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心态与台湾意识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意识形态论文,民众论文,心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台湾政治变迁的起点，可以直接追溯到70年代的“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论战。时至今日，意识形态斗争仍不失为驱动台湾政治变迁的重要力量。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寻求使得现行秩序与其本身的特权地位合理化的观念。但是，从当代台湾政治发展来看，不仅是在朝执政的统治阶级才有意识形态，在野政治势力同样也可以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美国学者Herbert Waltzer认为：“政治意识形态包括一套与人性与社会有关的规范性与经验性的基本命题。这些命题用来解释与辩护人类的情况，及指导或维护人们所喜好的政治秩序之发展。意识形态提供了对于过去的一种诠释，对现在的一种解释，以及对未来的见解。”(注：恩格尔等著，张明贵译《意识型态与现代政治》，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6页。)当代台湾政治意识形态结构的变化，固然与一些政客和理论家的鼓噪有关，但从根本上来说，意识形态变迁是民众政治心态变迁的集中反映，而台湾民众政治心态的变迁则是台湾复杂的历史、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变迁的集中反映——尽管这些反映有这样或那样的失真、扭曲和异化。
本文将运用政治文化理论的分析框架，结合对台交流交往实践及个人在台湾进行田野调查的观感，探讨台湾民众心态与台湾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相关性。
一、理论与分析框架
按照政治文化理论最具代表性的定义方式，“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注：[美]罗纳德·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44、29页。)。而政治行为主体对政治对象的态度又可区分为认识的、感情的和评价的三个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如果将台湾政治意识形态研究或台湾民众心态研究放在政治文化研究的框架中来讨论，我们的研究将变得更加系统而且深入。因此，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台湾民众的政治心态。
第一，台湾民众的政治认知。“政治认知”是指人们经由传承教化和社会生活经验得来的对政治现象是非善恶、因果对错等问题的既成认识，这种认识构成了社会成员对政治行为的主观性原则。台湾人的政治认知具体包括对中国政治历史与政治现实的认识、对大陆政治历史与政治现实的认识、对台湾地区政治历史与政治现实的认识、对两岸关系的政治历史和政治现实的认识、对国际关系历史与国际政治现实的认识等。
第二，台湾民众的政治情感。“政治情感”是人们对政治现象的主观感受和心理倾向，如自我意识、尊严感、喜怒哀乐、厌恨感、认同感、排斥感等。台湾人的政治情感具体包括对权威的态度倾向、对自身历史境遇的心理感受、对政治体系的情绪倾向、对政治现象的态度倾向和对具体政治行为的习惯好恶等。
第三，台湾民众政治评价。政治评价包括政治信仰、政治价值倾向等政治判断和主张。台湾人的政治评价具体包括对政治改革方面和主张，对两岸统一或“台湾独立”目标的追求，对两岸互动问题的价值判断，对福利、安全、民主、自由政策的意见和主张等。
此外，必须强调的是，作为政治行为主体基本单位的个人，无论他的地位、职业、学历经历如何，他对事物的认识总是非常有限的，加上权力与利益的竞逐原因以及特定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的影响，其认知、情感、价值取向出现变异与扭曲在所难免。因此，我们在分析台湾民众心态时，必须尽可能避免受到表面现象的误导。
