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产结构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演化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路径论文,结构论文,经济周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是一个具体的现实的过程。曼德尔(Ernest Mandel，1964，第336—337页)将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原因分为由“商品和商品的货币等价物之间的矛盾”构成的“一般可能性”，“利润率的波动”所揭露的“调整资本主义再生产条件的一般意义”，以及需要进一步说明的“具体原因”。在他看来，说明“具体原因”就是说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周期性地、必然地产生比例失调”。在此基础上，曼德尔提供了一个关于经济周期四阶段的过程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经济周期过程的经典的多部门动态模型。然而，曼德尔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经济系统对再生产平衡结构的偏离与回归，并未深入解释平衡结构的重塑与演变过程，这也是传统的“比例失调论”的主要不足。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系统会发生深刻的结构变革，符合“平衡结构”的结构比例并非一成变，也就是经济系统存在“多重再生产平衡结构”。经济增长是经济系统不断从一个平衡结构过渡到另一平衡结构的动态过程。因此，在动态上，再生产结构的约束效应不是将经济系统限定于某个唯一的“平衡结构”，而是要求经济系统必须遵守动态的结构演进路径。基于这个动态的结构演进路径界定“比例失调”，需要构建一个兼容不同平衡结构的动态的结构论框架。但是，由于传统研究缺乏操作这一问题的演化分析工具，传统的“比例失调论”未能成功构建类似的结构论框架。以曼德尔为例，在后来的研究中(Ernest Mandel，1975，1980)，曼德尔分析了经济系统存在的各种再生产平衡结构，形成了“多重平衡结构”思想，但是由于他的分析视角更多地集中于技术和利润率等因素，经济系统在不同平衡结构之间的动态演变过程未能获得恰当的动态分析。在我们看来，要弥补传统“比例失调论”的不足，阐明各类经济周期在“具体原因”层面的动态路径，关键在于解析经济系统在多重平衡结构之间的演化过程。综上所述，经济周期理论不仅需要研究再生产平衡结构的“约束”，更需要解释再生产平衡结构的“重塑”。换言之，需要在理论上回答：经济系统对平衡结构的偏离，是违背原有平衡结构的“短期动向”，还是导向新平衡结构的“长期态势”？
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已有理论，都未能有效回答上述问题。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理论往往过于关注总量关系而直接抽象掉了部门间的结构约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的注意力尽管越来越倾向于技术、制度、“积累条件”和外部市场等因素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但是这些因素借以发挥影响的结构约束和动态路径，则往往被视为“题中应有之意”而未获得细致的探讨，马克思再生产图式所蕴含的结构分析的思想反而在里昂惕夫、斯拉法、冯诺伊曼和帕西内蒂等结构论学者那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继承和发扬，关于内生经济增长机制的过程分析，也逐渐成了演化经济学的专长。回归再生产图式的结构论框架，借鉴演化经济学的过程论分析工具(胡乐明，刘刚，2012)，探究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动态路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的发展方向。
在《资本论》第3卷第49章“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可供开发的“跨期结构”思想。我们尝试以此为基础，参考冯诺伊曼和帕西内蒂等人的多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借鉴演化经济学家阿瑟·布赖恩提出的“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为经济系统的周期性波动提供一个动态的“结构论”解释。这一解释将说明：经济周期在其具体路径上应还原为结构问题和生产周期问题；技术、积累体制和利润率等影响经济周期的因素，都内置于资本主义经济无计划的动态不可逆的再生产过程之中，通过激化资本主义各部门强制性结构约束与异质性生产周期之间的矛盾，引发经济系统的周期波动；相关治理措施则通过缓和这一矛盾降低经济波动的危害。
二、供求关联、报酬递增与“多重平衡结构”
在彼此联系的社会分工体系中，各产业部门之间存在“交互供求”的关联机制。在这个交换体系中，一个部门的产出依赖于其他各部门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对这一部门形成的需求。只有各部门之间的生产规模符合相应的结构约束，产品才不会“过剩”，经济增长才能顺利进行。这就是供求关联思想。供求关联与报酬递增机制的结合，形成“多重平衡结构”。
(一)总量增长与结构变迁的统一性
1.无结构的增长与周期理论。除少数结构论学者之外，西方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都以总量生产函数为基础。其一般形式为Y=A·F(L，K)，其中Y表示产出量，A表示技术水平，L和K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数量。在这一生产函数中，部门间的结构和比例问题被抽象掉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研究，所探讨的都是总产出Y或人均产出Y/L的数量变化。经济增长实际上是各经济部门作为一个整体的增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增长都是同速度、成比例的。显然，这一认识与经济增长过程中各部门结构比例的深刻变革并不相符。结合供求关联思想，这种前提假定的局限性就更为明显。总量生产函数在抽象掉部门间结构比例的同时，也抽象掉了各部门产品因部门间比例失调和供求失衡而遭遇的“实现的困难”。这种抽象，相当于预先假定了“供求平衡”和“市场自动出清”，认定产品“有多少卖多少”，从根本上排斥了产品“相对过剩”的可能性。因此，在这些理论中，经济增长的困难和经济系统的周期性波动仅来自于外在的技术扰动(如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和货币周期(货币学派和卢卡斯)等因素；内生的供求失衡等更为关键的不稳定因素，则被排斥在分析视野之外。
