在戒严时期的乡土文学论战中发表极具煽动性乃至带有政治影射性质的《狼来了》文章，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转而对大陆频频示好，刻意遮蔽这一客观事实、不愿在所有作品集中收入此文的作家。所有这些，都应全面及时地了解和掌握。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在缺少交流、史料占有不多和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就匆忙地研究甚至编写文学史，招致甚多的粗疏和差错，为人所诟病。
在讲台港文学史料时，有必要提及蒋介石日记，它对如何评价抗战文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大家知道，由于历史原因，以往抗战文学中，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除了“攘外必先安内”外，几乎没有做过于国家民族有益的任何事情。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从2006年3月开始陆续公开的蒋介石日记却告诉我们，蒋也有积极抗战的一面。特别是1938年后日记中留下有关决心抗战、以雪耻恨的大量记录。如1938年9月，武汉会战正酣，蒋介石分析形势，于3日自述云：“倭寇军阀不倒决无和平可言。惟有中国持久抗战，不与言和，乃可使倭阀失败，中国独立，方有和平之道也。”(13)这里也许有夸张和有意误导的成分，但证之以中国官方公布的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正面战场上消灭日军85万的数据(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东北抗日联军在抗战的敌后战场，分别消灭日军52.7万、17万)，特别是胡锦涛200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有关国共两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4)的讲话精神，应该说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它的公布，必将突破而且在事实上也冲击着长期以来形成的抗战文学研究的封闭僵化的模式，向我们提出了如何“重评”抗战文学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张中良(笔名秦弓)十年前就着手“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发表了《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河北学刊》2005年第5期)、《抗战文学对正面战场问题的表现》(《陕西师大学报》2006年第2期)等一系列论文，他的成果值得借鉴。
(二)关于苏俄文学史料
如果说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对台港文学史料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最近二三十年，那么对苏俄文学史料的重视则突出反映在20世纪50、60年代。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同构性，苏俄文学史料几乎成为那时唯一的域外空间存在，对当代文学产生重大的、带有主导性的影响。具体又分两个阶段：50年代中苏“蜜月期”，中国从苏联全面“拿来”，苏联当代文学创作和思潮被迅速大量翻译引进。那时从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到各种文学类报刊《文艺报》、《人民文学》、《译文》(1959年改名为《世界文学》)等，都经常转载和刊登斯大林、日丹诺夫有关文艺问题的指示、讲话，以及苏共中央有关文艺问题的政策、决议和社论，并以此作为对文坛进行文化批判与整风的带有指导性的重要依据。如1954年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关于〈文艺报〉的决议》(15)，就是仿照苏联这些“决议”(如《关于〈星〉及〈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关于剧场上演节目及其改进办法的决议》、《关于电影〈灿烂的生活〉的决议》、《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决议》)的产物。即使是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出现了微妙变化，赫鲁晓夫1957年5月关于有必要给作家设定清规戒律，文艺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联系的两次讲话，因“与毛泽东或周扬的观点如出一辙”，也被《文艺报》及时刊登(16)，“影响了中国反右运动的开展时间和深入程度”(17)。20世纪40年代后期、50年代初，《战后苏联文学之路》、《联共(布)党的文艺政策》、《苏联文艺方向的新问题》、《苏联文艺问题》、《苏联文艺政策选》、《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以及日丹诺夫的《论文学、艺术与哲学诸问题》等被大量地翻译介绍进来，其中有的版本还被不同的出版社多次重版。“这些译本都汇编了苏共这个时期有关文艺的决议和当时任联共(布)中央书记，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日丹诺夫《关于〈星〉及〈列宁格勒〉两杂志所犯错误的报告》，以及当时任苏联作协总书记兼作协主席法捷耶夫的文章，还有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的决议等。无论从组织形式、批判方式、处理办法，还有对文艺的方针要求上，都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对于文艺所采取的政策和态度。”(18)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中苏关系“决裂”及由此展开的“大论战”。它也由此及彼驱使中国对苏联当代文学史料采取决然断裂的姿态，而将当时唯一的横向关联的渠道切断，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封闭阶段。