二、台湾民众的政治认知
政治认知也就是人们关于政治现象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总和，政治认知是人们政治态度、情感乃至价值观念形成的基础。政治认知部分来自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家庭教育，更多地是来自正规的学校教育和社会生活。由于政治认知的差异，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年龄的人们对于同一政治问题的态度、情感和价值取向也就可能有所不同，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我们在研究当代台湾民众的政治认知构成时，既要从整体中国人的政治认知来定位分析台湾民众的政治认知特性，也要深入比较台湾政治亚文化区域内部不同区域、不同族群、甚至不同年龄层次民众的政治认知差异。
作为中国政治亚文化区域，在代间传递的政治认知方面，占台湾人口总数97%以上的汉移民的政治认知与大陆民众的政治认知基本相同。例如，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形式、对于中国人的家族制度和乡村制度结构、对于中国的科举制度等政治常识，台湾人多数耳熟能详。但是，从日据时期开始，台湾区域政治亚文化演绎出较明显的特殊性——台湾人的政治认知与大陆民众的政治认知在构成上出现了明显的差异。1949年以后的国共隔海对抗，在敌对意识的逻辑支配下，台湾民众与大陆民众的政治认知更加歧异化。为了进一步了解当代台湾人的政治认知，以下分别从年龄层的角度、族群与区域的角度以及两岸的角度来观察当代台湾民众政治认知的基本构成及某些特点。
首先，从不同年龄段的台湾民众所受的教育背景来看，目前年龄在65岁以下的台湾民众不分“本省”、“外省”，基本上都是在国民党教育下成长起来，其政治认知构成中的中国政治文化主体性是勿庸置疑的。但是，另有少部分65岁以上、接受过日本殖民教育的台湾本省人，他们“至今无法顺畅地阅读比较艰深的中文著作，因此，他只能透过日本著作来看中国”(注：曾祥铎著：《李登辉批判》，台湾世界论坛报社编辑，1996年2月出版，第109页。)，保留了日本化的政治认知因素。这种年龄与教育背景下的政治认知差异同样体现在中壮年与青少年之间，受到国民党镇压台湾民众和白色恐怖统治的影响，成长于4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初期的台湾民众，在相当长时期内普遍认为政治是十分危险的，因此往往对政治表现得较冷漠、顺从。笔者在台南县关庙乡一座寺庙内，与当地多位50～60岁左右的村民闲谈，每当涉及政治性议题时，他们都在尽量闪避；而60年代以后出生、80年代中期时值青少年阶段的台湾中年人更多地接受现代西方自由民主思潮的影响，尤其是“解严”后的政治抗争文化的熏陶，他们对政治的态度较积极，甚至认为参与政治是公民的应尽义务。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政治革新”以来台湾政治“乱局”的洗礼后，目前年龄在20岁以下的台湾学生却又大多对政治显露出漠然的态度，当然也有些青少年开始理性思考政治问题。笔者两年前在台实地考察期间，接触到的多位年轻人，他们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对现实政治的失望和排斥态度，他们疏离政治的原因已非当年的恐惧，而是对政治发乎内心的厌恶感。一则贴在台湾政治大学校园广告栏的海报写道：“去你的民进党”，广告立意是邀请年轻人参与民进党举办的政治活动。但这一普通的政治广告背后，流露出的环境信息是，目前的台湾校园，已经不允许直白地诉诸政党政治动员，否则可能产生反效果!
其次，从政治认知的族群和区域构成来看，自然与历史造成的差异性、台湾回归后官方政策造成的不均衡发展，都是不同省籍、族群和区域的台湾人之间产生政治认知分化的原因。同是战后成长起来的台湾人，虽然同样接受国民党政权的政治社会化影响，他们接受的也都是纯正的中国文化教育，但因为教育机会和生活环境的不同，他们的政治认知出现了结构性的差异。例如，“外省人”多为军公教阶层，他们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家庭知识传承的内容也更接近官方版本的“大中国文化”；本省人则多为劳工或农民阶层，他们的平均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他们受台湾乡土知识教育的影响很深，虽然不能说台湾乡土知识不是中国文化，但与官方版本的内容存在较大差异。