2.总量与结构相统一的再生产理论。在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模型中，扩大再生产必须遵守部门间的结构约束，其条件为：I(V+△V+M/X)=II(C+△C)。这意味着总量增长与结构变迁是统一的。我们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与扩大再生产之间做一个简要的过程分析，来说明这一点。我们加入一个假定：资本家和工人消费的产品不同，资本家消费的奢侈品较多。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资本家将所有的剩余价值都用于个人消费。将简单再生产转变为扩大再生产，资本家首先需要减少奢侈品的消费，其省下的剩余价值(M—M/X)则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由此，经济系统发生相应的结构变动。由于奢侈品生产部门的需求要相对缩小，奢侈品部门的库存会相应增长。同时由于被雇佣的劳动力增多，消费品部门的生产需要扩大。扩大再生产后形成的更大规模的剩余价值记为M′，M′＞M。如果在新的水平上资本家的消费量M′/X=M，即资本家在扩大再生产之后形成的新的消费量与扩大再生产之前相等，那么奢侈品部门的库存将最终被消化，奢侈品部门只出现了短期产量和利润率波动。如果出现M′/X＜M，奢侈品部门可能形成生产规模的萎缩，一部分原先就业于奢侈品部门的劳动力，将陷入失业或进入其他部门。总结上述过程不难发现：正是原先用于购买消费品的一部分剩余价值改作其他用途，才导致市场上消费资料需求量和生产资料需求量发生了相应变化，从而推动生产规模、就业量和价值总量的扩张。总量增长以结构变迁为前提，同时总量增长后经济系统形成了新的平衡结构，总量与结构相统一是再生产图式模型基本的方法论特性。
(二)部门间的供求关联机制
我们结合再生产图式模型，进一步明确各部类间的供求关联机制，分析这一机制对产品交换比例的决定作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Ⅰ(C+V+M)=ⅠC+ⅡC，Ⅱ(C+V+M)=Ⅰ(V+M)+Ⅱ(V+M)；扩大再生产条件下Ⅰ(C+V+M)=Ⅰ(C+△C)+Ⅱ(C+△C)，Ⅱ(C+V+M)=Ⅰ(V+△V+M/X)+ⅡI(V+△V+M/X)。上述两个结论是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条件的推论。在这两个推论中，部门间分工和结构关系决定了市场上的不同产品之间的交易规模。形成这一原理的核心假定是：不同产品不能完全替代。如果市场上供给不足的产品可以由其他产品替换，那么不同部门之间强制的结构约束将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将各种产品划分为具体用途上难以相互替代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有效地抓住了各类产品的独特功能和不可替代性。这一假定也体现在里昂惕夫“投入—产出”理论的“互补性生产函数”和“中间产品消耗系数矩阵”上。部门间交互决定供求关系的原理，依托里昂惕夫的“消耗系数矩阵”形成了标准化的量化模型。随着萨缪尔森将这一模型应用于劳动价值论“转形问题”的讨论，这一模型及其“互补性技术关联”的思想，也被逐步引入到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
我们也可以基于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运用供求关联原理在再生产结构中，进一步明确供求关联机制对于各部门产品交换比例和交易规模的决定作用。各部门生产其产品的目的不是获得产品的使用价值，而是获得产品的价值。表现产品价值的，正是各部门在交换体系中所获得的其他产品。一个部门的收入，不取决于自己的产品数量，而取决于再生产结构中它从其他部门所换得的产品的数量。我们将在“非均衡”的条件下运用这一原理来探讨再生产结构中的各产品的交换比例。“如果市场的胃口不能以每码2先令的正常价格吞下麻布的总量，这就证明，在全部的社会劳动时间中，以织麻布的形式耗费的劳动时间太多了。其结果就像每个织布者花在他个人的产品上的时间超过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样。正像俗语所说：‘一起捉住，一起绞死’”(马克思，1972，第126页)。著名的“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各部门“按比例分配劳动”等理论也充分论述了这一原理，我们不再赘述。
(三)报酬递增与多重再生产结构
自亚当·斯密开始，报酬递增就是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贾根良，1998)。马克思分工理论、协作理论以及马克思对机器大生产的分析中，都明确强调了生产规模扩大对于节约生产资源降低生产成本的意义。这些分析是典型的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思想。“竞争斗争是通过使商品便宜来进行的。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便宜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因此，较大的资本战胜较小的资本”(马克思，1972，第686—687页)。“在论述协作、分工和机器时，我们已经指出，生产条件的节约(这是大规模生产的特征)本质上是这样产生的：这些条件……它们在生产过程中由总体工人共同消费……在一个有一台或两台中央发动机的大工厂内，发动机的费用，不会和发动机的马力，因而不会和它们的可能的作用范围，按相同的比例增加……燃料、照明等等的支出，也是这样”(马克思，1974，第94页)。同时，企业内部更大规模的生产和分工，又要求产业规模和社会分工的扩充。“工场手工业的分工要求社会内部的分工已经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相反地，工场手工业分工又会发生反作用，发展并增加社会分工”(马克思，1972，第391页)。
