邺下文人集团内部活动对文人观念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人论文,观念论文,集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安文人集团按其发展阶段来说经历了邺前文人集团、邺下文人集团、邺下文学集团三个阶段。由于邺下文人集团是建安文人集团发展的中间阶段，即建安九年八月至建安十五年年底，其文人集团内部文人之间的宴集、唱和等活动也显示出明显的过渡性的特征，但概括而言既有鲜明的政治性又有鲜明的娱乐性，是政治性与娱乐性的统一。表现在对文学观念的影响与渗透上，邺下文人集团既强调文学的政治功能，又注重文学的娱乐与审美功能。故追求文学的政治功能和审美娱乐功能是邺下文人集团内部文人宴集、唱和等游玩娱乐活动对文人文学观念影响的两大征象。这与邺前文人集团内部文人之间交往、出征活动所展现的文学观念相比，已彰显出建安文人文学观念的向前发展演进的历史进程。邺前文人集团内部文人的交往、出征等活动对文人文学观念的影响，并没有表现出对文人文学观念的有意识地向前推动，而是更多地显示出文学观念在继承前代文学观念基础上的自然发展。自觉地服务于政治与个人式的感物吟志是邺前文人集团交往、出征等活动所表现出来的文人文学观念的特征，又是邺前文人集团内部交往、出征等活动之外文学创作所昭示的文学观念的特征。邺前文人集团内部文人交往、出征等活动对文学观念没有产生什么特别的影响，它只是在文人文学活动相对稀少的情况下，保持和加强了文人文学活动与文学观念的自然联系。邺下文人集团内部文人的宴集、唱和等娱乐活动对文人文学观念的影响则呈现出新的特质。
一
邺下文人集团内部文人的宴集、唱和等娱乐活动推动了文人自觉地和有意识地对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一文学观念的加强，其显著表现就是邺下文人集团内部的交际活动产生了一大批描写曹军征战的文学作品。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以反映战争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如《诗经》中的《小雅·何草不黄》、《卫风·伯兮》、《小雅·采薇》以及楚辞《九歌》中的《国殇》等，但这些作品都是作者当时情感的自然抒发，是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言志”、抒情文学观念的自然表现，正如朱熹分别注《何草不黄》、《伯兮》、《采薇》所云：“周室将亡，征役不息，行者若之，故作此诗”[1](页223)；“妇人以夫久从征役而作是诗，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方执殳而为王前驱也”[1](页52)； “此遣戍役之诗……然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启居者，非上之人固为是以苦我也；直以
狁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盖叙其勤苦悲伤之情，而又风以义也”[1](页137)。至于屈原的《国殇》，则是为祭祀为国阵亡者之神而作的祭歌，寄寓了作者对为国阵亡将士特殊而真挚的情感。到了汉代，汉乐府中也有关于战争描写的作品，如《战城南》、《十五从军征》等，皆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之作。这些作品对创作主体来讲，都是自然感发而产生的，并没有为创作而创作的目的，更没有通过战争来反映当时政治或以文学服务于政治的明确意图。而邺下文人集团内部文人宴集、唱和而创作的征战作品，其创作意图与目的却相对明确，即通过对曹军出征时威武雄壮军容的描写和战争中辉煌战绩的叙述，来为曹氏集团歌功颂德。建安十二年陈琳在其创作的反映曹操出征乌桓的《神武赋》的序中就直接指出：“建安十有二年，大司空、武平侯曹公东征乌丸，六军被介，云辎万乘，治兵易水，次于北平，可谓神武奕奕，有征无战者已。