我们时常听说台湾民众政治态度存在明显的“南北差异”，这种差异的形成也有客观原因。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及资源分配不均，同为本省人，台湾东部、中南部民众的生活水平普遍不如北部，他们受教育的条件也不如北部。笔者在台湾时曾搭乘“自强号”列车南下考察，从新竹以南，直至高雄市，不少车站设施还停留在日据时期水平，与台北市火车站那种宏伟、现代的设施形成鲜明的对比。离开高雄转往花莲时，一进入简陋的高雄市后站候车室，我甚至怀疑自己走错站，为此还小心翼翼地向其他旅客求证，以免误了火车。这一体验使我更加深刻地了解到台湾中南部民众政治认知的形成原因。
第三，从两岸关系角度来看，台湾民众的两岸政治认知十分混乱。清政府割让台湾、日本在台统治经验与“皇民化运动”，以及“228事件”都对台湾民众的政治认知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有“祖国出卖台湾人”、“狗去猪来”、“大陆人连日本人都不如”等说法。1949年以后，两岸中国人不仅隔绝为两个自成一体的政治社会，个人生活经验和感受不同，而且官方的政治社会化内容也大异其趣，台湾民众的两岸政治认知基本上来自当局提供的“两岸政治哈哈镜”。台湾对于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现代政治史解释与大陆南辕北辙，与政治现实也有很大的出入，如国民党当局长期声称“中华民国是中国的合法政府代表”、中共政权是“匪伪政权”、“共党暴政”。但在国际上绝大部分的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几乎所有必须由主权国家参与的国际组织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台湾当局所坚持的“中华民国”却不为主流国际社会所承认，不少台湾人因而患上“中国认知分裂症”。李登辉执政期间，台湾当局对一个中国原则采取回避、甚至是否定的态度，台湾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就更加混乱了。
根据笔者在两岸交往中的体会，10多年的两岸交流在增进两岸人民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方面产生了正面的功能。虽然仍有少部分来过大陆的台湾民众，特别是开放交流之初来过大陆的台湾民众对大陆持负面看法，但大部分经常来往于两岸的台湾民众对大陆有了更客观全面的了解。对于从未来过大陆的台湾民众来说，他们对大陆现况及两岸问题的了解相当有限。经历民进党执政及“一边一国论”风波的冲击后，部分曾经支持民进党的台湾民众已看清“台独”的本质。对于多数台湾民众来说，在充分交流之前，要使他们理性思考“中国”的真正意涵与两岸问题的出路，仍有很大难度，或许必须等待下一波的政党轮替或两岸出现更严重的冲突后才有可能尘埃落定。
三、台湾民众的政治情感
“政治情感”是指社会成员在已有的政治认知基础上对政治现象产生的亲疏好恶等情绪性反应。政治情感既表现为对政治体系的认同感、疏离感、亲近感、排斥感等方面，也表现在对一些代表性政治符号与政治象征的自然情愫，同时又表现在政治行为过程中的心态以及对政策结果的心理反应等方面。作为一个以移民为主体的社会，台湾汉人对大陆、对故乡的情感非常矛盾复杂：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或政治或经济或法律或人际关系)的原因，他们离乡背井“亡命台湾”，他们既有中国人传统的故土情怀，又往往对政治社会现实感到无奈。相比之下，他们的情怀更现实更直观地体现在对台湾家园的眷恋。而台湾的弱势族群，如少数民族、如同为汉人的客家人，他们的政治情感更加复杂。因此，要了解台湾民众的政治情感，除了要了解移民社会的特殊背景外，更重要的是要从台湾民众独特的生活经历和生活需求中去体会。