古典经济学的广义报酬递增机制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生产函数中狭义的要素边际报酬递增，而是囊括了经济总量扩张所推进的各种形式的效率提升机制。这一思想也成为演化经济学分析经济内生发展过程的重要理论基础(贾根良，1999)。一般认为，源于古典经济学的广义报酬递增机制包括规模经济、技术进步和结构变迁三个方面①。
将报酬递增与供求关联机制相结合②就可以阐释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多重平衡结构”。劳动生产率提高，依赖各部门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一个部门产业规模的提升，又取决于其他部门规模的相应扩大。在其他部门生产规模未扩大的条件下，某一个产业“单独”地扩大其生产规模，其市场需求规模和收入水平将被限定，更高技术因生产规模无法扩充而不能实现更低的成本，从而造成亏损，使预付的生产资料和固定资本形成“资本消灭”。因此，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各部门在生产规模上的“结构约束”和“规模依赖”，成为各部门技术进步的相互依赖。技术进步的实现，以各部门之间符合供求比例的再生产结构的重建为条件。相应的，不同的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上，存在着“多重平衡结构”。
演化经济学代表人物阿瑟(W.B.Arthur，1988，1989)分析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我强化”(self-reinforcing)和“锁定效应”(lock-in)。借鉴布赖恩的观点，我们认为：如果在各个平衡结构存在相应的“结构引力”，那么，在经济系统由低到高接近某个平衡结构时，“结构引力”将成为经济运行向上的拉动，形成平衡结构的“自我强化”；在达到某个平衡结构之后，“结构引力”会成经济运行向下的拉动，形成平衡结构的“锁定效应”。“多重平衡结构”的“结构引力”的交替作用，导致经济运行周期性地出现不同平衡结构的“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从而形成周期性经济波动。
三、结构引力与周期性波动的内在机理
强制的结构约束通过价值革命和资本消灭迫使经济系统回归平衡结构，构成“结构引力”。各部门生产周期的异质性导致经济系统交替性地偏离和回归“平衡结构”，形成“发散—收敛”过程，构成“结构引力”具体的作用形式。部门间结构比例的跨期约束与生产周期的异质性之间的矛盾，是理解结构引力及其“发散—收敛”过程的关键。
(一)结构约束、价值革命与“结构引力”
供求关联机制形成部门间结构约束。在供求关联系统内，一个部门的收入取决于他在交换供求关联系统内所换得的产品数量。因此，一个部门的扩张需要其他部门相应扩张，否则单独扩张的部门将遭遇“价值革命”和“资本消灭”，从而迫使经济系统重新回归平衡结构。这就是部门间结构约束形成的“结构引力”。同时，“产业链”上游某些环节的“中间产品”可能需要到下一生产周期才被下游环节所使用和补偿，从而导致各部门的生产存在跨期的结构约束。但是，由即期结构形成的交换比例可能违背跨期结构约束所指定的比例关系。考虑到跨期结构与即期结构之间的矛盾，“价值革命”的可能性将大幅增加。马克思的《资本论》第3卷第49章“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就蕴含了丰富的跨期结构思想。
在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模型中，跨越生产周期的影响因素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马克思假定所有生产资料在考察期间内，都会转化到产品中去，都会获得补偿。但是，不能由此认定马克思的分析中不存在跨期问题。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在“产业链”视角下，第一部类生产的产品是充当“生产资料”的中间产品，就即期而言，这些产品已经被购买，获得了补偿。但是，就这些生产资料的最终使命(最终要应用于消费资料的生产)而言，这些产品还将作为下游产品价值的C部分沉淀下来，从而获得跨期补偿。由此，生产资料部门除了受到当期补偿的结构性约束，还要面临跨期补偿的结构性约束。在“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中，马克思在同一个生产周期内，天才地阐述了这种“当期补偿”与“跨期风险”并存的现象。马克思在批判“三位一体公式”的同时强调：在社会总产品的实现与补偿过程中，当期投入的劳动量对应当期收入量，但是，当期投入与当期补偿之间的对应关系，不能解决所有产品的补偿问题，即收入不能补偿所有的产品的价值。“最后，形成不变资本的一部分产品，会以实物形式或者通过不变资本的生产者之间的相互交换而得到补偿；这是一个同消费者毫无关系的过程”(马克思，1974，第955页)。即资本家预付资本中用于购买不变资本的那部分投资，实际上补偿了尚未进入消费领域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的交互购买还可以获得更为全面的概括。著名的卡莱斯基法则(Kalecki，C.M.，1980)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更为全面的等式关系：ⅠM+ⅡM=Ⅰ(△C+△V+M/X)+Ⅱ(△C+△V+M/X)，即利润=投资+资本家消费，“资本家阶级的利润决定于他们自己的投资，而不是相反”(孟捷，2004)。但是，如果因此就认定资本家之间“自我增殖”的资本积累可以顺利地无限循环下去，就会进入错误的方向。生产资料的价值，最终必须用于生产消费品。因此，所有的生产资料，最终都要进入未来的生产过程中成为ⅡC的构成部分。
关于ⅡC部分，马克思认为“价值革命”和“资本消灭”是客观存在的：“在再生产的正常状态下，只有一部分新追加的劳动用在不变资本的生产上，因而用在不变资本的补偿上，这就是原来用来补偿生产消费资料即收入的物质要素时用掉的不变资本的那部分(此外，从价值方面来看，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变化，这个不变资本也可能贬值；但这种情况只与单个资本家有关)，这个不变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从物质方面看，总是会处在各种会使它遭到损失的意外和风险中。……因此利润的一部分，即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而只体现新追加劳动的剩余产品(从价值方面来看)的一部分，必须充当保险基金”(马克思，1974，第957—958页)。这里的“保险基金”指的是剩余价值中用于填补“价值革命”形成的损失，从而不能用作“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的那部分。马克思的分析指出，由于消费品可能无法获得补偿或无法投入生产(需求不足形成过剩产能)，沉淀于消费品中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可能因此而损耗。在调整经济结构的过程中，需要由“保险基金”去填补的价值损耗，可能会经常出现，其数额可能是庞大的。我们将这种分析称为马克思的“跨期结构”思想。