夫窥巢穴者未可与论六合之广，游潢污者又焉知沧海之深？大人之量固非说者之可所识也。”[2](页43) 说明作赋的目的就是歌颂曹操平乌桓的赫赫战功和不朽业绩。作者在作品中为突出曹军的迅疾勇猛、所向披靡，不惜极尽想像、夸张之能事：“陵九城而上济，起齐轨乎玉绳。车轩辚于雷室，骑浮历乎云宫。晖曜连乎白日，继于电光。旆既轶乎白狼，殿未出乎卢龙。威凌天地，势括十冲，单鼓未伐，虏已溃崩。克俊馘首，枭首魁雄。”[2](页43) 战车在九天高处飞驰；车骑或从雷室边碾过，或穿行于云宫之间；武器、战旗在日光之照耀下光彩夺目，如同雷电闪耀；军队浩浩荡荡，前边已超过白狼，后边还未出卢龙；威凌天地，气势非凡；未敲战鼓，敌已溃崩；敌军将帅被杀，士卒被俘，大获全胜。不仅如此，作者为了显示曹操此次征伐为仁义之举，还冠之以“受金石而弗伐，盖礼乐而思终”[2](页43) 的虚美之辞。其实陈琳这种创作倾向在其建安四年为袁绍典文章时所写关于袁绍攻伐公孙瓒的赋作《武军赋》中就已明显表现出来了，《神武赋》只不过是先前那种创作倾向在建安十二年的继续，但这种继续的因缘则在于陈琳参与了邺下文人集团征伐乌桓的活动。这种征伐活动使陈琳以前描写征伐赋作的创作体验重新唤起，与其对曹以既往不咎态度待己的感激之情相会合，从而产生了创作冲动，写下了颂美曹操北征乌桓的篇章。与陈琳《神武赋》作于同时、且也是赞扬曹操北征乌桓的应玚的《撰征赋》，很可能是和陈琳唱和之作。因为此时陈琳、应皆为曹操属官随征，亲眼目睹了曹操过去的辉煌战绩及北征乌桓的实况，为之感染并生发对曹操的赞美之情也是符合情理的。他们又都是善属文的文人，一旦一方作赋，就会引起另一方的创作欲望来作赋应和。邺下文人集团内部文人唱和之风一开，马上蔚成风尚。建安十三年南征荆州至江陵的置酒高会，又把文人的创作激情调动了起来。此时南征荆州刚刚取得胜利，征战情况还历历在目，自然征战荆州就成了文人们的创作主题，形成了一人作赋，其他文人立即应和共同创作的局面。徐干的《序征赋》、阮瑀的《纪征赋》、曹丕的《述征赋》、王粲的《初征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的。曹丕的《述征赋》云：“建安之十三年，荆楚傲而弗臣，命元司以简旅。予愿奋武乎南邺，伐灵鼓之硼隐兮，建长旗之飘摇……镇江、汉之遗民，静南畿之遐裔。”[3](页42) 阮瑀的《纪征赋》曰：“希笃圣之崇纲兮，惟弘哲而为纪。同天工而人代兮，匪贤智其能使。五材陈而并序，静乱由乎干戈。”[2](页157) 颂曹之意溢于言表。与曹丕、阮瑀相比，王粲的《初征赋》既有对曹操征伐之功的称赏，又有征战结束回家途中的想像；徐干的《序征赋》显得冷静理性，透露出作者对曹操征伐不休的深刻反思和担忧。这些作品虽然都是描写南征荆州的征行赋作，但不像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邺下文人征行赋也写得很多，不过不同于以前的征行赋，大多数写从军出征事，其中少不了对曹操的歌颂，对军威的形容，价值是不高的。”[4](页201—202) 关于邺下文人集团征行赋价值高与不高所涉及的其他问题，笔者在此不谈，仅就邺下文人集团创作的征行赋所昭示的文人活动与文人文学观念的关系来讲，征行赋是很有价值意义的，即它是邺下时期文人文学活动与文人的以文学服务于政治之文学观念的结合点。它既是邺下文人文学活动的产物，又可折射出邺下文人的文学观念。通过它我们可以窥探出建安时期邺前文人集团文人之文学观念向邺下文人集团文人之文学观念的演变轨迹。它是建安邺下文人集团时期这一特定背景下文人征战活动中的特殊产物，就它所映射出的邺下文人文学服务于政治的文学观念来审度，展现出与前此文学服务于政治的文学观念的不同特质：一方面邺下文人之征行赋作中对曹操的颂扬尽管有溢美的成分，但总体上看是作家真实情感的流露，不像汉代辞赋那样过于夸张与铺陈，有一种明显的文学为政治而作的创作意向，而是既为政治而作又为创作而作的统一；另一方面，以前的辞赋内容主旨比较单一，或文学的政治色彩相对突出，重在美刺两端，或文学的个人情感比较显著，重在所感所想，而邺下文人的征行赋则是政治性与创作主体情感性两者的结合。所以邺下文人的征行赋有其独特的认识价值，邺下文人的文学的政治性的观念通过它能够得以充分地显示。