与政治认知的多元化分布相同，当代台湾人的政治情感也因族群背景、生活区域、年龄层的不同而呈现一定的差异性。以族群政治情感为例，90年代以前，闽南籍的政治人物较容易产生政治上的失落感，作为台湾最大的族群，不少人感受到政治地位受到“外省族群”的压抑；而客家人和少数民族较同情“外省人”，因为他们长期受到“大闽南文化霸权”压抑。那些台湾回归后才从大陆去台湾的“外省人”，他们虽然与回归前就生活在台湾的“本省人”在基本政治情感上有许多共通之处，但人们发现，“外省人”在台湾是一个有着更加独特情感要求和心理感受的群体，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世界与“本省人”有着明显的区别。80年代中后期以来，作为一个政治上走向没落的族群，“外省人”的政治情感带有几分的失落和悲壮。
再以不同区域台湾人的政治情感表现为例，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台湾北部民众对“中华民国”政权的忠诚度略高于中南部，但精英荟萃的台北市又集中了大部分的政治反对分子，而广大农民则比市民更倾向于支持国民党。由于不同的生活经历，台湾的“外省人”与“本省人”在“中国情节”与“台湾情节”的倾向上有所不同。战后入台的不少“外省人”是带着“失去山河”的遗恨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敌意在台湾生存下来，他们大多对中国——“中华民国”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相形之下，台湾本省人虽然不否定自己是中国人，但对于“中国”这一符号也缺乏直接的经验和感受，在两岸畸形的政治关系架构下，他们更直接的认同对象是乡土台湾。笔者在台南县关庙乡调查发现，一些曾经在2000年的选举中票投给陈水扁的村民表示，他们也不认识陈水扁，更不关心什么统一、“独立”的问题，只是出于“人不亲土亲”的乡情，好不容易台南出了个种田人的政治代表，如果不支持他，感情上说不过去。“本省人”与“外省人”这种情感上的差异性本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并非台湾社会所独有，而之所以“中国结”和“台湾结”会走向对立面，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政治社会资源分配的竞争，特别是政治人物之间的权力恶斗。
在国民党当局绵密的“领袖、主义、思想”教化之下，加上几十年的共同生活经历，不少台湾人心中不同程度地积淀出对“中华民国”、对中国国民党、对台湾特定政治领袖的认同情感，这些都是不难理解的政治现象。以台湾人的“中华民国情结”为例，多数人从小就生活在“中华民国”的氛围中，接触到的都是“中华民国”的符号，如“国旗”、“国歌”、“宪法”等等，耳濡目染之中自然产生程度不一的认同情感，“中华民国”的符号甚至是部分台湾人心目中神圣化的精神寄托。
相对于对“中华民国”等符号的认同情感，台湾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共产党却有着强烈的排斥感，概括来说就是“仇共”和“恐共”情结。台湾人的“仇共”心态是国民党当局反共教育下的必然产物。在敌对关系的大架构之下，台湾各种政治社会化机构基本上传递大陆的负面信息，就像许多大陆人对“中华民国”、对国民党的负面认知一样。相较于台湾本省人，“外省籍”第一代与中国共产党之间为了争夺政权，确实有过许多直接的恩怨情仇，这一经验传承也使他们以及他们后代的仇共情绪相对更强烈一些。笔者一次短期研究过程中，接触了许多台湾的“本省人”和“外省人”，发现最难以沟通的还不是台湾本省人，而是个别外省第二代人士，他们对中国大陆、对中共的全面否定态度令人惊讶，原来这些人当中有不少人与中共之间曾经有过“血仇”。普通台湾民众对中共的直接反感产生于两岸互动过程中的一些事件，如1994年3月的“千岛湖事件”、1996年的“台湾危机”及所谓“中共打压台湾”等。此外，被称为“离岛”的澎湖、金门和马祖等地居民的政治认知与台湾本岛又有明显不同，夹在两岸之间，他们的政治处境既复杂又尴尬，他们大多有浓厚的中国情怀，但对中国大陆、对他们眼中的中共政权也存在不信任感。