马克思“跨期结构”思想说明，当期获得补偿的生产资料最终要在未来的生产周期中沉淀在具体产品中获得补偿。但是，在未来的生产周期中，产品能够在交换体系中换得多少其他产品，不取决于跨期结构，而由即期部门间的结构比例决定。沉淀在消费品中作为ⅡC部分的价值，可能遭遇“价值革命”。例如，依据结构约束，某些部门扩张其生产资料投资的同时，其他与之相交换的部门需相应扩大生产能力。否则，未来的生产周期中，由即期的部门间产量结构所决定的交换体系内，产能扩张的部门将无法在交换中获得足够的其他产品，从而出现过剩产品或过剩产能，形成“价值革命”。只有先行部门缩减其生产能力或其他部门的生产规模跟进，经济系统回归“平衡结构”，“价值革命”的惩罚才会结束。“价值革命”强制经济系统遵守结构约束，形成迫使经济系统回归“平衡结构”的“结构引力”。
(二)部门间生产周期的异质性
“结构引力”在解释演化经济学“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的同时，也导致另一个悖论：如果“结构引力”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唯一的僵化的动态法则，经济系统将在“结构引力”的作用下固守“平衡结构”，平稳增长。那么，增长速度的周期性波动，将不是经济系统内生的不稳定性因素导致的，而只能是由外在因素的冲击造成的。可见，将“结构约束”作为唯一的动态法则，将不可避免地滑入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稳态路径”信仰。克服这一局限，需引入各部门生产周期的异质性。
如果各部门的生产周期是同质的，那么，各部门按照“平衡结构”的要求“步调一致”地扩大规模、提高技术将是可能的，甚至是有保障的。生产周期同质性也是西方经济学经济增长模型“稳态路径”背后的重要假定。在此基础上，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只能来自于技术、货币、制度甚至心理等因素的外在冲击。即使将这些因素“内生”到经济增长过程中，通过这些“内生因素”的“扰动”解释经济系统的周期性波动，也不是完全的经济周期“内生”理论。经济系统生产周期自身所蕴含的波动性，才是经济周期最根本的内生基因。结构约束限定了各部门经济增长的动态法则。生产周期的异质性则导致各部门“步调不一”的生产周期难以符合结构约束所限定的动态法则。两者的矛盾性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内生的不稳定基因。技术和制度等因素通过激化生产周期异质性与结构约束性之间的矛盾导致经济波动加剧。同时，经济系统对“平衡结构”的偏离和重塑，也需以此为基础展开讨论。
固定资本是异质性生产周期的典型代表。除固定资本更新外，各生产部门从投资到完成全部预付资本的周转，其生产周期也各不相同。但我们只选取最典型的固定资本更新问题阐述经济增长过程的内在不稳定性。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细化固定资产“生产周期”的两方面含义：从开始投资到建成投产，称为“投产周期”；从开始投入使用到完成周转最终报废，称为“周转周期”或“运转周期”。
回到我们在第一部分所举的例子。如果资本家形成的奢侈品消费在较长时期没有恢复到其原有水平，那么，奢侈品领域将出现不可避免的“资本消灭”。考虑固定资本一旦形成无法回收，其“资本消灭”的规模将很大。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消灭”与整体生产规模的扩张是同时发生的。固定资产生产周期较长的特点还会导致“加速数”作用。在我们的例子中，消费品部门会发生持续的扩张，消费品部门对固定资产的需求，会形成固定资产生产规模的扩张。假定固定资本折旧占不变资本的比重为50%，折旧率为10%，那么，消费品生产规模扩大引发的固定资本扩张的比例将是[C*50%)/(C+V+M)]/10%。记剩余价值率为m'，资本有机构成比率为c'，固定资本折旧在不变资本中的比率为λ，折旧率为γ，这一比例为(c'·λ)/[(1+c'+m')γ]=(λ/γ)/[1+(1/c')+(m'/c')]。这一比率与折旧率负相关，与资本有机构成正相关。在剩余价值率m'和生产资料中固定资本所占比率λ不变的前提下，资本有机构成越高，单位产品价值中固定资本折旧所占重越多，产品需求引发的固定资本生产规模的扩张幅度越大。
传统上将(C+V)视为“预付资本总量”的同时抽象掉了固定资本。考虑到产品价值总量中不变资本C的一部分是固定资本形成的折旧，预付的投资规模将不再是C+V=V(1+c')，而是V+C·[(1-λ)+(λ/γ)]=V(1+C')[(1-λ)+(λ/γ)]。在结构平衡，过剩产能消失时(通常为经济周期的恢复或繁荣阶段)，固定资本“完全开工”，增加一单位就业所需增加的生产资料数量不是c'，而是c'·[(1-λ)+(λ/γ)]。相应地，在固定资本未能“完全开工”的条件下(通常为经济周期的危机和萧条阶段)，增加一单位就业所需增加的生产资料则降低为c'·(1-λ)。固定资产投资的意义并非局限于固定资本投资自身，而是投资一旦形成就已经预先地指定了固定资本生产部门的生产规模。一单位最终消费品的生产需要经历不同的“中间产品”阶段，每个阶段都存在相应的“固定资本投资”，制造这些“固定资本”又会引发固定资本制造领域形成的更大规模固定资本投入。因此，就业量和消费品需求规模增加引发投资加倍增长的倍数(或加速数)和波长都将非常可观。另一方面，一旦固定资本投资形成了“过剩的生产能力”，就业增长过程中所需生产资料的投入量也将大幅度萎缩。由于固定资本的存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投资额与边际就业量③之间的比率将出现剧烈的波动，这是影响经济周期的重要因素。
(三)“发散—收敛”过程
结构约束与生产周期异质性的矛盾所引发经济系统周期性偏离和回归“平衡结构”，形成动态的“发散—收敛”过程。我们从处于“平衡结构”的稳定状态开始展开这一动态过程。为了标识多部门“步调不一致”的增长过程，我们以就业量，即再生产图式的V，作为经济增长过程的参照物，假定存在一个匀速的人口增长速度即就业增长速度。