20世纪50年代中国向苏联文学及其史料横移有其深刻的必然性。按照马克思观点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由“科学想象”进入了“政党实践”阶段，历史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如何管理包括文学在内的一系列新问题。而这在经典的马恩文论中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只有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了列宁主义阶段——即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那里才有可能找到借鉴。问题是列宁逝世过早，苏共文艺政策从30年代开始尤其是在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发生了重大转变，日丹诺夫遵照斯大林的指示，为对苏联文艺界进行严密全面控制，推行了一系列违反艺术规律的极左做法，所以它的“引进”，对中国当代文学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苏联不同于中国，即使在“斯大林——日丹诺夫时代”，也不乏肖洛霍夫、奥维奇金、爱伦堡、巴乌斯托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等不惧权贵、坚守艺术理想的作家，但这一切在翻译时不是被“忽略”，就是根据现实政治需要进行“改写”。如柯热夫尼科夫批评斯大林主义的短篇小说《逝去的日子》，译成汉语后却变成了描写“十月革命”及之后的故事。就是对高尔基、法捷耶夫、马雅可夫斯基等著名的“革命作家”乃至托尔斯泰这样的大文豪，也都曾作过不少有违事实的片面诠释。
20世纪80年代以后苏俄当代文学史料对中国的影响，与50年代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作为域外史料的一部分，仍有必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成败得失，至今对中国具有深刻的警示。最近一二十年，包括前苏联作家协会内幕、高尔基陷于矛盾痛苦、法捷耶夫“自杀”等大量政治和文学史料的“解密”，不仅为我们重评苏联当代文学，而且为中国当代文学如何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及其发展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史料。
(三)西方文学史料(主要是新移民文学和海外汉学)
也许与中西社会制度不同和意识形态对峙有关，在它们那里，真正属于本文所说的域外当代文学史料的不多，更多的是文化或泛文化史料(主要用来研究“中国问题”)，如民间刊物、“文革”小报——在这方面西方有丰富的收藏，它为我们今天和将来的“文革”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史料基础，以至不得不使人产生“‘文革’发生在中国，而‘文革学’却出自西方”这样的感叹和尴尬。真正意义上的域外当代文学史料，作为大陆空间以外的一个重要存在、通过文学文化交流的多种路径和渠道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影响的，还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其中被大家谈论较多的是海外版的《今天》杂志和高行健、卢新华、曹桂林、北岛、杨炼、严歌苓、张翎、虹影、严力、查建英、苏炜、陈谦、陈河等的所谓“新移民文学”。前者，诚如不少学者指出，作为中国当代的一个重要民刊，它自1990年在海外复刊(该刊包括老《今天》在内，迄今已出百期)的特殊办刊背景和思维视野，为人们重新解读“伤痕文学”、“现代主义”、“朦胧诗”乃至“新时期文学开端”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当然它也由此为我们打开了当代文学史料的另一空间版图，并为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从“边缘”反观“大陆中心”提供了新的参照和视角(顺便指出，由于各种原因，学界对《今天》在挪威复刊后的研究至今还尚付阙如，这是令人遗憾的)。而后者因移民作家群体的日趋庞大，加之有西方强势文化为依托，比以往任何时候对当代文学产生的影响更大，它构成了海外新儒学代表杜维明所说的“文化中国”及其史料的特殊存在。这也是中西文学文化对话交流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域外当代文学史料有待开拓的一个重要方面。自然，它在呈现“第三文化空间”独特优势和史料价值的同时，也因疏离了身处异国的新环境和原有的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环境，而出现意想不到的尴尬，可能成为“双重疏离的牺牲品”(19)。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外新移民文学创作是存在着某种危机的。
