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知识、能力、素质三者关系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素质论文,能力论文,关系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前正在开展的教育思想讨论中，加强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特别是人文素质教育，已经引起高等学校的普遍重视。但是，究竟什么是素质？素质和我们一直强调的知识与能力究竟是什么关系？对这些问题不弄清楚，必然影响对大学加强素质教育取得共识。本文试图对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关系做一些探讨。
一、知识是形成素质的基础，素质则为知识引导方向
17世纪，英国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为了强调发展自然科学的重要，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在教育方面，他也十分强调应给学生传授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两百多年来，培根的这一名言，鼓舞了无数的后来人为发展科学而奋斗，做出了辉煌的成就；对于推动人们尊重知识、学习与掌握知识、创造与发展知识，也起到巨大的作用。
的确，知识是重要的。发展科学，认识和改造自然，认识和改造社会，需要人们掌握大量的知识，因而教育学生，培养人才，必须重视知识的传授和学习。没有必要的、足够的、充分的知识，如何能够创造出当今世界如此绚丽多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又如何能够成就一代一代叱咤风云的盖世人才。知识是这一切的基础，是必要的条件。
当今社会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生产、学习、创新将成为人类最重要的活动，特别是知识的创新，更有特殊的重要性。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知识以指数速度剧增，就其总量来说浩如烟海。人们不可能把所有的知识都学到手，需要通过选择，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随着知识的不断增加和积累，还有一个不断更新知识的问题。知识的创新既需要有知识的选择、更新，更需要知识的综合和创造，这既要把所学的知识转化为能力，也需要有较好的素质。
学了知识不仅有待于转化为能力，而且还有一个导向问题。同为核能，可以用来发电或用于其它和平目的，也可以用来制造核弹杀人。同为克隆技术，可以用于保护、繁衍动物和人类的医疗保健，如我国已成功地运用克隆技术给大熊猫治病，也可能用来破坏人伦道德和生态平衡。日本的奥姆真理教的门徒中，就有不少是在一些著名大学理科或研究生院毕业的高材生。他们把学来的高新科技知识，用于制造毒气杀害无辜的民众。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正在高度发展，而其上的“病毒”不正是精于这些技术的“专家”炮制的吗？可见，知识掌握在不同的人手中就成为完全不同的力量，这就涉及到人的思想品质了。汪精卫才华出众，可是作了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大汉奸。有人送其一副对联挖苦他：“昔有盖世（该死）之才，今具罕见（汉奸）之德。”据史书记载，为世人唾骂的南宋奸臣秦桧也是很有才学的。古今中外，这种事例还少吗？这些事实说明，知识和能力必须受人的思想品德制约。知识、能力掌握在没有良好素质的人手中，则是危险的；知识越多，危险越大。在《论语》中，孔子与其高足在这方面有深刻而生动的阐述。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素质，文是知识；只有知识和素质配合适当，才能成为君子。孔子还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义是素质，勇是能力。有知识的人应该以义为上，重视素质。当然，好的德行、良好的素质要有必要的知识作基础。没有知识，就愚昧、就野蛮、就分不清是非善恶，也就谈不上什么素质了。但是，学了很多知识和能力的人，并不一定都有德，并不一定都有很好的素质。没有好的素质，就轻浮、就虚伪、就寡廉鲜耻、就会颠倒黑白，混淆黑白。所以说，素质为知识和能力导引方向。
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素质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我们认为，素质是先天遗传和后天培养的人的个性心理品质，是人的身心特点的综合的、内在的、整体的体现，是人的发展的基础和基本条件。素质教育就是以培养人的素质为主要目的的教育，概括地说，就是要使学生懂得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思维。总之，学习知识是重要的基础，但知识有待于转化为能力，而素质、特别是如何做人则更为重要。
二、能力是素质的外在表现，人文素质则更重要
上面我们谈了知识、能力、素质的一般关系，还可以从进行素质教育的过程来进行探讨。首先，加强素质教育与培养能力之间是什么关系？这就涉及到对什么是能力，以及对学生要着重培养什么样的能力的理解。
有的人理解的能力，就是指“自学”能力（实际是查阅文献资料的能力，并不是真正的自我发展能力）、实验能力、计算能力、设计能力等等，总之是动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也是与我们多年来实行的过分功利性的教育思想紧密相关的。设置很窄的专业，强调专业对口，毕业生一到工作岗位就要能解决具体问题，否则就是培养质量有问题。这在工科院校尤其如此。过分强调“对口”，急功近利，就是把普通高等学校办成了高等职业学校。孔子说：“君子不器。”高等学校培养的人才，决不能象器具一样只派一种用场，而我们却一直强调培养学生这种专业对口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邓小平同志说：“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我们培养的高层次人才，仅仅有了一些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是否就能把握好“干革命、搞建设”的正确方向？是否就能成为“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显然还是不能的。几十年来我们培养出类拔萃的尖子人才很少，正是由于此。北京大学原校长吴树青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为什么我们没有培养出文科大师”。（注： 吴树青《为什么我们没有培养出文科大师》、 《教学与教材研究》1997年第3期）其实不仅是文科，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 不能不令我们深思。因为尖子人才要以博学为基础，博古今通中外，而且能运用自如，开拓创新，才能成为“大家”、“大师”；功利主义决不可能培养出这样的人才。办高等学校特别是重点高等学校，决不能急功近利。