即使在饮宴这类娱乐活动中所创作的娱乐性比较突出的作品中，也可以透视出邺下文人以文学服务于政治这一文学观念的存在。建安十四年十二月，曹丕于谯大会众宾，饮宴歌舞。他的《于谯作诗》对此次宴会进行了真实表现，诗中所写宾客夜晚宴饮欢乐的热闹场面，不仅仅是当时宴乐情景的客观再现，而且还寄寓了曹操功著德高、治政有方、政通人和的政治内容，因为只有国之兴盛安宁才能有今日众人之欢聚、大家之同乐，而国家的兴盛安宁又是曹氏政治集团的功绩。诗中最后所云“穆穆众君子，和合同乐康”[5](页400)，展现出一派政治清平、其乐融融的安康景象。该诗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是作者目睹宴乐情景有感而发的作品，其作品中所体现的为政治服务的文学观念也是邺下文人集团宴集活动影响文人文学观念的表现。
二
邺下文人集团内部文人的宴集、唱和等娱乐活动还深化了他们对文学娱乐审美功能的认识。在建安邺下文人集团之前，文学的实用功能被人们认识的不仅早而且深入，文学的审美娱乐功能却未为人们普遍关注。这种文学观念格局的形成、稳固也是与文人的相关活动不可分割的。如先秦时吕不韦手下的门客集团，史载：“（吕不韦）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6](页2510) 至于吕不韦使其门客著《吕氏春秋》的目的，我们从《吕氏春秋·序意》中可以看出大概。其曰：
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三者咸当，无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数，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三者皆私设精则智无由公。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隆，以日倪而西望知之。”[7](页648)
由此可知，此书的编撰目的就是“纪治乱存亡”、“知寿夭吉凶”，为秦王朝的一统天下提供理论依据。又如汉代乐府机关里的文人群体，他们之所以被组织起来从事诸如“采诗”、“作诗”等文学活动，也有其明显的政治目的。试看以下材料：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动心焉[8](页1045)。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8](页1756)。
汉武帝立乐府，组织文人采集民谣、民歌，令文人作诗为赋，由音乐家谱曲，一是要观风俗、知薄厚，了解民风民情；二是以善民心，所谓“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移风易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8](页1036)，“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仪，合生气之和，导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足以感动人善心也，不使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8](页1037)。 如果说原始民歌民谣还具有朴实、厚重的真性情、真情感的话，那么经过统治者组织文人修改、编订等活动的参与，汉乐府却被人为地涂上了一层厚厚的政治和伦理教化色彩。而统治者组织文人创作的新诗作，既无创作主体的真挚情感的投入，又无创作内容选择上的自由，完全成为统治者政治意志的载体。汉代诸侯藩国与中央朝廷的赋家集团，其集团内部的文人经常开展一些有利于赋作创作的活动。虽然他们的创作表现出一定的自由度，但由于他们侍从文人的身份与地位，决定了他们也要以统治者的意图作为创作的价值尺度，这是当时文学依附于政治这一文学观念影响的结果，也是文人所从事的有利于文学创作的活动明显受政治支配的结果。相对来说，后者的作用更为直接，效果也更为显著一些。