与新移民文学具有某种相似的是海外汉学，它也应纳入我们需要关注和引进的重要域外史料范畴。海外汉学十分庞杂，遍及美、英、法、德、捷克、俄、日等诸多国家，且由于学术传统和文化背景不同，彼此有很大的差异。但总体来看，“前三十年”它往往从鲁迅、郭沫若、茅盾以及左翼作家切入，对中国持同情和好感立场进行研究。这在东西方“冷战”的特殊情况下是非常不容易的。在这方面，捷克斯洛伐克的普实克很有代表性，在他的带领和影响下，甚至在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了一个欧洲汉学重镇——“布拉格学派”。“后三十年”因各种原因，欧洲的汉学研究中心逐渐由东欧转移到了西欧尤其是美国。汉学家中华裔的比例明显增加了，其中有的移居不久，经常来往于中国与域外居住国，带有某种“双栖性”的特点，这使他们的研究相当有效地切入了中国当代文学问题，因而有关观点及史料也更易于被中国学界所重视和认同。为什么在近一二十年诸多的汉学研究中，人们比较钟情于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唐小兵、刘康、孟悦、刘禾、张英进、张旭东等的观点，以至出现有些学者所批评的某种不应有的“汉学心态”，应该说与此不无关系。
当然，如何评价海外汉学及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不是本文目的，这里关心的是：上述海外汉学学者有关观点的提出——如对晚清文化的强调(“没有晚清，何来五四”(20))，对海派文化的阐扬，对沈从文、张爱玲的重评等，与史料之间具有怎样的逻辑关联，或者说，他们有关观点的背后到底隐含着怎样的史料来源问题，应对有关观点作“史料发生学”的追问。这当然比较复杂，譬如美国华人学者黄心村的《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学》，“这本书对张爱玲研究以及作为整体的沦陷时期上海文学与文化风貌都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其中游刃有余的西方各色理论的运用使全书拥有了全球化的学术背景和远景透视的独特角度，无论在史料采集还是理论调度方面，都无疑具备了承上启下的学术价值，也为此后的再出发与再阐释留下了巨大的增长空间”(21)。但与此同时，作为一项带有鲜明的海外学术烙印的研究成果，它也在观念与史料等方面显而易见地存在着若干问题和偏差。史料怎样催生海外汉学的观点，反过来，海外汉学观点又怎样激活史料，彼此形成互渗互证的关系，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很有价值。而恰恰在这方面，我们现有的研究似成空缺，史料工作也没有跟上去。这很有必要在今后史料空间拓展中加以关注。
说到这里，顺便提一下高行健、莫言所获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也不妨看作域外的一种文学史料，因为从本质上讲，它反映了西方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评价。特别是用来说明获奖理由的诺奖“授奖词”更是如此，其所体现的“理想主义”趣味和取向在西方是很有代表性的，应该说是很好也很有时代特征的域外史料。而这一点，似乎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尤其是在近一年来有些文章为了论证莫言获诺奖的合理性、合法性时，往往有意无意地强调和突出诺奖所谓超越意识形态的“纯粹性”，认为是“文学审美”的一大胜利。莫言获奖是大好事，值得庆贺，但要由此推导出诺奖超越意识形态的“纯粹性”，在我看来就显得不无夸张，至少不那么契合诺奖“授奖词”的史实——实际上，诺奖评委在称道莫言的“授奖词”中表露了相当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或者说，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对莫言创作进行了重塑。莫言获奖及其走向世界也许比较复杂，可以作多样不同的解读和评价，但无论怎么说，在研究时强调对域外当代文学新史料“诺奖授奖词”的重视，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三、障碍：档案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他
当代时空范畴拓展的文学史料，尽管情况复杂、形态各异，但它的被开发、吸纳而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视域，成为当代文学“史料共同体”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要与现行中国当代档案制度发生关联，并接受其规约与筛选：如果与制度相契，就被引进并有效地发挥功能效应；反之，可能被无情地排拒于门外，成为枯燥乏味的“死之物”。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代时空范畴拓展的文学史料能否真正发挥自身的优势特色，很重要地取决于档案制度，档案制度成为它成败与否的关捩所在。
说到现代的档案制度，樊骏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一文中认为，它的“思想观念、方式方法、体制、作用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藏轻用’的偏向”。他以两位学者在大陆江南各地与日本国会图书馆不同遭遇的事实为例，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这种封闭垄断的方式、方法与体制如不改革，依旧故我，那么“那些珍藏起来的图书文献，不管内容如何重要，数量如何庞大，保管又如何妥善，只要不为人们所应用，与根本不存在没有多大区别，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和价值了”(22)。樊骏所说的现象今天依然存在，并无实质性的改变。这一点，相信与档案馆、图书馆有过接触的大多学者都会有深切的感受。它涉及到现代档案制度到底是以“以人为中心”还是“以物为中心”这样一个定位问题。而对当代文学史料及其相对应的档案制度来说，它所面临的问题恐怕还不止于此。