经济系统处于“平衡结构”，过剩产能消失，就业量和消费品需求规模的增加，引发相应的“加速投资”，其规模将非常庞大，因此在接下来的生产周期中形成更大规模的就业量和消费品需求规模。由于生产资料和固定资本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较高，这些部门生产扩大形成的就业量增长幅度相对较低。所以，消费品产量和就业量增速低于第Ⅰ部类增长速度，生产资料和固定资产的“潜在生产能力”会超过就业量增速，从而超出部门间供求体系所能吸收的范围。但是，由于大量的固定资本投资尚处于“投产周期”，潜在的生产能力尚未释放，供给过多的市场价格信号不会形成，因此已经处于相对过剩状态的固定资本的投资不会停止。随着固定资本结束“投资周期”，形成实际产能，就业量和消费品产量将难以吸收先行部门形成的生产能力，从而导致一些部门的产能超出“平衡结构”的比例约束，形成过剩产品或过剩产能，价值革命和“资本消灭”不可避免。可见，受部门间生产周期异质性的影响，经济系统不会在供求关联的约束下“平滑”地停止于某个符合“规模约束比例”的“平衡结构”上。相反，在“供求平衡”、“过剩产能”消失的条件下，部门间的供求关联机制反而充当了生产资料和固定资产投资“过度加速”的“传送带”。在进入符合比例要求的“平衡结构”之前，经济系统不是平滑“收敛”的，反而会形成“发散”式增长，使一部分部门的生产超出结构约束。甚至可以这样认定：部分周期较长的生产部门形成生产能力和产品的过剩，是经济系统进入“平衡结构”的前奏。
生产资料和固定资产生产部门的过度增长，形成经济系统偏离“平衡结构”的“发散”过程。固定资产结束“投产周期”过剩产品进入市场，“发散”结果显露的同时，“收敛”过程开始。这个“收敛”过程也是“平衡结构”形成和自洽的动态过程。处于“过剩状态”的生产部门会出现利润率下滑，停止固定资产投资。在这个过程中，就业量依然继续增加，伴随就业量增长的投资规模则仅限定在流动资本的投资规模上，其比例由c'·[(1-λ)+(λ/γ)]下降为c'·(1-λ)。在这个过程中，“过剩部门”存在一个能够承受“亏损”状态的“承受周期”。如果“承受周期”内就业量和消费品需求规模能够跟上来，“过剩部门”的过剩状态将结束，利润率也将恢复。否则，“过剩部门”的某些固定资产将最终报废，甚至减缩其就业规模，劳动力将转移到后进部门④。这是一个经济增长速度相对下降的过程，同时各部门之间的规模比例“收敛”到符合供求关联要求的“平衡结构”上。
周而复始！“收敛”的完成，也是下一轮“发散”的开始。随着后进部门赶上，或“先行部门”生产能力因“亏损”而被破坏，“先行部门”的生产过剩状态将结束，就业量增长对固定资产投资和生产资料部门的“加速”拉动又将重新开启。
综上所述，部门间跨期结构约束和异质性生产周期之间的矛盾，导致经济系统形成周而复始的“发散—收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平衡结构”被反复违背和遵守，形成周期性的“结构重复”过程。这就是“结构引力”发挥作用的具体形式。在上述过程中，匀速的就业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动力⑤，经济增长速度围绕就业增长速度上下波动。如果我们在上述分析中取消人口和就业量的增长，经济系统将在进入“平衡结构”后停滞于原有规模上，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将完全取决于固定资本耗尽后的更新过程。
四、结构变迁、结构重塑与不同波长的经济周期
上述“发散—收敛”过程只是对既有平衡结构的不断“重复”，未“重塑”新的平衡结构。实现对“过程分析”与“多重平衡结构”的综合，关键是解释经济系统如何“重塑”出新的平衡结构，从而就经济系统在不同平衡结构之间“转换”，进行具体的过程分析。明确了这一转换过程也将明确回答经济系统对既有平衡结构的偏离是违背原结构的短期动向，还是导向新平衡结构的长期态势。我们将这一转换过程称为“结构变迁”过程。在每一次结构变迁过程中，既有平衡结构的“锁定效应”和新平衡结构的“自我强化”交替发挥作用，形成经济增长速度的周期性波动。结构重复和结构重塑都会形成不同幅度的经济波动，具体而言可分为三个层级结构变迁与四种波长的经济周期。
(一)结构变迁：不同平衡结构之间演化的比较静态分析
经济系统从既有“平衡结构”向下一个“平衡结构”过渡的过程，就是“结构变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系统脱离既有平衡结构的“锁定效应”，受下一个平衡结构的“结构引力”的吸引，进入“自我强化”路径。这一过程能否成功，决定经济系统对既有平衡结构的偏离，是违背既有结构的短期动向还是导向下一个平衡结构的长期态势。在理论上对两者做出区分，关键在于说明两个平衡结构如何交替发挥作用，也就是，两个“平衡结构”是否会同时形成“结构引力”？是否存在两个平衡结构的“结构引力”相互“拉锯”的状态？解开这些疑问首先需回答：新平衡结构被“重塑”的同时，旧平衡结构是否依然有效，其“结构引力”是否继续发挥作用？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说明平衡结构从何而来，一个平衡结构在什么条件下得以形成并获得其“结构引力”。
解开上述疑问，需对“平衡结构”进行更为细致的剖析。我们先明晰本文的“结构关联”和“平衡结构”思想。不同产品不能相互替代，即各部门之间的交叉供求弹性稳定不变⑥，各部门之间形成“交互供求”的交换体系。各部门的规模比例，决定各种产品之间的交换规模和单位产品的交换比例。在结构比例“不平衡”时，交换体系中某些产量或产能过多的部门将无法在交换中获得足够的补偿，形成“价值革命”和“资本消失”。相应的，如果不同产品之间的交换比例准确反映产品的价值或生产价格，资本获得平均利润，经济系统不必在“价值革命”和“资本消失”强制下进行调整，各部门的比例结构就达到了平衡结构。平衡结构下各部门之间的结构比例和交换比例，反映各部门产品的价值和生产价格，而产品的价值和生产价格又取决于各部门的生产率水平。
上述结论以产品不能相互替代，部门间交叉需求弹性固定为前提。外生的分配关系、技术联系和生活方式变革，会改变各部门之间的交叉需求弹性。例如，各部门劳动者与资本家的收入比例变化，或劳动者消费习惯改变，各部门收入增长所形成的消费品购买结构会发生变化；技术变革会导致最终产品所需的“中间产品”数量或种类发生变化。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上述分配关系、技术联系和生活方式变化未影响各部门的“生产率”水平，那么，上述因素形成的“结构变迁”，只是各部门依据新的交叉需求弹性调整其生产数量的动态过程，各部门之间的交换规模发生变化，但单位产品之间的交换比例不会改变。后者依旧取决于各产品的价值或生产价格。或者说，交叉需求弹性改变导致的“结构变迁”只是各部门适应新的交叉需求弹性，使部门间单位产品的交换比例在新的交换规模上重新体现产品价值和生产价格的调整过程。各部门生产率是决定“平衡结构”的最为关键的因素。综上所述，各部门生产率水平、分配关系、技术联系和生活方式等因素是决定“平衡结构”的基本要素。生产率水平决定不同平衡结构下单位产品之间的交换比例，其他因素决定部门间交叉需求弹性和交换规模。