但任何行为活动对人的影响和产生的作用都不是单一的，文人集团内部所展开的文学活动也是如此。它一方面加强了文人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观念，另一方面它也促成了文人把文学作为一种娱乐审美手段来陶冶性情等文学观念的滋生。因为“文人集团的文学活动，与一般文学家个人的文学活动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它是一种集团的活动，具有集团性或曰群体性”[9](页227—228)。 当文人们被组织在一起进行文学活动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作家个人单独创作的氛围。这种活动自然一般缺乏作家个人单独受外在刺激而引起创作冲动这样由感而发式的激情，但它既无言地营造了文人之间彼此竞争、人为激发文人创作潜能的氛围，为文人之间相互交流、切磋技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场所，也为文人们结交同道、增进友谊架起了互通的桥梁，更是文人集团内部成员集团意识、集团心理得以形成的重要途径。本来这些文人在被组织进行创作活动之前就以善属文为人们所称道，当他们在集团活动中集体创作的时候，通过群体创作特殊环境的激励、感染，他们的文学创作才能又有了提高。此种提高是建立在集体文学活动基础上的有意识的提高。提高后文人的文学才能不仅会赢得时人尤其是统治者及同行文人的更高、更广泛的赞誉，而且还会给文人本身带来荣耀，从而更激励文人为这一荣耀而创作。同时文人们在集体创作的时候，所培养的集团意识和集团心理实际上是以文学这一因缘为纽带的。伴随着集团文学活动及文学创作的展开，文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集团意识与集团心理的形成，文人也会产生一种审美娱乐体验。也就是说在文人集团内部文人开展文学活动及创作时，活动及创作本身也成为文人集团内部进行交流、沟通、娱乐的手段。这样文学活动及文学创作也就自然地成为文人认识了解文学审美娱乐功能的渠道。因为文人集团内部的文学活动及文学创作的最终结果是文学作品，就是为了文学作品大家才被组织起来，就是有了文学作品大家才有了共同的话题，就是有了文学作品彼此才相亲相知，就是有了文学作品大家才获得了审美愉悦和性情的陶冶，这时人们才慢慢认识到文学不仅具有政治的意义，而且还有审美娱乐的价值。所以我们认为汉赋的尚丽审美倾向与赋家追求尽情铺陈、爱用玮字[10](页49—94) 词汇的习尚，是与汉赋作家的群体创作活动息息相关的。《汉书·王褒传》中所载汉宣帝语曰：“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奕远矣。”[8](页2829) 台湾学者简宗吾先生对这段话作了如下评述：“这一段不但代表了汉宣帝的文学观，也未尝不可以代表班固对于辞赋的总批评，甚至代表汉代的辞赋观。其中不但评定了文学的游戏意义，还认定了讽谕的效用，以攀附于汉儒所公认的古诗价值。”[10](页3) “汉赋的游戏意义和讽谕价值，是汉代评估辞赋的两个核心，也是体认汉赋最重要的两个文学观念。当然，也造成汉赋尚文欲丽的倾向，与尚用讽谏的要求。”[10](页3) 冯沅君先生也曾作过如下推断：“汉赋乃是‘优语’的支流，经过天才作家发扬光大过的支流。这种主张纵非定论，想也不是谬论。”[11](页75) 简先生与冯先生虽然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但都指出了汉赋所具有的游戏娱乐作用。