大家知道，在相当长一个历史阶段，因受左倾文艺思想和方针政策的影响，曾使我们封杀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当代文学史料。虽然20世纪80年代后期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规定，通常的档案保密三十年即可解密，但实际的执行并不理想，至今为止及时解密者所占的比例还不到总档案数的40%。这不仅限制了档案馆的功能作用，而且对当代文学研究及其史料学建构带来直接的影响。樊骏说得好：“档案馆诚然承担着在一定期限和范围内，为一部分档案保密的职责，但毕竟不同于机要机构，保管不等于保密，即使尚未开放的档案，经过一定手续，也仍然可以供人使用，决不是保密得越严格越好。这种混淆两者区别的思想观念以及由此制定出来的规章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档案馆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同时也使不少人因此不敢轻易前往查阅，更多的人或许还根本不知道自己可以从那里看到别处无法提供的大量有价值的资料。与一些档案事业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档案馆的业务是相当冷清的，远远没有发挥它在社会生活各领域所应有的积极作用。”(23)他的批评和分析，应该说是击中了现行档案制度障碍的要害，也合乎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实际。
就拿本文所说的与“十七年”有纵向承接关系的20世纪30、40年代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史料来说，我们现在藏量颇丰的馆藏档案是否对之开放，以及开放到什么程度，都受制于现实政治，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的；即使碰到冤假错案纠正(这种冤假错案往往与史料的人为修饰乃至“作假”具有密切关系)，如上文提到的20世纪80年代初胡风、丁玲、冯雪峰“平反”那样，也取决于现实政治的需要，而与档案史料本身关系不是很大(档案史料还是原来的档案史料)。至于域外文学史料，也许与其“异质”性因素有关，虽不像对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史料那样充满政治玄机和吊诡，但其排拒和警惕也同样十分显见。如蒋介石日记，如今大陆仅有的杨天石的《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和张秀章的《蒋介石日记揭秘》两部作品，也只是对其日记有些摘录，且删减严重(24)。其他如台湾50、60年代的反共文学、香港的“绿背文学”，乃至高行健的《灵山》、《一个人的圣经》以及他和莫言获诺奖的“授奖词”全本，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拒不收藏、只藏不借，或收藏不全、刻意回避等问题。造成这种对外交流当代文学史料管道堵塞的，固然有经济及其他原因，但恐怕主要还是彼此意识形态敌对所致。为什么大陆馆藏台港当代文学寥寥无几，以致被人讥为“要在图书馆觅得一本境外的文学读本，可能比自费去新、马、泰的旅游还要困难”，“个人收藏的要超过国家图书馆”这样一个极为反常的现象(25)。为什么大陆之大，至今没有一个比较像样的域外文学史料中心，而在台港和西方大学那里却建立了为数不少收藏相当齐全或带有专题性质的类似藏馆?这与我们以政治划线的收藏、保存和传播理念及机制不无关系。
当然，这样说并无意于将当代文学史料障碍及其存在的所有问题都归于现有档案制度，将档案制度的功能作用加以不切实际的无限夸大。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告知我们：“档案首先是那些可能被说出来的东西的规律，是支配作为特殊事件的陈述出现的系统”，“是那些在陈述—事件的根源本身和在它赋予自身的躯体中，从一开始就确定着它的陈述性的系统的东西”，而且档案在事实上被纳入“某种实践的层次，这种实践使陈述出现多样性”(26)；同时，档案还必须经过权力检查机制这道环节，与“权力行使方式联系起来”，而“检查的程序总是同时伴有一个集中登记和文件汇聚的制度，一种‘书写权力’作为规训机制的一个必要部分建立起来”(27)。福柯在“知识考古学”视域下所谓的“档案”，与我们这里所说的放在档案馆里的史料卷宗之“档案”概念有所不同，彼此的逻辑指向也有很大差异，但他要求突破线性和等级逻辑下的档案及其历史叙述，强调全景敞开权力，充分发掘和利用被传统和主流范式所遗弃和遮蔽了的非连续性、边缘性历史文化信息，对我们如何认识并解决中国当下档案制度障碍无疑是有启迪的。它告诉我们：现有档案中的史料固然重要，特别是其中那些重要的、关键性史料更是如此，有必要继续作深入的发掘和拓展，但无论如何，它只是当代文学史料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更何况，“文献本身就已经内含着一种意向性的结构。这种结构是在文献被书写、选择、整理、保存、使用等过程中，被各种历史实践力量逐渐塑造起来的，它往往与过去及当下的研究形成互动，并因此在意向性结构上与当下的主导话语和范式结成共谋关系”(28)。而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与主流话语的“共谋关系”的问题就更突出。所以，除了加大力度，强化对体制内档案史料理性审思外，更有必要将目光投向制度外的丰富复杂的历史本相，做好边缘史、日常史和另类史“还原”这篇文章。当代文学史料不同于古代文学史料和现代文学史料，它的障碍往往更多来自体制；而这种体制，无形之中又内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它已成为制约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进一步拓展的深层原因。