明确了“平衡结构”的决定因素，回答前面提出的各种疑问就相对容易了。我们可以明确，在两个相邻的“平衡结构”之间不会出现它们的“结构引力”相互“拉锯”的状态。“平衡结构”取决于经济系统的生产率水平、分配关系、技术联系和生活方式。一旦这些因素确定，经济系统导向哪个“平衡结构”将被确定下来。因此，经济系统不会同时出现两个有效的“平衡结构”。如果这些决定因素发生了变化，既有平衡结构的“结构引力”将消失，经济系统的“发散—收敛”过程将服从新平衡结构的“结构引力”。即使原平衡结构在消失前已经释放了反映其“结构引力”的价格和需求拉动等信号，这些信号也无法形成抗衡新平衡结构的“结构引力”。因为在“发散—收敛”过程的作用下，经济系统持续处于不稳定的波动状态，只有持续不断的价格和需求拉动信号才能够形成足够强的“结构引力”，否则原有市场信号所形成的产量变化，将形成新结构下的“价值革命”和“资本消灭”，迫使经济系统导向新平衡结构。
(二)结构重塑：新平衡结构形成的动态演化过程
明确了平衡结构的决定因素，“结构重塑”问题也就相应解决了。各部门生产率水平、分配关系、技术联系和生活方式变化之后，经济系统符合新的决定因素的平衡结构也将相应调整，新的平衡结构将被“重塑”。那么，这些平衡结构的影响因素是外生给定的还是由经济系统内生决定的？我们认为，“中间状态”可能更为合理，生产率水平、分配关系、技术联系和生活方式等因素，既受外生的技术变革和制度变迁等因素影响，也会受到经济增长过程的影响，在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视角下，处于“半内生”状态。这也是曼德尔在晚近资本主义和经济长波理论中所采取的观点(孟捷，2011)。
在阐述“结构引力”和平衡结构的决定性因素时，我们暂时搁置了广义“报酬递增”假定。重新引入“报酬递增”条件，生产率水平、分配关系、技术联系和生活方式等因素，将不再完全为外生因素。经济系统将在报酬递增机制的影响下，影响这些决定平衡结构的相关因素，形成动态演化的“结构重塑”过程。报酬递增机制是指经济系统随着总量规模的扩张形成的效率提升过程，其具体机制包括规模经济、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三个方面。简言之，报酬递增是指更大的生产规模往往可以形成较高的规模经济效应，推进技术进步或催生更为高效的制度安排，从而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在广义报酬递增机制的作用下，经济系统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影响生产率水平、分配关系、技术联系和生活方式等因素，实现“结构重塑”。第一，在生产率水平方面，在报酬递增提升各部门生产率水平的过程中，各部门生产率的提升幅度往往各不相同；因此，由生产率水平决定的单位产品交换比例需相应调整，从而形成新平衡结构。第二，在分配关系方面，报酬递增机制的作用下，各部门可能在总量扩张的过程形成新的分工协作关系和组织关系，生产单位产品所需的工人数量、熟练工人所占比重以及劳资力量对比等因素可能发生相应变化，从而形成新的分配格局，导致各部门收入所对应的消费品购买结构发生变化，改变部门间交叉需求弹性，形成新的平衡结构。第三，在技术联系方面，在报酬递增机制的作用下，各部门在规模扩大的过程中，随着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促进技术变革，新的技术可能带来生产工具和原材料的变革，改变上下游产业之间的技术联系，从而在各部门之间形成新的交叉需求弹性。第四，在生活方式方面，报酬递增在提升总体生产效率的同时，提高了资本家和工人的人均收入水平，随着人们的消费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将发生变化，从而改变部门间的交叉需求弹性。
在报酬递增机制影响下生产率、分配关系、技术关联和生活方式伴随经济总量增长而形成的变化，都具有“半内生”的演化性质。除了报酬递增机制下总量规模对相关因素的影响外，技术水平、工艺流程、生活方式、消费习惯、分配格局等因素也具有其相对独立性，受各自发展规律和历史路径的影响，也可能受到外生的政策导向、文化背景和偶然事件的影响。
(三)三个层级的“结构变迁”与四个波长的经济周期
在结构重塑的过程中，新结构与既有结构的差异越大，结构变迁过程中“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的作用强度和影响周期越大，由此形成的经济波动的波长越大。视幅度大小，“结构变迁”分为不同层级，每一层级的“结构变迁”对应相应波长的经济周期。由此，不同波长的经济周期，不仅可以依据经验数据进行划分，也被赋予不同层级的理论含义。
“结构重复”的“发散—收敛”过程，对于解释经济系统内生的波动性路径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表明，经济系统一旦达到某种“平衡结构”的同时就会自然地形成脱离“平衡”的不稳定性因素，说明不稳定性内在于经济系统的增长过程之中。这种未能“重塑”新平衡结构的经济波动，其波动幅度很小，甚至不易察觉。我们将这种最低层级的周期性波动，称为第一层级的波动，这也是波长最小的经济周期。这种波动具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随着人口或就业量的匀速增长，新增人口和就业量增长引发的消费品需求形成加速的固定资本更新和第Ⅰ部类扩张，导致经济系统交替偏离和回归既有平衡结构，形成动态的“发散—收敛”过程。第二，随着最陈旧的固定资产结束其“周转周期”，固定资产的更新导致加速增长，从而引起类似的“发散—收敛”过程。这两方面内容往往会彼此交融，共同作用。
除上述最低层级的周期性波动，如果经济系统能够“重塑”新的平衡结构，形成“结构变迁”，将导致在“多重平衡结构”之间，经济系统在“结构引力”的作用下，在经过具体“平衡结构”前后交替出现“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系统将形成较大幅度的经济波动，形成波长较长的经济周期。仅就其逻辑层级而言，视变动幅度的大小，至少存在三个层级的“结构变迁”，从而赋予“多重平衡结构”、“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三个层级的差别，形成三个层级和波长的“周期性波动”。