这种观点对我们今天的汉代文学乃至整个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古代文人的文学观念研究仍具有启发意义。汉赋的游戏娱乐功能的被认识，固然有其本身发展的原因，但汉代辞赋家的群体辞赋创作活动的不断展开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因为在辞赋家的群体创作活动中，这种活动本身的娱乐消遣功能日益被辞赋家与旁观者所发现，并被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和接受，从而使汉赋的游戏娱乐、审美愉悦功能得到了凸显。汉代乐府诗的审美娱乐功能也是通过乐府机关的文人活动被彰显出来的。由于汉赋多为“侯门清客文学侍从，跟爱好文学的帝王诸侯，在游处应对时的作品”[10](页11)，故汉赋的审美娱乐功能是借助于“游处应对”这一形式来充分显示的。汉乐府则不同，它的审美娱乐功能的被认识是借助于乐府机关里乐师的演奏、歌唱家的演唱来实现的。不过汉赋与汉乐府的审美娱乐功能被认识的两种不同方式有一共同特征，即都是通过文人的有组织的集体活动来完成的。东汉后期设立的鸿都门学把文赋、书法作为选拔官员的标准，中下层文人游学京师仕进无门而自发组织的诗酒朋友之会，是汉代乐府机关、诸侯藩国和中央朝廷组织文人进行作赋、演奏歌唱等活动在东汉后期的发展，这通过蔡邕、杨赐等人的上书劝谏和《古诗十九首》的具体作品就能得到有力的证明。杨赐在回答灵帝诏问灾异时云：“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12](页1780) 熹平六年蔡邕上封事陈政要七事中亦云：“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12](页1996) 杨、蔡虽然对鸿都门学中诸生以文赋书篆而身居官位深表不满，但由他们回答和上书灵帝的言语中，我们可以感到鸿都门下诸生竞相作赋、有类俳优的游戏娱乐性质。汉末文人所作的五言诗中所言：“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长苦辛。”[5](页330) “四坐且莫喧，愿听歌一言。请说铜炉器，崔嵬象南山。上枝似松柏，下根据铜盘。雕文各异类，离娄自相联。谁能为此器，公输与鲁班。朱火然其中，青烟飏其间。从风入君怀，四座莫不欢。香风难久居，空令蕙草残。”[5](页334) 诗中描写的固然是作者对人生苦短、生命难料、富贵可乐和追求虚名等人生现象的感叹，但我们也不要忽视作者透视以上人生现象的场景是在朋友的聚会上。这些聚会既是文人审视人生的窗口，又是他们谈心开怀的自由之地，这里有欢乐的歌笑，也有令人辛酸无奈的叹息，也有哲学家般睿智的声音在激荡，犹如多重声音交汇而成的交响乐章，让人在泪水中欢欣，在欢欣中辛酸。这是当时文人相会情景的真实写照，也是相会之时文人心灵世界的客观展示。诗的创作不仅成为当时文人畅怀欢歌的手段，而且诗本身也变为文人获得愉悦的美的对象。
建安时期的邺前文人集团阶段，由于政局不宁，集团文人忙于政治事务，无暇也无心思去组织有利文人创作的活动，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宗旨十分明确，文学的审美娱乐功能没有充分的机会得以体现。到邺下文人集团时期，时值曹操统一北方之后，政治局势相对缓和，文人集团内部的文人有了开展活动的心情和条件，故文学创作也自然成为文人集团内部群体活动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文学的审美娱乐功能也水到渠成地被文人们所认识、接受。如建安十三年南征至襄阳过汉水时文人有感于神女故事而举行了一次作赋唱和活动。现存的作品有陈琳、王粲、应玚的同题《神女赋》，但都有程度不同的残缺。从残篇看，作者都无一例外地突出了神女之美丽：容貌之美、服饰之美、性情之美。尤其是王粲的描写细腻形象、生动逼真，宛如一绝世佳人呈现于眼前：“体纤约而方足，肤柔曼以丰盈。