在实践中一般说的上述那些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在心理学上称为技能，即完成一定任务的活动方式；而能力则是顺利完成学习和其他活动任务的个性心理特征。技能和能力既有密切联系，又是不同的。一定的能力是技能形成的前提；技能又是从知识掌握到能力形成与发展的中间环节，对能力的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注：潘菽《教育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138页）所以， 这些解决具体问题的技能也是重要的、切不可忽视，是必需培养的，因为它是形成和发展能力的中间环节，甚至可以说是形成能力的基础。需要指出的是，现在这些技能的培养还很不够，应该提到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高度予以重视和加强。但是，决不能仅仅停留在中间环节，不能只有基础而没有进一步的提高与升华。能力，它已不只是某一种活动方式，而是顺利完成各种活动的个性心理特征，是人的素质的外在表现。上面所说的邓小平同志要求“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造”，即较强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就是教育学生学会做事和学会思维要具备的重要素质。
教育学生学会“做人”是素质教育中更重要、最根本的内容。学会“做人”，包括如何正确处理自己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以及个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文素质、人文精神，它涉及价值观、民族精神、思想境界及其它非智力因素，更是应该着重培养的。无论学习科技知识、学习人文知识，都是“形而下”的东西，人文素质、人文精神是超越知识载体的“形而上”的东西。知识学习是基础，但要在知识学习的基础上升华为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人的精神世界、精神面貌问题，对知识起着导向作用。凡是出类拔萃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把人格、道德、精神放在第一位的。居里夫人去世以后，爱因斯坦在评价居里夫人时讲：“第一流人物对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更大。”我们很赞同北京大学季羡林先生说的，中国的人文精神就是爱国主义和有骨气。（注：季羡林《提高高校学生人文素质的必要和可能》、《教学与教材研究》1996年第3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是爱国主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有骨气，是做人的气节。五、六十年代我国青年人的口号是“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现在在一些青年人中却变成了“到海外去，到公司去，到钞票最多的地方去！”这种价值观的变化当然有客观环境的原因，也不应该一般地到海外去、到公司去。但不论到什么地方去，我们要求的是情系神州，心向华夏，报效祖国。在多元文化的冲突中，在国际间的激烈经济竞争中，总要把握住国家富强的需要，民族振兴的需要，人民幸福的需要，这是大局，这是方向。一个人总要有自己的理想、志向、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总要有一点精神。要教育青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如同江泽民指出的那样，“在科教兴国的伟大事业中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社会价值。”（注：江泽民《在中国科协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假如我们培养的学生，即使学到了许多知识和能力，却没有民族精神，没有正确价值观，不能摆正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关系，那么我们的教育仍然是极大的失败。
三、知识、能力怎样内化为素质
知识和能力怎样内化为人的素质？这可以从我国优良的教育传统中得到启发。《大学》中讲“以修身为本”，修身就是养成良好的素质。如何修身？《中庸》中指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为学之“五序”，江西白鹿洞书院以此作为训示。孙中山先生也将此题为中山大学的校训。朱熹说，五序中，“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注：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千年学府湖南岳麓书院的教育传统就是“博于问学，明于睿思，笃于务实，志于成人”。两个书院的传统完全一致。从我国这些优秀的教育传统中得到启发，联系我们自己的切身体会，知识、能力怎样转化为素质，似可归纳为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实践三点。
第一、善于学习，关键在“善于”。学习知识，又不止于获得具体的知识和技能，而重在“领悟”，使知识和技能内化为素质。例如，我国文化典籍汗牛充栋，从中能够吸取到丰富的精神养料。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可作为我们学习的楷模者，千千万万，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直接影响学生的人生价值观、道德观。从屈原的《离骚》、《桔颂》；文天祥的《正气歌》；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到狼牙山五壮士的殉岩，几千年来，特别是近百年来，千万爱国志士为国家民族抛头颅洒热血不惜献身的浩然正气，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十分宝贵的人文精神。这方面的知识学多了，潜移默化，就会使人具备一种崇高爱国主义思想。总之，要结合知识的学习，教育学生做人的基本道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可敬什么可耻。以及为人处世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没有做人的基本素质，只讲坚持政治方向是没有基础的。