在对待美国和日本的情感方面，大部分台湾人对日本并没有特别好感，人们也时常可以听到一些台湾人对美国讹诈台湾行径表示不满。由于长期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台湾在经济上、文化上、军事上、政治上依附美国和日本，台湾社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崇美媚日情结”。台湾人的“崇美”情节与战后美国文化大举传入台湾有直接关系，其中大批台湾留美学生扮演了重要的传播载体角色。而少数台湾人的“媚日情结”则与“皇民化”思想遗绪有关，有些则是生活背景使然，他们对日本有“好感”并不令人意外。笔者曾经在台北市和高雄市分别遇到能用流利日语高唱闽南语字幕“卡拉OK”歌曲的“欧巴桑”和能说几句日语的“欧吉桑”，虽然他们是道地的闽南人，但在言谈之间还是不同程度地都流露出对“日本时代”的眷恋之情。台湾社会还存在另一个“亲日”群体，这些人有些是曾经在日本生活过的台籍知识分子，有些是长期与日本有密切经济往来的工商界人士。
四、台湾民众政治价值取向
“政治价值取向”或称“政治评价”，通常是指人们在基本政治认识、政治经验和直观的政治情感基础上的思想与态度升华，包括政治理想、政治信仰、政治价值观念、群体意识、国家认同、政治道德规范等思维和主张。台湾人政治价值取向的变化是当代台湾政治意识发展最具实质性和影响力的部分，从最近十多年的经验来看，台湾民众政治价值取向的改变对于岛内政治发展与两岸关系走向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根据笔者的观察，台湾民众的政治价值取向相当多元化，政治自主性也比较高。不仅政治信仰多元化、政治意识形态多元化，而且国家认同、群体意识也都朝多元化方向发展。80年代中后期开始，蒋经国不得不调整其权威控制的策略，主动宣布“政治革新”。台湾民间社会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思潮快速发酵，挑战国民党权威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时尚，谁敢挑战国民党谁就是英雄，骂得越凶越有选票。台湾社会政治价值取向的变化是相当普遍的，各族群、各区域、各年龄层的政治价值取向都有明显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首先是从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开始，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扮演了引领风潮的作用，曾经出现以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为荣的价值取向。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的流行间接反映了台湾人政治价值观的改变。
台湾民众个人政治价值观的改变进一步发展成国民党官方政治信仰体系的破产。长期以来定于一尊的“三民主义”思想成了许多人避之而唯恐不及的思想怪物，不仅必修课改成选修课，多数“三民主义研究所”都已改名，大学联考必考的“三民主义”也不再列入考试大纲。失去“三民主义信仰”后，台湾民众的政治价值取向陷入迷茫和困惑之中。少数人或囫囵吞枣地向往西方的民主政治，或信仰“台独”思想，或信仰社会主义，或坚持信仰“三民主义”。但多数台湾人已失去明确的政治信仰，甚至逃避政治信仰转入“妈祖”、佛教、基督教等宗教信仰中，“慈济功德会”等社会公益团体在台湾的勃兴，正好填补了人们价值取向上的空白。目前的台湾，最有社会动员能力的组织已非政党，而是像“慈济”这样的民间社会团体，民间社会组织的成长已成为台湾社会稳定的中道力量。
目前，多数的台湾民众对政治已失去热情，除了选举时碍于人情被动员出来投票外，他们并不在乎什么政党、什么人当政，甚至有不少人对政治人物哗众取宠的行为表示厌恶。对于他们来说，每天的生活、工作收入才是最重要的，甚至有人表示：“如果给我更好的生活，共产党来管我们也没什么不好”。笔者曾跟随某“立委”候选人下乡“绑桩”，我们先是找到他在当地的友人，一位他在当地最忠实可靠的“桩脚”，当地的“大老级精神领袖”之一，曾经在多次选举中慷慨解囊资助该候选人。我不知道他们之间有没有直接的利益交换，这位“桩脚”确实为该候选人增添了不少人气，该候选人也当场帮助该“桩脚”的支持者解决不少实际问题。村民们所提出的利益要求中，没有任何人谈政治问题，更没有人提到“统独”，村民们关心的都是切身的利益问题，如山坡地产权纠纷、车祸赔偿纠纷、用水用电、子女上学等问题。过程中有一位村民向该候选人反映，他家稻田的水渠长期没有疏浚，每逢大雨，他们家的田地就淹水，碰到旱季，又引不到水灌溉。他曾多次向乡公所反映，都没有引起重视。当着这位村民的面，该候选人立即打电话找乡公所负责人沟通，该村民立即得到满意的答复。我不知道这位村民的水渠最终是否得到疏浚，但从他的神情中，我深信他一定会在后来的选举中投这位候选人一票。