发似玄鉴，鬓类刻成。质素纯皓，粉黛不加。朱颜熙曜，晔若春华。口譬含丹，目若澜波。美姿巧笑，靥辅奇牙。戴金羽之首饰，珥照夜之珠珰。袭罗绮之黼衣，曳缛绣之华裳。错缤纷以杂袿，佩熠爚而焜煌，退变容而改服，冀致态以相移。登筵对兮倚床垂，税衣裳兮免簪笄，施华的兮结羽钗。扬娥微眄，悬藐流离。婉约绮媚，举动多宜。称诗表志，安气和声。探怀授心，发露幽情。”[13](页227) 神女体态柔美，高低合度；天质洁白，容若春华；口如含丹，眼波似水；笑则牙齿微露，酒靥动人。装扮入时，丽而不艳；温柔多情，善解人意；赋诗表志，声气和谐；动则合乎礼仪，神情无限。另外王粲等人在刻画神女时还突出了她特有的神的韵致：“惟天地之普化，何产气之淑真！陶阴阳之休液，育夭丽之神人。禀自然以绝俗，超希世而无群。”[13](页227) 集天地真纯美好之灵气，聚宇宙阴阳之精华，体自然造化之妙工，现绝世艳丽之姿色。“仪营魄于仿佛，托嘉梦以通精。望阳侯而瀇瀁，睹玄丽之轶灵。文绛虬之奕奕，鸣玉鸾之嘤嘤。纡玄灵之鬓髢兮，珥明月之双瑱。结金铄之婀娜兮，飞羽袿之翩翩。”[13](页107) 想神女托梦幸襄王之情景，精神仿佛缥缈之中，看到她超轶绝尘的精魄，骑绛虬，着羽衣，乘阳侯之波，缓缓而来，潇洒飘逸，婀娜多姿。王粲等人对神女形象的展现，可谓出神入化、声情并茂，现在看来还给人们以极大的艺术感染力，获得如真如幻、似醒似梦的情感愉悦与审美享受，何况这些赋作是留下来的残篇，何况现在又缺少了当时文人汇聚江滨、诗酒唱和的欢乐之景！可以想见，王粲等人在同题共作唱和过程中所得到的娱乐体验要远远超过现在我们看到的文本所展现的。因为在他们唱和过程中，唱和的形式、唱和的本身就是使人娱乐的对象，更不用说作品内容所给人带来的审美愉悦。继邺下文人集团内部文人襄阳欢聚唱和活动之后的江陵置酒高会和建安十四年冬曹丕在谯举行的歌舞夜宴，以及建安十五年冬曹操率诸子登台作赋之赛，都是邺下文人集团内部组织的群体性的娱乐活动。这些活动有些把诗赋唱和活动融入其中成为其娱乐活动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有的是专门为文学创作而组织的文学创作竞赛，故在这些活动中都相伴产生一些诗赋唱和之作和比赛之作，不过有些作品已经亡佚，如曹氏父子竞赛作的同题《登台赋》；有些是残篇，如徐干的《序征赋》、阮瑀的《纪征赋》、王粲的《初征赋》。保存较完整的只有曹丕的《述征赋》和《于谯作诗》。这些作品虽然具有为曹操歌功颂德的鲜明意向，但也展现了文学所蕴含的审美娱乐功能：一方面文人的活动就是为娱乐而开展的，这些作品只不过是文人在活动过程中或受当时娱乐情景的感发，或受命竞才而创作的，这就赋予了这些作品为娱乐而娱乐的含义。这种含义包含两种意义：一是创作形式上的，二是创作内容上的。另一方面创作主体的心理状态是处于欢乐之中的，也就是说创作主体不仅把创作本身作为自己参与当时娱乐活动的方式，而且是把文学作品当作娱乐审美的对象来创作的；同时也是把其所描写的内容以审美的、娱乐的眼光来审视，以审美的、娱乐的态度来对待，以审美的艺术手法来表现的。如徐干、王粲、阮瑀、曹丕等人的征行赋：“伐灵鼓之硼隐兮，建长旗之飘颻。跃甲卒之皓旰，驰万骑之浏浏。扬凯悌之丰惠兮，仰乾威之灵武。伊皇衢之遐通兮，维天纲之毕举。”[3](页42) 这种战鼓震天和旌旗飘扬，身着铠甲与骑着战马的将士齐举并发的神武场面，在邺下文人看来，不仅仅是曹操军事力量、政治力量的体现，它还蕴含有丰富的审美象征意义，成为文人们的审美对象和艺术表达对象。有的认为曹操的征伐，可以“镇江汉之遗民，静南畿之遐裔”[3](页42)，使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有的认为“赖皇华之茂功，清四海之疆宇”[13](页219) 之后，才能结束羁旅生涯，实现归乡之愿，王粲的“行中国之旧壤，实吾愿之所依”[13](页219) 就是代表；有的则对这种无休止的征伐感到疲惫，流露出内心的怅然与疑虑，“行兼时而易节，迄玄气之消微。道苍神之受谢，逼鹑鸟之将栖。虑前事之既终，亦何为乎久稽”[13](页307)。