学习自然科学，也不止于学习科学技术的具体知识，还要能够超越具体知识，从中学到坚定的科学信仰、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严谨、严密、严肃的科学态度和作风。例如，布鲁诺为了维护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对宗教教义提出质疑，被罗马教庭烧死；他至死信仰不改，维护真理，就是一种可贵的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江泽民在中国科协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说；“科学技术是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基石。”这是继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之后，有关科学技术的又一极为深刻的论断。学习和掌握科学技术是为了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是求真，是要解决辨别真假的问题。精神文明建设除了求真以外，主要是求善、求美。真是善和美的基础。如果对真假都分不清楚，怎么分得清善恶、美丑？但在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的同时，还要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求真、求美，建设精神文明，提高人的素质。
第二、勤于思考，关键在“勤于”。学数学不止于定理、公式和各种计算方法，而要从中学习逻辑推理能力、抽象思维能力；学习物理不止于力、热、光、电、原子核等物理现象、概念和定律，而要从中学习物理观、时空观、宇宙观和崇尚理性的精神；学化学，不止于原子分子、化合分解，而要从中学到观察、实验的科学方法，如此等等。严格地讲，学习本身就包括“勤于思考”。要使学生能这样学，要求教师必须这样教。物理学家劳厄说：“重要的不是获得知识，而是发展思维能力。教育无非是一切已学过的东西都遗忘掉的时候，所剩下来的东西。”（注：袁正光《要重视科学素质的教育》、《教育研究》1993年第8 期））劳厄当然不是说不要学习知识，而是说，良好的教育要使学生从具体的知识学习中掌握思维方法。这样，即使具体的知识已遗忘了，而它却内化成了更管用的思维能力。正如孔子说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十分喜受学生颜渊，不仅因其德行好，还因其善于思考，能“闻一以知十”。有了良好的思维方法，许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要获得良好的思维方法，当然要以知识为基础；要通过学习知识获得良好的思维方法。
学会思维最重要的是创造性思维。创造性不仅来自深入的钻研，更来自深厚的基础知识和宽阔的知识面。有宽阔的知识才能产生联想和丰富的想象。学习不能急功近利，只学那些对职业有用、立竿见影的内容。重要的是打好基础。
不仅学习自然科学知识能够培养人的思维能力，人文教育也能开拓与完善人的思维能力。人文教育能引导人的思想进入一种高尚、超越的精神境界，有益于丰富想象力和产生灵感、顿悟。爱因斯坦在遇到问题时经常拉小提琴，音乐使他思潮如涌，问题迎刃而解。他甚至认为艺术使他“比从物理学那里获得更多的东西”，从艺术中获得的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净化的源泉”。钱学森在获得“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的仪式上，特别提到他夫人从事的音乐事业对他的影响。他说，正是艺术方面的熏陶，使他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避免了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正如唐代诗人韦应物的诗所描写的：“神欢体自轻，意欲乘风翔。”一个人的精神境界经常处于思想解放和活跃的状态（即韦应物说的“神欢），就容易产生灵感和顿悟，激发创造性思维。
第三、勇于实践，关键在于“勇于”。有许多人以为读了一些书就有了知识，并不想去亲身实践。其实，实践是把认知内化为素质的重要环节。多少古贤今哲讲为人为学之道都强调“笃行”，即实践的重要性。《论语》开篇就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里讲的“学”主要是向实际学，向群众学，学做人做事；这里讲的“时习之”，不是讲经常温习功课，而是讲要经常实践所学到的东西。整部《论语》可以说是处处强调实践，孔子是紧密联系实践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也要求他的学生从实践中去获得这些知识。只有到实践中去体会和思考，才有可能求得真知，提高素质。正如陆游在其告戒儿子的诗中说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王夫之讲的更透彻：“躬行是起化之源。”即实践是知识内化为素质的源头。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就讲得更精辟了。毛泽东说，人们主要地依赖生产实践活动逐渐地了解了自然，了解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也在不同程度上逐渐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人们通过实践改造世界，也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有了正确的认识，才可能有正确的行动。因此，从本质上说，人的素质是与人的认识能力紧密相关的。不仅要能认识事物的现象，而且要深入到事物内在的矛盾，认识事物的本质，这就一刻也不能离开实践。人们在反复的实践中，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认识，就能够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282.283.291页）。 我们说一个人的素质好，也就是说他对于个人、对于自然、对于社会事物有更多这种“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的认识，因而才有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行为，并逐渐累积成稳定的内在的个性心理品质。在现实中，我们见过许多有学术造诣的老教授，遇到一个研究课题，立即就能判断出它的价值和意义，就能看出这个课题能不能做出来，有多大的难度；有许多有丰富经验的老干部，遇到一个新问题，立即就能判断出它的发展趋向，是应该提倡，还是必须制止。这种直觉就是一种素质。这种素质从何而来？除了广博的知识基础之外，就是他们都有丰富的科学实验和社会实践的经验。丰富的实践经验使他们很容易产生广泛的联想，敏锐的直觉和基本正确的判断，告诉他们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因此，勇于实践是知识和某些具体能力转化为素质的必经过程和环节。这种基于实践的转化过程也是一种内化过程。
上述也说明了，勤于思考是在学习和实践中同时进行的。总是边学习边思考、边实践边思考，在学习和实践中思考。只在那里冥思苦想而不去学习或实践是无益的。在学习和实践过程中，思考对于知识和能力内化为素质起着中介作用，起着加工制作的催化作用。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实践，是一个连续而又相互交错的认识过程，是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