李怡在一篇谈史料建设的文章中，曾提出建立“一个健全的‘以人为本’的文化保存制度”(29)的命题，我甚表赞同。这里想要补充的是，这个制度的建立需要很长的过程，它与本文所说的档案制度障碍的破除在事实上是联系在一起，且不应外在于我们的。正因此，我们不能等待，而理应以积极的姿态参与这项工作。在当下，尤其需要突破现行档案制度的束缚，拓宽史料研究的内涵与外延。只有这样，才能使当代文学史料及其制度建设在“全景敞开权力”的情景下切实有效地得以推进。这也是我们从福柯基于“知识考古学”的“档案”理论那里得到的启示。
注释：
①杨义：《现代中国学术方法综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②李之琏：《不该发生的故事——回忆1955—1957年处理丁玲等问题的经过》，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
③转引自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5页。
④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第235—236页。
⑤程光炜：《文学想像与文学国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1949—1976)》，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页。
⑥转引自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载《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⑦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
⑧(11)(12)古远清：《中国大陆台港文学研究的走向及其病相》，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6期。
⑨潘亚暾：《香港南来作家简论》，载《暨南学报》1989年第4期。
⑩李旭初等：《台港文学教程》，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71页。
(13)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8页。
(14)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5年9月4日。
(15)参见於可训、李遇春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当代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2页。
(16)赫鲁晓夫：《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载《文艺报》1957年第24期。
(17)佛克马：《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0—171页。
(18)李今：《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0—61页。
(19)杨慧仪：《一九九〇年代的小说与戏剧：漂泊中的写作》，载《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5期。
(20)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想像中国的方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页。
(21)王羽：《回到女性的“生死场”——对黄心村〈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中几个问题的讨论》，载《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5期。
(22)(23)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1、398页，第395—396页。
(24)据我所知，大陆出版的影响较大的蒋介石日记有两部，一部是杨天石的《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另一部是张秀章编著的《蒋介石日记揭秘》(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严格说，这两部都不是蒋介石日记的全本，只是对日记有些摘录。张秀章本摘录日记比较多，但删减严重(蒋介石的日记原文约1500万字，张本仅择部分刊录，凡是涉及共产党的段落皆删)。2010年底，蒋介石的后裔打算由台北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出版全套的《蒋介石日记》，然因蒋氏后裔争夺版权而至今似未见出版。
(25)李安东：《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若干问题讨论》，载《复旦学报》2003年第5期。
(26)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44页。
(27)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12—213页。
(28)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0—41页。
(29)李怡：《历史的“散佚”与当代的“新考据研究”——史料建设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意义》，载《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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