同一对象、同一次征伐，同一文人集团内部的文人之间的看法却不相同，有希望，有担心；有兴高采烈，有忧心忡忡。在表现手法上，有的以客观再现的写实为主，如曹丕；有的在客观描写的基础上加以想象，并穿插一些景物的渲染来更好地抒情达意，如王粲。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征伐事件在文人以文学进行表达的时候已成为审美娱乐的艺术对象。如果说徐干等人的上述征行作品所展示的文学的审美娱乐特征因为赋作的残缺表现得还不令人满意的话，那么曹丕、王粲作于建安十四年七月的同题作品《浮淮赋》，则可以使我们对邺下文人集团内部文人在娱乐活动中创作的赋的审美娱乐特征有进一步深入的了解。
曹丕、王粲的同题《浮淮赋》是建安十四年七月曹军自涡入淮时所作。曹丕赋有序云：“建安十四年，王师自谯东征，大兴水运，泛舟万艘，时余从行，始入淮口，行洎（案：当为“泊”之误）东山，睹师徒，观旌帆，赫哉盛矣！虽孝武、（案：不应加标点“、”，疑误）盛唐之狩，舳舻千里，始不过也。乃作斯赋云……”[3](页43) 曹丕所言之所以写此赋乃在于曹军“赫哉盛矣”，超过了汉武帝巡狩盛唐之时。这就已充分说明曹军船队沿淮水行驶的盛大声威在曹丕的眼里就成了美的、力量的象征，它使人自豪，催人奋进，促人勇往直前、毫无畏惧，它给人以无穷的力量，它使人永立于不败之地，它给人的感染与鼓舞是汉武巡狩盛唐所无法比拟的。《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五年冬，（武帝）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灊天柱山，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之歌》。”[8](页196) 武帝元封五年冬的盛唐巡狩，场面宏大， 随行船只前后相衔，千里不绝，甚为壮观，为此曾作《盛唐枞阳之歌》。曹丕既然以其父此次率军入淮与武帝南巡盛唐相提并论，那么他作《浮淮赋》亦当有与《盛唐枞阳之歌》相比之意。故我们说曹丕创作《浮淮赋》的动机、目的具有为艺术而创作的倾向，追求美的艺术表达和使所表现内容具有审美效应也成为其创作活动中所刻意贯彻的准则。王粲的《浮淮赋》是与曹丕的唱和之作，为艺术而创作也应是王粲作赋的动机所在。正因如此，曹丕、王粲在其作品中利用夸张、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铺陈渲染，如写战船之多，场面之壮，云：“浮飞舟之万艘兮，建干将之銛戈。扬云旗之缤纷兮，聆榜人之欢哗。”[3](页43) “建众樯以成林兮，譬无山之树艺。”[13](页212) 写士气之旺、船行之疾、临敌之勇，云：“乃撞金钟，爰伐雷鼓。白旄冲天，黄钺扈扈。武将奋发，骁骑赫怒。于是惊风泛，涌波骇，众帆张，群礚起。争先遂进，莫适相待。”[3](页43) 王赋亦曰：“于是迅风兴，涛波动，长濑潭渨，滂沛汹溶，钲鼓若雷，旌麾翳日。飞云天回，□□□□。苍鹰飘逸，递相竞轶。凌惊波以高鹜，驰骇浪而赴质。加舟徒之巧极，美榜人之闲疾。白日未移，前驱已届。群师按部，左右就队。轴轳千里，各卒亿计。运兹威以赫怒，清海隅之蒂芥。济元勋于一举，垂休绩于来裔。”[13](页212) 由上面的描写我们可以发现，作者把主要精力和笔墨放在了船只在如雷的战鼓声中，乘惊风洪浪，竞相疾进，冲向目标的具体描写上，与其说是对一场水军征战情况的刻画，倒不如说是对一场由数以千计船只参加的水上划船比赛的展示。尤其是在王赋中，作者以审美的态度和眼光来对曹军水上征行进行审美观照的主观情感非常明朗，所谓“加舟徒之巧极，美榜人之闲疾”，展现的完全是一种旁观者审美欣赏的姿态。文学的审美娱乐特征就是在这种文人的集体娱乐活动中被逐渐发现并付诸创作实践的。我们现在阅读曹丕、王粲的《浮淮赋》，还能深刻地体察到作品本身所焕发出来的美学力量，还能感觉到作者把文学创作视为一种美的创造的价值追求。