1.“规模经济”提升生产率形成的“结构变迁”与周期性波动。这种层级的“结构变迁”其实是“结构重复”的“伴生现象”。换言之，绝对的“结构重复”只有纯粹的理论意义。受规模经济的影响，经济系统在总量增长的过程中，往往难以保持各部门生产率提升的同步性。生产条件差异形成“规模经济”效应的差别，从而导致各部门生产率水平的差异，形成新的平衡结构。在既定技术水平上，完全由规模经济因素导致的“结构重塑”，其新平衡结构与既有平衡结构的差异往往相对较小，由此形成的“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也相对不明显。所以，这一层级的“结构变迁”对应波动幅度较小的第二层级的经济周期。在上述过程中，新平衡结构发挥“结构引力”具体的作用形式是“发散—收敛”过程。相应地，在这种“结构引力”的作用下形成“波动”的过程中，也伴随着第一种层级的波动。简言之，这一层级的“结构重塑”以“结构重复”为具体路径，这种“结构重塑”形成的第二层级的“周期性波动”以第一层级的波动为具体路径。高层级的“结构变迁”和“周期性波动”以次级的“结构变迁(重复)”和“周期性波动”为具体路径——这是不同层级的结构变迁和经济波动的基本规律。
2.“技术变革”提升生产率形成的“结构变迁”与周期性波动。上述规模经济条件下的“效率提升”可以视为规模扩大形成的“成本节约”，是相同的生产技术在更高的生产规模上形成的“生产率”差异所导致的。各生产部门除了规模变动形成的效率扰动外，生产中也可能形成“工艺创新”、“技术改造”、“技术升级”，这些技术的变动，同样会形成更高水平的“生产率”，从而导致各部门的生产率水平形成更大幅度的差异，进而改变部门间单位产品的交换比例，“重塑”新的平衡结构。另一方面，新技术的产生也可能带来原材料和生产工具的变革，改变部门间技术联系，通过影响部门间交叉需求弹性，重塑平衡结构。总之，技术变革通过影响生产率水平和部门间技术联系，引发较大幅度的“结构变迁”，形成第二层级的“结构变迁”和第三层级的周期性波动。
3.生产方式变革(产品创新+制度变迁)形成的“结构变迁”与周期性波动。较大幅度的技术变革，往往伴随产品创新和制度变迁，甚至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对于前面两种类型的“结构变迁”，产品创新会形成再生产结构的“质变”。由于原先不存在的产品形成，或原有产品被淘汰，参与再生产结构的生产部门发生了变化，经济系统会进入“全新的”再生产结构。相应的，整个社会的组织结构、制度规范甚至生活方式都可能形成较大幅度的变革。这种更高层级的“结构变迁”，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三层级的“结构变迁”。这种结构变迁所造成的“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则形成第四层级的周期性波动。资本主义经济的长周期通常体现为经济系统对“全新的”平衡结构的“重塑”过程。
五、影响因素与理论对话
技术、制度、利润率和市场扩张等因素对经济周期的影响，通过激化结构约束与部门间生产周期异质性的矛盾发挥作用。分析这些因素对变迁过程的影响，可以同各类经济周期理论对话，阐明这些因素影响经济周期的动态路径。
1.资本消失与利润率下降。著名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克莱曼(Andrew Kliman)通过系统的理论分析和翔实的经验研究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源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大衰退。长期的利润率下降和大规模的资本消灭，是构成这一趋势的关键(克莱曼，2013，第124页)。因此，克莱曼提出以历史成本计算利润率，反对现期成本计算原则，以体现经济系统在衰退过程中形成的“资本消灭”；剔除资本重新计价后由“成本节约”形成的利润率升高的假象(克莱曼，2013，第116页)。结合我们提供的动态路径，克莱曼揭示的观点可能更易于理解。以“资本消灭”和“现期成本利润率”来修复利润率下降趋势，实际上是结构约束与异质性周期之间的矛盾被激化后未能获得缓解的结果。受“发散—收敛”过程和“结构变迁”的影响，经济系统必然周期性地脱离平衡结构，形成“价值革命”，从而导致利润率下降。这种“利润率”下降是产品过剩价格下降的结果。如果在先行部门的承受期内，经济系统能够及时回归平衡结构或导向新的平衡结构，那么产品过剩和产能过剩状态将消失，产品价格将逐步恢复，利润率下降将获得修复。这种修复是一种实际的“价格修复”。相反，迫使企业承认失败，降低既有资产的价值评估，通过降低“成本基数”来恢复利润率，则是一种假象的“成本修复”。克莱曼的实证结果则表明，资本主义经济长期衰退的原因正在于，经济系统未能及时回归“平衡结构”，企业无法按照恢复后的利润率对对其既有资产进行准确的估价，反而需要在“现期成本”中承认“资本消灭”。
2.技术和积累体制。依据新熊彼特学派、法国调节学派和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观点，技术和积累体制也是解释经济长期波动的重要因素(孟捷，2011)。结合我们的分析不难理解，新技术和新体制的意义就在于“重塑”新的平衡结构，使经济系统在偏离既有“平衡结构”后，及时导向新的平衡结构。相反，如果新的技术和积累体制不能出现，无法形成新平衡结构，“结构重复”过程将不断持续，导致经济系统反复遭遇“发散—收敛”过程造成的价值革命和资本消灭。此外，在我们的分析中“结构变迁”的幅度越大，变迁过程中“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形成的波动幅度越大。因此，避免长时期衰退的关键在于推进生产方式变革，通过产品创新和体制创新“重塑”全新的“平衡结构”，使经济系统在较短的时期导入新平衡结构的“自我强化”路径。否则，较长时期的经济衰退将无法避免。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的失败(孟捷，2012)，其原因可能不仅在于这一积累体制对现有“平衡结构”的排斥，这一积累体制阻碍生产方式变革，导致全新“平衡结构”难产，也是重要原因。
3.消费不足与市场扩张。卢森堡是消费不足论的代表，她“把争论提高到一个更值得注意的水平。她提出了积累的扩大再生产的来源问题”(曼德尔，1964，第380页)，即剩余价值的购买力和实现问题。“剩余价值既不能由工人也不能由资本家来实现，而是由那种属于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社会阶层或社会阶级来实现”(卢森堡，1959，第276页)。由此，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必须以持续不断的市场扩张为条件。卢森堡的观点受到了学者们的批评。罗斯多尔斯基(1992，第70—79页)认为卢森堡“只是在资本一般的意义上说明危机，忽视了现实的危机只能产生于许多资本之间的竞争”(谢富胜等，2010)。在我们提供的多部门框架内，卢森堡提出的剩余价值的购买力和实现问题，可以在部门间“交互供求”的结构体系内获得解决。各部门的购买力取决于其他相关部门的生产，在新的平衡结构上，剩余价值所代表的新增产量和价值量可以在经济系统内获得购买和补偿。在理论上，剩余价值的购买力可以在新平衡结构上由经济系统内部各部门间的交换体系内源地解决。英国学者克拉克(Simon Clarke，2011，第58页)认为，卢森堡也承认了这种内源解决方式在理论上的可行性。