五、民众心态与意识形态可变性
由于特殊的历史际遇和生活体验，台湾社会已逐渐积淀出相对独特的地方政治意识，这种情况与大陆许多地区有着独具特色的地方政治文化特质相类似，台湾人的许多政治心理在其他中国人社会一样可以找到。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台湾多样性的族群结构的影响，台湾政治文化这一中国政治文化子系统内部又发展出异常多样的政治亚文化，这种多样性在中国其他地区并不多见。当前台湾政治意识形态构成与台湾民众特殊的政治心态有关。
台湾民众政治心态特性主要表现为多元性、“猵狭性”和可塑性。毫无疑问，台湾地区民众政治文化是中国人社会中最多元的一个政治亚文化聚合，即便是那些来自大陆各省的“外省人”，他们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价值倾向也是多种多样；即便是被奉为普世价值的民主，台湾民众的解读也不尽相同。在高雄市的访谈中，一位本省籍的里长指证历历，说李登辉确实是“日本人的后裔”，李登辉就是想将台湾带进日本国。但是，在台北市，一位外省籍计程车司机在大骂李登辉的民主是把人民扔进锅里“煮”后，却又强调：我们不能说李登辉是日本人，这样不公道，当年李登辉确实做过“日本国民”，要怪只能怪他父母为何要在日本占领时代生下他。台湾民众政治心态的多元性可见一斑。
“猵狭性”是台湾民众政治心态的特性之二。作为一个以移民为主体的社会，部分台湾民众历来就有画地为牢、党同伐异的行为倾向，之所以如此，与当年恶劣的生活环境有关，也与闽粤一带民众素来逃避权威、自成一体的群体个性有关。历史上的族群之争、械斗、“228事件”，国民党统治期间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相互排斥与斗争，两岸问题上的本位主义倾向，都与台湾坎坷的历史中形成的超乎寻常的自我意识和过度防卫心理密切相关。表现在政治认知上，是不少人对外在的两岸及国际现实缺乏足够的了解，部分人甚至有浓厚的对台湾本土的“自恋情节”，缺乏基本的政治格局；表现在政治行为价值倾向上，则体现为异常强烈的宗族主义、派系政治、地方主义以及分离主义。当然，这些现象是台湾特殊的政治困境下的宿命，如要根治这些问题，则需要在政治上有一个“再社会化”过程。
台湾民众政治心态的第三个特性是“可塑性”。尽管台湾民情经常表现出一定的“骠悍性”、逆反性，但总体上说这一社群是善于学习的群体，“激情”过后，环境改变，他们确实意识到有更加合理的选择时，相信他们会体面地接受不同的观念与政治现实。十几年来，笔者发现不少台湾民众的政治态度有明显变化，这一变化的原因与社会环境变化有关，也与他们知识结构改变。台湾民众的政治态度变迁速度之快，可以从各种民意调查结果中得到验证，没有什么不会改变，只有利益是永恒的。从大清子民到“日本皇民”，从欢天喜地迎接祖国接收，到赌气追求“台独”；从主张“台湾共和国”到接受“中华民国”；从欢庆政党轮替到“民进党做不好就再换党做看看”，台湾民众正在经历不断学习并“尝试错误”、适应现实的过程。民进党执政以来的两岸互动可以用“形势比人强”来形容，和民众利益要求相比，意识形态显得是那么虚无飘渺。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将使台湾政治意识形态随着台湾民众政治心态的改变而改变。
台湾政治文化是中国总体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台湾文化的中国性不亚于中国大陆，这样的判断在笔者的田野调查中得到了有力的实证：从多数民进党人的知识结构，到普通民众的生活习俗，从外省籍人士的中国情怀，到中南部“民进党铁票”支持者私下里“咱拢是中国人”的自然流露，在在都显示出台湾民众心灵深处的中国情怀。当前，部分台湾民众心态中的“逃避中国”、“去中国化”的倾向，以及“台独意识”、“分离主义意识”，其形成原因与岛内权力斗争操弄有关，更与两岸“政治哈哈镜”有关。笔者相信，两岸民间社会融合之日，就是两岸意识形态对立结束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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