总体上讲，邺下文人集团阶段集团内部文人开展的饮宴娱乐活动对文人文学观念的推进表现为对文学的审美娱乐的本质特征日趋关注和展示上。建安文人在建安十三年到建安十四年七月创作的表现征行内容的唱和赋作就已彰显出了文人文学观念的这种发展趋向。建安十四年十二月曹丕于谯举行的宴饮众宾的歌舞晚会和建安十五年冬曹操率诸子登台使各为赋的竞才活动又把邺下文人的文学观念向纯文学观念的文学乃审美娱乐之体现方向深化了一步。在谯举行的宴饮歌舞晚会上按以往邺下文人集团内部活动的惯例应该有文学唱和这一项，也应该有唱和的作品，但现在看到的按其内容与题目大致可判断是此次宴会上作品的只有曹丕的《于谯作诗》。这首诗完全以表现当时宴会上的歌舞娱乐场面为内容，是建安文坛上文学内容出现新的气象的标志，开启了建安文学“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14](页66) 的风气。作者以宴饮歌舞享乐为表现主题，即以娱乐为文学内容，这本身就显示了文学观念的变化：以文学为娱乐的文学思想。作者在此诗中虽然是以叙事为主，但却极有层次：先写夜迎贵客，宴桌上佳肴陈列，美酒飘香，异常丰盛；次写新曲妙歌萦梁，慷慨激昂，宾主互相祝酒，热闹非凡；后写众宾翩翩起舞，共乐安康。诗作笔法细腻、有声有色、富于动感，集音乐美、色彩美、动态美于一体。正如陈祚明在其《采菽堂古诗选》卷五中评此诗时所云：“此所谓建安体，华腴之中，妙能矫健。‘罗缨’二句，便觉班坐林立，非一二人，生动有感。”作者如果不以审美的眼光、态度来看待宴会娱乐的热闹场面，或对文学的审美娱乐的表现特征没有体验和艺术的审美把握，那么这首诗就不会产生。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宴会歌舞的活动本身。正是这活动本身才使曹丕认识和体验到了娱乐活动所具有的美，才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才使他以诗这种文学形式来再现娱乐活动的美。这种创作过程又使他加深了对文学作为一种表达美的对象的载体本身也具有审美娱乐的特质的认识：文学创作既是参与娱乐的活动形式，又是表现娱乐的载体。这样，文学作为一种美文的文学观念逐渐借助于邺下文人集团内部的宴集娱乐活动不知不觉地在建安文人的思想中深化发展了。从曹丕的《述行赋》到《浮淮赋》再到《于谯作诗》，可以看出建安文人对文学审美娱乐特质认识深化发展的印痕：文学的政治性愈来愈淡，文学的审美娱乐性愈来愈突出。建安十五年冬曹操率诸子使各自为赋，尽管赋作已经佚失，现在无从得知它们的原貌，但由《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中记载可以推知：（1）这是曹操亲自组织的以创作竞才为目的的文学活动；（2）竞赛而创作的赋作的好坏，其评定标准应为所用时间的长短和作品质量的高低的综合考察；（3）结果曹植所作时间最短而写得又好，以“可观，太祖甚异之”获得第一；（4）建安文人真正把文学创作及评定作品好坏作为一种娱乐活动、一种竞才竞技活动来对待了；（5）文学创作的才能作为文人才能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地位与被重视的程度空前提高了。由上可以断定，曹操的率子登台作赋竞才活动已表明，曹操以当时实际上最高统治者的身份向文人宣布：文学具有其本身独立的审美价值和娱乐功能。从此建安文坛上的文人集团的活动、性质及反映出的文人的文学观念开始进入另一新的发展阶段：文学服务于政治教化的文学观念占据文坛主流的时代已经结束，文学观念真正多元并存、各领风骚的时代开始了。建安文学也相应由以表现时代的政治、历史及相关的人民疾苦等为主要内容转变为以表现个人情感为主要内容的个性化时期，文学史、思想史、美学史、哲学史所说的“文的自觉”才真正地体现于建安时期文人对文学价值的认识和追求中。一句话，学术界所说的建安时期是“文的自觉”的时期，曹丕的时代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是以曹操的率子登台作赋竞才为最早显著标记的，其真正的历史进程和具体展现是在此后的邺下文学集团阶段。