虽然理论依据存在局限性，但是卢森堡所揭示的市场扩张趋势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趋势之一。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中，市场扩张是破解“锁定效应”推进“结构重塑”的关键。由于社会分工体系是封闭的，产品的交换比例完全取决于各部门之间的产量结构。因此，任何偏离平衡结构的变动，都会遭遇价值革命和资本消失的惩罚，构成强制性结构引力，在平衡结构上形成“锁定效应”。只有改变经济系统的生产率水平、分配关系、技术联系和生活方式，形成新的平衡结构，才能克服既有平衡结构的“锁定效应”。然而，一部分“先行部门”的扩张，往往难以全面影响经济系统整体的生产率水平、分配关系、技术联系和生活方式，从而难以“重塑”新的平衡结构。所以，封闭条件下，对既有平衡结构的偏离往往只能构成违背既有结构的“短期动向”，难以导向新的平衡结构。但是，如果我们引入开放的市场条件，允许“先行部门”将其过剩产品出口到外部市场从而获得补偿，那么，强制的结构约束将被放松，平衡结构的“锁定效应”将被削弱。作为经济系统打破既有平衡结构时的“回旋余地”，外部市场对于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六、政策启示
分析影响经济系统周期性波动因素及其发挥作用的动态路径，可以实现与不同经济周期理论的对话，并为经济周期的治理提供相应的政策启示。具体而言，政策启示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制订长期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战略。防范经济波动危害的关键在于避免经济周期下行阶段形成的经济衰退和危机。较大幅度和较长时期的经济衰退，来自于较大幅度“结构变迁”之后高层级的“平衡结构”所引发的“锁定效应”。制订长期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战略，为持续的“结构重塑”制订长远的战略规划，是避免经济增长陷入长期衰退的关键。在这方面，发达国家既有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历史，已经向发展中国家显示了长远的结构变迁所需的技术和制度条件，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结合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制订和执行长期的技术进步和制订创新战略。
第二，提高先行部门的带动能力。无论是最低层级的“发散—收敛”过程，还是较高层级的“结构变迁”，经济系统的结构调整和经济波动过程都存在率先扩张的“先行部门”。部分生产周期较长的产业部门往往会在率先扩张之后形成“过剩产能”，面临“价值革命”造成的经济损失。降低经济波动的关键就在于降低这些“先行部门”率先扩张的代价，提高先行部门的带动能力，加速后进部门的跟进速度。应加快选择那些带动范围大，带动作用强的先行部门作为战略产业。在后进部门尚未跟进，或战略产业畏惧潜在风险不敢率先扩张时进行适当保护，以补贴和信贷支持等手段为战略部门提供相对宽松的资金链条件，提高其对潜在风险和产能过剩的承受能力。同时，优化战略产业与关联产业之间的交易条件，加强技术和商务联系，提升带动能力。
第三，优化对外扩展，坚持以我为主。除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外，利用外部市场克服对系统内各部门的需求依赖，弱化形成“锁定效应”的“结构引力”，也是克服“结构锁定”加速“结构重塑”的重要途径。因此，加强外部市场扩展，为国内“先行扩张”的产业部门提供更大的“回旋余地”是推进经济系统顺利实现“结构变迁”的重要保障。需要强调的是，就克服“结构锁定”而言，外部市场扩展的关键在于服务国内的结构调整，而非仅仅占领国外市场。由于国外市场也处于其他国家的生产结构体系之中，过多依赖国外市场，容易遭遇外国经济波动的损害。在加强外部市场扩展的同时，坚持以我为主，以推进国内结构调整为主线加强对外开放的战略规划，对于改进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①除规模经济和分工理论外，马克思也曾系统论述规模扩张推进协作分工和技术进步的动态机制；并通过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等因素描述经济增长过程的技术进步。此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工厂法”等理论也深入地研究了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推进作用。
②在西方经济学中，报酬递增与产业间供求关联机制的结合就是高级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金融外部经济”(杜曙光，刘刚，2013)。
③“边际就业量”是我们想到的最为准确的表述，当然这里完全排除了边际主义的均衡性和稳定性意味。
④这是一个“资本消失”过程，企业的各类资产价值将因此而下降，企业因资产价值下降形成“现期成本”减少。在此基础上，企业的利润率会因“资本消失”和“现成成本”下降而提高，从而恢复生产。这是一个“利润率”波动与“价值革命”交互融合的动态过程。
⑤以匀速的人口增长速度作为经济总量扩张的动力和参照，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理论的基本惯例之一。正是人口和就业数量的增长，构成经济系统持续获得总量扩张的动力。就业增长只是经济增长的外在动因，而非经济波动的内因。即使没有人口增长，随着固定资产的耗尽和更新，结构约束与异质性生产周期之间的矛盾也会周期性爆发。另外，考虑到后面的分析，这里外置的匀速就业增长，也可以视为经济系统“市场扩张”的形式之一。
⑥一般而言，产品类别划分越细，相邻类别的产品进行替代的可能性越大，例如肉、菜、水果等产品之间的相互替代；如果实行较宽口径的产业部门划分标准，上述产品均列入食品类别，食品与其他产品之间的相互替代程度将基本消失。同样道理，生产资料的“替代性”也往往局限于细分的相邻部门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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